沈国威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接受新知识的需要，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口语文体的出现和大量新词的产生。来华传教士最敏感地体会到了汉语的这种变化，并将这些变化记录到自己的著作中。从A.H.Mateer和E.Morgan的著作中可以观察他们所捕捉到的汉语的新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留学生是新文体和新词语的积极引入者和使用者，报刊推动了新文体和新词语的普及；日语书的翻译以及日语词汇的借入是汉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新词缀大大增强了汉语的造词能力。

[关键词]传教士；汉语词汇；日语词汇；新词；变化

[中图分类号]H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1-0074-04

19、20世纪之交是中国社会由前近代向近代过渡的时期。时代的转型基于一整套新知识的获取，而新知识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话语表述。就汉语而言，这一短暂期间内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民族共同语完成了由南京官话向北京官话的转变；建立了口语文体；获得了一套表述新知识的抽象词汇和科技术语。西方传教士们敏感地感受到了汉语的这种新变化，他们来华有年，为了获取信众需要掌握口语，为了了解中国的文化而学习古代汉语，更重要的是，为了向广大信众传播福音他们要用能为大多数人所能理解的文体翻译包括圣经在内的世俗的或宗教的西方书籍，撰写传教宣传品。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参与了新汉语的创建。甲午以后汉语加快了变化的速度，这是因为日本成了迅速获得新知识的渠道。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出现了译日本书、学习日语、留学日本的热潮。古老的汉语在向民族国家的语言，即“国语”的进化过程中，日语开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西方传教士们凭借外国人的敏锐感觉，把汉语的种种变化记录到自己的著作中。本文通过传教士A.H.Mateer的New Terms forNew Ideas(1913年)和E.Morgan的Chinese NewTerms and Expressions(1913年)这两本书对这一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A.H.Mateer的New Terms for New Ideas

本书的全称为：New Terms for New Ideas：A Study of the Chinese Newspaper，1913年由Metho- dist Published House编辑，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印刷出版，全书148页。单数页上方印有 New Terms，偶数页上方印有“新名词”(本文以下简称为《新名词》)。编者A.H.Mateer为著名传教士狄考文的未亡人。更准确地说本书是一本包含了大量新词的汉语教科书。全书分为44课，课文取自中国各地出版的报纸。前22课为英汉对照，后22课由于文章篇幅增大，仅收录汉语课文，英文翻译改为注释。所有的课文之前都有一个讨论该话题的相关新词表，表中的新词集中附录于卷末的索引中，约有3000条。编者在前言中对《新名词》的编纂目的等作了如下的说明：

本书的目的是帮助外国人学习阅读中国的报刊。本书中的大部分词语可以严格地称之为新词。这些还没有被政府正式认定的新词，最终很大一部分可能会被其他词语所取代。因此本书只是一个简单的记录，记录了1900-1913年之间存在的新词；而在政治社会一章中，所记录的只是1912-1913年的新词。

本书的编写开始于辛亥革命。1912年4月编出了一个暂定的新词表，名称为New Term mostly culled from Chinese Mandarin Newspapers。编者把这个词表分别寄给了在各地工作的传教士们，以便听取他们的意见。编写工作受到了各地传教士的热情支持，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许多对汉语造诣颇深的人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谈到汉语的新变化时，编者说：

汉语这一地球上最古老的语言需要新词语来表达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冲破了旧的樊笼，突然出现在日常话语的各个方面。西方的科学家们有时使用音译的方式引进新概念，但是，“电话”可能比“德律风”更有生命力。有人创造新汉字来表达新概念，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发音不易确定。本书只采用了1个，即microbe的译词：秒+生。新造字的方法很难普及，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新词有更明显的东方特色。

关于进入汉语的新词的来源以及普及的问题，编者说：

也许有人会问，新词何时从哪里出现，又是怎样进入到汉语中的?调查的结果表明，那些在外国学习后回国的学生是引入新词的主角。他们发现自己需要新词表达新的灵感。当他们成为教师和作者以后，又把新词推向社会。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梁启超。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亡命日本。梁利用这个机会在日本完成了他的学习。他在大学里不但吸收了外国教授讲授的新思想，还接受了表达新思想的新词语。梁启超的著作在中国被广泛阅读，这些讨论中国问题的书里充满了新的词语。这一事实说明了新词和新概念之间有着紧密关系。其他的书籍也引入了大批的日语词。其中一本是《新尔雅》，这本书在语词定义方面，对本书极有帮助。

在新词大量增加的同时，编者还对文体的变化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在卷首，编者单列一章In- troduetory Chapter on Wenli，专门对汉语的语体变化作了讨论。

全书的课文包括3种语体：(1)最简单易懂的口语，即官话；(2)浅文理(浅显的文言)；(3)深文理。编者指出古老的汉语极难懂，但值得幸运的是被称之为浅文理的新文体正在形成。这种文体从最简单明了、通行全国的口语中获取营养，当时尽管浅文理还处于发展之中，但是已经成为报刊的主要语体，是汉语发展的一个终极目标。以前仅用于口语的一些词语开始进入浅文理，例如表示所属格的“的”等。编者认为汉语语体的这种变化开始于基督教传教的文章，而现在报刊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文理”和“官话”的不同之处，编者指出有以下9点：(1)文理的词汇远远多于官话；(2)文理极其简洁；(3)文理的词有兼类的现象；(4)文理的词很多是多义词；(5)某些文理词语的意义、发音都不同于官话；(6)文理具有较特殊的词序；(7)某些最基本的语词在文理和官话里的表达形式不同；(8)语气词不同；(9)语法词不同。

编者的意见或许并不新奇，但是第1条值得我们重视。编者在这里所指的其实是以抽象意义为特征的新词大量产生的问题。为数众多的西方新概念——在此编者形象地比喻为black beast——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每当这时，“主人”就应该根据其名称、习性等加以命名。词汇就是这样增加的。

编者还对汉语中新词缀的发生和现状给予了

极大的注意，在第1课、第2课里集中讨论了新词缀的问题。编者共列出了“家、派、界、世代、时代、思想、主义、精神、术”等新词缀，以及由这些新词缀构成的复合词。编者指出：如同英语的词缀那样，在一个或一群词之后，添加1个或2个汉字，赋予某些限定、修饰性的意义。这种形式的新词生成对于汉语来说虽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方法，然而现在这些新词缀无论是自己本身的数量还是复合词的数量都有了很大的增加。但是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化”、“性”这两个现代汉语最为活跃的新词缀没有出现在本书中。

本书有1915年、1917年、1922年、1924年、1933年等版本(1933年的版本由Kwang Hsueh Published House出版)，可见影响之大。

二、E.Morgan的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这是一本袖珍版的辞典，全称为：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In- troduction and Notes，1913年由Kelly＆Walsh， Limited shanghai出版，收词约6000条。E.Mor- gan(1860－1941)中文名为莫安仁，关于他的情况现在所知有限。他是英国浸礼会教士，1884年来华，在西安传教，一度调往山西任职，1918年－1930年任上海广学会编辑，编有几本学习汉语的书。

该辞典于1932年以 Chinese New Terms Revised and Enlarged的书名再版，并增加了内容。

本辞典前有长篇序言，内容大致如下：

本书的词语是最近几年从报纸、杂志、书籍中收集的。决定哪些词是新词，哪些词是旧词并不总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词处于新旧之间。但是本书所收集的词语除了少数例外都可以说是新词。大部分词毫无疑问是最近新造的，有一些甚至是1913年创造的。对于这些词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它们会保留下来吗?时间会决定一切。那些明显地上个世纪末出现的语词中，很多新的词语是通过日本传入汉语的。我们会发现这些词语中有很多旧的或不使用的词语得到了更新，这些词在中国的变革中得到了新生。还能发现许多旧词表达了新的意思，如Hunger- strike，Plural Voting。……一些旧词构成了新的复合词，例如“诚心爱国”。很多话语，如“不同意”似乎是旧的，但实际上是新的。

……

外国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语言受到外国，或外国人的影响。战争、贸易、宗教、哲学、艺术等方面都是造成影响的因素。中国的文学受到佛教的巨大影响，产生了新词语，这些新词语表达了新的概念。

与外国的新的接触都会带来产生新词语的机会。每一项新发明也都会给语言带来新的话语。我们有很多熟悉的例子：ton(吨)、 telephone(电话)、telegraph(电报)、railway(铁路)、organic(有机物)、inorganic(无机物)等。中国现在从英语和日语得到恩惠比其他任何语言都大。日语为汉语准备了大量的新词，日本人热心地发掘了大量的已经不使用的旧词，给这些词加上了新的意义，使这些词重见天日。由于地理上和文化上的原因，日语的因素在新的术语方面占据了主要地位。尽管他们付出的劳动是大量的、令人敬佩的，但是他们的词语能否在汉语中延续下来还是一个疑问。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日语的侵入显得无动于衷。有迹象表明中国人已经开始自己着手解决术语问题了。一旦他们认真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外部因素继续发挥作用的余地了。因为他们有更好的语感，能造出更适当的新词表达新的概念。他们有希望比其他外部的人更好地成为新词创造者。

日本人改造的、或创造的新词能否在汉语中站住脚并保留下来?对此作出判断还为时过早。尽管如此，他们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创造了科学、哲学、法律等方面的新术语。当中国人开始造词以后，日本词可能会被取而代之。汉语还会为这些词加上其他的意义。

词义变化词语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微小的变化最终产生了新的意义和用法。我们有很多机会观察到词语的这种变化、发展。英语的literary就是一个例子，这个词最开始是alphabet的意思。

同样，我们在汉语中也可以找到大量的例子。例如经济、陈列、精神、中央、方面、标本、上流、下流、印花、模型等，不胜枚举。这些词在外国的思维、概念的影响下发生了意义的变化。

造词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创造新词的简便的方法。英语就有很多适当的方法。例如从其他语言借入词语，通过词缀的方法表达新的思想和概念。利用这种方法任何不同意义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表达方式。例如 Whewell精心创造了包括scientist在内的很多新词；Macaulay创造了新词constituency(选民)。在汉语中也可以找到许多造词的方法。

……

造词者作为一个规则，新闻工作者是现代汉语新词最重要的造词者，其中梁启超是最杰出的人物。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有功绩。林乐知是ultimatum(哀的美敦书)的创造者；ton(吨)是19世纪早期创造的词，功劳应该归于广东的外贸商人们。

莫安仁辞典最大的特点是第2部分：Classi- fied Terms。在这里莫安仁对所谓的“terminal words”进行了讨论。莫安仁的terminal words可以理解为新的词缀。他共列举了以下10组50字。编者首先对这些词缀从词源的角度解释意义、用法，然后列举包含这些词缀的复合词，并附加了英语原文。

(1)“教、法、制、道、理、义、务、业、学、论、说、话”：这些字表达了某些基本的概念：法制、学术、义务、原则。

(2)“部、院、所、局”：表达机关、组织等部门的概念。

(3)“种、类、科、界”：表达类别等的概念。

(4)“族、派、会、党、家”：表达社团等的概念。

(5)“工、税”：国家的生产、服务及义务等。

(6)“权、力”：常用概念，权、力。力多用于自然方面，权则是人工的。法律为“权”；自然的、法律以外的为“力”。

(7)“官、律、刑、审、令、书、告、诉”：这些字常见于媒体，是法律文件等常用的成分。

(8)“体、线、点”：这些字经常用来指称形状、度量、界线等。

(9)“金、产、物、质”：表示物质、金属等的类。

(10)“限、态、状、度、意、知”：这些字一般被用于表示某些条件，或现象的各个方面。

莫安仁的辞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语资源。他承认从日本百科全书Japonica Encyclopaedia借用了一些词，还有一些词取自《政法名词表》。辞典中一部分词的溯源也涉及了日语，如：点(212页)

The new meaning，most likely，introduced from Japan，is used to mark any important，or，essential， or focal object.

从再版的次数及间隔来看，狄考文夫人、莫安仁的两本书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翟理斯的《英汉辞典》(1916年)也将这两本书列为主要参考资料。20世纪初的汉语哪些变化引起了传教士们的注意?要而言之，集中体现在：(1)新的浅显的书面语的出现，对此，报刊取代了传教文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新词的大量增加，这里包括了新词缀等能产形式的确立。可以说，汉语最明显的变化表现在新语词上，中国人的翻译热情是新词产生的主要原因，而日语则是世纪之交翻译的主要对象语言。所以汉语的一切重要的变化都与日语日益增强的影响紧密相关。同时从相关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新词的获得是不平衡的。如语言学词汇几乎没有受到日语的影响。Mateer书中所收录的术语反映的这种“滞后”情况值得我们加以详细的考察。

责任编辑芮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