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旗

读杨义先生近著《感悟通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收获颇多，感悟颇多，使我这个不以致国学为主的人，深为中华文化之深邃精到而感自豪。

虽然“感悟”对于中国人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历代以来也有许多学者对此有过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论述，然而，将其作为一门学问，并探讨其产生的内在原因、历史承续、基本特征，以及其中所蕴蓄的智慧优势、文化价值等，恐怕就是杨义先生的独特致思所致；这是只有站在新的历史的潮头之上，加上学人创新的精神、探索的勇气，当然更多的还要有对民族文化与思维方法的认同自觉，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于民族学术的自信，才可能获得的一种理论探寻。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学术的碰撞与交流中，应该说西方学术就一直占据着交往中的主导与强势地位，中国学术的感悟特征不仅没有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优势，反而因其成为学术不成体系的罪魁祸首受到国人的遗弃与指责。而抛弃民族自身习惯的思考问题方式的结果，必然是从心理上对民族文化与传统产生一种否定的态度，这样，在学术上崇信西方也就会是十分自然的了。因此，杨义先生从学理上对于“感悟”的研究与探讨，可以看成是他为中国学人找回学术自信的一种努力与期待。他希望可以用这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哲学”，创立中国自己的“文化一生命哲学”，以此与西方的“形式科学”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达到中西学术智慧的优缺互补。

杨义先生在对感悟的研究中，有许多独到的发现。在他看来，感悟思维有一个历史实践的发育过程，经历过萌生、变异、发达、扩散和深化的运行轨迹。因此，他对于感悟的论述也便有了一个历时性的历史顺序，而这一历史顺序，又围绕着他所发现的感悟思想发展的三个关键得以展开，这三个关键就是：禅宗的开创、书画的迂回、感悟的还俗。杨义先生探讨了禅宗对感悟的“无”与“空”的思辨，指出，“空寂排除了一切妄执杂念，还感悟以瞬间指向宇宙本原和人生真谛的自由。”但他同时看到，禅宗追求“空空”、“无念”这种抽掉自己一切立足点的做法，虽然彻底，为感悟打开了充分自由的空间，却同时也使感悟失去了可感的现实基础而过于追求玄妙了。他认为，感悟所具有的高明的审美特质，最终使其扩散到了士大夫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从六朝隋唐以后，在文学艺术领域留下了广泛的渗润的痕迹。在杨先生的梳理中，感悟思维对中国诗论艺论的渗透和介入，走了一条迂回的路，率先在书法、绘画理论中找到了突破口，并逐渐弥漫于音乐琴棋诸艺，最后才在诗词以及诗词理论中找到了位置。

虽然感悟对于中国人有着原创的基因，但对于感悟理论的总结却大大晚于感悟思维在各种艺术门类中的实际运用，这主要源于中国封建社会主流“诗教”思想理论的制约。恰如杨义先生所言：“思想的命运带有戏剧性。当感悟已在道、玄、禅诸学中得到本体论的论证，并在书画琴棋等士大夫日常生活雅趣中广泛流行的时候，它包围了诗学，又渗透于诗学，却在理念形态上迟迟未得到诗学的正式认定、“这是由于诗不等同于其他诸艺，它在传统文化结构中占有尊崇的地位”(第39页)。这是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一种结论，“感悟”的确成全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份洒脱与从容，使中国人能在政治意识之外的氛围中寻得一份自主的空间，诗人们也能既以感悟做诗，化悟为诗，同时又能不去触动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压线，独享感悟的自由与快乐，却不去在观念形态上以感悟直接探讨诗的奥妙。然而，理论创新的冲动也还是有的，这就是到了宋代，“以禅喻诗”终于为感悟在诗论的创设中找到了机会，“感悟”终于“以理念的自觉形态浮出诗学的水面”。

或许有了这种理论上的自觉，在宋代所成全的便不仅仅是“以悟论诗”系统性成型时期的诗论著作《沧浪诗话》，而且还在于在那些似乎最难以触“悟”的地方，竟然也显出悟的根基。杨义先生对程朱理学“感悟”观的阐释与论述，使读者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了感悟在中国文化与学术中的首先地位。杨义先生认为，程氏是“出入于老、释，返求诸六经”，朱氏是“前门拒禅，后门迎悟”，其实都在进行着宗教与学理的转换和剥离工作(第63页)。这种看法是很有意思的，从程朱理学中剥离出感悟的原素，可谓是对中国人感悟思维的独特认识，感悟显然已经超越于学者们的学术本身，而深入到了他们个体的生命之中，或者用杨义先生本人的话来讲就是：“心学注重感悟的本体”，“理学注重感悟的过程”，“其间虽有诸多不同，但都说明感悟已为宋明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以不同的方式所接纳，并作为思想和思维的一种中国样式而存在了”(第66页)。就这样，经过漫长的历史的陶炼与养润，感悟已经成为中国人思维的基本方式，成为中国文化特色的一个象征符号。

与西学重于逻辑理性的科学性分析不同，中国人的感悟思维与人的关联显然更为紧密，或者说也正是由于存在着对于人的生命的尊重上的优势，才使中国的感悟思维有着更多人性的光辉与魅力。因此，对于感悟思维中所闪耀着的人性的魅力，杨义并没有放过。由对感悟的探讨走向对人的探讨，构成了杨义先生感悟学说的又一重要维度，而且感悟的人学维度的探寻将中华文化传统的优越性、能融性及其人文关怀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杨义早就认为：“中国诗学是‘生命一文化一感悟的多维诗学，它的基本形态和基本特征，是以生命为内核，以文化为肌理，由感悟加以元气贯通，形成一个完整、丰富、活跃的有机整体。”这样，探索着感悟，也就探索着人，探索着“人的主体精神自身”(第73页)。感悟的刚柔虚实，便如唐诗那样“兴象浏亮”，如宋诗那样“思理细密”，会以一颗聪明透亮的心去感受宇宙间生命的律动(第91页)。

正是有了以上对于感悟思维历史生成过程的探讨，以及对于感悟在中国历史文化中诸种向度的理论阐述，杨义先生才对感悟有了如下一种总结性的定位与理解：“感悟是在中国具有丰厚的文化资源的土地上，借助印度佛教内传而中国化的行程中滋生出来的一种诗性哲学。它融合老庄之道、儒学心性论，尤其是禅宗以及理学的终极理念，形成了宇宙万象与心之本原互照互观、浑融超越而有得于道的本体参证的智慧生成过程。并且由哲学、宗教而日常生活化、审美化，骋怀于山川人境，迂回于书画琴棋，从而展开了自己复杂的结构、层次、脉络和功能，在与顽固的诗教相抗衡、相搏斗、相并存、相融合中，进入中国诗学的精髓部分。这种进入改写了中国诗教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澄心妙觉，破滞通神，贮兴而发，默契本真，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长达六七百年的称赏和质疑，却不可抗拒地使感悟思维对各个诗学层面进行染色，渗透于意义、意象、境界以及诗格、诗风、诗味、诗法的广泛领域。甚至达到了离悟不足以言诗，离悟难以把握中国诗学的精髓的地步。感悟思维已成了中国诗学中几乎无所不在的思维方式，成了中国诗学的关键词中的关键词。”(第93页)这可看作杨义先生对于“感悟”最为完善集中、也是最好的界定。

杨义先生对于感悟的探讨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

意义，表现出了一名中国学者的民族良知与责任意识。正如他在本书“引言”中所说：“尊重自己文化创造的专利权，乃是全球化趋势中现代学者不可或缺的思想态度。甚至可以说，尊重原创是文化自觉的试金石。”感悟就是中国学术的一种原创，“感悟，就是这感悟，乃是中国智慧和思维能力的传统优势所在，它在本能和认知、情感和理智、知识和哲学等诸多层面，给中国智慧提供了奇妙的融贯和升华的通道。”(第3页)因此，对于“感悟”的探讨，也就是在寻找中华民族可以与西方民族互补共享的学术智慧，是在寻找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生长的强大动力。在今天，当西方思维弥漫并占据着中国学人的头脑的时候，唯有这种对于民族思维的独特性的开掘，才能找回民族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原点”、“精神原型”。“对感悟的珍惜，就是对中国文化生命的珍惜”，(第4页)也才是对中国文化创造性的珍惜，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珍惜。对感悟的探析，表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民族文化上一种自觉与自信。

“感悟”的提出还使人们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与西方艺术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能够很好地解决艺术创作方面中西的差别所在。以中国画的分析为例，杨义认为，“中国画的写意性，异于西洋画的写实性，形成东西方之间的双峰对峙，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画注入了感悟思维。”(第31页)杨义先生显然对我国著名画家潘天寿曾经提出的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双峰对峙”理论比较熟悉，然而当年当潘先生做出这一中西绘画“双峰对峙”的基本判断的时候，却并没有从更深的理论层面对他的这一判断做出说明。而杨义显然以“感悟”之说，将这一问题的理论阐释落到了实处。不仅如此，杨义先生比潘先生“双峰对峙”思想完美的地方还在于，杨义进而提出，“如何将这两个山峰沟通起来，在其间架设桥梁，将其内在的潜力和奥妙发挥出来，或者说形成一种感悟哲学，这也是我们完善中国现代理论方法，以及建立中国现代理论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唯有它，才能从情感、神思等内在层面上，触发中华民族的理论创作力和思维贯通能力。”(第101页)显然，杨义的“感悟”理论是一种开放的理论，较之潘天寿的“双峰”论要开明大气一些。

“学术呼唤着感悟……感悟是研究者的感情、灵感和智慧的集束投射，如电光石火，使沉睡的材料从旧框架中蹦跳出来，从尘封中苏醒，从而在东西方对话中，在主客观融合中获得新的生命和新的意义。”(第118页)或许当中国学术终于回到自己的思维优势即感悟的时候，中国的学术才真正可能获得新的原创的机缘，从而用自己的贡献影响世界学术的发展进程。

责任编辑吴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