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春元　赵　新

2008年10月11日至1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童庆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健教授、瑞士日内瓦大学东亚文学系左飞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党圣元研究员出席了开幕式并致欢迎辞。来自瑞士、韩国、中国香港和国内各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期间，共举办七场研讨会，与会学者经过为期两天的积极交流、多方切磋和广泛讨论，圆满成功地完成了会议的全部议题，其中探讨的主要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为纯古代文论的研究

中国古代文论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一些经典的文论文本和理论个案，也呈现出相应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值得后人去揭示。此次研讨会在对这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取得的成果极为丰富。

杨文虎(上海师范大学)认为古文论中的个性研究很重要，个性就像影响创作活动一样影响理论家的理性撰述活动。刘勰的自负性格和宏大抱负影响到《文心雕龙》理论创造上的“大”，而他渊博的学识和超人的才华又影响到《文心雕龙》理论创造上的“周”。个性在理论活动中如此重要，它或许是古文论研究的一个理论生长点。陶礼天(首都师范大学)从《文心雕龙》全书的内在理论结构、讨论问题的重点、论述文学性质的历史性深度等综合起来看问题，论述了《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关系，进而讨论(《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的性质问题，兼及如何认识、继承和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或者称之为“古代文艺学”的问题。朱志荣(华东师范大学)则对严羽《沧浪诗话》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认为《沧浪诗话》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主要表现在由兴趣、气象、入神等构成的具有审美意义的诗歌本体论；由诗歌的体式和风格构成的诗体论；由“识”、熟参、妙悟构成的主体论；由创作技巧要力避“五俗”、“五忌”等的诗歌技法论；由譬喻法、辩证法、历史推原法构成的方法论等五方面，而这种诗学体系真正带来了中国诗歌理论的历史性转折。胡家祥(中南民族大学)认为，前人往往将“气韵”与“意境”作含混的把握，现代美学需要将二者区别开来，它们的相似点在于具有整体性和空灵性；相通处在于体道与传神，不同处在于：气韵表现于艺术文本的最外层，以独特性为贵，其内在矛盾是力与美、生知与学得；而意境处在艺术文本的最里层，以共通性为基，其内在矛盾是情与景、有限与无限，对艺术家来说，呈现气韵是比创造意境更高的追求。姚爱斌(北京师范大学)则探讨了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方法论，认为体用论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基本方法，文体的生成遵循着“协和以为体，奇出以为用”规律，以所有文章及各类文章的基本规范(“体”)为根据，通过表现形式与表现对象的相互作用及变化，生成特征各异的现实文体(“用”)，大致包含基本文体、文类文体、个别文体三个层次。

刘士林(上海师范大学)通过对《庄子·让王》篇的解读，探讨了中国士大夫生命审美活动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揭示出“美与政治无关”是中国美学的第一原理，它表明在政治机制与生命自由之间存在的是一种根深蒂固、无法解除的异化关系。琴知雅(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整理并介绍了朝鲜时期司空图的流行以及后期极具特征的手抄资料，并且论述了当时朝鲜文坛和艺坛活跃活动的真实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探究中国古典作家的诗文在韩国汉文学史上如何被评价和解析，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古典跨国家的理解。

二对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全面反思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都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落后、陈旧、错误的方法自然不能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从而与现代学术发展的距离拉得更大。故此，对于古文论研究方法的反思尤显重要。

顾祖钊(安徽大学)认为古文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尤以苏联式文论为参照系的现代阐释方法势力最大，而苏式文论却有着严重缺陷。它给古代文论研究带来了观念的误导、文化语境的缺失、对儒家象征文学观的歪曲等五大失误。因此，古文论的研究方法大有革新的必要。当前研究古代文论可以采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将古代文论的某些命题还原到它的文化语境中去，然后在现代理性语境中进行现代性阐释。

对于古代文论，究竟是作为纯学术去研究，还是要进行现代“转换”?李壮鹰(北京师范大学)认为古文论是古人对当时文学的总结，古文论的一套概念和命题，在现代作品面前“失语”，这是历史的选择和文化与文学变迁的必然结果。人们把它作为标准理论用来批评现代作品，或把它们“转换”为时髦语汇，重构出一种适应现代的理论，恐怕都是迂腐的想法。古文论研究应该回归到古文论本身，将其真正学术化，采取清儒的治学态度和朴学方法，对第一手资料进行清理爬梳，搞清隐于其中的事实本来面目，回归元典本身，这才是古文论的研究之路。卢盛江(南开大学)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古文论是古人对文学问题的看法，是几千年积累的已然的东西，不存在重建的问题，重建的只能是现代文论。如果旨在研究古文论，应该严守本意，弄清古文论现象的历史本来面貌，具体到范畴上，就是弄清它的本来含意。但旨在创立自己的文学理论，只是借用古人的范畴用语来说明自己的文学理论，当然也可以赋予其新义，不过它已不是历史的本来的面貌，而是今人的文学观点了。

另有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独特性及相应的阐释策略、现代学术言说和运思方式与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文论的适应性等问题都行了反思。杨星映(重庆师范大学)借助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理论范式的差异。中国古代辩证的直观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文化“基因”，它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直觉感悟、体味品评等基本的“理论范式”。陈雪虎(北京师范大学)则认为在现代分工主义的体制下，一些古文论研究者崇信历史学科范式，存在着历史主义的倾向。这种历史主义研究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义，反而有可能使古文论研究失去活力：在历史意识僵硬化之后，历史成为一种外在的事件或体验，研究往往集客观主义与主观移情于一身，其叙事总给人以某种程序化、稳定化、同质化的时空感，这种外在的研究就成为一种“耗时间”的遗忘。

三当前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古文论的研究方法正确与否、进步与否直接关系到古代文论的研究是否深入，结论是否正确，价值和意义能否重现等问题。为此，对新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重新探求成为此次会议的重点内容，与会学者也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和阐释策略。童庆炳教授认为古文论是历史的产物，研究古文论的目的，一方面是还原真义，要求把理论放回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即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的关联”、“文化的关联”和“社会的关联”；另一

方面是要焕发新义，对古文论进行必要的现代阐释，激活其现代意义。蒲震元(中国传媒大学)分析了古文论研究领域中出现的诗书画论融通与文史哲融通这两种值得重视的“交叉与融通”现象，主张应该拓展中国古文论研究的学术视野，并认为在中国古文论研究中，“历史还原”与“现代诠释”属于应当重视的原则或方法，“理论创新”则是目的。

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学的关系，左飞教授认为二者的严格界限并不存在，《后汉书·郭陈列传》中的一段插话，就很难从史学文献的角度来理解，实际上它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历史写作中也不乏文学写作的手段。因此，研究文学文本或历史文本时，有必要同时结合运用文学分析和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张万民(香港城市大学)认为中国古代的诗学思想可以从古代诗歌的写作和阅读中探索，在海外学界，叶维廉从古代山水诗入手研究，认为中国诗歌能直观自然景物、诗中“无我”，而宇文所安则认为中国诗歌被古代读者当作诗人自我的真实“自传”，这两种近乎相反的结论是叶维廉和宇文所安各自站在自己的西学立场上得出的，都是在西方理论的框架下衍化出来的。尽管这些结论很极端，但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认为在古代文论研究的近百年的历程中，以两大基本研究路向最具影响力：其一是“追问真相”之研究，旨在通过理解与解释来恢复古代文本之“原意”，揭示“真相”，其二是以“意义建构”为目的的研究，它一开始就是意义阐发而非“追问”，关心对象“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而这两大基本研究路向都有其局限。由于中国古代文论基于中国古人独特的运思方式与言说方式，使自己具有现代文论不同的品格和价值，即善于对不可言说之物进行有效的言说。因此，研究古代文论，与古人对话，首要的是改变言说策略，不纠缠某些词语的确切内涵或用下定义的方式呈现其意义，而要“不涉理路”，让体验贯穿言说过程，追求所谓“体验的普遍性”而非“逻辑的普遍性”；其次要“不落言筌”，用描述的语言而不是下判断；另外还要“设身处地”，与古人处同一境界。

党圣元研究员认为当前古文论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研究瓶颈，应当寻求新的突破，并特别指出了古文论研究中存在的主观的方法和客观的方法问题，具体地探讨了如何结合二者进行研究。古风(扬州大学)在回顾20世纪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历史的基础上，论述了借用法、解释法、归纳法、比较法、分析法、历史法等六种主要的研究方法，辨析了“方法”与“方法论”的概念，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对存在的弊病作了批评。并指出20世纪中国古代美学研究方法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刘绍瑾(暨南大学)对近百年古文论研究的主要方法进行了梳理归纳，认为古文论研究方法的历史脉络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并深受其特定历史阶段文化语境的影响，证实了古文论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实践和摸索的过程。

此外，黄卓越(北京语言大学)认为过去对古代文论的研究缺少对古人心灵的研究，如果从批评史研究转向心灵史研究，将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杨乃乔(复旦大学)则从哲学阐释学的视野讨论古代文论研究与阐释学的关系，探讨了如何借鉴阐释学来研究古代文论。毛宣国(中南大学)认为从修辞批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论，是还原古代文诏的经验，认识古代文论的价值的一个好视角，亦对当代文论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四古代文论的现代性问题

关于古代文论现代性问题，与会专家们讨论了两个话题：一是现代文论和传统文论是否有着内在联系，两者是否属于毫不相干的话语体系?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认为中国现代文论具有现代性品格，但它也具有特定的传统性品格。中国现代文论在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形成自身的现代性品格，但其在深层机制里传承着古文论传统，呈现出总体上的现代性与深层次的传统性相融汇的复杂品格，并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现代文体一古典遗韵型、古典文体一现代视角型、现代文体一古典精神型。

二是古代文论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当今时代是一个以大众传媒为文化主导的图像化时代，人们的审美方式从文学作品的阅读转变为对传媒图像的观览，因而有人断曹：文学注定要消失。张晶(中国传媒大学)认为，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恰恰会在传媒时代更为出神入化地发挥它的作用，无所不在地通过传媒艺术的图像深入人心。而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共生性和体验性非常突出，一些理论就是从具体的艺术创作中提摄出来的。中国当代传媒艺术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和美学精神，深受人们喜爱，就是古代文论的美学观念蕴于其中的结果。

此次会议还探讨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吴子林副研究员认为当代文艺学研究缺少原创性的进展，如果做到(1)立足本土的文化传统，将中国文论的精神内化，使自己成为传统的一部分；(2)“回到事物本身”，面对具体的创作实践，解决实际问题；(3)重返审美体验的文学批评，打通中西古今，建构有根柢、有活力的文艺学，才可能摆脱目前困局。钟厚涛(北京大学)则探讨了古代文论异域翻译的价值意义、实践方法和推进策略等问题。

总之，这次“古代文论研究方法”国际研讨会，集中研讨了具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并对这种文化传统自身所具有的深厚积淀和人文底蕴进行了多层面的研讨，充分体现了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展示了牵国古代文论研究在今后的发展方向，也进一步地昭示了古文论研究将会在交流与碰撞中再造生机。

(褚春元赵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