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宇

【摘要】本文选取了王佐良、水天同和何新对培根名篇《论读书》(Of Studies)的不同译文，在描述原文总体风貌的基础上，从文体、语义、美学、语体等方面分析比较了这三种译文，并通过对比展现了王佐良先生忠实传递原文内容和文体风格的精湛技艺和严谨态度，同时也通过评析王氏译文分析了他本人的翻译思想。

【关键词】王佐良翻译思想原文译文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70(2009)7-0008-02

翻译的第一要旨是“信”。“信”不仅是指在内容上，而且在语体风格上要忠实于原文。要做到这一点，译者必须反复阅读原文以掌握其总体风貌，包括题材、文体特征、交际功能、风格神韵等。然后，译者必须运用各种技巧使译文在最大程度上与原文的总体风貌相吻合。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有不少家喻户晓的译作，《论读书》(Of Studies)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佳作。它体现了王佐良深厚的翻译功底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也充分体现了他本人一贯倡导的翻译思想。本文试图通过对比王佐良与水天同和何新的三种不同译文，分析王氏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特色。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1是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是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作家。就其文学成就而言，培根以《论说文集》(Essays)名垂青史。他的文章以文笔精练，见解精辟，寓意深刻，警句叠出而闻名。全书的压卷之作《论读书》(0f Studies)写于17世纪早期，其语言属于早期现代英语，其措辞和语法与现代英语有所不同，当代人读起来稍有古老之感。例如：marshalling，sloth，nay等文言词的使用；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加th；had与情态动词need连用等。这些词汇和句法特征都赋予原文一种古雅的色彩。同时还应注意。17世纪的英语与当代英语的不同还在于词义的变化。比如shrewd一词，现在的词义是机灵、世故，而在当时则意为狡猾、阴险。这些都是值得译者高度关注的。原文布局严谨，文笔简练，达到了不可增减一字的高度境界，最能代表培根随笔的艺术风格。

从题材来看，原文属于教育类的论述型文章，宜于使用正式庄重的语言。因此，培根在遣词造句上下了很大功夫。在词汇方面，作者使用了文雅的大词和大量的抽象名词：而意义相似或相关的词用and连接，如privateness and retiring，contradict andconfute，weigh and consider等。在句法方面，原文采用了大量的排比句，以突出重点增强气势和美感，还多处使用虚拟语气和被动语态，以增强文章论述的客观性和说服力。从交际功能的角度来看，原文主要是劝说功能，因此，为了能吸引读者，虽是正式的书面语体，但句子结构并不复杂，大多数句子为简单旬或并列复合句，使得文章句式简洁，节奏鲜明，通畅易懂。

Of Studies有多个中文译本，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王佐良先生的译文，其本身就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不仅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神韵，更集中体现了王氏的翻译思想。为了能客观的说明问题，本文特选取了水天同和何新的译文与王氏进行对比分析。

从总体来看，水天同的译文(以下简称水译)语体上与原文相近，但语言不够简练，且缺乏原文应有的气势。何新的译文(以下简称何译)采用标准的现代汉语，这种语体的不同使读者难以感受到培根的典雅和古朴。王佐良的译文(以下简称王译)简洁流畅，文采斐然，并且采用了浅近的文言文，与原文有异曲同工之妙。下面从多处比较一下三种译文。

首先是语义的表达要准确，否则不可能实现好的翻译。三篇译文对贯穿全文的study一词做出了不同的翻译。表明三位译者的不同理解。水译为“学问”或“读书为学”，何译为“求知”，王译为“读书”。看上去意思差不多，其实不然。原文谈论的正是读书的方法和用途。因此译成“读书”是十分恰当的。这正是王译从全文着眼，不拘泥于词典意义，恰到好处的特点。在《词义·文体·翻译》这篇文章中，王佐良认为，“词义不是简单地一查词典就得，而是要看他用在什么样的上下文里。词义与用词者的意图不可分…一一词一句的意义有时要通过整段整篇——亦即通过这个词或这句话在不同情境下的多次再现——才能确定。”(王佐良著，《王佐良文集》，p.96)同样的例子见于“So every defect ofthe mind may have a special receipt”，水译为“如此看来，精神上各种的缺陷都可以有一种专门的补救之方了”；何译为“这种种头脑上的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治疗”：王译为“如此头脑中凡有缺陷，皆有特药可医”。原文every defect of the mind显然是泛指各种头脑缺陷的，但何译“这种种头脑上的缺陷”是指前文所提及的“思维不集中”、“缺乏分析判断力”和“不善于推理”，从而缩小了原文的词义范围。王译则较好地表达了原意。再如crafty man一词，根据上下文语境，它的意思既不是水译的“多诈的人”，也不是何译的“狡诈者”，而是man of craft,只有王译“有一技之长者”与原文保持一致。

其次，再来看看句子的翻译，以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原文第一句为例“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水译为“读书为学底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在娱乐上学问底主要的用处是幽居养静：在装饰上学问底用处是辞令；在长才上学问底用处是对于事物的判断和处理。”何译为“求知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潢，也可以增长才干。当你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当你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潢。当你处事行事时，正确运用知识意味着力量。”王译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博采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事判世之际。”原文第二句中的their chief use在后两个分句中省略，是为了语言的简练，但在水译中，这一短语却被补充出来，变成三个并列的汉语结构“在……上学问底主要的用处是”，不仅显得冗长罗嗦，更是与原文作者的意图差之千里。三者相比，不难看出，王译着实高出一筹，其本身就是一段绝妙典雅的散文。用“怡情”译“delight”，用“博采”译“ornament”,用“长才”译“ability”，这都不是简单的直译，而是深刻领会原作后加以变通，在汉语中找出最恰当的字眼。而水译的“娱乐”和“装饰”，何

译的“消遣”和“装潢”都太过直译，并不符合原作之意。在句式安排上，王译用三个排比句“其……也，最见于……”与原文相呼应，恰如其分地再现了原作的论辩气势。这正是王佐良翻译思想的最好实践。在《词义·文体·翻译》里，王佐良就谈到“一个出色的译者总是能全局在胸而又紧扣局部，既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便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的。……译者的任务在于再现原作的风貌和精神。”他反复强调，译文要忠实的，是原作的“灵魂”，是“整个概念”“整片情感”“通篇的神似，”最终的目的“应使整篇译文在总的效果上与原作一致”。而水译和何译则拘泥于原文的表面语言形式，略显拖沓。

第三，翻译界历来有直译与意译之争和信顺之争。究竟是直译好还是意译好，什么时候该直译什么时候该意译，宁信勿顺还是宁顺勿信?王佐良认为，在翻译作品时，该直译的则直译，该意译的则意译，任何成功的翻译都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不管直译还是意译，都不能破坏原作的意思，也就是说，忠实于原文是采用不同翻译方法和技巧的大前提。以这篇培根的名作为例，王译和水译不管是直译或意译，都基本紧扣原文，忠实地表现了原文的意思，特别是王译。当然，意译不是乱译，不是想当然地译，而是为了更好地再现原文。反观何译，其意译之处有时与原文意思背离，有时不符合原文风格，甚至有时抛开原文自由发挥。如“and studies themselves dogive forth direction too much atlarge，except they be bounded in by experience.”何译为“学习尝试则可检验修正知识本身的真伪”，完全是译者离开原文进行的再创作。而水译为“而学问底本身，若不受经验底限制，则其所指示的未免过于笼统”，是完全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王译也相当到位，“而书中所示，如不以经验范之，则有大而无当”，实属最佳。可见，何译自由有余，忠实不足。想当然的意译实为乱译。翻译要尽可能地忠于原文，译者的自由度是有限的，不能超越这一限度。正如王佐良所说，“翻译也是一种创作活动，但译者的创造性不同于作者的创造性。这种创作思想应该是指受原作制约的再创作。”

第四。王佐良忠于原文的严谨翻译态度集中体现了他一生追求的“为读者着想”的翻译思想。不难看出，他在翻译过程中的种种努力正是着眼于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反应，因为“吸引读者——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忽视的大事”。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佐良指出，严复之所以选择用桐城派的古文笔法翻译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大书，不只是从语言或风格着眼，他的翻译是有目的的，即要打动他心目中特定的读者——士大夫阶层。《论读书》的翻译也正体现了王氏重视读者感受的思想。先以原文第二段首句为例，“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And there-fore, if a man write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a great memory;if he confer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a present wit; and if he read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much cunning, to seem to knowthat he doth not，”这里再次论述了读书的重要性。水译为“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与笔记使人精确。因此，如果一个人写得很少，那末他就必须有很好的记性；如果他很少与人会谈，那末他就必须有很敏捷的机智；并且假使他读书读得很少的话，那末他就必须要有很大的狡黠之才，才可以强不知以为知。”这段译文完整忠实地再现了原文，但由于太拘泥于表达形式的相同。显得太过冗长，感染力不足。再看何译“读书使人的头脑充实，讨论使人明辨是非，作笔记则能使知识精确。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愿做笔记，他的记忆力就必须强而可靠。如果一个人只愿孤独探索，他的头脑就必须格外锐利。如果有人不读书又想冒充博学多识，他就必定很狡黠，才能掩饰他的无知。”把confer little译成“只愿孤独探索”曲解了原文的意思，把cunning译成“头脑格外锐利”也不符合汉语的习惯表达。三者之中，王译最为精辟：“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因此不常作笔记者须记忆特强，不常讨论者须天生聪颖，不常读书者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仅仅只用59个字就忠实准确地再现了原文的内涵，非一般人所能做到。连用三个短小精悍的排比句式“不常……者须……”，气势十足，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王佐良的译文不仅在语义、文体、语体、美感等方面与原文相同或接近，而且在其它方面也与原文一致，体现了他本人提倡的“通篇的神似”，不愧是名作的名译。水天同的译文次之，何新的译文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综上，王氏译文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王译能够超越原文表层语言结构的束缚，深入探究原文的思维逻辑和原作者的真实意图，在准确理解原文意思的基础上，运用各种技巧对译文进行调整和补充，使译文既忠于原文精神，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读者的阅读习惯。

第二，王氏能准确把握原文的用词倾向和文体风格，在译文中使用了大量的文言词和文言结构。并用精练传神的译语语言再现了原文的文采。这篇培根的随笔，风格平易流畅，笔法灵活，语言警辟。王氏用浅近文言文来翻译有三大好处：首先，文言词汇色彩庄重、正式，既能反映原文的题材特点，又能反映原文的文体特征；其次，文言文具有古雅的特点，可以再现原文古色古香的风貌；再次，文言文句式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很能体现原文简洁洗练的风格。同时，王氏将词语的选择和句式的表达巧妙的融为一体，使用了大量的并列排比句，节奏鲜明，气势非凡。

第三，王译充分体现了王氏本人的翻译思想和精辟见解。也体现了他对前人翻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对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就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他认为，所谓“信”是指为这样的读者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他们所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他们。这篇《论读书》的译文就是王氏所理解的“信达雅”的最佳体现。

综上所述，王佐良先生的译文措辞得体，简练精确。全文文体风格保持一致，语体色彩也十分协调，不仅忠实地传递了原文的信息，而且恰当地再现了原文的主旨内涵和美学特色。他的译文与原文在风格和内容上实现了高度的契合，堪称形神兼备的佳译，可谓真正做到了他一贯提倡和追求的翻译最高目标，即“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