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平

史学及史学批评作为学术活动，总会产生学术原则来规范，这些学术原则就是学术标准。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中产生的史学学术规范、学术标准，其中不乏积极的内容，值得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史学批评中的学术标准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反对门户之见、学派框框。“道不同，不相为谋”，先秦已肇端倪。不屑求同存异是学术界家长制、一言堂的反映，是不利于学术界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这遭到一些进步史家的批评。刘知幾说：“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用朋党，咙聒纷竞，是非莫分。”“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他批评了只护门户、不问是非的不良学风，主张“兼善”、“忘私”，博采各家之长。《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两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门户之见就会造成“是非颠倒”。章学诚也痛诋门户之见：“干戈门户，千古桎枯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惟陋儒则争门户也。”

反对“门户之见”，应该是一种“更爱真理”的科学精神、科学美德的体现，对学术发展、思想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二、创新。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学术发展、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史学创新意识一直激励着史学家进行创造性劳动，并成为史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司马迁创造纪传体史书，这种创造精神汉以后一直受到历代史家的称赞，“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而班固因袭《史记》则受到历代史家的批评，如晋张辅评《史记》优于《汉书》多条，其中一条即是“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郑樵《通志·总序》批评更苛。

司马迁以后，章学城对袁枢创立纪事本末体极力称赞：“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是“纪传行之千有余年”的变通、突破，是“救纪传之极弊”、化臭腐为神奇。创新可以“化臭腐为神奇”。

中国古代对于剽窃的批评是严厉的。章学诚认为：“窃人之美，等于窃财之盗。”“窃人之所言，以为己有者，好名为甚，而争功次之。功欺一时，而名欺千古也。”批评“人心日漓，风气日变……在官修书，惟冀塞职，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

表彰创新、抨击剽窃是维护学术界的正常秩序，是端正学术风气、激发学术前进的动力，这是一种追求创造的科学精神、科学境界，也是一种美学精神、美学境界，可以籍此达到发展、超越、创造的新奇之美。

三、体例严谨。史书的体例是史书编纂思想、原则、方法的大问题，写书不订体例，便会杂乱无章、不合逻辑、前后矛盾，封建史家大多对此很重视。历代有研究《春秋》、《史记》等各种史书体例的专著，也有《史例》、《史例总论》等体例理论的专著。《史通·序列》篇强调：“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主张“例贵严明”，称赞晋代史学家干宝、邓粲等对史书体例多有贡献，“史例中兴，于斯为盛”。沈约《宋书》被晁公武批评：“本志兼收魏、晋，失于限断。”限断不当就是体例不当。邵晋涵批评《晋书》：“修《晋书》者多浮华之士，好引杂事以资谈柄，而不明于史家义例。岂特嵇康魏臣不当人《晋史》，韦忠、王育、刘敏元北仕刘赵不当入《忠义传》，如王应麟所讥而已哉!”“不明于史家义例”，即不懂述史当明“义例”、体例。这里批评《晋书》因为“义例”不明，问题太多。

章学诚论修志最重体例，数次致书甄松年论修志体例。章学诚认为定体例的原则是：“例以义起，斟酌损益，惟用所宜。”即定体例要从“用”出发，从实际出发，评判体例的优劣也从实际出发。

讲究体例、严明体例，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的治学态度，也有某种以“法”治史的精神，也是追求史学审美的体现，可以籍此达到秩序之美、结构之美、严整之美。

四、史实真、资料可信。即求真求信，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写史要做到真和信，首先资料要全面、可信，不作无据之论。历代史学家大多强调事事有据，甚至强调“字字有来历”。可疑的资料不用，无资料、无证据、搞不清、说不明者不作结论、不写、存疑。史学家推重、传承的孔子“阙疑”精神，正是这方面的体现。

将求真求信作为史学批评的标准，正直的史家有很多论述。刘知矮说：史者必须“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史职求真，斯乃特为难遇者矣。”反对“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或采彼流言，不加诠择；或传诸谬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他指出：“向声背实，舍真从伪，知而故为，罪之甚者。”浦起龙《史通通释举要》进一步说：“不信不直，史之贼也。”全祖望说：“史以纪实，非其实者非史也。”他认为只有依据史实记载才能算得上信史，如果不能据实直书，则“徒使其书之不足取信于后世也”。

信史真史多受表彰，虚史假史多受批评。晁公武批评欧阳修等《新唐书》：“采杂说既多，往往牴牾，有失实之叹焉。”他认为秦汉以后，有的史书“闻见卑浅，记录失实，胸臆偏私，褒贬弗公，以误后世者，是在观者慎择之矣”。刘光汉表彰全祖望：“雍、乾以降，文网森严，偶表前朝，即赝显戮，致朝多佞臣，野无信史，其有直言无隐者，仅祖望一人!直笔昭垂，争光日月，可步南、董之后尘者矣。”

求真求信是科学精神、学术精神及史学的灵魂，籍此才能达到科学境界，展现学术真实之美。

五、有无思想、学术价值。先秦已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意识。而立言之不朽，必须言之有“物”、言之有“理”、有价值、可以传世。言之价值，一是思想价值，二是学术价值。能为巩固统治服务等，是有思想价值；能创新、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能求真求信等，是有学术价值。当然，思想、学术价值还涉及其他很多方面。

司马迁评《春秋》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此言是推重其思想价值；刘知残评《左传》：“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称《左传》有皆得周典博总群书、每事皆详、实广闻见等三长，是推重其学术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评《三国志注》：一“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二“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三“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典”；四“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五“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六“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这都从学术价值上给予《三国志注》以极高的评价。

刘知幾批评：“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这是从封建伦理道德出发否定其思想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评明郭大有《评史心见》：“是书取古人事迹标题，每事为论。其《凡例》云‘几可以为策论者择取，以利于举业，则其书不必更问矣。”即批评了此书毫无价值，仅备举业之用而已。

追求思想、学术价值，是追求有价值的劳动，是追求为社会为学术作贡献，也是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是有积极意义的。

六、简约。看似是对遣词造句、写作技术的要求，实际上是学术价值、美学价值的体现。清人总结几千年的经验说：“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气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而简，故简为文章尽境。”“简约之美，乃为至美。”[8]简约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标准之一，也是史学批评的标准之一。

刘知幾《史通·叙事》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强调可省之句省、可省之字省，“洞识此心，始可言史”。他批评：“《史》、《汉》以前，省要如彼；《国》(《三国志》)、《晋》(《晋书》)以降，烦碎如此。”他特别反对西晋以来的虚浮颓风：“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或者“应以一言以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很多史家都用“文约事丰”的标准来评判史书。晋张辅评《史记》优于《汉书》，其中一条是“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晁公武亦批评《汉书》“文繁”，称赞荀悦将《汉书》删繁就简成《汉纪》“辞约事核，时称嘉史”。

简约、文约事丰、去芜存菁是治史严谨、文笔严谨的体现，是思维严密、逻辑严密的体现，也是追求史学审美的体现，可以籍此达到简约、纯洁、质朴之美。

七、文采。“言之不文，行之不远。”“饰词专对，古之所重。”这里的“言”指所有的言论，既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史学作品、政论作品。史书没有文采，也没有生命力。自古以来，有没有文采一直成为评判史书的重要标准。

刘知幾称赞《左传》叙事传神：“……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犊，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他高度评价了《左传》的文采及文学成就，批评《公羊》、《谷梁》二传“榛芜溢句，疣赘满行，华多而少实，言拙而寡味”。刘知幾还极力主张用时代口语叙事，批评魏晋以降“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他指出语言的失实不仅是文词的拙劣，而且是史实的失实。

刘勰是文学家，自然从文学修养角度提出要求、标准，所以宫商、声韵、对偶等也是评文评书的重要标准。刘知幾是史学家，认为“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认为史家应有文学修养，但又指出史才之文与文士之文是不同的，“史氏所书，因当以正为主”，“华而失实，过莫大焉”。他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刘知幾反对文人修史，批评“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

章学诚也认为“史笔与文士异趋”，反对“溺于文辞”，“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说明史家的文学修养、史书的文采，主要在状物传神、反映时代气息，而不在奇偶编字、宫商有序。章学诚批评文人“大抵暗于史裁，又浸渍于文人习气……听一时无识之流，妄加编辑，而不知其贻笑识者”。“故日文人不可与修志也。”

对于事实与文采的关系，吴缜作了深刻的分析：“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日事实，二日褒贬，三日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对于史家、史笔来说，第一位是事实，其次是褒贬，最后是文采。事实明，褒贬、文采阙，犹可；事实未明，徒有褒贬、文采，则不可。

追求史书行远传世，应该追求史笔应有的文字、词句之美。能有更多的《左传》、《史记》这样的既是史学巨著又是文学巨著的问世，是史学界的荣耀，也是史学界的期待。

(附注：本文为教育部人交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77010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