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的这四首诗，写于不同的年代，体现了其诗歌艺术追求，也是其诗学观的注脚。主要体现在这样三点：

其一，其诗具有一种少有的历史真实感。《1965年》以回忆方式叙写了一个只有九岁的小孩子眼里“文革”开始之前的现实中国情境，读来令人感慨不已。那一年的冬天下了“第一场雪”，小孩们绕过一个个雪堆去看电影，一路上“行人朦胧的影子闪过”，似乎有一种怪异的气息在弥漫。诗中提到的三部电影，我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也看过，并且从中认识了“仇恨和火”。大混乱开始前夜的特定时代气候，就这样被独到而真实地再现出来了。有好些诗句是颇有深意的：“一种比茉莉花更为冷冽的香气/（没有人知道那是死亡的气息）”、“我们的冰滑犁沿着陡坡危险地滑着/滑着。突然，我们的童年一下子终止”，这些诗句让我们想起那恐怖的年代。诗人在《我们所说和所做的》中，以自己的真实感觉，表达了人生存在的虚无与对于人类历史的悲剧性理解：在“下雪”的时候，现实中的自我不自由，所见到的都是种种奇怪的现象：“但现在所有的门关闭”、“我们听到雪/在六月的天空发出搅拌机的声音”、“一只熊从街道深处走出//羞涩得像一位新娘”等，这些意象从表面上看来不好理解，其实是对种种现实境况的观察与观照，并且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烛照。为什么在诗人眼里总是出现不正常的事物呢？“在上个月，最后的/一位邻居也已离去”，诗在结尾的时候这样写到自己的故乡，展示了一种悲剧性的处境，意味着一切都将过去，“或者那就是虚无”。曙光诗是这样的真实可信，完全是从自我的生活中来的原滋原味的东西，没有一点虚饰的成分，更没有一点矫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对我个人来说，诗歌所表现的无非是我们的真实状态，也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尽管不是唯一的方式”。他正是以自己的诗表达真实的自我、真实的时代，因而他灵魂得到了救赎。

其二，诗中所存在的一切都是一种情感的形态。正如诗人所说：“真实首先是内心的真实，一个诗人必然真诚的面对世界，面对自身，然后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达到这种真实。”诗人对自己在九岁时候的所见所感，让《1965年》保存了一种历史的真实感，不仅是一种时代的面影，同时也是心灵的实有。诗人在最后说：“我是否真的这样想/现在已经无法记起”，这只是一种拉开距离的说法；诗中所抒写的，当然是对童年生活的一种回忆，体现了华兹华斯诗学的本质观念。在《苹果树》里，诗人表现了感性与理性、自然的“欲望”与固有的“智慧”之间的冲突，“在维纳斯的微笑中，一千张帆张开/驶向特洛伊：而海伦正漫步在城下/像苹果花一样美丽”，一种潜意识或者无意识形态的东西在诗中自然呈现，情感的温度与心灵的鲜活度清晰可见。正是因此，其诗总是以一种回忆或梦想的方式进行抒写，有的本身就是对梦境的一种记述。在《梦》中，诗人写与姥姥的对话，而姥姥却早已离开人世到了另一世界：“如果有上帝，愿他指引我/通过梦和词语，穿过一个个/房间中，找到真实的你，而这个/梦，但愿只是一个梦，一个/超出了我意愿和想象的梦”。诗中所呈现的都是诗人内心的真实，诗中的一切都是通过情感与心灵进行表达，因此显得真切而深厚。情感的私有性与思想的独立性是曙光诗的最大特点，也是其诗引起关注的主要内容。诗绝对不外在事件的叙述，也不是对外在风景的描写，诗人认识得很是清楚。

其三，在艺术上有自己独立的追求。诗人曾经说过：“诗歌作为艺术，有着自身的独立性，有自身规律和规则。诗人所做的，也只是尊重并完善这些规则，使它自身变得更为完美。”在这组诗中，其艺术匠心体现在具有各种各样的艺术体式与表达技艺上。也许它们并不是写于同一历史时期，所以相互之间在艺术体式与艺术技巧上的差距比较大。《1965年》是自由体，无拘无束，叙事如行云流水，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苹果树》是小诗体，总共只有十行，着重呈现“苹果树”与“苹果花”意象，艺术想象新奇有味；《我们所说的与所做的》每节四行，相对整齐，却并不押韵，每节的最后一行与下一节的第一行是一个句子，形成一种诗意的连续、一个有机的整体；《梦》是一首散文诗体，只是分行排列而已，诗中只是梦中的对话，不讲任何格与律。张曙光的诗没有固定的形体，是自我内心与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从而形成多种多样的诗体形式。

当然，曙光诗歌具有一种闪光的品质、一种生命的光泽、相应的也有对艺术的追求。其诗的不足在于对于诗歌艺术自己的特点少有研究，也没有能够自己的鲜明的特点与统一的风格。

邹建军，著名批评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