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美华

摘要：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受制于包括性别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女性的职业变动状况除了同男性职业变动有一定的共性外，还存在其自身的特性，具体体现在职业获得意愿、职业变动自愿度、职业变动的发生率和强度、职业结构的变化、职业的代内流动、单位变动情况、体制流动方向、职业变动的区域范围、职业变动的职业差异、职业变动的内部情况、职业满意度、职业变动中的困扰和排斥等诸多方面。可以说，女性的职业变动深深地折射出转型社会所具有的现代性和传统性，呈现出进步与不足多元共存的局面。

关键词：社会转型；职业变动；女性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1-0026-05

在当代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女性的职业变动也日益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尺。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去深入探讨女性的职业变动。

本课题对全国范围内选定的调查地区进行随机抽样，共发放调查问卷2000份，回收1900份，有效回收1804份，有效回收率为90.2％。为了能够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全面审视女性的职业变动，在具体调查中，本课题以不同年龄、文化、地域、阶层等的女性为主要调查对象，同时也选取了不同年龄、文化、地域、阶层等的男性作为参照群体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1804份有效问卷中，女性为1324份，占73.4％，男性为480份，占26.6％。样本中97.7％的女性和男性的年龄分布在17-57岁之间；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及其以下者占女性样本的48.1％，占男性样本的45.1％。大专及大专以上者，占女性样本的51.9％，占男性样本的54.9％。女性样本中，“已婚且有配偶”的占男女两性样本总量的53.1％；其次是“未婚”，占18.7％；“已婚无配偶”者占1.6％。女性样本中，没有孩子的占男女两性样本总量的25.5％，有孩子的占男女两性样本总量的47.7％。调查样本涵盖了党政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企业员工以及其他从业人员等不同的阶层性职业分布。问卷调查数据和资料可以真实地反映问卷所涉及的调查对象职业变动相关的情况，并能以此为基础探索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职业变动的整体情况。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受制于包括性别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女性的职业变动状况除了同男性职业变动有一定的共性外，还存在其自身的特性。女性的职业变动深深地折射出转型社会所具有的现代性和传统性，呈现出进步与不足多元共存的局面。

一、女性职业获得意愿低于男性，职业变动自愿度也低于男性

在笔者进行问卷调查时，当问到“如果您配偶所挣的钱足以使您全家生活得很富裕，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愿意出去工作吗”，女性选择愿意工作的占72.8％，比男性选择愿意出去工作(82.7％)低了近10个百分点；女性选择不愿意出去工作的比例比男性选择不愿意出去工作的比例高5个多百分点。可见，女性的职业获得意愿总体上低于男性。

当然，就女性而言，在配偶所挣的钱足以使全家生活得很富裕的情况下，能有72.8％的女性还愿意出去工作，足以说明女性经济独立意识在提升。

在职业变动自愿度方面，女性也不如男性。以有过职业变动经历的被调查者变换第一份工作为例，女性在变换第一份工作时有74.2％出于自愿，而男性则有80.5％出于自愿，女性比男性低了6.3个百分点。这一方面反映出女性居安思稳的意识比男性要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女性在职业变动时，向上变动面临更多的阻碍，便也会制约女性的职业变动自愿性。

二、女性职业变动的发生率和强度总体上略低于男性

职业变动发生率表示一定时间段内某一固定群体中发生职业变动的人的概率。在问卷调查中，当问到“是否变换过工作”时，女性中有59.6％的人回答变换过工作，男性中有61.3％的人回答变换过工作。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作变换次数较多的女性大部分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时段出生的女性，在她们步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之际，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给她们带来了更多的职业变动的选择。

就职业变动的强度而言，在有过职业变动经历的女性中，变换过1次工作的占45.3％，变换过2次工作的女性占30.8％，略高于男性变换过1次和2次的比例(分别为43.2％，28.6％)。但随着变动次数的增加，女性的职业变动强度低于男性。在有过职业变动经历的女性中，变换过3次和3次以上的女性分别占15.2％和8.8％，而男性中变换过3次和3次以上工作的分别占有过职业变动经历的男性的16.7％和11.5％。从发展趋势来看，女性职业变动的强度总体上略低于男性。

从上述可见，女性和男性职业变动的发生率总体不高，从客观上说明社会提供的流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因为，适度的社会流动特别是职业变动有助于开发人的发展潜能，有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职业变动强度方面，女性和男性的差异虽不十分明显，但其间存在的差异也需要我们从女性和男性所处的职业变动环境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三、与男性的职业变动趋向基本一致的是，女性在职业变动中职业结构也趋向高级化

职业结构的变迁是职业变动研究所应包含的内容。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调节作用日益凸显。应和人们的需求，原有的产业、行业和职业不断进行着调整，新的产业、行业和职业也不断涌现。

纵向来看，我国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结构日益高级化，女性和男性都呈现出这一可喜的变化趋向。就女性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在第一产业从业的人员不断减少，由1982年占女性的77.96％下降到1990年的77.16％，继而降到1995年的73.74％；女性在第二产业的人数略有下降，由1982年占女性的13.84％下降到1995年的12.82％；女性在第三产业从业的人员增长幅度较大，由1982年占女性的8.20％增长到1990年的9.23％，继而大幅度增长到1995年的13.44％。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日趋高级化，女性所从事的职业岗位总量不断增长，职业种类日趋增生，职业结构也趋向高级化。调查资料显示，样本中有的中老年女性初职所从事的个别传统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已不复存在，目前女性涉入了一些新的具体职业，如保险推销员、家政服务员、打字员、网络管理员、家庭教师、电脑编程员、法官等。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女性职业结构趋向高级化，但与男性比较起来女性还是更多地从事在低技能、服务

性行业中。在同行业中，女性处在高层职位的人较少。职业的性别隔离仍是女性职业生涯发展中面临的瓶颈之一。

四、从职业的代内流动而言，女性职业的向上变动和向下变动交织在一起，呈现出职业的阶层分化与重组的复杂态势

为了清楚地体现女性职业变动的代内流动情况，笔者依托调查数据对不同性别职业代内流动趋势做了进一步分析。分析显示，女性群体中有66.9％的人员在初职与现职两个端点的比较中未发生变动，而在男性群体中约有67.2％的人员在初职与现职两个端点的比较中未发生变动，男性比女性稍微高出一些，代内流动的稳定程度相当。另外，女性群体中有18.8％的女性实现了代内的向上流动，14.3％的女性呈现出向下流动。与此相对照的是，男性中有21.8％的人实现了职业的代内向上流动，有11.0％的人是向下流动。在此，女性职业的向上流动率低于男性3个百分点，而女性职业代内向下流动却高于男性3.3％。比例虽差别不大，但仍显示出女性在职业竞争中还是处于劣势地位。女性所从事的职业在权力、声望、财富等的拥有上，在整体上与男性相比，仍存在较大的性别落差。

进一步分析可见，在女性职业向上、向下流动的过程中，呈现出职业阶层分化与重组的复杂态势。比如，从两性职业代内流动趋势分析表可以看出，在全体女性被调查样本中，女性中初职是个体工商户的，有4.0％的人的职业没有变动，0.2％的人现职变换成了办事人员，0.3％的人变换成了专业技术人员，0.7％的人变换成了商业服务业员工，1.0％变换成了企业员工。与此相对照，在全体男性被调查样本中，男性中初职是个体工商户的，4.4％的人的职业没有变动，0.5％的人现职变换成了办事人员，0.5％的人变换成了专业技术人员，1.0％的人变换成了商业服务业员工，0.2％变换成了了企业员工。按照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有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十大社会阶层的排序情况，我们清晰地可见阶层性的职业分布状况及其分化与重组的复杂态势。

五、女性在不同性质的单位进行职业变动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体制流动方向是由体制内单位向体制外单位和非单位流动

本调查显示，女性在不同性质的单位进行职业变动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特别是女性从事的第一份工作的所有制性质会对女性以后进行职业变动的意愿、路径、方向产生不同的影响。

通过分析资料发现，在女性被调查者群体中，约有60.0％的人员变换过工作，其中，第一份工作性质属于体制内单位的有59.0％变换过工作.体制外单位的变动比例最高达66.1，非单位的为51，9％。而在男性群体中第一份工作属于非单位性质的工作变换的比例最高68.0％，体制外单位性质的工作变换比例为61，3％(比女性低4个百分点)，体制内单位的有60.1％变换过工作。

在劳动力市场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女性职业变动由体制内单位向体制外单位和非单位流动。问卷调查资料显示，样本第一份工作属于体制内的占70.6％，而现在工作属于体制内单位的占59.4％，可见工作性质属于体制内单位的在逐渐减少。进一步分析调查资料发现，在职业变动的过程中，女性和男性从初职到现职，工作性质属于体制内单位的下降幅度相近，在体制外单位上升的幅度女性略大于男性，在非单位中女性的增长幅度略低于男性。

六、女性职业变动的区域范围不断拓展。地域间主体流向明确，局部流向呈多元化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推进，中国女性在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就业范围不断扩大，眼界不断开阔，职业变动的区域范围也不断拓展。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使得女性省内职业变动往往和省际职业变动、不同区域间的职业变动交织在一起，折射出社会流动环境的日益宽松。

当前，随着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不断走向深入，社会流动受经济地理法则的影响虽然有所减弱，但经济地理法则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各地区向现代化社会结构的转型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有先有后，呈梯度发展的态势。当前社会转型呈现出的非均衡发展态势对以职业变动为基础的社会流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地域流向上，女性和男性的职业变动流向大体一致，地域间主体流向明确，局部流向呈多元化。总体流向是从农村向城镇、城市流动，从中西部、东北部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但在现实生活的压力、具体工作环境的考虑以及国家政策的引导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女性职业变动的区域支流的流向呈现多元化走向，甚至是与主流相反的方向。如农村女性外出务工后返乡务农者为数不少，这与外出务工女性难以在城市环境中长久立足、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有关。另外在国家倡导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一部分地处中部的青年女性特别是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女性在西部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下积极参与西部开发，进行了职业的地域转变。以上地域流动趋向在本课题的调查问卷资料中可以得到反映：现在东部地区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省份工作的女性，初职所在地有一部分是在中部和东北地区。比如，现职在北京的女性，有21.1％来自中部，2％来自西部；现职在天津的女性，有12.5％来自中部；现职在上海的女性，有5.9％来自中部，5.9％来自东北；现职在广东的女性，有13.2％来自中部，1.3％来自东北。这也反映出女性职业变动的地域的主体流向是由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的。

与此同时，调查也可以看到女性职业变动在地域流向上出现的局部多元化倾向。比如，女性由中部流向西部的现象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调查数据显示，初职所在地在中部而现职流动到西部的女性在陕西占5.0％、宁夏占4.2％、黑龙江占4.5％等。这种情况增强了女性职业变动所具有的活力，也有助于通过人力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

八、女性职业变动显现出职业差异，个别职业复制能力较强(即内生性强)，跨职业变动性较弱

女性职业变动显现出职业差异。就某些职业来说，职业向上流动多是内部职称、职位的提升等，进行跨职业变动的需求性和可能性相对较少。本调查显示，专业技术人员的初职和现职重叠性较为明显，体现出较强的职业复制性(内生性)。在女性中，专业技术人员中有26.0％样本的初职和现职职业类型出现重叠现象。在男性中，专业技术人员中有25.0％样本初职和现职职业类型有重叠现象，其次是办事人员14.8％。

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特征要求从业人员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或技能，缺乏相应知识技能的人无法从事这类职业，这为进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设置了一道门槛。

且一旦从事了这类专业性工作，随着专业知识的不断积累和专业职称的不断提升，人们也就难以下决心改变职业。这些职业特性决定了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这一特性也与该阶层所处的环境开放度不够有关系。总的来看，专业技术人员的代内跨职业流动率是较低的。

九、就职业变动的内部情况而言，从初职到现职。单位制女性在纵向上有所发展，但与男性横向相比仍有差距

从初职到现职，从职业生涯的过程视角来看，女性的职业变动不仅体现在跨职业的变动，而且也体现在同一种职业内部具体的变动发展情况。调查显示，从初职到现职，在单位内部，女性变换具体工作部门的比例分别是29.2％和28.2％，小于男性变换具体工作部门的比例32.4％和31.9％。在单位内部，女性初职职务“升高了”的比例分别为29.8％，现职为32.5％，呈现出职业变动的发展进步性。但无论是在初职还是在现职，女性职务升高的比例均低于男性(男性分别为33.2％和42.5％)，这也充分显示出在职业内部变化中，女性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远远低于男性。

就职称而言，在初职单位，女性职称“升高了”的比例分别为35.2％，比男性(男性为40.7％)低了5.7％。在现职单位，女性职称“升高了”的比例为31.4％，也低于男性职称升高的比例(男性为32.3％)。可见，无论是在初职还是在现职，女性职称升高的比例均低于男性，这也充分显示出在职业内部变化中，女性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远远低于男性。

另外，通过进一步的深入访谈，我们发现从纵向发展来看，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从初职到现职，被调查样本的职称总体上都升高了，显示出职业内部变动的发展进步性。至于被调查样本在现职职称升高的比例不如在初职职称升高的比例，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个体在初职单位职称评定起点低，向上提升的难度不像在现职单位从较高起点上再上升难度那么大。

十、在职业变动的过程中，女性的职业满意度状况因从事职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整体上满意度主要介于“一般”和“比较满意”

职业满意度状况因从事职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调查发现，总体上来看，职业地位较高的党政、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对自己的职业满意度也较高，职业地位较低的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企业员工对自己的职业满意度也较低。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这几个职业群体对自己的职业满意度介于中间状态。具体情况为：对初职比较满意的最高比例是党政、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为56.3％，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43.3％)、办事人员(39.0％)、个体工商户(37.4％)。而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企业员工的职业满意度却不太高，评价“一般的”比例分别为44.2％和40.2％。

就女性而言，对于初职，女性对党政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工商户持“比较满意”态度的最多，分别占到这三种职业类型的51.5％、44.9％和42.1％。女性对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企业员工持“一般”态度的最多，分别占到这三种职业类型的39.9％、43.6％和40.4％。

就男性而言，对于初职，男性对党政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持“比较满意”态度的最多，分别占到这三种职业类型的56.3％、52.3％和44.7％。男性对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企业员工持“一般”态度的最多，分别占到这三种职业类型的39.5％、45.2％和46.2％。总体上来看，男性对初职的满意度高于女性。

分性别来看，对于现职，女性和男性对于不同的职业类型持“比较满意”态度的最多，整体上比对初职满意度要高。同时，持“比较满意”态度的比例大致是按照现有的分类型职业的阶层位序进行由大到小排列的。

总之，女性对自己职业的满意度状况基本反映了社会中对以上各阶层性职业的评价。由此也使得职业满意度较高的女性进行跨职业变动的可能性降低，而职业满意度较低的女性更有可能性寻找机会改变职业状态，从而促使女性通过职业变动进行阶层的分化与重组，进而逐步形成合理的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

十一、女性在职业变动中难以摆脱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双重困扰，同时遭遇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和性别排斥

调查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在职业变动中难以摆脱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双重困扰，同时遭遇着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排斥。虽然这种困扰程度和排斥程度会因为女性自身状况的不同和具体所处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这种状况却普遍存在于课题调查涉及的职业群体，无论是处于职业分层体系中较高位序的党政企事业单位的女性领导干部，还是处于职业分层体系中较低位序的下岗失业女工、外出务工女性等职业群体。也就是说，女性因其性别身份在职业变动中要面对许多男性所不会遭遇的困扰和排斥。

在笔者对个案的深入访谈中，尤其深切地体会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对女性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比如在调查中就发现，当代中国城市女性职业变动与孩子的照料安排有相当的关系。当代城市，对孩子照料本应是整个家庭都关注的事情，但具体内容的安排和具体实施者却往往是女性。笔者曾对带孩子到郑州某儿童教育机构做学习训练和心理咨询的20位母亲(孩子年龄在5～15岁之间不等)做过深入的个案访谈。这20位母亲中，有12位曾因孩子照料问题而改变或放弃职业，造成职业的向下变动。

在女性职业变动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具体体现为职业的性别隔离和行业的性别隔离。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可以清晰地反映这一现象。对于被调查者现在从事的工作，女性样本中认为两性获得目前职业的机会相当的比例为41.1％，男性样本中认为两性获得目前职业的机会相当的比例为36.2％。认为两性获得目前职业的机会不一样的比例总体上高达54.1％。其中，女性样本中30.2％的人认为女性更容易获得，男性样本中44，6％的人认为男性更容易获得。从中可见，社会中形成的一部分职业已明显带有性别标签，求职人在职业获得过程中已主观感受到了职业的性别隔离的存在。

职业的性别隔离是女性在职业变动过程中不可跨越的一道屏障。与此同时，行业的性别隔离进一步制约了女性职业变动的路径和范围，也进一步影响到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男女两性的经济收益差异。对“五普”城市在业人口行业大类分布数据的分析显示，在92个行业中，男性比例大于60％的行业有51个，在这些行业中从业的女性占城市在业女性总数的25，8％。女性比例大于60％的行业只有5个，加上偏女性行业，共容纳了近58.5％的女性在业人口，此类行业部分是经济效益不高、传统的女性行业，如纺织、服装、居民服务、零售、餐饮业等。需要指出的是，那些公认的垄断行业除金融和邮电通讯业是男女相对比较平均的行业外，其他如铁路、电力、煤气、房地产开发经营等基本上是

男性为主导的行业。这样，由行业垄断带来的较高收益还是更多地被男性享有。

与职业／行业的性别隔离相联系的是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排斥的存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排斥使得所有的女性职业群体在职业变动中处于性别劣势地位。以下岗失业女工为例，作为女性职业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她们由于职业变动在劳动力市场所遭遇的性别排斥在女性群体中更具有代表性。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的数据表明，“国有企业下岗女工普遍感到再就业困难，她们中有49.7％的人认为自己再就业时受到年龄和性别歧视，比下岗男工高18.9个百分点”。目前，失业女工普遍感到男性失业工人比女性失业工人好找工作，尤其是一些技术性要求的工作，用人单位更愿意选择男性，留给女性的只是一些技术含量低、工资少的工作。性别因素是阻碍失业女工进入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一大因素。可见，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排斥让处于弱势地位的下岗失业女工在职业变动中处于比下岗失业男工更为弱势的境况。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职业变动还呈现出其他一些特点，如个体的自由流动与结构流动并存，水平流动与垂直流动同在，城乡流动和地域流动混合等多元景观。在垂直流动中，无论是代内流动还是代际流动，又呈现出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以及不流动共有的现象。同时，我们也看到女性职业变动的两种极端现象：有的职业女性特别是青年职业女性在职业生涯中没有科学职业规划，频繁“跳槽”，影响了职业的顺利发展；有的职业女性不思进取，在职业生涯中不去捕捉发展机会，放弃职业变动的有利时机，影响了职业的顺利发展。这两种现象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可以说，女性在职业变动中呈现的多元特点及其与男性相比出现的性别差异和落差真实地再现了社会转型与女性职业变动的紧密互动关系。

总之，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女性职业变动提供了日益开放的环境，女性的职业变动呈现出日益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契合的进步性。许多女性在职业变动过程中极大地开发了自我潜能，寻找到了更多的自我发展的机会，在推动自我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未创生出完全公正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女性职业变动的过程中仍会受制于社会流动机制的不完善带来的种种困惑，特别是仍会受制于因女性身份带来的职业角色建构中的困惑和性别不公正的待遇。与男性相比，女性在职业变动中仍遭遇着过程性的不平等，即职业变动起点的不平等——职业变动过程的不平等——职业变动结果的不平等。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正在形成，许多女性自身也在职业变动中不断强化自我的人力资本积累，不断优化并充分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从而为自身的职业变动赢得更多的主动性和成长性。在此过程中，女性职业变动的进步性日益增强，职业变动中的不足在逐步减弱，女性通过自身的职业变动正在社会上寻找最适宜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支点，同时在整体上作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推进着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