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宏

二里头，本是一个地处中原腹地洛阳平原的普通村庄的名字。和中同千千万万个村落名一样，它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但就在它的身后，在绿油油的麦田下，却隐藏着3000多年前华夏民族的一段辉煌的历史。直到50年前它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才从此跻身于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殿堂。

二里头遗址位于现河南省偃师市境内，其地处黄河中游洛阳盆地东部，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古伊洛河从它的南面流过。盆地水足土厚，物产丰富，四通八达，有险可依，自古被认为是“天下之中”，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在中国历史上共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其中最早的王朝都邑就是二里头遗址，它因而以“华夏第一都”闻名于世。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属于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著名的二里头文化即由此而得名。都邑的兴盛时代约为距今3800年～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

一、由多元走向一体

东亚最早的“核心文化”

在东亚大陆，从大体平等的史前社会到阶层分化、国家形成的文明社会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众多小的政治实体并存竞争的时代，有人称为“邦国时代”，也有人称为“古国时代”“万邦”时期等等，它与王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王朝)和后来的帝国时代(秦汉以至明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的三个大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王国即早期王朝的诞生。

从考古发现看，属于“邦国时代”的龙山时代，筑城自守的小型城址林立。但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随着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超大型都邑和兴盛的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各地的域址相继废毁，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华夏文明由“多元的邦国”时期进入了“一体的王朝”时期。二里头文化的社会与文化发达程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势辐射态势，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形成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

二里头的“中国之最”

二里头遗址是在探索“夏墟”和夏文化的过程中被发现的。自1959年发现以来的50年间，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持续不断，在30多年中进行了60余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与此同时，有关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的争论持续不断。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二里头曾一度被大多数学者认为属于商代早期都城，目前的学术界又形成了所谓“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共识。但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其身份的当时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未解之谜。

然而，这丝毫也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重要地位的评价。我们可以用若干“之最”来概括其在中华文明形成史上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这里发现了——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

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

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

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

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

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

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

这里是——

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

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筑、玉质礼器、各类龙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发现，以及骨卜的习俗、鼎鬲文化的合流等等，都是“中国”元素的大汇聚。

与早于它的众多的史前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其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北达燕山以北，南至由东南沿海到成都平原的整个长江流域，东及豫鲁交界，西到甘青高原一带。

作为世界数大原生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中国，只是到了二里头时代，才拥有了可以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提并论的文明实体。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因此可以说，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在中华文明形成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王都规划的先端

近年的勘察结果表明，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其东、南、西三面大体接近于原始边缘，仅北部遭到洛河河床的切割破坏。据现有资料分析，其北缘最大可能位于现洛河河床内，估计原聚落面积应在400万平方米左右。

1982年夏，伊洛河流域大水，整个“夹河”地区全部被淹，唯有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北许四村间这片高地在水面之上。这片高地，正是考古工作者探明的二里头都邑所在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里头遗址微地貌的优越性，颇合于“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管子》)的择都规制。

聚落演变大势扫描

最早出现于二里头的，是仰韶文化晚期和随后的龙山文化早期的几个小聚落，它们仅沿古伊洛河北岸零星分布。在龙山文化聚落废毁后数百年，才有新的人群即二里头文化的主人(也可以把他们称为二里头人)，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来此安营扎寨。在考古学家称为二里头一期的初期阶段，聚落面积就超过了100万平方米，似乎已发展成伊洛地区乃至更大区域的中心。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只能解释为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

从第二期开始，聚落的面积已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宫殿区(约12万平方米)出现纵横交错的大路，兴建起了大型宫室建筑。宫殿区以南有围垣手工业作坊区，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可能都已开始生产贵族用奢侈品。这表明二里头都邑从二期开始进入全盛期，其城市规划大的格局已基本完成。

至考古学家称之为第三、四期的二里头文化晚期，这处都邑持续兴盛，由宫殿区、铸铜作坊及围垣作坊区等构成的总体城市布局一仍其旧。同时，也有若干新的变化。首先，自第三期起，沿四条大路内侧修筑起了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其次，宫城内新建起了两组带有明确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殿建筑群。这一市局昭示了更为严整的宫室制度的形成。此外，铸铜作坊开始生产作为礼器的青铜容器。第四期时还在兴建新的大型建筑物，墓葬中的铜礼器在数量、种类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以往。

这一庞大的中心城市最终在二里冈文化晚期沦为一般聚落，遗存仅见小型房址、灰坑、墓葬等，它们叠压或打破了二里头文化的宫殿基址。此后，聚落彻底废毁。

据花粉分析的结果，作为都邑的二里头遗址的环境经历了由森林与湿地较多向干燥的草原变化的过程。这应当与伴随王都建

设、人口激增而带来的人为的环境破坏有一定的关联。

至东汉时期，这里是京郊的墓地(当时的都城在二里头遗址以西的汉魏洛阳城)与居住区。这一时期的文化堆积、墓葬和其他遗迹给二里头时期的遗存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此后，这里成了周围几个村庄的耕地。

人口高度集中的超大型都邑

从聚落形态的演变过程看，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在史前时期一直属人口密集分布区，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最大遗址的面积仅60余万平方米，这与二里头遗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古代人口问题极为复杂，每人所持推算标准也不尽相同，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值得注意的是，已有数位学者以不同的方法对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繁盛时期的人口进行了估算，他们之间的结论并无太大的差异，都认为二里头都邑当时的人口至少应在20000人以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学者的研究成果，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与二里头同时期的普通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1000人。人口如此高度集中于都邑及近畿地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社会的成熟度。

都邑的复杂化与功能分区

整个遗址可以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中心区位于中部至东南部的微高地上；一般居住活动区则位于地势偏低的遗址西部和北部区域。

中心区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

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其外围有垂直相交的大道，晚期筑有宫城。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仅见于这一区域。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其中宫城东北和宫城以北，是贵族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区域。这一带还曾发现与制作骨器的作坊有关的遗存。

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有围墙圈护的作坊区应是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

祭祀活动区位于宫殿区以北和西北一带。这里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墓葬和其他遗迹。就目前已经掌握的情况看，其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

宫殿区居中，祭祀区在其北，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在其南，三个最重要的功能区南北一线排开，显现出了宏大的规模和庄重的气势。

一般居住活动区常见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以及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

中心区的路网系统

近年来，我们通过勘探发掘，在位于中心区的宫殿区外围，找到了纵横交错的二里头都邑的主干道网。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宽阔整洁。其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围墙的方向基本一致，东西向者约东偏北6度，南北向者约南偏东6度。这种方向定位在二里头遗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发掘的同仁们将其概括为“二里头方向”。四条大路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保存最好的宫殿区东侧大路已知长度近700米。大路一般宽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参加工作的同仁戏称其已达到现代公路四车道的标准。

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它的布局与方位概念显现了二里头都邑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显著特征。

前所未有的城市规划

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分布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其外围有主干道网连接交通，同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宫殿区的近旁，祭祀区、贵族聚居区都拱卫在其周围。上述种种，无处不显示出王都所特有的气派。由上述发现可知，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

已有的研究表明，作为权力中心的中国早期都城属于政治性城市，可以没有城墙(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城墙，城墙的有无应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战争的规模与性质乃至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但绝不能没有规划性。规划性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二里头遗址在华夏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承前启后，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营建规制，是发端于二里头遗址的。

三、王朝礼制的形成

中国最的“紫禁城”

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对二里头都邑的进一步探索中，确认了二里头遗址宫城城墙的存在。至此，一座总面积近11万平方米的宫城重见天日，这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都城中最早的宫城遗存。

二里头宫城平面呈纵长方形。东、西墙的复原长度在360米左右，南、北墙的复原长度为290余米。墙宽在2米左右。宫城围墙系用夯土版筑(夹板中填入泥土夯实的建筑方法，颇具中国特色，现在北方农村仍在使用)而成。宫城东北角保存完好，东、北城墙呈直角相交。宫城东墙上已发现门道2处。跨建于宫城南墙上的7号建筑可能是宫城正门的门塾遗迹。

这座始建于距今约3 700年以前的宫城形制方正规整，它和它所圈围起的大型宫殿建筑，构成整个都邑的核心。虽然其面积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紫禁城的面积为72万余平方米)，但它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中轴线规划的宫室建筑群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探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内存在着数十座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其中，在晚期宫城内已确认了两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它们分别以1号、2号大型宫殿基址为核心纵向分布，都有明确的中轴线。这里，我们不妨把它们称为西路建筑群和东路建筑群。这两组南北有序排列的宫殿建筑群的绵延长度都近200米。

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吕氏春秋·慎势篇》中有古代国家“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挥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说法。看来，这一理念，伴随着最早的“中国”王朝的崛起，在二里头时代已经出现。

中庭可容万人的朝堂建筑

在已发掘的10座大中型建筑中，1号宫殿基址是面积最大的一座。

这是一府建立于大型夯土台基之上的复合建筑，是宫城西路建筑群的核心建筑。台基平面略呈正方形，仅东北部向内凹进一角。整个台基东西长107米，南北宽约99米，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时台基仍高出周围地面将近1米。建筑由主体殿堂、四围廊庑和围墙、宽阔的庭院和正门门塾等单元组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布局谨严，主次分明。

主体殿堂位于台基北部正中，凸出于台基面之上，面积900平方米。这是一座体量庞大、巍峨壮观的高台建筑。殿堂坐北朝南。主殿南距大门约70米，堂前是平整宽阔的庭院，面积约5000平方米左右，可以容纳数千人甚至上万人。从院内向矗立在高高台基上的主殿望去，想必

会生发出一种敬畏的感觉。这样的设计，让人想到萧何为汉高祖刘邦建造未央宫时的思路，其理念是“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史记·高祖本纪》)。

1号宫殿正门在南庑的中部，与主体殿堂相对。门址上原应有建筑遗迹，3条门道将该建筑分为4部分，每部分各应有房间，古代称“塾”，即现在所谓“门房”。专家推测这应是一座高大的宫殿大门建筑。这种带有塾的穿堂式大门，奠定了后世宫门的基本形制，直至清代晚期。

宫殿外围是廊庑与围墙，四周廊庑都可复原为两面坡的带顶回廊。

1号宫殿院内发现有若干埋葬着人牲和兽牲的祭祀坑。其中位于主殿后面的一个祭祀坑最为令人瞩目，坑的周围埋葬3人，死者或肢骨脱位，或下肢作折跪状，或俯身似被捆绑状。主殿西侧和东南也各埋有1人，上肢被捆绑或被斩掉手足。这些应都是祭祀时的人牲遗骸。

一般认为，1号宫殿应是统治者进行祭祀活动、发布政令的礼仪性建筑，但究竟属宗庙还是“朝堂”，抑或别的重要建筑，则众说纷纭。用主殿，门塾和廊庑构成一个封闭的四合院，主体殿堂坐北朝南、前临广庭的格局，为此后中国历代宫室建筑所承继。

规模浩大的“凝聚力工程”

整个1号宫殿台基夯筑质量极佳，用工量巨大。其建造程序是：先整治地基，挖掉台基下面的灰土和虚土，直至原生土，等于是挖了一个10000多平方米的大坑，有的地方深度达3米以上；然后将所有低洼地块用成捆的木棍逐层(每层仅厚约5～8厘米)填土夯实，平整地面；最后夯筑出高出地面的台基。现存台基夯土的厚度达1米4米。主殿台基基座底部还特意铺垫有三层鹅卵石，用以加固基础。

有学者推测，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1号宫殿基址，其夯土的土方总量达2万立方米以上。仅就夯筑这一项计算，如果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的话，就需要20万个劳动日。也就是说，如果每天安排1000个劳力，也要200天才能完成。它的建筑工程应包括从设计，测量到下挖基槽、取土、运土、人工夯筑、垫石、筑墙到盖房等多种工序，再加上管理和后勤保障等多个环节，其所需劳动日当以数十万乃至百万计。这标志着资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组织的复杂化，是构成国家的重要条件。

1号宫殿的基6出处理工程规模如此浩大，如此注重建筑质量，令人叹为观止。那么，如从建筑力学的角度考虑，花费这样的工夫，是否有其实际的需要呢?笔者曾就此问题请教一位建筑考古学家，他的回答是：1号宫殿的主体殿堂不过是“茅茨上阶”，大部分是露天的庭院，如果仅为保证建筑的稳固。是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如此气力来处理地基的。这样一个兴师动众的大工程居然没有其实际上的必要性，那么，它背后的社会政治和宗教机制如何，就是颇为发人深省的问题。

宏伟的宫城南大门

前已述及，在1号宫殿和2号宫殿南人门的正前方，各有一座同时期的建筑，组成2组拥有共同中轴线的建筑群。

其中7号基址位于宫城南墙之上，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正前方，二者相距30余米。它与1号宫殿的主殿、南大门共享同一中轴线，构成宫城西路建筑群。有的学者推测它应是宫城南门的门塾遗迹，而目，最有可能是宫城正门，基址而积约340平方米，依据柱础残迹，可知其上应有面阔7间的宏伟建筑。

东路建筑群：宗庙与祭祖场所?

东路建筑群的核心建筑2号宫殿，位于宫城东部偏北，它依托宫城东墙而建。使用时间与宫城和1号宫殿大体同时。该宫殿平面呈纵长方形，南北长约73米，东西宽约58米，面积逾4000平方米。整个宫殿也是由主体殿堂、廊庑和围墙、门塾以及庭院组成。

主体殿堂位于2号宫殿庭院的北部正中，可复原为面阔3间、四周有回廊的木构建筑。殿堂前有供上下出入用的台阶或坡道。殿旁有二个较大的烧土坑，司能与“燎祭”(用火烧燎牺牲、贡品的祭祀行为)或“庭燎”(燃柴照明)有关。主殿前庭院的面积近2000平方米。

庭院内发现有两处地下排水设施。一处是由陶水管连接而成，另一处是一条用石板砌成的地下排水沟。

宫殿正门在南庑偏东处。根据其遗迹现象可复原为面阔3间、带有回廊、四坡屋顶的建筑。两侧的房间大概为门卫的值班室。东、西墙内均有成排的廊柱，形成面向庭院的内廊。

2号宫殿规模虽不足1号宫殿的一半，但布局方正规整，注重对称。功能上或与1号宫殿有所不同，学者一般认为它应属宗庙建筑。它与1号宫殿同为二里头部邑宫室建筑的典型代表。

4号基址位于宫城东部、2号宫殿正前方。该基址可复原为一座由主殿、东两庑及庭院组成、宽逾50米的大型建筑。主殿面积达460多平方米，在台基北侧中部还发现有向北倾斜的士筑踏步遗迹。东庑建于主殿台基和宫城东墙之间。已知长度20余米，仍向南延伸。有学者认为4号基址可能是专为举行某些特殊祭祖典礼的场所。

最近，我们又在2号宫殿以北，发现了市局七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另一座大型庭院式建筑——6号基址。这座建筑由北殿、两庑和东、南围墙及庭院组成。它增建于二里头文化末期。与2号宫殿一样，它也是依托宫城东墙建成的。整个基址略呈横长方形，总面积2500多平方米。

早期宫室的冰山一角

上而我们介绍的，都是和宫城大体同时，兴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宫室建筑。早在1970年代2号宫殿基址的发掘中，就发脱了压在它下面的更早的大面积的夯上遗存。近年，我们循着这一线索又加以勘查，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群的存在。其建筑结构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晚期，这些发现大大地冲击着我们既有的认识。

现已查明，在宫殿区东部，宫城城墙兴建之前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就已存在太规模的建筑群。已进行了考古工作的3号基址长150米以上，宽50米左右，该宫殿至少由3进院落组成，已发掘的各庭院的西庑经统一规划。中院主殿台基宽61米余，其上发现有连间房屋和前廊遗迹。中院和南院内发现有成组的贵族墓和石砌渗水井等遗迹。

在3号基址以西，还有一座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建筑。目前已在其东缘发现有人型柱础和墙基础槽遗迹，但其主体部分尚未全面揭露。3号和5号基址之间以宽约3米的通道相隔，东西并列。通道的路土下发现有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

如前所述，带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群格局，以及大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结构，都显现出王都中枢所特有的气势。宫室建筑上巨大的用工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

祭祀遗存区的发现

除了上述规模宏大的宗庙宫殿建筑外，在二里头宫殿区以北区域，还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

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这一祭祀遗存集中分布区与其南的宫殿区、官营作坊区南北一线排列，构成二里头都邑中心区最重要的内涵。

建筑遗迹主要包括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和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建筑。其中，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基址，可能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祭祀设施“坛”。坛面和坛下有经踩踏形成的路土，坛的周围是平整干净的场地。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建筑属于半地穴建筑，可能是古代文献中的祭祀设施“埤”(音shan，第四声)。在“坛”旁和“坪”内还经常发现有随葬铜、玉礼器的贵族墓。目前已知这类祭祀遗迹的分布范围东西连绵约三百余米。这一带也是贵族墓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礼器：中国青铜时代的徽标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它不同于以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为主的其他青铜文明，显现了以礼制立国的中原王朝的特质。

酒器是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在二里头文化中，陶制酒器有温酒和注酒用的盉、鬻、爵，以及饮酒用的觚等。这些酒器当是用于神圣的祭祀仪式，因此都是用经过淘洗的粘土精心制作而成，有些系用少见的白陶或黑陶。与酒相关的陶器，还有酿酒和贮酒用的大口尊，这是二里头文化所独创的代表性器种之一。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最先制作的是仿陶器的小型酒器爵，后来出现了温酒器斝和盉等。与身材瘦小的爵相比，盉、斝器高一般超过20厘米，容量较大，因而还应有盛储的功能。这批最早的青铜容器数量极少，只有一部分高级贵族能够使用。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出土的10余件青铜容器中，除了一件鼎，均为仿造陶器制作而成的酒器。

四、最早的官营作坊

宫城旁的“工城”

二里头遗址的墓葬和其他遗迹中出土了大量遗物，其中，主要出土于贵族墓的贵族用器更是类型丰富、纹饰精美、工艺精良。考古发现表明，这些高端物品绝大部分都是在二里头都邑内生产的。

前已述及，在宫殿区以南，还发现一处大型围垣设施。在其北墙以内发现了制造绿松石器的作坊，其南又分布着铸铜作坊。这一区域紧邻宫殿区，产品及其生产都为王室贵族所垄断，其性质应属官营作坊区，有学者将其称为与二里头并列的“工城”。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

最早的铸铜作坊

在官营作坊区南部临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发现并发掘了一处大型青铜器冶铸作坊遗址。遗址的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使用时间自二里头文化早期直至最末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遗迹主要包括浇铸工场、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窑等。浇铸工场还发现若干墓葬，死者可能是铸铜工匠，或铸器过程中举行某种仪式的牺牲。作坊遗址内发现的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有陶范、石范、坩埚、炉壁、炼渣，铜矿石、铅片、木炭和小件铜器。数量最多的是陶范，多为铸器后废弃的破碎外范，其内表光洁，有的还有兽面纹等花纹。从戏范的内壁看，所铸铜器多为圆形，直径最大者可达30厘米以上。

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且长期使用。综合已有的资料，在二里头时代能够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仅此一处，反映了早期王朝对关涉国家命脉的“高科技产业”的垄断。

独特而复杂的青铜工艺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时代的大多数器物是用锤碟法锻造或用失蜡法铸造而成的。二里头文化开始的青铜容器的铸造，需要内范和外范合成的复合范。即在泥质阴文范中放人型芯，再将铜汁灌入外范与型芯之间的空隙。只是到了这一阶段，中国青铜时代才真正发端，显现出原创性与独特性。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铜器约200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青铜容器有爵、斝、盉、鼎；兵器有戈、钺、斧、刀、镞等；乐器有铃；礼仪性饰品有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圆盘形器。工具则有锛、凿、刀、锥、和鱼钩等。其中青铜容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以容(礼)器为主的器群特征，与长城地带及邻近地区盛行青铜武器和装饰品的风格迥然有异。

这些青铜器属于铜与锡、铅的合金。铜器造型已比较复杂，需要由多块内，外范拼合才能铸出整器。器壁一般很薄，装饰有各种花纹以及镂空，因此内、外范的制作与拼合，更具难度。铸造一件铜爵，至少需要1件内模和3件外范。这种合范铸造技术的出现在中国金属冶铸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兽面纹铜牌饰和圆盘状铜器上用绿松石镶嵌成动物或几何图案，显示出极高的工艺水平。

在铸铜作坊发现的容器陶范中，有的还刻画着兽面纹等精美的花纹；从残范的内壁看，所铸铜器多为圆形，直径最大者可达30厘米以上。这都是我们在目前出现的铜器上还没有看到的。如前所述，出土这些青铜礼器的墓葬的规模都不大，我们也还没有发现王陵级的大墓。因而，可以相信二里头文化青铜铸造技术的发达程度，远较我们现在知道的要高得多。

承上启下的治玉技术

在王朝礼制整合的过程中，二里头文化选择了海岱地区起源的大型有刃玉礼器群，它们与以琮、璧、璜等为代表的良渚系玉器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有学者将二里头文化的玉器风格概括为：器类以扁与形玉兵为主；器幅的大型化；器形的对称与平衡；器身的尖锐化；器体的薄片化；制作意念的复杂化。从治玉技术上看，二里头文化也同时继承了源自海岱地区的新兴的片切割工艺，而有别于达到线切割技术高峰的良渚文化的治玉风格。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以礼器和装饰品为主，其种类主要有刀、璋、钺、璧戚、圭、戈、柄形器和铃舌等，其中不乏大型器和雕刻有精美花纹的玉器。而几十毫米见方的微雕玉兽则栩栩如生，更是鬼斧神上。贵族墓中出土的大型玉刀长达60多厘米，玉璋器高在50厘米左右，玉戈也长达40雾厘米。这些大型玉器，气势恢宏，前所未见。以片切割技术剖割巨大玉料和使大型玉器规整、光洁。以及线刻花纹、钻孔镶嵌和扉齿等装饰，都需要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而前述贵族慕中出土的分节兽面花瓣纹玉柄形器，综合了研磨切削、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抛光等多种技法，工艺极其精湛。自的学者甚至认为柄形器上的精美花纹，应是用更先进的砣轮来加工的。这种可以连续转

动的圆形工具，甚至已安装在简单的车床上。

绿松石制品及作坊的发现

绿松石一直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受到关注。在二里头时代，它也的确与玉器一样，作为高端消费品为贵族阶层所使用。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制品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小型管、珠之类人体装饰品，如耳饰和项饰等，其二是用于玉器，漆木器和铜器上的镶嵌。镶嵌绿松石使得这些贵族奢侈品作为礼器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近年，我们又在宫殿区以南的官营作场区内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发掘了一处二里头文化晚期的绿松石料坑，料坑内出土绿松石块粒达数千枚，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包括绿松石原料、毛坯、破损品和废料。这批材料，提供了绿松石器工艺分析的绝好标本，可以从中获知原石开采后从打击劈裂、切割、研磨到穿孔、抛光、镶嵌和拼合等一系列的技术细节和工艺流程。经钻探得知，料坑附近及以南不小于1000平方米范围内集中见有绿松石料。由此推测。这里应是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从现有出土遗物看，该作坊的主要产品是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装饰品。

值得注意的是，这处绿松石器作坊紧邻宫殿区，在其南的铸铜作坊一带以及宫城内的某些区域也发现有小件绿松石成品、半成品、石料和废料等，有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绿松石作坊。这些情况都表明绿松石器的生产可能是在王室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3件铜牌饰，分别用200～300多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镶拼成兽面纹的图案，向人们展示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高超的玉石工艺水平。而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所用绿松石片，较铜牌饰所用石片更小，且背托为立体，多有精细的凹凸之处，其粘贴镶嵌技术之高超，则更令人叹为观止。

五、都邑众生相

中国最早的移民城市

二里头遗址罕见统一安排死者的公共墓地。这种松散的埋葬状况，似乎与这一中心都邑的人口构成相关联。如果考虑到二里头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跨越自然地理单元、涵盖不同农业区的强势“核心文化”，而二里头都邑是最早集聚了周边人口的中心城市，也就不难理解这些早期移民是来自于众多不同的小型血缘集团，而在它们的上面并没有连系所有都邑社会成员的血亲纽带。缺乏稳定的墓地和同一空间内墓葬与房屋的不断更迭，暗示着人口的频繁移动。二里头都邑的人口应当是由众多小规模的、彼此不相关连的血亲族群所组成，同时它们又集聚并且受控于一个城市集合体。

从某种意义上讲，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移民城市。然而，这些二里头的人类群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从事农业生产或特殊的手工业专门化生产尚不清楚。

金字塔式的墓葬层级

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上已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达400余座。虽不见集中而长期使用的墓地，但多数墓葬是分区分片的。出土有铜器、玉器、漆器和陶礼器的贵族墓葬，主要分布在宫殿区的周围。

在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与规模宏大的宫室建筑相应的，可以认定为“王墓”或“王陵”的大型墓葬。根据墓葬规模、葬具之有无及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可将已发现的墓葬分为以下几个层级：随葬有铜、玉礼器的墓；随葬有陶礼器的墓；随葬少量日用陶器或没有随葬品的墓；非正常埋葬(被用作人牲而埋葬在祭祀场所，或被随意掩埋、抛弃在灰坑、灰层中)。

上述墓葬等级与数量的关系成反比，应是当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的一种反映。值得注意的是，是否拥有以酒器为主的礼器，是显现墓主人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指标。

聚落分布格局鸟瞰

如前所述，二里头遗址规模巨大，有极强的规划性，功能分区明确，其中宫殿区与宫城，大型礼仪建筑群。祭祀区和官营手工业作坊等重要遗存都属仅见。二里头文化礼器产品的使用范围也主要限于二里头部邑的贵族。据初步统计，在已发掘的500余座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出土青铜器和玉器(或仅其中之一种)的中型墓葬仅20系座，其中除3座外，均发现于二里头遗址。除了_二里头文化最末期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里，出有青铜礼器的贵族墓只见于二里头遗址。也就是说，二里头都邑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独占了青铜礼器的“消费”即使用权。

考古发现表明，随着二里头大型都邑的出现，在其所处的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带出现了不少新的聚落，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较大型的遗址相隔一定的距离均匀分布，总体呈现出大的网状结构。其中面积达60万平方米的巩义稍柴遗址地处洛阳盆地东向与外界交往的交通要道之所在，除了作为次级中心外，应该还具有拱卫首都、资源中转等重要功能。

再向外，发现贵族墓葬，出有白陶或精制陶酒(礼)器的20多处遗址(面积多在10～30万平方米)主要集中于嵩山周围的郑州至洛阳一带，颍河、汝河流域至三门峡一带，都是所在小流域或盆地内的大中型聚落，应属中原王朝中心区各区域的中心性聚落，它们的分布可能与以二里头王都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政治势力范围大致重合。

自二里头文化早期偏晚阶段开始，这支文化向北越过黄河，向东、西方向也有所推进，而向南推进的力度最大。但上述区域少见出有陶礼器的聚落。外围的若干具有较多二里头文化因素的聚落，有可能是二里头王朝为获取青铜合金和盐等重要资源所设立的战略据点。

有的学者把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分为畿内地域和次级地域(或直接称为畿内、畿外)两大区域。前者指的是二里头文化中心区所处嵩山南北一带，推测可能属于王朝直接控制区；后者指的是二里头文化的其他地域类型所处的区域，或属王朝间接控制区。

从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分布大势中可以看出，其社会由数百万平方米的王都、数十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数万至十数万平方米的次级中心聚落及众多更小的村落组成，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这与龙山时代以城址为主的中心聚落林立、相互竞争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六、文化磁场的张力

在二里头时代的东亚大陆，二里头文化的周围乃至更远的区域分布着若干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它们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与交流。这种联系与交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二里头文化周围甚至边远地区的一些考古学文化中，经常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的因素；与此同时，在二里头文化中也包含着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多种文化因素汇集的现象又以二里头遗址表现得最为突出。

海纳百川强力吸收

二里头文化中存在少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质器物如长流平底盉，这类器物及其制造技术与闽浙地区的印纹陶有密切的关

系，产地在南方的可能性较大。精制陶器、硬陶和原始瓷上的云雷纹以及其他一些文化要素应该是在南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

在仰韶和龙山时代，西北地区的文化无疑大大落后于中原，但其冶金术的发展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进步。有理由相信，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铜业的发达，是与中亚地区保持文化互动为前提的。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又不排除在二里头文化向西扩展并接触到西北地区土著文化如齐家文化等的同时，也从后者汲取了所需要的养分。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的具有鲜明的同时代邻近地区其他文化的特征。

从二里头文化陶礼器的渊源看，用于饮酒礼仪的鬶、盉甚至爵都应足以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的鬶为原型创造出来的。大型有刃玉礼器如璋、刀和钺等也源自山东龙山文化。如器表带有篦状刮痕的夹砂褐陶器，以及半月形双孔石刀等，都与二里头文化传统器物风格迥异，而同海岱地区岳石文化的同类遗物相似。二里头文化出土的罐类器口沿上常饰有捺压的花边装饰。这种装饰作风在与二里头同时代的朱开沟文化(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一带)中有较为集中的发现。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群中。还有不少来自豫北、冀南地区的文化因素，甚至还能看到关中地区瘪裆鬲的影子。

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玉鸟形饰，与嵩山东南麓禹州瓦店龙山时代墓葬中所出同类器相近，也颇类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系统的鹰纹玉笄。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二里头遗址贵族墓所出玉鸟形饰以及某些玉柄形器，都应是长江中游的“泊来品”。

有学者根据《尚书·禹贡》等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把连接中原都城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交通路线分为东、西、中三路。在中路和西路沿线，已发现了属于二里头文化或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文化遗存兼具南北混合的特征，似乎支持古代文献的记载。或可说明连接中原腹心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通线，早在二里头时代即已开通。

另有学者指出，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青铜战斧与环首刀，应属于早期北方系青铜器。而从世界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及其毗邻地区有不少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文化存在。

大范围的文化辐射

从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波及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陶酒器盏(或鬻)、爵，在二里头文化的兴盛期已到达了距中原相当远的地域。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有学者指出，这类陶礼器分布的疏密程度，井非与距中原的空间距离成反比。其出土地点，多位于距二里头文化区颇远的分布范围最大界限附近。这与日用陶器的传播方式不同，暗示作为礼器的盉连接各区域社会的中心据点，超越空间距离传布于当地的社会上层之间。

在二里头文化出现前夜的龙山时代，起源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数种大型有刃玉器如璋、斧、刀等向西传播。在地处黄土高原的陕北地区大量出现，又从那儿扩散至黄河上游。进入二里头时代，玉璋又从中原地区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传播。

最后的问题：何以“中国”

自万年左右原始农业产生以来，广袤的中国大陆上的先民们，上演了一幕幕具有连续进化特色的历史剧。其中国家社会产生前的史前时期所占的时间超过了一半，秦汉帝国以来两千余年文明时代的演变轨迹，应当继承了早期王朝乃至史前时期深厚的文化基因。在早期历史的研究中，积极地将考古成果转换为可供当代社会应用的知识体系，深入发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环境与文化底蕴，无疑会更全面地澄清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对中国历史的长程观察有助于了解最早的“中国”何以诞生。

肇始于二里头文化，以祖先崇拜为内核、重世俗功利、重王权而把宗教置于适当位置的中原礼乐文明，何以能在严酷的社会竞争和人与自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而巫术色彩浓厚的其他非礼乐系统文化为何在其光灿一时的同时又具有脆弱性和短命的一面，终致社会畸型发展而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其中的深层原因，仍是今后需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

通观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探索“华夏第一都”乃至早期中国的历程，可以说，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地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同时又提出更多新的问题，引发我们不断地去思考、去探索。而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之所在。在对早期中国的探索中，还有许多谜团有待破解。有志青年不妨再踏着我们的足迹，去继续追寻祖先远去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