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进

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文化研究”或采用“文化视角”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在这类研究中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和不足，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但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类研究所产生的诸多可喜的成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李永东著，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就是这类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成果之一。该著以“租界文化”作为研究的视角，对与之相关的30年代文学现象进行了研究，既较具体地揭示了租界文化语境下30年代文学的一些特点，也对租界文化之于30年代文学现象的影响进行了较独到的分析，同时还选取了茅盾、沈从文、鲁迅作为个案，对他们与租界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重点的分析研究。该著的研究，在文学与文化关系的发掘上，在对一些文学现象的重新审视上，在对一些重要作家创作变化原因的揭示和阐释上，以及在对一些文学现象的评价结论上，都有其新的收、获。从这一研究成果中多少能让我们看到“文化研究”、“文化视角”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实践效用。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被运用于具体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时，其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应是落实在“文学”上，而不应停留在“文化”上。即在面对现代文学的具体研究对象(包括作家、作品、社群、流派、思潮、论争、理论主张等等)时，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去加以审视，一方面便于将文学现象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在纷繁的文化关系中对其加以解释；另一方面又可以把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的研究引向更深层面，用以揭示出隐于文学现象背后的深刻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实质，从而在更为本质、更为真实的基础上对该文学现象作出中肯的评价。在这部(《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中，因将30年代文学置于“租界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使得30年代的许多文学现象获得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例如在解释30年代上海“艳情小说”乃至“色情文学”泛滥这一现象时，该著指出，“租界”作为“传统礼教的化外之区，……力比多有了自由释放的空间；同时在租界里，……男女比例的失调，情欲的满足不能诉求于传统的婚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潜在男性性消费群体。这使得许多男性读者试图“从艳情小说的文本阅读中获得想像性的替代补尝”。色情文学正是“反映了租界的现实情欲状况，配合了市民的阅读需求”，才“蔚然成风”的。再如，在解释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在30年代上海流行时，该著指出其“与租界的冒险风气有关”。在解释“普罗文学在租界中成为一种时尚文学潮流”时，该著分析的原因是“租界政党政治薄弱”和“租界较宽松自由的政治话语环境”；“租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时尚对左翼文学思潮的风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租界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和工人阶级群体的壮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劳资矛盾的日益升温，使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中国具有了实践的土壤等等。这种将文学现象摆到特定的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所获得的解释，可能比一般的泛泛的从时代大背景中获得的解释要更贴切一些。

“文化研究”或“文化视角”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种手段，手段使用是否得当，是否有效，关键是看其研究的目的，最终是否是落实在揭示、阐释和评价文学现象上。在以往这类研究中，我们也常能看到一些将手段当目的，为“文化”而“文化”，泛淡文化，有意无意地忽略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目的的情况。有些研究，仅满足于大谈“文化”，而把现代文学的现象仅作为大谈、泛谈文化时随时随地任意取用的资料。不能否认，这种“谈”法，自另有意义和价值在，但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领域而言，其学科意义显然不能作过高估价，因为这种“谈”法之于现代文学，基本上是肢解性地取用，很难说对推动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有多大作用。在“现代文学研究”这一领域运用“文化研究”、“文化视角”，所关注的应该是“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以及关系方式，即“文化”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现代文学”某一现象的产生、发展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造成了“现代文学”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特征。也就是说，以“文化研究”、“文化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研究，是以“文学”的问题为出发点，最终回答的或解决的是“文学”的问题；而绝不是将“现代文学”肢解开来，任意纳入某一“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或用来图解某一“文化”问题。以“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言之，这一研究要防止的就是，一、简单地以文学现象作为例证，去充作呈示“租界文化”的材料，二、仅止于对文学现象与“租界文化”特征对应的内容作一般陈述，而不落实到对文学问题的新的理解与阐释上；三、仅对文学作品内容与“租界文化”的影响关系作陈述，而忽略“租界文化”如何最终导致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形成，如何导致包括文学的审美形式、乃至文学文体的变异发展的，从而也就难以通过“租界文化”这一角度最终对文学作出审美评价。通观《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整体的研究情况，上述方面虽不能说是完全杜绝了，但总体上围绕“文学”问题进行研究的目的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在“导论”中著者明确提出要研究租界文化如何有形无形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流变走向和风貌格调”。具体到30年代，就是要以“租界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观照视角”，目的是“研究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发生的一些文学事实”；研究诸如“左翼文学、新感觉派、‘论语派、自由主义等思潮流派，电影的发生和戏剧的改革，‘革命文学、‘第三种人等文学论争”等等文学现象中，“租界文化的参与程度”；研究“租界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以及作家的生活方式、生存体验、写作理念、话语风格、、审美取向中”投下的“或浓或淡的影子”。虽然这些目标并未能完全在该著中一一落实，但就这种明确的研究目标而言，其关注的显然是“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以及关系方式，研究的重心显然是在“文学”而非仅停留在“文化”上，虽然该著花了很大的精力和相当大的篇幅来介绍“租界与租界的文化”，但要回答和解决的显然是“文学”的问题。该著在研究“租界文化对30年代文学现象的影响”时，注意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作品文本入手加以分析，找到了一些文本现象，并从租界文化角度分析其原因，使一些“文学”问题获得了较合理的解释。例如该著在分析“小资情调与左翼文学规则”之间的断裂，和左翼文本叙事中的“思想主题和文本风格的错位”等现象时，注意将这些现象置于“租界文化”的影响之下，使得所作的解释就比较合理而贴切；再如该著从“租界文化心理”、“文化风尚”与左翼文学思潮风行的关系入手，对穆时英早期创作中出现类似左翼文学的现象所作出的解释等等，都充分显示出了“租界文化”作为视角之于许多相对应的30年代上海独特文学现象的理解、分析和研究所具有的独特的效能。

每一个具体的文学研究的对象，都有其最为适用或较为适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

途径都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所有的研究对象。“文化研究”或“文化视角”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对一些文学现象来说，这可能是最佳的方法和视角，但对另一些文学现象来说，也许就不太适用。这一方面取决于文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文化特性，另一方面取决于研究者对作为研究视角的独特文化形态、文化侧重面的选择。其关键要看作为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文化方面与研究对象的契合度。“文化研究”或“文化视角”的有效性只能是在对适用对象进行实际有效的研究时才能体现出来。《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涉及的所谓“租界文化”，内容丰富而复杂，在阐释具体的文学现象时，选取哪些对30年代文学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文化侧面和文化内容，即选择哪些与30年代重要文学现象的文化特性最相对应的那部分租界文化内容，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可以看出，该著在这种对应关系的找寻上是颇为用力的。例如，从“租界文化”催生“职业作家”到“租界文化的商业．陛对文体发展的影响”，再到“租界文化的商业性对文学风气的培养”，乃至“租界文化的商业性造成了文学创作的模仿现象”、“租界文化的商业性使文学生产充满投机意味”等等，该著紧紧抓住“租界文化的商业性”来论述上海30年代文学生产的独特性，“文化”与“文学”现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就对应得比较恰当，独特的文学现象由“文化”的独特性获得的解释也比较合理。而这种解释是从其它角度所难以获得的，或即使获得解释也难得如此充分。其它诸如对“租界文化的颓废特征与文学的颓废叙事”的关系的揭示，从“洋场文人的租界感觉”对“新感觉派小说”的“崛起”、“新感觉派小说精神蕴含”、“新感觉派小说的话语风格”的分析，都让人们看到了论者所选取的“租界文化”的重要形态、重要文化内容、重要文化侧面，与所论及研究对象之间的高度对应和契合。所谓“租界文化”对上海30年代文学的影响，从而也能较为具体地落实到了对具体文学现象、具体文学流派、具体作家和文学创作的解释、阐述和价值评判上。

采用“文化视角”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否有效，关键还要看在实际的研究中，通过“文化”途径对文学研究最终有无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有无产生新的见解和中肯的评价。而且这些结论、见解、评价应该是独特的，应该是采用其它方式、角度的研究所得不出或难以得出或得出不充分的。如果其它方式、角度的研究也能得出或已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同样的评价，那么采用这种“文化研究”、“文化视角”的研究的独特性价值和创新性的优势也就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一些采用“文化研究”或“文化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研究的成果，之所以未引起人们注意，未产生什么学术的影响，或多少受到一些非议，其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此。即如该著，也难免在有些地方存在这种不足。诚然，该著在许多方面的确通过“租界文化”对诸多文学现象作出了新的解释，获得了新的有价值的见解：但在个别章节上也还有不足。个别地方展现或陈述过“租界文化”与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之后，并未能通过这种关系的发掘，引向对研究对象的更深入的把握和更新的研究结论的得出。例如，对茅盾的《子夜》的分析，论文仅止于指出作品中涉及租界生活的内容，但没有说清“租界文化”到底以何种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茅盾产生了影响，并从而导致或决定了茅盾创作中对于《子夜》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的选择；止于陈述“《子夜》所展示的租界生态图景”，却未能因此获得对《子夜》的新的见解和结论。这也许是过于苛求了，指出这一问题，其实并非仅针对《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这部著作，实在是觉得这在以“文化研究”和“文化视角”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应引起特别的重视，因为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新的方法和新的角度的优越性和有效性，最终毕竟是在通过这种角度和方法所获的研究效果、研究结论的价值中去得到评价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文化视角”，有一个学术规范的问题。首先，最起码对基本的核心概念要有准确的厘定，对论阈有一个基本的框定，这样才不至于人为增加学术上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困难。在以往的一些研究成果中，我们也看到一些不够规范的情况，即如对基本概念不作界定，论阈也无明确的疆界，从而消解了作为方法、作为视角的独特性和有效性。《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在这方面的规范意识还是比较明确的。该著对“租界文化”这一核心概念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和准确的界定，对“租界文化”这一特异的文化空间和基本特质作了明确指认，并对这一概念与以往相近、相类概念的关系作了明晰的区分，从而使自己的论阈也就显得较清晰，使之作为方法和视角可能带来的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得以凸显出来。同样作为学术规范问题的是对“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认定。在“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确认中，最忌讳也最容易犯的弊病是泛泛而论、印象式的把握，这种人为随意地建构起来的“关系”，缺乏令人深信不疑的基础。对“关系”的找寻、发现和确认，必须是实证的。这里，材料的搜集和发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唯其如此，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所搭起的才会是坚实的桥梁。就《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而言，从总体上看，“文学现象”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找寻是建立在材料的收集和发掘的基础上的。我们前面介绍到的大量的例证也都能看到该著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功。对某一文学现象是否确实是受“租界文化”影响，要“坐实”是需要下工夫的。该著作许多方面是做得不错的，例如在阐释沈从文与“租界文化”的关系时，论者就以大量的资料显现沈从文到上海租界后的感受，并从而得出“沈从文对都市文化的反思，不是在北平触发的，而是置身于上海的租界后才有的”这一有意义的结论；论者还通过对沈从文居北京时的“还乡”书写与居上海租界时的“还乡”书写的不同，突显“租界文化”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等等，这里，“租界文化”之于沈从文创作的影响确实可以说是被“坐实”了的。当然，该著在这方面也并非是一无遗憾之处。例如，在论述“租界文化”与“左翼文本的叙事症候”时，该著列举了左翼文学中的“小资情调”、“思想主题和文本风格的错位”、“叙事安排上的避重就轻”等等“叙事症候”。这些列举出的“症候”对上海的左翼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是存在的，而且论者也确实试图在发掘这些“症候”与“租界文化”的关系。但这些症候就是上海左翼文学所独有的吗?北方左翼文学作品中是否也存在呢?要“坐实”“租界文化”对上海左翼文学的影响，论者起码还应该将之与上海外的左翼文学创作做一点比较分析的工作。

此外，该著在论述“租界文化”与“文学现象”之关系时，我们有时会感到该著受限于资料的不足，使许多论述难以深入，许多观点和见解往往点到即止。有时“关系”是列出来了，但作品举证等跟不上、不配套。在论述“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时，所引材料亦常常并非出自30年代。诸如论及30年代颓废叙事时，用较多篇幅以主要在40年代才从事创作的张爱玲及其创作来说事；谈及30年代上海文人的“上海印象”时，引了郭沫若写于1921年的《上海印象》和茅盾作于1925年的《五月三十日的下午》；阐述“租界文化语境下30年代文学的特点”时，作为“典型文本”之一分析的是焦菊隐发表于1925年的《租界里》和朱自清写于1925年的《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等等。这类问题的出现，可能与论者对自己所选视角的过分偏爱有关。是先针对已有的文学现象来找寻合理的解释、研究、分析的视角，还是先立方法、视角再去找文学现象来加以填充呢?这是研究者要注意的问题。任何方式或视角其实都有其自身的局限，而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就决定了任何一种研究方式和研究视角，都不可能穷尽研究对象的所有方面。使用任何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研究者都要对其局限性，对其可能对研究对象形成的“遮蔽”要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选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过于偏爱，赋予本来只能看到某些侧面的视角以“全知全能”的功能，则有可能反而会失去所选视角的有效性，而且难免在对某些对象的阐释上失之简单或者偏颇。

上面主要是从方法和效果的方面对《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进行了评述。目的也还在于能引起人们对“文化研究”或“文化视角”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注。自从“文化研究”被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当中，因其产生的一些积极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受到过喝彩，也因其产生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出现的不足和种种问题而受到质疑和非议。我认为，方法也罢，视角也好，其本身并无问题，问题是在于选择的方法和视角在使用中对研究对象是否有效，在对研究对象的研究中是否确实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结果。我们对《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进行评述，同时也是就“文化研究”或“文化视角”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进行探讨，以找寻方法论的启示。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邢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