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鸿

摘要：在拉萨事件中，以Anti—CNN网站为代表的网络行动标志看中国的媒介监督组织和公民媒体的勃兴。中国的赛博行动主义以其全球视野、理性表达和民间立场，正在成为建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一股新生力量。培育多种传播渠道和话语主体，改变在全球传播中的守势与弱势的状态，是我国政府面对的全新课题。

关键词：赛博行动主义；媒介偏见；公民；媒介监督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1-0172-05

2008年春，在拉萨事件及奥运火炬传递受阻过程中，抗议国外媒体歪曲报道的“反CNN”(Anti—CNN，com)的创建、新浪等网站上的签名抗议行动以及在美国youtube网站上系列抗议视频的推出，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国公民跨国行动事件。这是继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和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之后中国网民的又一次大规模行动。尤其是中国公民饶谨创办的Anti－CNN网站，曝光了CNN、BBC、德国N24、英国《泰晤士报》等涉嫌虚假偏颇报道的多则新闻、图片及视频截图。网站仅成立5天时间，浏览量就超过20万人，高峰时期的3月27日和4月14日，访问量分别达30万和45万人次，成为沟通信息、号召行动、团结全球华人的重要媒介行动平台，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鉴于目前的相关研究多局限在“新闻伦理”、“妖魔化”等认知框架上，本文尝试引入西方媒介行动主义理论以提供一个新的认识维度。本文将以Anti—CNN网站为例，从西方的媒介行动主义理论和赛博行动主义实践的视角，厘清中国赛博行动主义的媒介策略和行动方式，并进一步探析其在全球传播语境下的媒介制衡价值和未来走向。

一、赛博行动主义及其理论基础

赛博行动主义(cyber activism)是西方媒介行动主义(Media activism)的最新发展形态。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媒介行动主义是利用媒介和传播技术来从事社会运动，或者是一种试图改变有关媒体行为和传播政策的社会运动形式。媒介行动主义是西方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女权、环保、反核等“新社会运动”的形式之一。媒介行动主义认为，在一个媒介全面渗透的社会，媒介是变革社会的一种力量。行动主义者通过拥有媒介，增加公民的媒介素养，将媒介作为维护公民权益和社会倡导的工具。美国学者Julia Coffman(2003)根据终极目标的不同，将社会行动主义的传播类型进行区分：一类是促进个人行为改变，另一类是促进机构政策和态度行为的改变。前者旨在减少导致社会问题的个人行为(如吸烟、吸毒、酗酒、家庭暴力等)，后者旨在动员公众、决策者对政策的支持或者改变。更多的行动领域则是处于个人行为和政策变革的两个端点之间(见下图)。

在具体的行动方式上，媒介行动主义也作用于两个层面：一个是草根层面，通过松散协作的传播、集会游行、分发传单或人际传播网络推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观念；另一个层面是以非政府组织为基地组织公民集体行动，通过直接与媒体、政府、司法打交道，来直接影响其行为。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介行动主义主要表现为以网络为行动媒介的在线行动主义(on—line activism)，并主要呈现为两种形态：赛博行动主义和黑客行动主义。赛博行动主义者把创建网站、组织网上行动、提高公众媒介素养来作为社会倡导、媒介监督、公民赋权、资金筹措的一种手段，他们主要在法律的框架内通过网上公民行动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扩大支持范围并催化社会良性变革，目标并非制造混乱。而黑客行动主义则主要是出于社会政治原因而攻击对方的网站或者改变网址，因此是破坏性的。

赛博行动主义始于1990年美国莲花(Lotus)公司发行Marketplace软件所诱发的网上抗议活动。该软件是一个包括1200万美国人的姓名、地址和消费习惯的个人数据分类系统。该软件由于暴露了公民的个人隐私，一经推出即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3万多名消费者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电子邮件和公告栏抗议运动，要求Lotus将他们的数据从该软件中删除，最终迫使Lo-tus公司关闭了这个系统。之后，1998年墨西哥萨帕塔主义者的反全球化运动，1999年西雅图的反WTO运动，使赛博行动主义的行动领域和国际影响逐渐在全球扩散。

加拿大学者哈克特(Hackett)认为，赛博行动主义建立在表达自由、媒介民主、传播权利、文化环境(警惕有害或品位低下的媒介内容)、媒介公正等五种相互交叉的理论框架之上，其核心原则是对公民的“传播权”的强调。赛博行动主义作为近现代西方新闻自由理论、民主参与理论、社会责任理论的网上公民实践，其勃兴的原因分析一般采取新社会运动理论(NSM)和资源动员理论(RMT)两种分析范式。

按照新社会运动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逐渐进入“社会运动社会”，原先激进的政治对抗和阶级冲突开始转变为对女权、环保、同性恋权利等“微观政治”的抗争。卡斯特(Castells)认为，随着当代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信息社会，对于信息、符号和知识的控制的斗争日益重要，因此新社会运动首先就是对信息政治(information politics)的强调。按照科克等(Keck&Sikkink;，1998)的定义，所谓“信息政治”就是“迅速而可信地生产政治上有用的信息，并让这种信息产生最大影响的能力”。在所有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工具中，网络新媒体以其低成本和方便、高效成为最佳的社会运动载体，从而使赛博行动主义迅速勃兴。

麦卡锡等(McCarthy&Zalld;；1973，1977)的资源动员理论则认为，社会运动依赖媒介、资金、参与者等外在资源而存在。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报道和解读方式都会对运动的公共认知、大众支持度和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由于运动与传媒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对称依存关系(asymmetrical dependency)，运动更多地依赖媒介来接近公众，超过了媒介对运动的依赖，因此社会运动的开展并不能获得所希望的媒介支持和其他社会资源。主流媒体不过是复制一些官方意见，对社会运动则往往会视而不见、轻描淡写，甚至歪曲报道。因此，在媒介行动主义者眼中，必须建立自己非商业性的媒介资源，用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由于网络是一种大众化的草根媒介资源，不仅可以传播获得公众需要的信息，而且还可以纠正主流媒介的歪曲报道。因此赛博行动主义逐渐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媒介行动主义的最重要力量。

二、中国赛博行动主义的发展历程与特征

对于近年赛博行动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有必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上来进行认知。

从国内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方面利益的冲突和调整不可避免地

引发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新型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物权纠纷、就业矛盾、公共健康危机)不断涌现。同时，公民的教育水平、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以及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这些冲突的利益主体尤其是弱势主体都在寻找维护自身权益的博弈策略和话语权力。再加之互联网、DV、手机的普及为意识觉醒的公民提供了便利的行动工具和媒介，使中国的媒介行动主义开始逐渐萌生。莱茵格德(Rheingold，2003)指出，公民对移动通讯和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将获得新的社会权力形式，重新组织他们在特定时空的互动和交换意见的方式，促进新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在SARS事件、孙志刚事件、反乙肝歧视、“最牛钉子户”事件、厦门PX化工厂风波中，中国公民开始在物权、消费权、环境权、平等权等集体行动中，有意识使用新媒体进行公众意识唤醒、行动倡导和媒介监督。

从国际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中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不断加剧，作为跨国媒介的网络逐渐成为这种对抗的一个重要平台。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使馆及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中，中国红客、蓝客等就展开了对美国相关网站的抗议。之后，中国公民的在线行动逐步深化，并介入与中国相关的国际事务中。2003年7月19日，中国民间组织“爱国者联盟”(1931—9—18.org，)呼吁以在线请愿方式反对京沪铁路采用日本技术，共有82752人的签名被提交到铁道部，并对其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中国赛博行动主义的行动领域进一步拓宽。2005年3月，美国“保护中日战争真相联盟”在洛杉矶发起了反对日本“入常”的全球在线请愿活动，立即得到“中国918”(China918.net)网站支持和响应，随后扩展到三大门户网站，来自中国的网上和网下公开签名总共达到2200万，占全球总签名的一半。2005年6月30日，来自中、韩、美、加等41个国家的4100万反对日本人常的签名被正式呈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昭示了各国人民反对日本“人常”的态度。中国公民的赛博行动主义行动在国际舞台上初露头角。

本次反击西方媒介偏见的anti—cnn.com、Dalai—Lier.com等公民行动网站的出现，可以认为是中国赛博行动主义的正式亮相。在西方媒体用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等手段妖魔化中国的背景下，中国赛博行动主义者开始在有关中国事务的问题上逐渐凸显了民间的话语权力，并呈现出以下特征：

1、全球视野

本次公民行动的对象、目的、方式和内容上都决定了反CNN网站的全球特征。从行动对象来看，主要是西方部分媒体和全球公众，目的是“让全世界听到CNN里永远也听不到的声音”。网站所使用的语言除中英文外，还包括德、日、意等国语言，有专门的志愿者从事翻译。四十多个版主也具有全球性，除中国内地外，还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日本。从“反CNN'网站的访问者来源看，Alexa提供的数据显示，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68.1％)、美国(10.1％)、英国(4.0％)、德国(4.0％)、加拿大(2.2％)、日本(2.1％)、澳大利亚(1.6％)、爱尔兰(0.9％)、中国香港(0.9％)、丹麦(0.9％)，充分表明该网站的全球化特征。香港《亚洲周刊》资深记者纪硕鸣认为，“全球华人统一行动前所少见”，“表达的是心中的忿忿不平，实质上是要夺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2、理性表达

本次行动始终保持了严谨的理性诉求，有人用“理性的愤怒”来进行描述。这种理性色彩在Anti—CNN，com的口号上可见一斑——“我们并不反对媒体本身，我们只反对媒体的不客观报道。我们并不反对西方人民，但是我们反对偏见”。这种理性一直贯穿于整个过程。随着西方媒体反华报道的甚嚣尘上，当网上不断出现“愤青”网民的肆意谩骂和不理性行动时，网站采取临时限制，对论坛版面实行全部审核制，“无条件删除发布煽动国内游行、人身攻击、公布团体或个人信息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发言”。并且严格限制论题，“谢绝一切关于国内政治、台海、宗教和民族矛盾、汉藏矛盾等非论坛主题的讨论!”在4月18日奥运火炬传递中对抗事态进一步扩大时，论坛志愿者管理团队4月19日凌晨发出呼吁，强调“盲目抵制无用，应当理性爱国”。并发布《海外爱国活动组织者致国内同胞的联名信》，“恳求大家，放下怒火，冷静、冷静、再冷静!让我们成熟些思考，理智些行动，用自己的风度与实力，戳穿一个个罗织的谎言”。“反CNN”网站始终保持理性克制，在守法的轨道内行动，起到较好的民间舆论领袖的功能。

3、民间立场

建立之始，Anti—CNN就亮出其鲜明的民间特征，并一再强调自己是“网民自发建立的揭露西方媒体不客观报道的非政府网站”，在内容上提供的是“非官方的翻译资料”。Anti—CNN呼吁“每一个网民，都行动起来”，吸纳懂外语的网民参加志愿者翻译群，通过协调分工搜集并翻译西方媒体报道，同时也把真实消息和会员论坛发言以及一些非官方的资料翻译成多国语言。Anti—CNN提供了一个民间的国际交流平台，这种自我定位在国际传播中站在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在西方媒介对中国官方媒体的固定成见之外，提供了一种较能反映华人主流民意的声音，契合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走向，使得西方偏见媒体不得不正面回应。

三、中国赛博行动主义的主要行动策略与效果

中国赛博行动主义的主要行动策略主要有以下途径：

一是媒介监督。欧美有大量媒介监督网站如“曝光CNN”(cnnEXPOSED.com)、“偏见的BBC”(biased—bbc.blogspot.com)、“监督CBC”(CBCwatch.com)等，这些监视媒体的哨兵的主要斗争策略就是通过“用事实说话”来对主流媒体施加影响。Anti—CNN.com也采取了这种最有说服力的行动方式，即通过“收集、整理并发布西方主流媒体作恶的证据”来行使媒介监督的职能。

在Anti—CNN.com首页和“外媒传真”等编译专栏中，搜集了大量曝光CNN、BBC、FOX、德国N24、英国泰晤士报等涉嫌虚假偏颇报道的新闻、图片及视频截图，并附有大量网民反馈。在具体的行动方式上，网站呼吁华人网民随时关注所在国家的媒体动态，找出西方媒体的诬蔑报道做截图，发到资料搜集编译版，同时参加志愿者翻译群，把真实消息和会员论坛发言翻译成各种语言。Anti—CNN.com组织民间火炬城市QQ群报道活动，每天不断更新的国外媒体传真，使网民得以了解西方有关中国报道的最新资讯，并展开有针对性的对话与讨论。通过汇集全球资讯和实施媒介监督，Anti—CNN成为无所不在的眼睛和监视西方媒体的哨兵。

二是组织电子请愿和全球抗议。Anti—CNN借鉴了西方赛博行动主义的一些行动策略，通过网络公开

信和签名抗议的形式，向西方有关组织和媒介机构表达全体华人盼愤怒。Anti—CNN呼吁全球华人将集体签名抗议信邮寄、传真、电邮到西方各大传媒机构，要求这些被指责的西方媒体承认错误，并就报道的失实之处道歉。针对CNN主播卡弗蒂认为中国人是暴民的言论，Anti—CNN发起“一人一信抗议CNN卡弗蒂的辱华言论”的活动，及时沟通传递全球华人抗议和行动的信息，如留英学生发起的要求首相布朗取消与达赖喇嘛会谈的“29便士行动”(29便士是英国平信邮资价格)、华人在纽约CNN总部的抗议等，并且号召留学生搜集西藏今昔对比的资料，给身边不明真相的教授、同学发送电子信函，让西方民众了解真实的西藏。

三是视频制作与推广。哈特利(Hartley，1992)、科勒(Kdlner，1990)等学者认为，在视觉文化时代，新媒介的崛起催生了新的政治视觉化形式。Anti—CNN也异乎寻常地重视内容的视觉呈现。网站专门建立了视频工作室，进行视频下载、整理的技术培训，呼吁全球视频制作的华人高手，创作反藏独、反暴力、反偏见、反歧视的视频宣传短片、音乐、MTV，或者登陆youtube.com，通过提高点击率让视频置顶的方式，使众多反击西方不公报道的视频得到更广的传播。在网站上，我们看到anti—GBB主题曲《中国的复兴不可阻挡》、《我的祖国——全球华人护卫圣火》等原创或链击视频，以及留法学生李洹在巴黎的激情演讲。此外，网站也号召海外华人制作招贴、传单、VCD在街头公开散发来表达华人的意见和态度。

BBC的高级政治编辑麦尔(Andrew Marr)曾说：“我们不时听到有人说你是有偏见的，每次我都会反问他们——给我一个这种偏见的例子，给我解释我们哪里报道错了，为什么我们所说的是不公正的——然而他们似乎又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这次在大量无可辩驳的铁证面前，以BBC、CNN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媒体终于缄默了。德国电视新闻频道N－TV和RTL电视台承认报道失实并道歉，华盛顿邮报也及时在网站上更正了相关幻灯片，并指出其使用确实有误。CNN承认两次不当地称西藏为“国家”，并发表声明就其裁剪照片进行说明。而一些貌似公允而细节失实的报道在网民的持续跟踪下，也露了马脚。如BBC世界报道的编辑威廉姆斯(Jon Williams)在网民的一再批驳下，不得不在4月16日的博客中，就BBC驻京记者关于“中国政府试图掩盖奥运圣火在伦敦传递被藏独分子干扰”的报道进行道歉：“我们认为中国官方媒介试图掩盖火炬传递受到抗议的消息是错误的。”这种监督往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促使西方媒体后来在报道方式上放弃了一边倒的新闻处理方式而重新启用平衡原则。如4月26日BBC有关奥运火炬在日本传递的报道中，对于欢迎和抗议火炬传递的队伍都进行了平衡报道，尤其在采访中分别播出了对两位女性的采访，一位是欢迎火炬的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一位是日本的藏独人士，这不能不说是上述公民监督行动的积极效果。有媒体认为，中国赛博行动主义的媒介监督策略，成为外媒不得不正视的“批判的武器”。“CNN从来没有因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而发表公开声明辩解过。这次开出先河，被迫放低身段，已是间接承认自己的不实报道，意义非比寻常。”

中国赛博行动主义的另一效果，就是客观上增强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公民的媒介素养。Anti—CNN搜集整理的大量铁证应该说是中国公众对西方媒体公正、自由的迷信的解毒剂。正如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所言：拉萨事件“教育了中国民众，有些西方媒体标榜的所谓公正、客观到底是什么”。另据“数字100调查公司”的调查，在这次事件中，10％的网民认为西方媒体对于拉萨事件的报道为真实报道。53％的网民认为他们的报道内容仅部分真实，38％的网民认为完全歪曲了事实。60％的网民表示西方媒体在中国网民心目中的公信力将会降低，58％的网民认为西方媒体的整体形象将受损，显示出中国公民对国外媒体的认识有了“批判的距离”。

四、应对赛博行动主义态度与对策

以Anti—CNN为代表的反击西方媒体的行动可视为全球华人对麦克切斯尼(McChesney)所谓的“全球媒介系统”的反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特约评论员杜平认为，“此次中西媒体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网络媒体与欧美传统媒体的对抗，而非中国官方媒体与西方媒体的对抗”。在中国政府的权力存在国家疆界，中国传媒集团的影响存在市场边界的情况下，以Anti—CNN为代表的网站创建和网上行动凸显出中国公民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在西方国家，大量的压力团体和媒介监督组织的存在，使媒体在国内报道的时候基本能恪守客观公正原则，而在国际报道中监督力量和对抗性压力团体的缺失，则使这些全球媒体可以肆无忌惮以自我的价值标准和政治原则建构阐释框架，主导公众议程。在以往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探讨中，我们过多地着眼于传播者实力、信息基础设施的强调，却往往忽略了媒介制衡力量的培育。Anti—CNN网站的表现显示，在不平衡的国际传播中，跨国行动领域的媒介监督组织和公民媒体将是建构国际传播新秩序另一极的新生力量。

哈贝马斯曾谈到“一个正在出现的全球公共领域”的问题。在新的世纪，互联网的发展，赛博行动主义的兴盛，正在加速这个全球公共领域的形成。冷战刚结束之初，哈林(Hallin，1994)的研究发现，新闻报道是由国家利益和视角来界定的，并未在一个国际性的公共领域内形成具有共同性的相互对话。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市场与政府之外，一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赛博空间却可以使这种对话形成可能。这个新空间也正是卡伦(curran)所说的公民媒体领域。他认为，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所具有的内在联系会导致国际论坛上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的出现，其最终指向也越来越接近于全球性的解决方式。中国网民的反击行动中，一方面通过那些能够强化群体性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和记忆的仪式化事件把人们聚合到一起(外电评价“全球华人统一行动前所少见”)，另一方面，也通过促进差异的表达，开启了以公民为主体的民间对话的途径。

目前，培育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亚里士多德模式和霍夫兰的劝服模式中，都阐述了传播者的角色和信度对传播效果的立竿见影的影响。在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中，仅有政府这样一个被冷战的有色眼镜和固定成见妖魔化的传播主体，其所达到的传播效果是有限的。可以说，西方媒体在歪曲报道中国方面早已经预料并习惯了中国政府的驳斥，也容易利用其强势国际舆论平台遮蔽中国政府的声音，但中国民间力量的犀利出击，通过西方网络的点对点的渗透，传播到西方很多的网民中间，突破了西方围攻中国政府的防线，使其无法对这些民间的反击视而不见。全球华人的愤怒声讨使部分西方媒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CNN在发表“致歉”函时，即声称

其攻击对象不是中国人民)，最终导致“西方媒体向中国民意低头”。令人玩味的是，在中国政府与Anti—CNN网站是否有关的问题上，西方部分媒体的怀疑和中国政府的否认，恰好说明了彼此均认识到了这种“角色差异”在表达“民意”上的不同意义。可以说，对手的忌惮给我们的思索提供了一个方向。

公民社会的作用既有干预性的、制衡性的，也有建设性的。目前中国的赛博行动主义正在国内与国际的层面上展开，就国内看，在中国的媒介组合存在结构性缺陷的情况下，中国公民的赛博行动主义的确产生了一定的正面效果。在孙志刚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厦门PX事件中，网络民意在国家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建立了一条非控制性的、公共协商的、快速反应的民主治理渠道，并为公民获得在影响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上发表意见的权利提供了一个平台。从国际来看，中国公民的赛博行动主义是对西方强势媒体单极化话语霸权的一种挑战，并正在成为全球公共领域中一个中西方对话的沟通平台(Anti—CNN网站专设“中外交流”、“海外游子”等版块)。因此对新媒体环境下的赛博行动主义保持适度的宽容，对于发挥媒体对公民社会建设的作用，完善当下中国媒介生态，促进和谐的国际舆论环境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库普曼(Koopmans)认为，在一个媒介中介的社会，社会行动效果的影响因素有三个，即可见度(一个信息被大众媒介报道的范围)、反响度(盟友、对手、官方等对一个信息的反应程度)和合法性(这种反应被支持的程度)。在这三个影响因素中，合法性是基础，也是可见度和反响度的前提条件。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在尊重宪法的前提下，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有特定的表达平台和通畅表达渠道，这恰恰可以缓冲各种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局面。华人学者赵鼎新认为，决定中国集体行动总体性质和走向的最重要的因子，就是中国政府在这所谓的集体事件多发期中所展现的对各类集体行动的制度化能力。在当下中国，不能指望国内外环境中不存在类似的冲突或行动，而在于国家将冲突体制化的能力不断提高(即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从而消除发生大规模的、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的可能性。本次拉萨事件中，中国民间社会的赛博行动主义的效果全球共睹，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当初的黑客攻击行动到今天的赛博行动主义，我们看到以Anti—CNN为代表的中国公民的网上行动正在回归合法理性的轨道。对于赛博行动主义的兴起，既不必忧心忡忡而“封杀”，也毋须“鼓励”而授人以柄，政府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建立健全互联网的相关管理条例、法规，在法制的轨道内保证其合法的生存空间，这才是政府倡导的“理性爱国”的最好实现方式。中共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出了“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问题，要保证上述四权的实现，政府在重大事件中保持接纳和开放的姿态，对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给予最大的尊重并为社会上的不同声音提供更多的意见渠道，这将是吸纳和引导民间的媒介行动的一种正确策略。可以说，在全球公民社会的成长中，通过多种传播渠道的拓展和话语主体的培育，逐渐改变全球传播中国长期处于守势与弱势的状态，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全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