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文学创作问题与文艺学中国式创新”高层论坛综述

2009-03-10汤拥华王晓华

文学评论 2009年1期
关键词:文艺学文论中国式

汤拥华 王晓华

2008年10月25日至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原创》集刊共同主办的“文学创作问题与文艺学中国式创新”高层论坛,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与会专家逾70人。本次高层论坛的宗旨,是以一种对“中国现实”与“中国问题”的共同关切,打通当代中国文学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以便为基本文学观念的“中国式创新”开辟道路。

论坛的焦点集中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上,与会专家所共同关注的是,仍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文艺理论,能否有效应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理论难题,具体而言包括:1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存在什么样的需要文艺学面对的理论问题?2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西方后现代文艺理论思潮的关系;3是否有必要提出文艺学的中国式创新?这种创新如何应对西方反本质主义思潮?4文艺学的中国式创新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改造如何展开?5文艺学中国式创新与文化的中国式创新之关系;6文艺学中国式创新的方法论或思维方式问题等等。在为期两天的主题发言和自由讨论中,上述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数次富有理论含量和思想力度的交锋。

一何谓“中国性”

一百多年来,“中西之辨”的问题框架一直影响着中国人文学术的自识与反思,这一点在本次论坛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它首先关系着对何谓“中国式创新”的理解。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认为,创新的最终目的是“文化输出”,即把东方的元素和西方的元素纳入国家审美框架中,打造中国自己的名家和大师,向世界输出。浙江工商大学吴炫教授认为,“中国式创新”就是要跳出中西方既有思想理论的框架,以创新性的成果,为中国文化赢得世界尊重。中国社科院党圣元研究员基于对“文学史”这一研究领域的考察,指出过去文学研究一个方向性错误在于忽视了中国文学自身的内在的东西,用西方概念宰制写作,要实现文艺学的中国式创新,就必须推动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对话,使中国文学、文化传统真正成为资源。福建省社科院南帆教授则提出了一系列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命题是否可靠?“文化竞争”的概念是否可靠?优胜劣汰是否可以引申到文化讨论上?一种知识的出现,我们是应该关注它的解释效力,还是创造它的民族和国家是哪个?“理论旅行”是否一定要称之为文化侵略?现代化的一些普遍化冲动是否都应该被批判?如果强调中国古代文论代表了中国文化,那么中国古代文论本身的组成以什么为代表?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代表?与这类反思相呼应的,现任教于同济大学的作家张生认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种种的问题都是中西混杂式的,中国理论未必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本身就是西方设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做到中国独创,而只能给现有文化“打补丁”。同时他指出,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形成了很多中国性的创作母题,如“文革”、开放等,但是还有一些世界共同母题,如二战等,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西方文学界那种世界眼光是很不相同的。湖北大学刘川鄂教授支持了这一看法,他认为今天中国国人和知识分子太过急切地想从文化上证明自己,而中国当代作家与鲁迅、张爱玲等现代作家的重要差距,恰恰就是后者更具世界性眼光差别,要真正实现中国式创新,就不能只写地域特性忽视人类共同性,弘扬人类共同文化或许是比民族特色更为重要的。

这一有关“中国性”的争论也在“汉语写作”这一较为具体的层面上展开。刘川鄂教授认为今天流行的“汉语写作”的提法本身就有过度强调中国之嫌,而浙江大学徐亮教授则认为,现在已经到了重新估价中国文学的语言特征对世界文化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了。在他看来,中国的语言是一种诗的语言,这种语言的书面化、隐喻化特征能够使其避免西方式的语音中心主义、单一的科学理性以及虚无主义,所谓中国式创造必须根源于汉语文化自身的特点之中。这一观点得到了南京大学吴俊教授的呼应,后者提请我们注意一个现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第一代、第二代学人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是使用文言而不是白话,这表现出一种对学术主体性的认知方式。或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白话文只是一种翻译的载体,想要以现代汉语白话文实现创新,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来自上海作协的孙甘露对此表示了谨慎的质疑,他援引西方理论家克里斯蒂娃的看法,认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翻译,作家在本质上是一个外国人,他要做的是将自己心中的异质性翻译出来,否则就不算真正的作家。因此,当代汉语写作本身并非完全依托于完全成熟的白话文,写作本身是通过本身寻找未曾表达的经验,而不是遵循已有的规则。

二理论如何实践

有关理论与实践的讨论在两个向度上展开:其一,当代文艺学如何观照文学创作实践?其二,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如何观照中国现实?这两个向度是紧密相连的。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上海师大杨剑龙教授等共同指出一种现象,即今天的文学理论已越来越偏离“文学”而成为纯粹的“理论”,学者们对这种纯理论的兴趣越来越大,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却越来越少,脱离文本空谈理论的风气上扬。指出这一问题的存在,并不是实用主义地强调文学理论要“有用”,而是针对着这样一种状况:当代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创作已越来越找不到共同的关切点,因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脱离“中国现实”。上海社科院陈伯海研究员认为,中国式创新应该从生活中来,现在中国文艺学之所以找不到真正有创新性的问题,是与当前知识分子的体验不足有关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处于“摇摆人”的角色,很难在今日文化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抓不住现实问题,其理论建设也得不到生存体验的支撑。相比之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因为准确地把握住了当时的现实,故而提出了新问题。今天文艺学界争论得沸沸扬扬的一些问题,如日常生活审美化之类,因为没有对当代文化人的生存状况作深入探讨,故只能流于概念之争。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不如“西马”,后者虽鼓吹审美超越,却有非常明确的现实关怀。

陈伯海研究员的观点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呼应,大家普遍认为,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才能叫创新以及中国式创新,理论创新和创作一样一定要从我们的生存体验出发。中国传媒大学肖锋博士以“文艺学的‘外变、‘内变及‘变新?为题,全面分析了当代生活的种种变化如何引发了当代文艺学的深刻变革。江西师大陶水平教授甚至认为,比起不能创新来,或许工业化、市场经济、虚拟化、全球化这些现实问题带给中国文艺学研究者的冲击才是更重要的。但这并不是说文艺学建设必须顺应当代流行观念——正如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所指出的,如果一切以当下是从,以当下为准,理论也就必然会流于肤浅、平庸——而是要以新的现实问题为契机,反思已有知识系统的不足。南帆教授将此问题引向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他指出,我

们很多学术问题实际上都来自对当代生活的理解,文艺学之所以要创新,也正是为了解决我们如何与当下生活协调的问题,而古代文论与今天的现实已经有距离了,如果古与今有一道鸿沟,我们就要立足于今天。这一看法得到了包括武汉大学昌切教授在内的不少学者的赞同,但是浙江大学廖可斌教授的观点也值得注意,他一方面承认中国古代文论的确缺乏现代阐释力,另一方面却又问:这一情况是否本身就不大正常?古代文论难道真的就“没有用”了吗?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观念完全可以成为今日文艺学建设的“种子”,只是我们用怎样的方法去培育这个种子。吴炫教授则对何谓“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进行了深入追问,他认为文艺学创新的起点在于找准中国问题,比方说今天文学创作的困境是否就是现代电子媒介压倒传统纸面媒介,或者消费主义压倒精神追求?在他看来,文艺学创新必须从这一事实出发,即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念,都不足以应对当代中国人的心灵依托问题,不管是追逐利益的“自由”,还是所谓“纯洁的精神”,不管是古老传统还是现代科技,都不能让中国人感到心安并得到尊重,只有从这一现实和体验出发,文学乃至文化观念的中国式创新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三创新何以可能

谈创新最怕的就是流于表态和口号,而要使创新落实到行动之中,首先就要将创新具体化,使其在特定的学术语境中获得确定的内涵和实际的价值,否则就容易成为上海大学董丽敏副教授所批评的“为创新而创新”。为此,与会专家就创新的模式、层次与方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姚文放教授指出,创新可以分出至少四种模式:1开拓式创新,即开辟出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是最不容易的;2开掘式创新,这一创新的基本逻辑是以今观古,比方在文艺学领域,我们直到“后现代主义”阶段才发现“现代主义”是一个深度模式;3递进式创新,如西方的“模仿说”,延续两千年,却在每个时代都有新的内涵加入;4螺旋式创新,同一个概念,有可能具体内涵完全相反,比方“文学性”,之所以在当代文论中如此重要,恰恰是后来的理论家致力于从“非文学”中找出文学元素来。陶水平教授认为,理论创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积累一猜想一反驳式,即渐进的;另一种是革命式的,是一种整体范式的转换,两种创新不要厚此薄彼。江西省社科院的龙迪勇研究员则将创新分出三个层次:1“从头说”,即发现了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问题;2“重新说”,即有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解释;3“接着说”,即接着人家的思路继续说。他还为如何创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创新应该突破既有学科框架,在跨学科、多学科的平台上进行,应该重视传统研究中被忽略的研究维度等等。

在讨论中,由于涉及到古今中外既有资源与理论创新的关系问题,“转换”、“融合”、“改造”等提法交错出现,彼此间形成了一定的张力。西北师范大学王建疆教授强调,创新并不总是要推倒重来,像王国维那样的“转换”也是一种创新。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认为,创新是很多人的积累,可以是否定中创新,也可以是兼收并蓄中创新。她主张要在融合中创新,具体而言就是要打通“中”、“西”、“马”。西方学术思想强调认识,中国学术思想强调体认,而马克思主义有非常强的现代针对性,只有将其融合才能获得真正创新性的现代学术成果。吴炫教授则表现出他对“化合型”思维一贯的反思态度,他认为仅靠化合是出不了原创的,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人都不是化出来的。他以古代作家苏轼和现代作家王蒙为例,前者是对中国儒释道文化的一种整体穿越,后者则是“生生化合型”的创新,独创性程度相对较低。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不是如何让不同的文化融合,而是如何实现对一种对整体文化的突破与穿越。他对冯友兰那种“变器不变道”的“抽象继承法”进行了反思,认为今天中国的文化转型不能像佛学进入中国那样只是填补儒、道的结构,而应该是对传统文化整体结构的批判与改造。

三天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胡明研究员所总结的,与会者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其一,中国文学的问题,绝不是诉求于某个既有理论便可以解决的,而必须寻求立足中国现实的“中国式创新”;其二,文学问题是一个多层次、多向度的综合性问题,必须打通理论与实践,在跨学科的交流与碰撞中求取突破性的思路;其三,包括《文学评论》在内的文学期刊,理应成为中国文艺学创新性研究的平台。

(汤拥华王晓华整理)

猜你喜欢

文艺学文论中国式
文学学:一门研究话语艺术的学问
中国式民主
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的地位、意义及创造性转化
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的地位、意义及创造性转化
Poet, Poems and the art of Poetry in Samuel Taylor Coleridge’s Biographia Literaria
美丽的碎片
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另类行为
浮世绘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民族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