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喜

李继凯先生的《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简称《比较论》，引自该书内容只注明页码)是有关两位文学大师的研究专著，其基本研究思路，大抵可概括为“‘大师的‘人化阐释”——这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方面含义：一是“人化”的而既非“神圣化”也非“妖魔化”的阐释；二是对“大师”而非仅仅只是对大师“大作”尤其所谓纯文学作品的阐释，下面就围绕这两方面略加评析。

移自近代西方的学科建制的诸多弊端，近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反思，我觉得，对于文学尤其文学史研究这门学科来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大师级的作家越来越少人问津，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作家作品越来越多地被挖掘而进入学位论文、科研选题之中——这自然并非一无是处，从学科知识积累的方面来看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当一个或许只有千把字作品遗存下来的作家被做成几十万字的学位论文、学术专著时，通常情况下可能确实也就只有知识学的价值；并且当这种研究充斥文学史研究领域时，在这种单纯的知识生产机制中，大师可能反而会被巨量的“知识”所淹没。现代学科建制有自身的运作规则，并按自身的规则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专门知识：自然科学通过技术作用于社会而确证着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合法性则总是在各种争议中不断受到挑战，兹不多论。宽泛地说，人文科学的合法性在于可以为整个社会的人文建设作一些贡献——此乃文学史研究“当代性”的要义之一。李继凯先生在书中指出“胡风的理论批评更具个性和再生力”(第342页)，而鲁迅与茅盾都是那种“再生力很强的‘资源性的文化名人”(第3页)，历史上的文学大师及其文学作品作为文化遗存正是通过其“再生力”不断地贡献于后世的人文建设的。这方面与接受美学相关的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已成为一种流行话头，将其中国化可以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阿Q”——但在流俗的理解中，这些表述中的“读者”的作用被无限放大，并且这些表述往往还成为主观随意、肆意解读作品的借口——可以追问的是：在这些表述中，“哈姆雷特”、“阿Q”仅仅只是泛指而可有可无的吗?新时期以来曾经批评过的文学人物形象的概念化、脸谱化，比如，我们可以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高大泉”吗?并且这种表述与“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完全一样吗?除非是极端的相对主义者，如果我们尊重基本的文学经验的话，那么皆会承认“哈姆雷特”、“阿Q”，与“高大泉”等相比还是有些差异的，大致说来前者的“再生力”要更大一些。

当然，文化大师的再生力又是通过研究者不断的阐释具体表现出来的，而主观相对主义的泛滥，在对大师的整体评价与定位上有更突出的体现。《比较论》鲜明地强调“回避酷评选择慎评”，这不仅宣示了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还表明了对当下酷评时尚的一种拒斥立场。该书从四次“文化围剿”来历史地勾勒鲁迅文化角色形象的变化：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围剿，鲁迅是那场“文化围剿”的“先锋或主将”；第二次是20世纪30年代政府对左翼的文化围剿，鲁迅是“反围剿”的“坚定战士或‘司令”，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鲁迅成为“被‘围剿者利用和神化了的傀儡或帮派斗争的工具”；第四次是20世纪末以来，鲁迅成为“被‘围剿的一个主要历史人物或著名作家”(第350—352页)——如果说第三次是被“神圣化”的话，那么，第四次则是被“妖魔化”、“庸俗化”。茅盾文化形象的变化也大致如此，而被妖魔化的程度似乎更高，以至于“仿佛他在文化巨人鲁迅面前，只是一个精神侏儒”(第1页)。最宽泛地说，时下的妖魔化乃是对“文革”时神圣化的一种强烈反弹，作者对当下第四次文化围剿的成因进行了一些分析。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与国外汉学界相互呼应而形成的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推崇古代中国、贬低20世纪中国”(第9页)。从理论上来说，这与对现代性弊端的反思密切相关，作者认为“指出鲁、茅的不足是必要的”，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两位大师思想的现代性自然是非常强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该对此作怎样的反思：一是历史的理解，急切的现代化焦虑使那代知识分子采取了与传统断裂的基本文化姿态，这与当时整体的历史状况密切相关，后人作超历史的理解和评价未免有失公道；二是要深入到对基本思维方式的反思，这方面的问题恰恰在于：今天彻底否定鲁、茅等五四先贤的保守派，在基本思维方式上却与五四先贤们惊人的一致，只不过一是曾经要彻底与古代传统彻底决裂，一是与20世纪的现代传统决裂而已——二元对立的断裂性思维方式或有学者称为的“弑父情结”却是一样的：我们非要打倒我们的前辈才能展示我们的文化创造性?传统的文化思想资源对我们就只有压制、束缚的作用?我们博大的古代传统与激进的现代传统肯定需要某种超越，问题在于如何超越。其次，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几乎同时出场的是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解构、颠覆一切的激进姿态，在按资本逻辑运作的商品化的消费主义大潮中，最终演变为将一切娱乐化、时尚化，对文化大师的丑化、妖魔化，最终就只是出于娱乐、吸引眼球这样的目的——可以预见的是，在这种娱乐至死的消费狂欢中，文化大师们还将被不断地搬出来戏弄。与文化保守主义比较起来，消费主义的力量要更为强大，并且这些力量往往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此情境下，恢复大师和经典文化思想的再生力：是非常艰难的，在此意义上，《比较论》可谓迎难而上之作。

“慎评”的学术态度，使《比较论》一书超越了“文革”的神圣化，同时也拒斥了当下的妖魔化、娱乐化，在具体的研究中又表现为：该书充分占有原始文献，用文献说话，同时又对历史事件及相关文献作妥贴的理解和阐述。该书首先对两位大师的早期生活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指出这两位现代性极强的大师的乡土观念一“与传统中国人相比是较为淡薄的”，但地域文化、家庭境遇等对他们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两人家乡皆在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浙江，但一在浙东，一在浙西；一为乡镇，一为古城——这些异同作为某种潜在的文化基因，也是造成两位大师文学、文化创造上的异同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后来茅盾作品涉及更多的城市题材等等。两人接受的早期教育皆有新旧交织的特点，皆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的根底，尽管两人尤其鲁迅对传统文化有貌似极为偏激的说法，而实际上传统文化对两位大师的成长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可能这种作用只是潜在的。而从家道中衰乃至身体疾病等对后来鲁迅愤激性格形成的影响、相对平顺的早期家庭生活对茅盾相对平和性格形成的影响来看，现实的人生经历对文化大师同样有深刻影响，大师也是受制于现实人生经历的“人”，而非从天而将、横空出世的“神”。其次，该书分析指出，正是作为典型的“五四人”，两位文化人才成为大师：两位大师既是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推动者、“与五四同在的弄潮儿”，同时也是这种思潮的被裹挟者；在文化上大师创造了历史，同

时也必然受到其所创造的历史的制约——如果我们认识到大师也是“人”，而“人”总要受到历史的制约，那么，就没有理由对大师作超历史的评价。极端相对主义者认为，大师的文化形象往往是人为建构起来——这似乎不成问题，问题在于：有些形象可能是凭空建构起来的，比如凭借对“大师”的几句口号的过度阐释来虚构某种高大的文化形象——而真正大师形成的基础是实在而厚重的“文化遗存物”(《鲁迅全集》有16卷，(《茅盾全集》有40卷)，(《比较论》专列一节“从文者的文化创造”，对茅盾、鲁迅五四时期在理论和创作上的成果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描述——正是这些丰厚的文学和文化上的实际成果，构成了两位大师文化形象难以撼动的坚实基础。

“食色，性也”，人之为“人”的特性，在与“食”等相关的物质追求、与“色”等相关的人际关系中有所体现一《比较论》也从这两方面对两位大师作了人化阐释。《比较论》专列“著书亦为稻梁谋”一节，描述和分析了两位大师文学和文化活动与金钱的关系——在这方面也常存在两种偏颇。一是传统研究往往把大师单纯精神化，忽视了大师精神文化创造活动“也与人间烟火包括生存需求有着密切关系”(第178页)，这会趋于把大师神圣化——该书通过梳理相关原始文献，分析了鲁迅与稿费的关系，揭示“茅盾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为关注经济生活的作家”而其创作也与物质追求有关等等。当然，另一极端是把大师庸俗化，五四时期，在相关论争中，鸳鸯蝴蝶派就攻击性地指出新文学创作者与他们一样也是为了金钱而创作——今天许多人老调重弹，否定五四启蒙文学与商业化文学的区别，这一方面成为贬低五四新文学的一个理由，另一方面也是为文学创作过度商业化鸣锣开道，兹不多论。在当今一切皆娱乐化的消费狂欢中，“色”成为最能吸引人眼球的重要东西之一，而妖魔化文化大师的重要伎俩之一也就是在“色”上大作文章，鲁迅、茅盾也难逃此劫。根据一些所谓新发现的材料的蛛丝马迹，再加上基于丰富想象力(还基于什么样的心理?)的臆测，有关曝露两公个人隐私并以此贬低两公人格的文章时有所见，并且这些文章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比较论》专列“异性交友与人生风景”、“围城内外的悲与喜”两节，对鲁迅、茅盾各自的“性际关系”进行了一些分析和探讨，强调“性际关系”与两性关系、性关系相关而又不完全等同(第297页)。革命导师曾指出，两性关系乃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李继凯先生所强调的与性关系不尽相同的“性际关系”，乃是对两性关系之丰富性、复杂性的强调。在这方面也存在两个极端倾向：或把先贤的两性关系描述成柏拉图式的纯粹精神关系，这种神圣化倾向其实恰恰是把他们丰富的两性关系单调化；或把先贤丰富的性际关系简化、规约为性关系，这种倾向往往会把文化大师庸俗化乃至妖魔化——《比较论》一书通过详实的材料对鲁迅、茅盾两公各自性际关系的丰富性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妥贴的把握表明这是一种“人化”的理解和阐述，避免了神化和庸俗化的极端倾向。性际关系的丰富性体现了大师人性的丰富性，而其复杂性同样也体现了大师人性的复杂性，《比较论》对鲁迅、茅盾“旧婚”与“新恋”的复杂纠结的情况作了细致而妥贴的描述和分析。该书还指出“尽管鲁、茅通常在努力回避着个人庸常的生存体验进入笔端，但却无法摆脱这些切切实实的人生对其创作的影响”(第294页)，并举茅盾(《虹》为例，揭示这部作品与茅盾一段情缘的关系，等等。当然，使包括鲁、茅在内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感觉更为纠缠不清的无疑是政治，茅盾尤其晚年在这方面显得更为突出，“晚年的茅盾与郭沫若等许多文化人一样，其却步不前或隐忍屈从的文化姿态，确实是非常刺目的”(第303页)，但另一方面，《比较论》也分析指出：“茅盾在当官时对‘无官一身轻的向往，尤其是对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创作生涯的向往，仍然多少显现茅盾作为作家的本色”(第309页)，并且在培养文学新人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绝非一无是处。

对大师“人化”阐释的另一含义是《比较论》一书所强调：要做“人学研究”而非单纯的“文学研究”(第31页)。该书整体结构基本上以鲁迅、茅盾生平为主线，但不同予传统研究思路的是，该书交代生平不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反之，理解作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人——集中研究文学创作的第四章也是紧密结合两位文学大师的“主体重建”来探究其“文体建构”的。作家的主体重建首先与政治相关，两人均有参政经历，这种政治履历对他们文学创作的影响都是有利有弊的，该书指出鲁迅带有“刀笔吏”风味的文笔与其官场磨砺有关，这“既从某种意义上成全了他的‘战斗性，又时有用力过度或用锋失手的情况，对此真的没有必要讳言”，而“政治活动以及政治化的写作活动成为茅盾整个生命最显赫的部分”(第201页)，这同样“有他的幸运，却也有他相当大的不幸(如促使他脱离创作并加速他对革命现实主义一元论的定型以及丧女之痛)”(210)。其次与民族主体有关，直到今天农民问题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注民族命运的鲁迅、茅盾都有不少农民题材的作品。两人均属“理智型”而非“情绪型”艺术家(第216页)，而不同之处是，鲁迅更侧重“思想革命”而茅盾更关注“社会革命”(第217页)，鲁回忆性强，茅即时性强，鲁倾向于小，茅更倾向于大等等。而茅盾还有大量城市题材的作品，与农村题材作品形成了重要的“互补关系”。同为文化巨人，两人有些文章所采用的“在严格意义上并非都属于文学文体”，但大部分还是属于文学文体的(第229-230页)。两人均有极强的文体创新意识，而鲁长于短篇小说，茅更擅中长篇；鲁作“哲诗”特征明显，而茅作“史诗”色彩强，鲁成为乡土小说或反思小说的奠基人与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而茅为现代小说社会剖析派或现代史诗小说派的奠基人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第240页)。最后，《比较论》还从文体史的视野分析了所谓“鲁体与茅体”的特点：一是多样化，这体现了现代性的多元性；二是实用性较强，这与现代知识分子关注民族命运的整体心态密切相关。

当然，《比较论》又一重要特点是比较研究的视野，即对鲁迅与茅盾进行比较研究，同样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比较”，而是作“文化比较”研究，最终概括出两人有异有同的文化性格类型。该书第三章“同受批判和同一目标”，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两人同时被革命阵营攻击为“落伍”者的遭遇及在复杂环境下艰难的求索，两人从“神交”而最终成为“同志”——这种实际的交往构成了将两位大师进行比较的历史基础。该书视两位大师的交往为“强强联合”，充分占有原始文献，对两人“相知相助的评论”进行了充分的揭示；但也不讳言两人交往中的由于性格差异而产生的“偶有不快”，并认为两人的友谊更多地是一种。事业型”合作关系、“理智化”的友谊(第255页)，并未将-两人友谊神化，同样贯彻了对大师进行“人化”阐释的理念。此外还对茅盾与胡风进行了“延伸”比较。最终，该书用“桑田春蚕”与“荒原野狼”这两个喻象勾勒茅盾与鲁迅不同的文化性格形象，正是比较的研究方法，使这两种形象丰满而具有历史深广度。该书还进一步指出，这两种文化形象又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不同类型知识分子中两个最基本的‘原型”，“在近乎绝望中为自由而勇猛搏击的‘荒原野狼和在理性希望中为明天而默默奉献的‘桑田春蚕，显然都是中国人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更进一步抽象说来，也是维系人类精神生态的有所不同的思想文化资源”(第348页)。

《比较论》所占有相关文献完备，是一部非常严谨的学术论著，同时又不囿于单纯的书斋研究而可谓“有为之作”，充分重视研究的“当代性”。该书以“向‘沉重的人生致敬”收结，指出，“从人生样态来看，可以说鲁迅与茅盾都是‘沉重型的人，而非‘轻浮型的人”(第357页)——这种人生类型置于当下社会环境之中，其“当代性”就凸显出来了：“轻浮型”的人正在将一切娱乐化，也正是出于娱乐狂欢的需要，包括鲁迅与茅盾在内的文化大师在不断被妖魔化、庸俗化。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深刻指出：毁灭现代或后现代文明的，可能不是独裁专制等让我们抵制、厌恶的东西，而是在一切皆娱乐化的消费狂欢中让我们喜欢的东西。《比较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再度理解历史上的文化大师，对于个体人生意义的探求乃至社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具有重要警醒作用。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责任编辑王秀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