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克骄

南宋浙东学派的代表叶适、吕祖谦、陈亮、陆游、王应麟等人著述宏富，但都以重史为特点。在他们的论著中有关史学批评的论述颇多，对史书的史法、体例、内容、义例、文字等方面都有涉及。在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浙东学派史学的经世思想。

浙东学派的史学批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古今史法问题

史法问题是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反映了史家的史学思想和方法论。浙东学者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经世致用，这在南宋以来历有渊源。南宋浙东学者对史法的批评，大抵集中在司马迁著《史记》而破坏了“古之史法”。浙东学者认为，古之史法存于“六经”之中。叶适说：“孔子之时，前世图籍具在，诸侯史官世遵其职，其记载之际博矣，仲尼无不尽观而备考之。故《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陈亮在其《三国纪年·序》中也有相似的叙述：“自书契之兴，代有注记，后圣有作，而言动之记分矣。自当时之诸侯，国各有史，一话一言，罔不毕载。故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动，天下之几也。合诸侯之言动，亦足以观天下之变焉。有源有流，不可遗也。”陈傅良说：“自夫孔门之徒尽经术，马迁而下史法乱，微言卒。”叶适批评司马迁著《史记》“勇不自制”，“史法遂大变，不复古人之旧”。陈亮说司马迁著《史记》“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迁始焉”。这里所谓的“史法乱”、“史法大变”、“失其源流”，实际上是批评司马迁“不能知圣人之意”，不知经史结合的古史法中含有经世“微言”，致使“自麟止以来……学者自为纷纷”，削弱了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

二、关于史书体例问题

司马迁创纪传体史书体例以来，历代正史都采用纪传体形式。叶适批评纪传体史书的缺点是“均之一事，表既谱之，纪复纪之，世家、列传又申明之，参互错综，十数见而犹未已”，他慨叹司马迁这是自乱章法，“而启后世烦且杂也”。因此，叶适对《史记》以后的正史多有讥议。他推崇编年体史书，对《春秋》和《左传》评价很高。他说：“《春秋》非《诗》、《书》比也，某日、某月、某事、某人，皆从其实，不可乱也。”“左氏之取义广，叙事实，兼新旧，通简策，虽名曰传，其实史也。”他对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赞扬备至，称之为“《春秋》之后，财有此书”。

吕祖谦对此则另有看法。他说：“大抵史有二体，编年之体始于左氏，纪传之体始于司马迁，其后班、范、陈寿之徒纪传之体常不绝，至于编年之体则未有续之者。温公作《通鉴》，正欲续左氏。……然编年与纪传互有得失，论一时之事，纪传不如编年；论一人之得失，编年不如纪传。要之，二者皆不可废。”吕祖谦自己编写史著《大事纪》，就“不尽用某书凡例”，基本上采取的是编年之体，同时也汲取了纪传体的不少写法。

黄震则主张“史无定体”。他说：“《书》随事为篇，《春秋》纪年以书，班、马以来分纪传。”他认为只要能考见“出处本末”、“盛衰大要”的，便可以史看待。

三、关于史书内容问题

浙东学者注重事功和经世，他们要求史书所记内容要足以为后世借鉴，因此他们对史书内容的采择、详略、真伪都很在意。叶适评议王通“史失自迁、固始，记繁而志寡”一语时说：“不知其指记繁者，谓汉事，谓古事?若谓汉事，则正失于寡，盖一代之制不能备其本末，而徒取他书，使后无所考按，此所谓失也。”他还批评《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变法事太略：“商鞅变法，大事也，迁不加疏别，深浅无次。”他讥议《史记·司马相如传》全文收载《子虚赋》“不则于义，不当于用”，是一大弊病。黄震批评《汉书·扬雄传》：“传中皆雄自序类，多文饰之辞，非信史也。”

叶适对《左传》的选材备加推崇，说：“左氏于晋楚称霸，立法定制，皆明著其故，及其他诸侯小小变政易令，亦必载之。此史家大事，记注者所重也。”叶适还主张实事求是、据事直书。他认为一部好的史书，首先是要“叙事实”。他反对史家任情褒贬，特别反对曲笔篡改。他说：“以空文为实事，其害浅，易正也，质之以实则信矣；以实事为空文，其害深而难正，以为虽实犹弗信也。”因此，他对春秋笔法不无批评。他肯定《左传》传“天王狩于河阳”能明载旧史之实的做法。他指出“赵盾、赵穿之事”当时天下共知，《春秋》三传都明载无异，而由于《春秋》所记“赵盾弑其君”，后世便以为赵盾实弑君而疑三传所载不实。叶适认为《左传》贵在“足以质传闻之谬，订转易之讹”。他要求修史者要“以信信”，不要“或因所闻遂记之”。他对魏收著《魏书》为拓拔氏序世次，说拓拔力微是天女之子，批评道：“力微生于天女，推其年当是汉桓、灵之岁，盖亦近尔，乃复有此异事。……不知收何所考信而云然也。”对《史记》描述汉高祖“神怪相术”提出批评说：“岂以起间巷为天子必当有异耶?”对《汉书》说刘邦“体貌多奇异”是“语尤陋矣”，是“史笔之未精也”!

同样的批评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中也时有出现。他说：“晋元帝为牛氏子，其说始于沈约，而魏收《岛夷传》因之，唐贞观史官修《晋书》亦取也。王劭谓沈约喜造奇说，以诬前代。”对唐修《晋书》喜采用小说笔记中的奇说异闻，王应麟批评说：“颜师古注《汉书》，凡撰述方志、新异穿凿者，皆不录。注史犹不取，况作史乎?”王应麟还主张著史要有直书和实录的精神。他说：“干宝论晋之创业立本，固异于先代。后之作史者不能为此言矣，可谓直矣。”他认为汉晋以来的《起居注》之类，“虚美隐恶，史无直笔”。他对萧子显以齐宗室身份而作《齐史》能否直笔表示怀疑。他感叹直笔之难：“自唐奸臣为《时政记》，而史益诬，近世犹甚。余尝观《宝庆日历》，欺诬之言，所谓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议不泯尔。”

四、关于史书文字问题

浙东学者还看重史书的文字表达工夫，特别注意同一史实在不同史书中反映出的差别。叶适就强调史书文字要能准确的说明史实，他批评《新唐书》诸传“好以刻削简约为功，又必易本语之质俚以从雅训，反堕偏迫”。王应麟也指出，史文删简会害史义。他说：“前辈谓班之于马，时有遗失，如‘彘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垓下之战，《史》载甚详，而孟坚略不及。”有时文字的删简会造成歧义，比如《通鉴》中的一段文字：“秦兵既盛，谢玄入问谢安，安夷然答日‘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游山墅，与玄围棋赌墅。”《通鉴纲目》删去了“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二句。这里围棋的是谢玄还是张玄?王应麟认为“二玄当如《汉书》叙臣胜、臣夏侯胜，以姓别之”。又如《汉书·平当传》云：“汉兴唯韦、平父子至宰相”，这里的“唯”字就有问题。王应麟就指出：“周勃、亚夫父子为相，事业过韦、平远甚，班孟坚其

忘诸乎?”

五、关于史书义例问题

在正统问题上，叶适批评《三国志》说：“陈寿虽著《魏书》，然有汉则无魏，而其事词错杂，使后世无别，史法不复存矣。”陈亮认为“魏氏之代汉也，得其几而不以其道。变之大也。先主君臣倦倦汉事之心，庸可没乎?孙氏倔强江左，自为一时之雄，于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陈寿之《志》何取焉?”他自撰的《三国纪年》，便是“纪年冠以甲子，而并列三国纪年”。这一做法得到吕祖谦的赞赏，认为“此例甚当”。

针对新、旧《五代史》和马令、胡恢所著《南唐书》都以五代为正统、以十国为伪僭，陆游在其著《南唐书·烈祖本纪》后论中指出，苏颂说“所谓纪者，盖摘其事之纲要，系于岁月，属于时君。秦庄襄王而上与项羽，皆未尝有天下，而史迁著于《本纪》；范晔《汉书》，又有《皇后纪》。以是质之言纪者不足以别正闰。陈寿《三国志》吴、蜀不称纪，是又非可法者也。”陆游认为：“此天下之公言也。”并据此在其著《南唐书》中为烈祖、元宗、后主都立《本纪》，认为这是“用史迁之法”[8k

在忠义的标准上，南宋学者很注重不事二主。陈亮在这个问题上为武庚翻案。他说：“余读书至武庚之事，何尝不为之涕流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节，为臣而洗君之耻、父仇而子复之，人之至情也。……余以为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于成败，故无褒。而孔氏又讳而不道，然则武庚之死越二千载，目之瞑未也。”为此他将武庚列入其所撰的《忠臣传》中。

在这一问题上王应麟有更多的批评。《汉书·艺文志》有《天下忠臣》九篇，刘向《别录》云其“传天下忠臣”。王应麟认为这于史书义例大有不当。他说：“《忠臣传》当在《史记》之录，而列于阴阳家何也?《七略》，刘歆所为，班固因之。歆汉之贼臣，其抑忠臣也则宜。”认为这是刘歆故意贬抑忠臣所致。他对《晋书·忠臣传》意见更大，认为韦忠、王育、刘敏元三人都曾仕于少数民族政权，对晋无忠义可言。他批评说：“唐之修晋史也，许敬宗、李义府秉笔焉，是恶知兰艾鸾枭之辨?”王应麟在宋亡后，以宋遗民自居，始终不承认元朝的统治。因此，他对陶渊明《读史》诗述夷齐、述箕子，感受“至深痛切”，他同意颜延年《诔渊明》“有晋征士”的提法，而对《南史》为陶渊明立传提出非议。又如嵇康传，王应麟认为应收入《魏书》而不应收入《晋书》。他说：“嵇康，魏人，司马昭恶其非汤、武，而死于非辜，未尝一日事晋也。《晋史》有传，康之羞也。后有良史，宜列于《魏书》”。他还为对欧阳修的《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表示遗憾。

以上所述南宋时期浙东学派的史学批评，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谓得失两存，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具有重要的意义。自司马迁开创史书纪传体例，历代正史皆因袭之，发展到宋代，纪传体史书暴露出不少缺陷，社会需要更有利于资治、经世的史书体裁。因此，编年体重新受到重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等新体裁便应运而生，这说明浙东学派对史法、体例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南宋时期，民族矛盾、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正统问题、忠义问题尤为突出，从史书的经世功能出发，浙东学派对此所作的批评，是既有针对性，也有其普遍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