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张爱玲和王安忆虽然相隔近半个世纪，但二人对城市和女性都投入了深切的关注。然而，截然不同的人生体验导致了两位作家女性意识的迥异，这种迥异在两人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上被折射出来，一冷一暖的叙述演绎着女性的沉沦与升华，本文将通过对作品的比较来探讨张王笔下女性形象的差异及其根源。

[关键词] 女性；沉沦；升华；韧性

一

同为海派作家的张爱玲和王安忆，虽身处两个不同时代，但二人作品中却有其相似的人生体悟和感知视角，在两人颇为熟稔的婚恋题材小说中，无不深刻演绎了一曲曲女性的命运和情感之歌。对上海女性的倾心关注，使得王安忆被称为“张派传人”。而笔者认为，张王由于个性气质、人生体验和女性意识的差别，一个以冷眼看世界，一个则用温情打量人生，在对女性命运的书写上构成巨大分野，以至于两人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张爱玲认为，人性“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事实是如此。”正是基于对人性如此悲观无奈的认识，她认为除了退出人世纷争的老人和还未进入人生战场的未成年人外，庸常俗世中的人们终日都在为利或为性而奔忙。因此，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带有“原始性”和“兽性”特征 ，这些女性或在金钱枷锁中被围困，或在情欲网中沉沦。《留情》中的敦凤早已明言“我还不都是为了钱？”，为了金钱她嫁给米晶尧这个大她二十岁的老头作妾。《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她和范柳原之间精刮的爱情，最终也只能是她败下阵来做了范的情妇，若没有香港的陷落，流苏也许永远没有转正为妻的机会。曹七巧，一个终生囚禁在金钱和情欲的枷锁中不能自拔进而变态的女人，自身情欲得不到满足转而变态地毁灭一双儿女的幸福，人性的丧失令人发指。这些女子都在经济上无法独立，在男权社会里被迫寄生于男性，她们“大多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有成家的要求”，即利用婚姻来保障生存。另一类女性则在情欲网中自甘沉沦。葛微龙，一个新时代的女大学生，在梁太太的物欲世界中无法自拔地爱上纨绔子弟乔琪乔，清醒地深陷于情欲的沼泽。而《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物质的满足填补不了内心的空虚，她不断和男人调情，最终被网在佟振宝的欲望之下。还有《心经》中的小寒，亦是被畸形情欲所围困。当然，《传奇》中的这些女性，都是些不彻底的人，为利和为性常常是兼而有之，只是各有侧重而已。张爱玲在作品中揭示了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情感的压制和抹杀，同时她又通过对女性的自审，批判男权体制下女性的奴性心理，在人性的层面上揭露女性隐蔽得极深的“原罪”意识——女子的劣根性。她对女性有同情，然而更多的是对其“奴性”的批判，有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她曾经自问：“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亲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伏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在她看来，男权制度等外界环境固然是钳制女性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女性自身的劣根性才是造成其悲剧的罪魁祸首，正如作者所感叹：“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这种悲观无奈情绪的流露，实际上是张爱玲给女性敲的意味深长的警钟。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张爱玲则发出了痛心疾首的“救救女人”的呼声！

较之张爱玲，王安忆更关注女性思想和心灵上的成长，无论是她早期的“雯雯”系列，“三恋”，还是转型后的《米尼》、《香港的情和爱》、《长恨歌》等，和张爱玲作品中消解女性神话不同，她倾心关注的是女性人性中的升华。她对女性的观照是一种对“‘宿命的超越和对这超越努力的赞美，在人的永恒悲剧命运中发掘出高扬的人格理想及其价值”。《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在面对“文革”的困顿落魄时，她一改从前的小鸟依人和对丈夫的依赖，以长房儿媳的身份支撑起整个大家庭，顽强地向生活抗争。《“文革”轶事》中的胡迪菁在简陋的亭子间内自娱自乐，同时克制着心灵的脱轨。《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在经历命运的大起大落后，依然自如地在守着平安里一方狭小的天地中，将生活过的充实而滋润。这些女子身上都有一股面对困境百折不挠的生命韧劲，正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她们才得以顽强的生存下来。与张爱玲时代的女性不同，王安忆时代的女性开始有了独立的意识，相对的经济独立使她们摆脱了对男性的完全依附，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们已经从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求生转为求爱，并努力开掘出一片新的天地。和葛微龙一样，王琦瑶仍无法抵制情欲的诱惑，并且二人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和处境，葛微龙选择清醒地堕落，王琦瑶却在身边的男人们一个个来了又走之后，硬是靠自己把日子过下去。对男性一次次的希望然后失望却并未将她击垮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这种在孤苦境地中对命运默默如水的抗争正体现出王安忆笔下女性个性中所蕴藏着的强大生命韧性。

纵观张王的作品可以发现，张爱玲笔下的世界是潮湿、阴冷、压抑甚至疯狂暴戾的，其女性主人公是一群没有独立意识只为求生存而依附男性的沉沦者形象。张爱玲用她一贯嘲讽的口吻和冷漠的眼神将人性中最阴暗的角落抽丝剥茧般凸显出来，让人看不到希望的所在。而王安忆则是带着一颗悲悯之心写尽女性的悲苦人生。她的目光中渗透着亲切与感动，流露着温暖的人间烟火气息。较之张爱玲，她所倾心关注的是女性思想与心灵上的成长以及女性主人公在面对困境时默默抗争的勇气和韧性，彰显女性人性中的升华。

二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擅写女性的情感与心理，都不遗余力地大耗笔墨在这些俗世庸常人生上，然而究其根源，二人的女性意识和旨趣却大相径庭。

首先便要追溯到两人的幼年经历。幼年经历的不同致使两作家对世界和人生的最初感知产生迥异，这必然导致其成年后写作视角的截然不同。张爱玲的童年是孤独且有点寒气逼人的，她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父母离异、母亲弃她而去等不幸的经历都给敏感内向的她烙上寂寞冰冷的阴影，加之成年后情感的再度创伤，这些悲剧性的生命体验不得不使她走向悲观主义。于是她总以冷眼看世界，并把人生看的过于阴冷。因此，在剖析两性关系时，张爱玲采取坚决的否定态度告诉人们：人间无爱。在悲观和阴冷的背后，作品中弥漫着的便是挥之不去的“荒凉”。《鸿鸾禧》中，玉清出嫁前，竟然“有一种决绝的，悲凉的感觉”。这种“荒凉”情绪归根到底是对未来生活的悲观。当葛微龙说出“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时，正是因为她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沉沦和未来的渺茫。这就是张爱玲，她要自己笔下的女主人公即使意识到自己的堕落，也不给她们走出生命苍凉的机会。而带着这种“苍凉”在俗世人间来回穿梭的女性，她们大都生活在行将破落和已经破落的旧家族中，但同时受着现代文明的熏陶，如白流苏、葛微龙，却依然卑微而无奈地屈服于环境，臣服于男性。她们的追求往往只有物质的需求和短暂的情爱之欢，更无从把握命运。在面对困境时，她们只是一群被命运裹挟着走的人，到头来都只是那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与张爱玲幼年阴冷的成长环境不同，王安忆是在和睦安详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虽然文革下放的经历给她心灵以沉重的一击，使她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创作无不体现着作家内心深处的悲剧意识。然而，王安忆是富于同情的，她并不认为人生因此就毫无意义，她不像张爱玲那样悲观。在王安忆这里，“悲剧用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情况如何变化，生命仍然都是坚不可摧的，充满欢乐的。”由此可见，王安忆显得更积极，这也造就了她笔下女性个性中较为顽强的一面，所以弄堂女儿米尼，虽然像阿康一样走上了偷窃的道路，却依然抚养孩子并鼓励着服刑的恋人。她们和张爱玲笔下女性的自甘沉沦依附男性不同，在困境中，她们不再把男性看成是主宰生活的上帝，而是一改往日的依赖和柔弱，异常顽强地承担起生活的重任。

张爱玲曾经说过，人生的“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因此她的作品弥漫着强烈的悲剧性和虚无感，她更注重人生安稳即现实的一面，而忽略和否定人生飞扬的可能性。她有足够的耐力面对残酷的人生，揭露丑陋的人性，却没有找寻光明的勇气。而王安忆在赋予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同时，恰恰不想把现实推向绝境，她总会在给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以一种向上升华的力量，以此来对抗生活的苦难和命运的悲凉。所以她说：“实际上人是不能多挖的。……如果地分九层的话，挖到第九层之后下面是空的，你就到了一种极其虚无的状态。……人不能够在这种虚无状态中停留太久，他必须找到一些实在的东西，否则无法生存。”正是这些实在的东西使她笔下的女性身上迸发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生命的顽强，这在欧阳端丽、郁晓秋、富萍等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也可以是某种道义的升腾，逢佳（《香港的情和爱》）不再只是那个为利益出卖自己的庸俗女子，她常不经意似地对老魏说：“那就要凭良心了”，以至于他们后来萌发了真感情，这种道义之光的闪现正是人性的升华。

张爱玲用她那有点寒气逼人的笔调勾勒出一个冰冷苍凉的世界，从而揭露并批判了这些自甘沉沦的女子的劣根性，王安忆则用悲天悯人的情怀赋予她笔下的女性以一种精神上的攀高，在虚无背后发掘生命的韧性。二人在一冷一暖的叙述中倾心关注着女性的命运及其丰富的情感世界，她们的作品都具有与众不同的高度审美价值，对城市女性小说的发展和成熟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烬余录.张爱玲散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59、61.

[2] 游友基：张爱玲对小说美学的开拓.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审美论[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3]张爱玲：谈女人.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80.

[4]转引自金宏达主编：回望张爱玲——镜像缤纷[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41.

[5]张业松：王安忆的“繁华旧梦”.个人情境[M]，山东友谊出版社.

[6]尼采：悲剧的诞生[M]，北京三联书店，1986：93.

[7]转引自金宏达主编：回望张爱玲——镜像缤纷[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60.

[8]陈娟主编：记忆和幻想——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170.

作者简介：凌媛媛，女，安徽大学07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