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秀丽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历了由顺差到微量逆差，继而发展为恶性逆差的过程。冷战使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成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为了确保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美国政府从内政、外交两方面对国际收支进行调节，如通过对外经济援助、加强国际贸易合作、鼓励对外投资等途径降低顺差，通过与盟国谈判达成防务责任和对发展中国家援助责任分担，通过自愿或强制性限制投资等途径降低逆差。这些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美国；冷战；国际收支；顺差；逆差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1-0159-07

一

国际收支反映一定时期内一国对外国的全部经济往来所引起的收支对比情况。调节国际收支是美国政府经济职能之一。虽然在政府四大目标中(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不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中心，但是由于外部平衡是内部发展的基础，在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国内目标的实现会受到制约，因此，美国从杜鲁门政府到尼克松政府，调节国际收支失衡都是政府工作重心之一。国外学术界对美国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较多，但多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着眼。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国际收支问题的研究虽有一些成果，但缺乏系统的研究，而且对美国调节国际收支政策的研究涉及较少。国际收支问题本身是国家间的经济问题，但是冷战的大环境使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成为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因此，美国在调节国际收支问题上既采取国内财政措施，又非常强调从外交的层面，即通过与盟国的谈判协商、合作解决问题。本文对二战后至尼克松“新经济”时期美国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政策进行梳理，试图利用新近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文件，厘清美国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政策的脉络，分析其特点和原因，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估，以揭示国际收支问题背后隐藏的美国政府内部和美国与盟国间的利益纷争，使学界进一步认识国际收支问题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

1946年至1971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呈以下阶段性的变化：1946—1949年为持续的顺差时期；1950—1956年为小额的逆差时期；1957年微量的顺差后，1958—1971年为高额的逆差时期(详情见下页表)。

罗斯福新政时期兴盛起来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二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加强。《1946年就业法》将确保高就业、高生产和高购买力作为美国政府的法定经济目标，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责被法制化。国际收支问题是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历届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在国内外经济相互影响的情况下，一国国际收支不稳定，势必影响到国内经济。不论是国际收支逆差还是顺差，它们的持续存在都会通过各种传递机制给国内经济产生或大或小的不利影响。”为了确保美国经济的稳定繁荣，美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国际收支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内政和外交行动对国际收支进行调节。

二

1946年，美国“拥有2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56.4％；拥有世界船舶供应量的50％，出口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938年的14.5％增长到了23.4％”。战后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其对外经济往来的发展，正如1947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总结的那样：“1946年，美国高就业、高生产、高购买力的原因之一在于外国对美国产品的强烈需求。美国的对外商品和服务收入额为150亿美元，而战前仅为40亿美元。”同年，美国的国际收支顺差12.6亿美元，其中商品和劳务顺差高达78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将近49亿美元。

以上各项数据表明美国的战后经济相当繁荣。然而，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潜在的危机。由于战争的破坏，战后重建的任务尚未完成，西欧各国对美国产品的需求旺盛，然而，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极其有限，没有足够的产品与美国进行交易，加之这些国家的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也非常有限，这就造成了清偿力不足。清偿力不足不仅造成西欧国家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无法快速完成战后重建任务，也造成美国产品无法找到市场，从而影响美国产品的销路，使美国的生产潜力得不到发挥。为了促进美国战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美国政府认识到对顺差进行调节的必要性，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顺差，以为西欧国家提供清偿能力。美国调节顺差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以国际贸易和就业会议为契机推动世界贸易正常化的谈判，主动列出关税减让清单，甚至默许针对美国商品的差别待遇，促进战后世界贸易秩序的恢复，从而使西欧增强清偿能力。

澳大利亚政府曾在1945年初向美国建议尽早召开关于就业政策的国际会议，美国对此建议非常感兴趣。由于就业与贸易问题密切相关，美国国务卿在给澳大利亚总理的照会中建议“只有通过使就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协调起来，才会使每个国家可能充分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实现高水平地生产产品和必需的消费品……我国政府很愿意参加尽早召开的国际贸易和就业会议。会议将考虑战后贸易关系的所有问题，它不仅包括降低贸易壁垒的国际协定和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建议……会议还会充分考虑维持所有国家的高水平的稳定就业问题的国际方面，将探讨达成这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方法、目标和程序等”。美国的建议体现了其对战后世界贸易秩序的总体考虑。

美国政府于1945年12月9日发表《扩大世界贸易和就业的建议》文件，以征求各国的建议，随后美国开始讨论世界贸易会议的筹备会议问题，并向主要的贸易国家发出参与筹备会议的邀请。1946年上半年，美国一直在为国际贸易和就业会议筹备会议做准备。1946年10月15日至11月26日，国际贸易和就业会议筹备会议在伦敦召开，会上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草案呼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成立与贸易有关的国际机构。草案还体现了管理贸易政策的主要方面的法规。维持所有国家的就业和高水平的有效需求被看作是充分促进贸易发展的前提。”1947年4月至10月，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第二次筹委会在日内瓦召开。与会各国就关税减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中各国在具体的减让项目与幅度上争论相当激烈，经过日内瓦会议上的讨价还价，国际贸易与就业会议第二次筹委会同意将正在起草中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中涉及关税与贸易的条款抽出来，构成单独的协定，将其命名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2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这份“临时适用”议定书，它于1948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达成意义重大。“它是在消除贸易壁垒方面采取的重大的步骤……是主要国家采取的应对一战以来所形成的贸易限制和经济孤立状态的第一个重要措施。”

美国希望通过哈瓦纳会议建立国际贸易组织，但

是，由于《哈瓦纳宪章》未获通过，管理国际贸易问题的政府间组织未能建成。通过美国与其他国家努力达成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对美国来说意义更为重大，有利于其日后对外贸易的展开。从美国邀请参加会议的国家来看，“这些国家与美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最初邀请的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占美国贸易额的2／3，后来实际参加会议的又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3个，这3个国家也与美国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这些国家的参与使美国的对外贸易网辐射面更大，可以为美国产品打开更广阔的海外市场。美国通过列出大幅度的关税减让清单使外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代价相对减少，从而有利于这些国家赚取更多的美元以支付它们从美国进口产品，部分解决了这些国家的清偿力不足问题。

第二，展开以“马歇尔计划”为中心的经济援助计划，为西欧经济复兴提供大量的资金，促进西欧恢复生产能力和支付能力。

经济援助是战后美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和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就是美国帮助欧洲实现经济恢复的最系统、最庞大的经济援助计划，该计划对欧洲的经济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甚至称它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神话之一”、“非常成功的慈善行动”。马歇尔计划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另一层重要的使命在于解决美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即美国在战后的巨额顺差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外清偿力不足可能导致的美国经济的衰退。

《租借法案》于1945年9月2日中止后，盟国的经济陷入到崩溃的边缘。为了使盟国不致彻底瘫痪，美国采取各种途径为盟国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实际上，在战争后期美国就已对战后援助欧洲重建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如对外经济管理局的一位官员在1945年5月指出，战时美国提供于非军事性的租借款在战后国外重建时必须继续，否则，欧洲就会出现不稳定，那会引起美国的就业和生产衰退。欧洲国家的经济困难在国际收支上表现为“为了维持绝对最低的生活水平，它们今年预期要承受50亿美元的逆差，1948年的情况将更糟糕”。当时的西欧境况用丘吉尔的话来说就是“一座瓦砾堆、一个尸骨收容所，一个滋生瘟疫和仇恨的温床”。由于无法生产足够的可以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与服务，这些国家只能使用美国政府的援助和他们的黄金储备和美元资产，而由于从美国购买产品的能力不断下滑，很多国家又被迫对从美国购买产品施行严格限制，这必然导致美国海外市场的萎缩。因而，在美国巨额顺差的表面繁荣背后隐藏着潜在的危机。克莱顿在关于欧洲救济、恢复和重建问题的讨论总结中认为，“必须正视欧洲面临的困境，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欧洲将在1948年初面临更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这将导致美国出口锐减、剩余产品积压，继而导致美国经济萧条”。克莱顿极力主张通过援助解决欧洲面临的经济困难，他指出：“如果得不到来自美国的迅速的、大量的援助，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就将全面崩溃。这种结果不仅对未来的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也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美国过剩产品将失去市场，失业、萧条以及由于欧洲欠美国巨额战绩而导致的预算不平衡也会接踵而至。”为了防止欧洲的灾难殃及美国，“美国必须成为帮助欧洲和其他逆差地区完成重建任务的国家”。

1947年初，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预测在未来12个月内美国将出现经济衰退，美国剩余产品出口的大量下降将会对美国国内经济行为和就业造成巨大压力。美国各界人士普遍担心欧洲用来购买美国出口产品的美元的短缺，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需求的低迷。为了帮助盟国渡过战后重建的难关，防止欧洲的陷落，以及为了阻止美国经济的衰退，全面推行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将欧洲的复兴做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时首次提出欧洲经济复兴的方案，因此该计划也称马歇尔计划。马歇尔在演说中指出：“欧洲在近三四年内对外国(主要是美国)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需求远远超过其现有的购买能力，因此必须有附加的援助，否则欧洲就将面临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恶化……美国自然应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否则就不会有政治稳定与和平。我们的政策不是要反对某个国家或某个主义，而是反对饥饿、贫穷、绝望和混乱。”马歇尔哈佛演说向欧洲人明确表达了美国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意愿，欧洲对此马上做出强烈的回应。1947年7月12日至9月22，英、法、意、奥、比、荷、卢、瑞士等16国代表在巴黎开会，接受了马歇尔哈佛演说建议，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讨论欧洲统一的复兴计划。9月22日，巴黎会议主席、英国外长贝文将16国代表签字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最初报告交给马歇尔。该报告共分两卷，内容包括欧洲面临的经济复兴问题的总述、欧洲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计划和他们认为必要的源自美国和其他非欧洲国家和机构恢复欧洲经济状况的援助。该报告提出了建议美国在4年内提供援助和贷款224亿美元的请求。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最初报告呈交美国后，美国政府职能部门的各委员会(其中主要是以商务部长哈里曼领导的19名专家委员会，即“哈里曼委员会”)对其进行了严密的审查与评估，1947年12月19日，杜鲁门总统以哈里曼报告为依据向国会提交关于马歇尔计划的特别咨文，在该咨文中，杜鲁门建议“美国应通过援助立法，在1948年4月1日至1952年6月30日期间拨款170亿美元以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美国国会1948年1月开始辩论杜鲁门提出的建议，4月2日通过《对外援助法案》，次日，杜鲁门总统签署生效。1948年美国国会拨款50亿美元用于欧洲复兴计划。计划原定期限5年，由于时局的变化，美国于1951年底提前结束。美国对欧洲拨款共达131.5亿美元，其中赠款占88％，其余为贷款。在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各款项的支援下，西欧国家的生产能力得以迅速恢复，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马歇尔计划的首要受益者是西欧，但最大的受益者仍是美国。美国从实施马歇尔计划中得到了巨大的实惠，它推动了美国的出口，西欧复兴中2／3的进口物资源自美国，使美国在1947年所面临的外国购买力不足和美国剩余产品市场问题得到解决。在“马歇尔计划”下，美国通过贸易从欧洲赚回的美元几倍于其援助欧洲的美元。出口的繁荣有利于解决美国面临的就业压力，有利于美国社会的稳定。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美国对西欧的经济进一步控制，从此西欧与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巩固了其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有利于其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

以上政策的实施部分地解决了盟国的支付能力枯竭问题。1949年，美国的顺差额下降到1.75亿美元，基本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状态。以上政策的实施配合国内财政政策使美国经济在战后面临衰退威胁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发展的态势。

三

1950年起，美国的国际收支陷入持续逆差，除了1957年由于苏伊士运河危机引起的微量顺差外，1950至1971年间，美国的国际收入一直处于逆差之中。1950至1956年间，美国的逆差额年平均为15.3亿美元。由于这一时期主要以流动美元的形式融资，以出售黄金的方式融资的只占逆差的不足1／4，1957年，美国损失的黄金基本又回到美国。战后建立的世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美元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看成等同于黄金的储备货币和支付手段。美国少量的逆差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一定量的清偿能力，是可以容忍的理想状态。因此，美国政府在1957年以前没有关注逆差问题，甚至延续战后初期鼓励海外投资等有利于提高国外清偿力的政策。

1958年起，美国的逆差额增大，达到35亿美元；1959年、1960年的逆差额分别为37亿美元和39亿美元。由于逆差主要以出售黄金进行融资，三年之内，美国的黄金储备流失了50多亿美元。这种变化表明，随着美国逆差的恶化和其他国家储备水平的提高，外国货币当局更青睐以黄金作为清偿来源。这使美国政府上下意识到“美元荒”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正在面临着“美元灾”，必须采取措施控制逆差，否则美国的黄金储备很快将会枯竭。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起，美国政府开始认真对待逆差问题，研究、探讨各种应对逆差之策，到尼克松执政前期，美国政府所采取的调节逆差的政策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降低政府和私人海外支出

美国的逆差是因为“尽管美国的出口顺差大，但仍不能弥补美国的海外军事开支、美国私人海外投资和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援助与借贷计划等支出”，因此，欲解决逆差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想方设法降低美国居民和政府在海外的花销、借贷和赠款”，减轻共同安全和对外援助负担等政府支出和私人境外支出是历届政策调节逆差的首要途径。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9年11月24日出台NSC5916号文件，文件指出，“美国将不再向英国、德国、奥地利和法国提供新的赠予性军事援助，对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葡萄牙和日本的赠予性军事援助项目也要取消，除非这些项目所涉及的国家同意承担防务成本、提供人力或对美国安全非常重要的基地，为项目做出更多的贡献”。1960年下半年，美元危机频发，10月20日，伦敦黄金价格达到每盎司40.6美元，黄金价格的上涨反映了美国国际收支的弱势。在11月9日与总统的会话中，财政部长安德森指出，“美国的黄金储备价值为181.16亿美元，11月10日又要出售2.18亿，届时，美国的黄金储备额将是多年来的首次低于180亿美元”。黄金外流的形势使美国不得不认真对待逆差和其引起的黄金外流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深表忧虑，甚至想以美国当时拥有的价值210亿美元的铀和钚做为黄金的替代物。伦敦金价的飙升迫使美国政府考虑采取两三年前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行动。艾森豪威尔政府最为重要的降低国际支出的政策体现在1960年“月16日的总统指令，该指令称“美国要将实现国际收支合理平衡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指令提出以下降低国际支出的措施：(1)国务院向他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时，应优先考虑美国商品和美国劳务。(2)从1961年1月1日起，国防部必须每月撤回驻海外美军家属1500人(总数为484000人)。1961年年内，国防部必须削减对海外美国驻军和联合国军中美国部队的物资供应。(3)除国防部部长批准外，停止在海外驻军经营的酒吧贩买外国商品。(4)禁止美国驻外机构经营的服务设施以营利为目的，向美国外交官员及其家属出售外国商品。(5)所有政府机构应该效法国防部减少海外派驻机构的家属。以上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最为强硬的降低国际支出的措施，但是由于此时的政府已成跛鸭政府，而且以上措施的实施将会影响美国与盟国的关系，美国驻外机构的士气也会受到损害，因而，以上措施并未全面执行。

肯尼迪是在美国深陷逆差的窘境下当选总统。当选总统后，肯尼迪曾与时任财政部长安德森探讨逆差问题，安德森直言不讳地指出：“阁下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就任伊始就面临如此严重逆差的总统，而且这一问题可能贯穿整个任期。”肯尼迪深知逆差问题的重要性，他常对顾问们说他最担心有两件事：一为核战争，二为国际收支逆差。肯尼迪政府调节逆差的政策体现在总统提交给国会的两份特别咨文中，即1961年2月6日的“黄金和国际收支逆差特别咨文”和1963年7月18日的“国际收支特别咨文”。两份特别咨文在降低国际支出方面的建议是：第一，利用IMF的提款权、加强与自由国家合作、向外国政府和货币当局施以利诱等降低短期需求，为美国调节逆差赢得时间。第二，将经济援助与购买美国货物相挂钩，促进盟国分担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责任。第三，降低美国海外军事支出，促进盟国分担共同防务责任。在削减海外军事支出上的主要办法是让那些有能力的盟国从美国购买新式武器和武器系统；在必要情况下与盟国共用后勤设备；让盟国承担必要的共同防备支出。第四，降低出国旅游的美国公民返回时的关税豁免额。为了降低美国人出国旅游支出，将关税豁免额降低到每人100美元，以此来遏制美国人海外消费的欲望。第五，实行“利息平衡税”，对外国在美国发行股票、债券征收数量相当于其发行额1％的利息，以增加外国人获得美国资金的利息成本，帮助实现美国与国外长期资本的利息平衡，从而有利于限制美国长期资本外流。

约翰逊政府在调节国际收支逆差政策上沿袭肯尼迪时期的既定路线。由于肯尼迪时期的一些政策的实施，约翰逊上台时期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相对50年代末有所改善。但是，越南战争使美国的海外防务支出日渐膨胀。同一时期，美国的海外投资也不断增加。具体情况见下表：

为了降低美国的海外支出，约翰逊政府除了加紧实施肯尼迪时期的政策外，主要出台了对资本外流的限制性计划。第一，对发达国家在美国银行的期限为一年及一年以上的贷款实施IET，并将IET延长两年。第二，实行“自愿的限制对外贷款计划”和“对外直接投资计划”。通过使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自愿限制对外贷款数额从而降低资本外流和后来的直接的、强制性的降低海外直接投资的办法降低资本外流。这种对资本外流的限制性政策虽然可以暂时地缓解资本外流，但是不能解决美国所面临的国际收支困境。

由于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在1965年后直线下降，这使尼克松政府面临的国际收支问题更加复杂。尼克松对国际收支问题的认识与约翰逊有所不同，甚至放宽了约翰逊政府时期的一些限制性的政策。第11464号行政令将利息平衡税从1.25％降为0.75％，并放宽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在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美元不断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从前各

届政府想到但都没敢采取行动的措施，大胆地提出了“新经济”。

在降低国际支出方面的政策上，美国各届政府的政策既有一定连贯性，又有某种程度的差异性，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降低美国的逆差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不同时期导致美国逆差的原因不尽相同，因而一些措施的实施虽然一时有效但是并不能根本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问题。

(二)鼓励出口，增加国际收入

增加国际收入是降低美国逆差的又一途径，而且相对于降低支出来讲更具建设性。

艾森豪威尔政府增加国际收入的政策首先体现在总统于1960年3月17日向国会提交的促进出口贸易增长计划特别咨文中。咨文强调出口对美国的重要性：“它可以增加上千万个就业机会。与战后初期国外的生产能力有限相比，目前的国际市场竞争激烈。扩大出口需要政府和公司共同努力以提高国际竞争能力。”鉴于扩大出口的必要，咨文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商务部促进贸易的服务项目；(2)优先考虑扩展对外商务服务活动；(3)扩展农业部的贸易活动；(4)重视促进美国出口的信息流通；(5)建立新的海外贸易中心；(6)利用国际贸易博览会、贸易代表团和其他刺激外国人购买美国产品的兴趣；(7)促进外国人到美国旅游。针对1960年9月至10月伦敦市场上的黄金危机，美国出台了1960年11月16日总统指令，提出“美国要将实现国际收支合理平衡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在该总统指令中，增加国际收入的措施有：(1)商务部部长扩大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中努力进行降低关税的谈判，争取降低对美国出口纺织品的关税；(2)农业部应该努力扩大在海外销售美国剩余农产品，努力争取以美元支付。由于艾森豪威尔在位时间屈指可数，以上政策并非充分展开，它为以后政府调节逆差定下了基调。

肯尼迪政府增加国际收入的政策在于：第一，通过GATT框架下的有关谈判，使外国取消对美国出口商品与劳务的关税、配额、差别性待遇等限制，改善美国出口环境。第二，通过谈判使西欧国际储备较强的国家的资本限制政策，使外国公民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投资，商务部也制定相应的吸引外资计划。第三，通过与外国政府商谈使其放宽对本国公民海外旅游限制，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商务部通过开发新的吸引外国游客的项目，简化旅游手续。第四，美国于1963年1月15日实施《1962年贸易扩大法》，授予总统对外贸易方面的诸多权力，总统贸易谈判特别代表将据此加紧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谈判，以开拓和扩大海外市场。肯尼迪政府增加国际收入政策非常务实，也相当有效，但是由于肯尼迪遇刺，国际收支问题留待下一任政府解决。

约翰逊政府在增加国际收入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开展并完成了肯尼迪回合的GATT关税减让谈判，使贸易壁垒进一步减少，尤其是农产品国际贸易对美国更加有利。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调整国际货币安排

由于美国的逆差长期以来是外国储备的主要构成部分，1958年西欧主要国家货币兑换后对美元的需求渐渐降低，出现了大量的以美元兑换黄金现象，导致美国黄金储备的下滑和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的怀疑。欧共体成立后，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日本经济的发展也对美国经济构成强力竞争，因此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在60年代后期呈下降之势。美国的逆差有其他国家等量的顺差与之对应。为此，美国始终强调调整美国的逆差是美国和顺差国的共同责任，呼吁西欧盟国采取合作的态度帮助美国解决逆差问题。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稳定为基础，对美元的信心直接关系着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冷战的背景下，盟国有对美国的核保护伞的需求。因此，美国的盟国在帮助美国调节逆差，维护美元稳定上基本上采取合作的姿态，并达成了一系列的国际货币安排。

第一，建立“黄金总库”。1960年下半年伦敦金价飚升，美元的信用受到严峻挑战。为了稳定美元的国际信用，美国说服西欧盟国进行合作，筹集了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于1961年10月建立了“黄金总库”。根据协议，总库将根据黄金价格的涨落买卖黄金，以平抑黄金价格，维持美元价格的稳定。

第二，达成“借款总安排”。1961年11月，美、英、法、德、意、日等十国签订“贷款总安排”协定。协定规定：在国际货币基金发生短期资本流动可能导致货币危机时，由十国借款60亿美元的备用信贷缓解基金困境，帮助稳定货币价格。

第三，实行黄金“双价”。1968年美元危机使黄金总库的黄金大量流失，为了防止私人投机导致的黄金进一步流失，西方主要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黄金总库”紧急会议，决定终止向私人市场出售黄金，只保持35美元每盎司黄金的官价。

第四，创建特别提款权。由于美国的逆差引起世人对美元信用的怀疑，各国不再热衷于把美元作为储备资产，黄金的供应相当有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对国际储备的需求，因而，创建新的国际资产成为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1967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年会上讨论了建立新的储备资产问题。经与会各国代表的磋商，最终于1968年确定建立特别提款权这一新的国际储备资产形式。1970年1月1日，IMF在成员国间分配了第一批价值34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第二批价值29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于1971年初分配。“特别提款权是一种既不依靠美国的持续逆差，也不依靠其他国家的持续逆差的国际储备资源。”特别提款权只作为成员国的账面资产，不可兑换美元或黄金，它增加了国际储备资产，部分满足了国际贸易增长的需要。

以上增加国际收入、降低国际支出的政策的实施和国际货币安排方面的合作对于缓解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1965年以后美国国内的膨胀问题突出，国内需求旺盛，而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却在下滑，因此，美国的逆差仍相当严重。1971年上半年，外汇市场极不稳定，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进一步恶化。“1971年第一季度的逆差是47亿美元。如果不包括所获得的7.17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第一季度的逆差是54亿美元——比其他任何一年(除了1970年)的逆差总额还要大。第二季度的逆差增加到65亿美元。”1971下半年，美国的贸易和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这种恶化在经常项目上表现的非常突出，对美元外汇价格的可持续性的信心进一步下跌。“从1971年初到8月中旬，美国财政部支出了30亿美元的储备资产，其中40％是在8月初支付的。尽管美联储提取了大量的外汇，还是出现了亏空。”无论私人还是官方都施压要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其他资产，这种压力最终迫使美国政府于8月15日做出决定，停止美元兑换成黄金，美元的价值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开始浮动。

1971年8月15日美元停止兑换黄金标志着旧的国际货币秩序的结束，此后，美国对国际收支逆差的调整转向以汇率进行多边调整为主，这一调整通过市场浮动和多边谈判途径最终于当年12月18日达成史密森协定而告终。根据史密森协定，美元与黄金的比价调整为38美元每盎司黄金，即美元贬值7.89％，并将IMF协定条款要求每个成员国的货币平价浮动弹性由原来的1％扩大为2.25％。

美国的国际收支调节从战后初期调节顺差到50年代末至1971年调节逆差是个复杂的政治经济调节过程。美国各届政府所采取的各种开源节流政策虽然没有最终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困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为缓和美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战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使得美国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上无法像其他国家那样灵活地运用汇率进行调整。8月15日决定是美国单方面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部分原则，使战后的国际货币秩序发生了重大转折。美元贬值和停止兑换黄金使美国在50年代末面临的黄金外流问题得到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问题也就不再像从前那么紧迫。然而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问题仍然是困扰美国的重大经济难题，解决这一问题仍需美国政府上下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