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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与清末“评”体短篇小说

2009-03-10张丽华

文学评论 2009年1期
关键词:时报短篇小说报纸

张丽华

内容提要本文以1904年创刊的《时报》为观察点,考察近代报刊对“短篇小说”的文类形构。《时报》创刊不久,即出现了以冷血为代表的“新体短篇小说”,它们在功能与形式上均与《时报》的特色栏目“时评”有着相通之处。本文的论述围绕此种“‘评体短篇小说”与作为刊载媒体的《时报》的物质与制度关联展开:在近代报刊史上处于临界点的《时报》,在印刷形式与报刊文体上实现了从传统“新闻纸”到现代“报纸”的转化;尚无文类成规的“短篇小说”在《时报》中表现出与现代报刊文体“时评”的趋近,其背后的因缘在于,二者不仅共享着同一个物质载体,还共享着近代报纸所带来的一系列现代阅读制度——其中,因报纸所塑造的“同胞想象”而建立的“短篇小说”之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模式,具有全面的革新意义,在这种新型的交流模式中,蕴涵着现代短篇小说乃至现代文学诞生的契机。

短篇小说在近代报刊中的兴起,是清末民初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阿英曾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指出1906年创刊的《月月小说》杂志对短篇小说的倡导之功,作为代表的是吴趼人花样翻新的创作。后来的文学史家多在此基础上立论,阐述报刊连载方式对短篇小说的促进作用。近代报刊对短篇小说的孕育,看起来顺理成章,似乎“月出一期”或“日出一张”的报刊,天然就应对短篇青睐有加;但这里的“短篇”仅仅是个篇幅的概念,它无法将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与同样刊载于报刊短篇栏目中的故事、寓言、笔记等其他文类区别开来——后者在晚清报刊的语境中可策略性地称为“短篇的小说”。短篇小说是晚清以降新兴的一种文类,要讨论近代报刊在形构这一文类中的功能,必须考察篇幅之外的其他要素,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小说”与“报刊”在晚清的“正在形成中”的特性。

“小说”在晚清经历了一个成为“文学之上乘?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现代的“文学”观念也正在形成之中。如果延续阿英的思路,在“文艺报刊”的视野里讨论短篇小说,其实已先设了现代的文学概念与文类结构——短篇小说隶属于小说,小说隶属于文学,文学又隶属于艺术——在这样的视野里追本溯源,无疑会遮蔽晚清短篇小说的文类形构过程以及促使“小说”成为“文学”的深层社会文化结构变迁。在晚清小说的转型过程中,起步不久的报刊事业,也在经历激烈的变革。从汇编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报章,到以传播信息、评论时事为主的报纸,其文化功能均发生了重要转变;而报纸中的小说刊载,也经历了与新闻混杂、作为附张、以及作为正文的不同样态,附印方式的不同必然影响到小说的文类归属与读者预设。本文拟选择在近代报刊发展史上处于临界点的《时报》作为观察点,考察其间兴起的“短篇小说”与这一新式印刷媒体之间的物质与制度关联,以期为探讨近代小说与报刊的关系提供一个动态而细致的角度。

《时报》(Eastern Times)1904年创刊于上海,主持者悉心革进,很快使之与《申报》、《新闻报》鼎足而立,并成为新学界的宠儿。与当时略具保守性的《申》、《新》二报相比,《时报》在栏目设置、印刷形式与报刊文体上均有突出革新,代表了近代报刊业发展的第二阶段。胡适1921年撰文回忆,对《时报》所开创的短评文体以及“带文学兴趣的附张”再三致意,其中特别提到一种“新体短篇小说”的发轫:

《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著的小说,有时每日有两种。冷血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译笔;他有时自己也做一两篇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等,也是中国入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段历史。

《时报》创刊不久即出现了如胡适所云的“新体短篇小说”,其文体意义不可小觑。范烟桥曾归纳维新以来的小说四体,第一阶段即是“当日《时报》中多载之”的小说——“开手往往作警叹之词,或谐其声,或状其象……思想之范围,多数以政治不良为其对象”。这正是《时报》中“冷血先生”所开启的文体,其中尤以短篇为代表。此种“新体短篇小说”与《时报》的著名栏目“时评”,在功能与形式上均有着相通之处,最能体现近代报纸对小说的文体形塑。冷血(即陈冷,字景韩)在清末享有作为著名报人与小说译著者的广泛声誉,《时报》这种“新体短篇小说”,对晚清小说杂志如《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以及《宁波小说七日报》中的短篇栏目,有着发散性的影响。

胡适评价冷血在《时报》中的短篇创作,“也是中国人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段历史”,这一论断其实相当谨慎。考虑到胡适乃五四时期现代短篇小说的积极提倡者,这一说法更值得辨析与深思:到底此一“新体”,与作为“新文学”主流的现代短篇小说,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果是,又在何种意义上同为新“体”?在胡适的白话视野之外,它们是否还另有其他的体式与制度渊源?作为刊载媒体的《时报》,又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些正是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与同时代的综合性日报如《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等相比,《时报》以“带文学兴趣的附张”、“注重小说”,以及“对欧洲文学作品的介绍”而独树一帜,这自然与创办者的理念密切相关。《时报》1904年6月12日(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创刊,主持者为狄葆贤。狄氏乃康门弟子之一,1900年曾亲与唐才常的国会活动及自立军起义之事,事败后,遂灰心武力运动,致力“文字上之鼓吹~。1904年初,康有为为扩大保皇党在内地的影响,命弟子狄葆贤、罗普于上海筹办时报馆。不久,梁启超亦暗中回沪,匿居日本旅馆“虎之家”三楼,与狄、罗“旦夕集商”,讨论细节事宜,“时报”之命名及其发刊词与体例,皆为梁氏所撰。刊于《时报》第1号的《发刊例》第十一云:

本报每张附印小说两种,或自撰或翻译,或章回或短篇,以助兴味而资多闻。惟小说非有益手社会者不录。

显然,梁启超将他在《新民丛报》、《新小说》中鼓吹和实践着的“新小说”理念,带入了《时报》的体例设计。《时报》第1号即开始连载李伯元的((中国现在记》与陈冷的《(多情之侦探)伯爵与美人》两部章回体小说,一著一译,配合得相当齐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在记》与彼时正在《世界繁华报》中连载的《官场现形记》,是大致同类的作品,而《伯爵与美人》则是加入了恋爱情节的侦探小说。从《时报》的角度看,这两部作品的刊载,恐怕有更多的吸引读者、迎合市场的考虑。包天笑即云,“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往往一种情节曲折、文笔优美的小说,可以抓住了报纸的读者”。《时报》的这一取向,与梁启超所标举的“新小说”理想,以及借小说发表政见的《新中国未来记》的写作实践,其实有着不小的缝隙。

1904年8月4日,《时报》暂时中断了《中国现在记》的连载,在小说栏中刊出《福尔摩斯侦探案》之一的《黄面》,标明“短篇”。“译者附

言”云:

本报以前所登小说,均系长篇说部。每竣一部,动需年月,恐阅者或生厌倦。特搜得有趣味之一短篇,尽日译成,自今日始,连日登载,约一礼拜内登毕。

此语明确揭示出日报相对于丛报、月刊而言,对“短篇”小说更迫切的需求。《黄面》刊出后收到读者来函,告知此篇《绣像小说》上已经译行,因此勉强登完之后,又续登《中国现在记》。以域外侦探小说作为短篇来调剂的尝试,可谓出师不利,但《时报》并没有放弃对“短篇”的追求。同年10月29日,刊出署名“冷血”的《马贼》,约千字左右,一次登毕。小说写日俄战事既了,清、日、俄三国官员同审一位与三方均不合作的马贼头领“苍八”,结果官吏与盗贼同尽于“苍八”设好的爆裂弹中。编者附言云:

昨承冷血君寄来小说《马贼》一篇,立意深远,用笔婉曲,读之甚有趣味。短篇小说本为近时东西各报流行之作,日本各日报各杂志多有悬赏募集者,本馆现亦依用此法。如有人能以此种小说(题目体裁文笔不拘)投稿本馆,本报登用者,每篇赠洋三元至六元。这可算一种早期专门募集“短篇小说”的启事。编者坦言,募集短篇小说,乃受到西洋与日本报刊杂志的启发;但这一启发似乎仅限于栏目设置,至于文体,则“题目体裁文笔不拘”。启事很快得到响应,11月1日登载了署名“竞公”的“短篇小说”《中间人》;11月17日则刊出包天笑寄自青州的“短篇小说”《张天师》,三篇均与当时报纸上的新闻时事密切相关,以小说取譬,或揶揄强权,或讽刺时政。此后,这类“立意深远,用笔婉曲”的“短篇小说”,时见报端,如《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卖国奴》,《拆字先生》,《黑夜旅行》等。1905年2月23日刊出天笑的“短篇小说”《火车客》后,编者附言曰:“如有短篇小说,必于礼拜日登载”;至1906年5月13日,在“短篇小说”《张先生》之后则预告曰:“以后每逢星期日,拟登短篇小说”。至此,“短篇小说”在(《时报》中开始有规律地刊载,渐有制度化的趋势。

相对于长篇对读者趣味的迎合,《时报》上的短篇更多实验色彩。其中奠定基调的,当为“冷血君”的《马贼》。小说以“杀!杀!杀!”三个“警叹之词”开头,极力渲染气氛。主体部分详细描述三国官员对马贼“苍八”的审判,一问一答,逐句分段,对话浅白近口语;叙述语言简短明快,汉语文章所习见的转折连接之词,一概摒之不用,读来略有生涩之感;篇末则借用文言小说或史传的方式,以“作者日”的口吻点出悬念与题旨。今引小说末尾一段,以见其文体之一斑:

苍八睁着眼。抬着胸。大呼道、“杀便杀!怕什么……”说“便杀”时。右脚向上微提。说:“怕什么”时。脚便向下一顿。登时惊天动地。轰然一声。地下爆裂弹猝发。廷内官员盗贼。是血是肉。

作者曰。此爆裂弹。想是数百年前埋下者。这种小说体式,将场景与概括、描写与评论奇妙地融为一体,挑战了传统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之间的文类界限;语言则不文不俗,风格奇堀;新式标点的使用也格外引人注目,——的确是让人感到陌生的“新体”。

《马贼》刊出时题后附有“侠客谈之一”的标注,稍稍关注陈冷同时的创作,我们不难在创刊不久的《新新小说》中找到源头。1904年9月10日创刊的《新新小说》,为“侠民”(龚未英)所发起,陈冷是其中的主要作者。《侠客谈》在《新新小说》第1号中即已出现,题曰《刀余生传》,作者署“冷血”,小说写一名旅客被强盗所劫,深入盗窟,被引领着参观盗贼社会的种种“文明”设施,最后欣然以“刀余生”之名加入盗籍。杂志第2号脱期严重,至11月26日方才出刊,此期《侠客谈》栏目下有一篇更短的作品,题曰《路毙》,仍为冷血所作,写一位翩翩少年力排众议搭救一名路毙的侠义风采。《时报》10月29日刊登的《马贼》,在时序上恰处于二者之间。

《侠客谈》初在《新新小说》刊出时,栏目之前有一则冷血的《叙言》,明确道出了“侠客谈”的预设读者与其文体特色之间的关系:因为拟设的是十四五岁的少年读者,故命意“浅近”、立局“率直”,“篇短”、“文浅”、“不用俗语”、“不用典语”。《马贼》的文体正是冷血所预设的面对少年读者的“侠客谈”的典型,它对传统文类界限与语言成规的摒弃,显然与作者对少年读者的想象有关。然而,“侠客谈”在《新新小说》中逐渐被泛化。杂志自第3期乃定下“以侠客为主义”、如是者延续至12期的规划,此后,几乎所有与侠客、尚武有关的题材,都被置于“侠客谈”之下,且以国别来加以区分,语言的深浅、体式的长短,不再是考虑的对象。这自然导向一种注重题材而不是体式的阅读。冷血所拟设的“文浅”、“篇短”的“侠客谈”没有在《新新小说》中获得独立的文类意义,却由一篇大概因杂志脱期而逸出去的《马贼》,在《时报》中引出了募集“短篇小说”的启事,这倒是殊有意味的事情。

《马贼》刊出之时,适逢日俄战争,东三省的马贼常常扰乱俄军,或拆铁路,或毁电杆,与清政府的“中立”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一时间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时报》亦发表《马贼之真相》、《马贼之历史与其内情》等系列报道,对马贼的侠义尚武精神极尽赞叹。冷血这篇小说,置于(《时报》的舆论语境中,其实可以读作一种别具特色的时事批评。附记于此的短篇小说募集启事,虽说“题目体裁文笔不拘”,但随后刊出的《中间人》,以“剧盗”和“壮士”相争喻日俄战事,讽刺作为主人的“满人”任人争割地做着“中间人”,其设譬取喻之意,非常明显;而((张天师》则借道教人物张天师降临苏州之眼,见证各种“新政”背后的旧俗,自语言到体式均有对(《马贼》的浓厚的模仿痕迹。在以短小精悍的方式对新闻时政进行发挥、评论的意义上,这几个短篇均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同时也奠定了《时报》之短篇小说栏目的基调。

1905年1月7日,《时报》刊出了冷血的另一个短篇《卖国奴》。小说颇有“侠客谈”的遗风,写的是一位叫化子惩罚“税关上的扦子手的下人”的情境:此位下人边求饶边讲出其狐假虎威、勒索报复仇人的故事,最终被叫化子丢人坑厕。在刊登《卖国奴》的同一版面上,还有冷血撰写的《时事批评》。针对陆续发生的金磅事件、铁路事件以及万福华案、周生有案等,冷血对政府在外交上的无能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将他们比作虫子寄生的腐朽之物,并云“欲先御自外者,必先廓清自内者,奈何彼卖国之奴,竞尚得覥然人面,为虎作伥也”。在这样的上下文中,作为“短篇小说”的《卖国奴》,乃是对上述《时事批评》的直接应答:为冷血所痛恨的“卖国之奴”,在小说里成功地被他笔下颇具侠客色彩的叫化子所惩罚。这里,“短篇小说”成为一种可以灵活及时地讽刺时政、发抒愤懑的写作方式,与短小精悍的“时事批评”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的借小说以发表政见的“新小说”理想,可以说部分得

到了实现,只不过采用的是全然不同的小说形式。

1905年2月23日,《时报》刊出一篇独具特色的“短篇小说”《黑夜旅行》,署名“黑夜旅行者”。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记叙了“吾”在二年前的冬夜,为探视远方的病危亲戚,在“天酷寒,雪深天黑,道路崎岖”的乡间,独自艰难行路的过程。虽然一路上连续遭遇泥沼、恶狼以及群盗等危险,艰苦之状非常人所能忍受,但想起病危的亲戚,“吾”仍勉力前行,最终破衣烂衫地到达了目的地。篇末以“记者日”的方式点明题旨:“凡事之类旅行者,皆当作如是观”。如果说《马贼》、《卖国奴》所代表的“侠客谈”系列,在一定程度上还延续了以题材相关的方式来分类聚合的笔记传统,此篇《黑夜旅行》则显示了一种可贵的突破,它试图以单篇的方式独立表意,而这正是现代短篇小说的基本素质。不过,作为附录的编者按语,将《黑夜旅行》纳入《时报》之舆论语境的同时,也几乎改变了它的文类归属。编者将小说所塑造的“黑夜旅行之象”的喻旨,进一步落实为《时报》所关注的时政问题:“今我国政界之前途,一黑夜旅行之象也;教育之前途,一黑夜旅行之象也;实业之前途,一黑夜旅行之象也”。至此,作为“短篇小说”的《黑夜旅行》,完全扮演了报纸“时事批评”之喻体的功能,无怪乎此篇小说,竟被选入以新闻时政为主体的《(清末)时事采新汇选》!

无论是《马贼》对“侠客谈”的疏离,还是《黑夜旅行》、向“时事批评”的回归,都在在显示了作为刊载媒体的《时报》对其“短篇小说”的形塑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可能是双刃剑——方面为“短篇小说”提供生产和阅读的语境,另一方面这种语境又可能造成束缚。总之,在《时报》的文类格局中,“短篇小说”与长篇章回小说有很大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对传统笔记的疏离,而是呈现出与“时事批评”更相近的态势。相对于文体上的形式特征,这种功能上的一致陛,是《时报》之“短篇小说”更为基本的特征;也正是在功能一致的意义上,本文称之为“‘评体短篇小说”。

《时报》的创办,处于近代报刊业发展的第二阶段,其时,报纸对政治的讨论日益增多,关注的范围从本埠新闻扩大到民族事务,而主笔的地位也开始上升。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云:

辛丑壬寅[1901、1902]而后,国内大乱初平,而国际间之均势已成,我国独立资格岌岌失坠。于是报纸立言,既督促内政之进行,亦益懔外交之危险。于此时期,报纸与时局之关系愈密切……其时每报社论,亦必延聘政法名流,以司撰著。

“延聘政法名流,以司撰著”,预示着此一阶段报纸政论的变迁。不仅梁启超曾抱怨的“读之惟恐卧”的(《西学原出中国考》一类的早期报章论说不再适用,即便他自己的“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也有被超越之趋势。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论及报刊政论,也注意到日俄战争(1904-05)之后,经历《新民丛报》与《民报》的激烈论战,报章论说所发生的变化:“梁启超早年提倡出来的那种‘情感的文章,永永不适用了。帖括式的条理不能不让位给法律家的论理了。笔锋的情感不能不让位给纸背的学理了。”他将“1905年到1915年这十年”,定为“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清议报》上这则脍炙人口的判断,看来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近年来,海内外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一代报章论说家王韬、郑观应的论说文章以及早期《申报》的新闻写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他们看来,这些“报馆之文”,其实都“未脱旧范”,基本在沿用传统文类。《时报》创刊之时,中国的政论文章正经历着从“虚文”到“实学”的变化。从日本传来的“社论”,1907年1月5日首次出现在《时报》上,与之相随的,是中国报馆文人对于从“文章论说之时代”入于“意旨论说之时代”的自觉。与传统的“文章论说”不同,“意旨论说”关注的是由文词所传输的作者的一“意旨”世界。这里的“意旨”,正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所说的经现代认识装置“颠倒”之后被发现的“风景”与“内面”。“意旨论说”的自觉,可以视为“现代文学”确立的临界点。这一意义深远的变革,不仅表现在报刊文体的形式特征上,还可以在与文体形式密切相关的印刷形态与阅读方式中获得表征。

包天笑不止一次在回忆文章中提及由《中外日报》开始、经《时报》推广的近代报纸的形式变迁:从有光纸的一面印到白报纸的两面印的变化。《中外日报》在汪康年的主持下,“锐意革新,增加材料,分栏编辑,用报纸两面印刷,与《申报》相竞争”,其改有光纸为报纸,被史家认为创成了“现行新闻纸的纸面体裁”;《时报》则后来居上,采用新式的两面印刷之外,更在栏目编排上精益求精,其耳目一新的形态,触动了上海报界的“跃然思动”之机,1905年初,《新闻报》、《申报》纷纷整顿改版,以适应新形势,然《申报》之改用两面印刷,则迟至宣统元年(1909年1月25日)。从单面印到双面印,看似微不足道的形式变迁,背后却蕴含着报纸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阅读方式的改变。

现今可以统称“报刊”的“新闻纸”与“报章”,在晚清其实分属不同的类型。梁启超《西学书目表》(1896)中“报章”类下收《中西闻见录》、《西国近事汇编》、《格致汇编》、《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本年西国近事》六则,这些均是定期出版物,或月出—本,或每年四册,但仍属书籍范畴,日出一张的“新闻纸”不在其列。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报章”类中,在《西学书目表》的基础上加了《时务报》、《知新报》、《求是报》等26种新出刊物,日报仍不在其列。从内容来看,如被梁启超誉为“最可读”的《西国近事汇编》,乃“依年翻译西国各报而成,凡各国交涉和战政治法律文学之事,靡不具载”;《西国近事》则“专译西报中所载大事,每月—册”;及至《时务报》,仍然是“采译英法俄日各报,凡中外政要,译录颇详”。这些以摘录汇编外报为主的定期刊物,实际上占据了丁酉(1897)以前中国报界的主流。这里的“报章”,更近于汇编知识的百科全书,而不是传播信息的现代传媒。

出现在这个“报章时代”的《申报》,虽属日出一张的“新闻纸”,但普通士绅的阅读和保存方式,仍然延续着对待书籍的传统。包天笑对此有生动的回忆:

我们这位清卿公,看过了报(指《申报》、《新闻报》——引者注)以后,不许丢掉,一个月订成一册,以便随时翻阅,那时候的报纸,是用薄纸一面印的,不像现在的报纸,都是两面印的,所以仍可以作成线装。……这于我是大为欢迎,我每日下午垂暮时候,便到他们的帐房问里去看报。

在这样的线装《申报》上圈点“论说”,成为清卿公对包天笑进行八股文训练的日课;早期《申报》上刊载的小说纪事如《把沙官故事》等,包天笑也是从长辈家中订成两册的“线装报纸”中读到

的。这种以阅读书籍且兼带吟咏词章的方式阅读“新闻纸”的习惯,并没有因丁酉之后报界的“日进文明”而立时得到改观。1902年公奴之《金陵卖书记》云,“《时务报》发行时,内地人士争相购读者,意不在其说之是非,不过讽诵其行文之法也。”这与当时日本人对中国文士论政的批评——“其政治上之奏议论策,不过是文学上之述作耳”,正是互为表里。

《中外日报》、《时报》之分栏编辑、两面印刷,创成“现行新闻纸之纸面体裁”,其重要意义在于,“新闻纸”开始脱离书籍之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的体裁。与《中外日报》相比,《时报》在新闻史上有更多的创新,如首将专电分类标题,专电与要闻分别轻重,参用大小字,在“论说”之外开设“短评”栏目等等,这是清末报纸对信息日繁、工作日多的时代节奏的适应。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论及新闻编制云:

英国报界巨子北严创办《每日邮报》,以战胜伦敦各报,及使体裁能适合于公忙者为目的。吾人细味“适合于公忙者”之旨,即知编制有改良之必要。或者谓中国人读报,尝能自首至尾,一字不遗;但此种人[心]非真正注意时事之人,否则必无此余暇也。《时报》的体裁及栏目革新,同样也处处体现着“适合于公忙者”的用心。梁启超在《时报发刊例》中将“论说”置于首位,次则“纪事”,再次则“批评”;第2号刊出的来稿《某君复本馆总撰述论报事书》对此略有“异议”,作者区分了日报与丛报的不同功能,并提出“日报所注重者”当在“记事与批评”,其间关键,除了精确、公平,则在于“简短”与“醒目”,再次强调“以省读者之脑力,此天职所当尽也”。实际上,《时报》在报刊史上的重要创获,正是其“冷隽明利”、虎虎有生气的“短评”——初日“时事批评”,继而在“报余”栏目中有“闲评”之设,1907年1月7日始与“社论”相先后确定为“时评”。

胡适在《十七年的回顾》一文中写道:“《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功夫去点句分段,。不消费功夫去寻思考索。”今试举一例,是对当时有名的“俄国水兵砍杀周生有”一案的评论:

三日三日。今日为第三旧。冤哉。我既死之周生有。危哉。我四万万未死之周生有。

三日三日。今日为第三日。狡哉。俄官之故缓我民心。辣哉。俄官之实窥破我民心。

三日三日。今日为第三日。冤哉。被责之上海道。忍哉。责人之周玉帅。赘瘤哉。督同办理之盛宫保。

记者于是为之说日。大事去。人心死。吾辈虽有笔墨。其可已矣。

这种.“当面喝破,单刀直人”的的文体,无疑具有很大的冲击力,无怪乎作为当时《时报》忠实读者的少年胡适,读得热血沸腾,并在十七年后仍然对此念念不忘。词句简洁,且逐句分段,这正是适合现代人“公忙”之余阅读的体裁。王风认为,就分段已成为必须的修辞方式而言,此种短评“已略现现代文章体式的端倪”。其实,这种逐句分段的方式,可以说比“现代文章体式”还要激进,因其背后暗含着对文章结构及其起承转合之关联的搁置甚至是颠覆。自此,吟咏词章或“自首至尾,一字不遗”的阅报方式,将随着传统世界的分解而逐渐消失;自任为“国民今日之现在史”的《时报》,以双面印刷的现代报纸的全新面目出现,当然不再预约有“余暇”的阅读。与包天笑回忆中的线装《申报》不同,《时报》的年轻读者胡适,开始以剪报的方式,将他喜爱的小说、诗话、笔记以及长篇的专著分订成小册子,借以保存。

与“新闻纸”向现代“报纸”的形式与功能的转变相伴随,《时报》的小说刊载,也透露出新的时代气息。目前的研究显示,1882年《字林沪报》(初名《沪报》)附赠清初夏敬渠的长篇章回体小说《野叟曝言》,开启了近代报纸之附刊小说的先河;值得注意的是,《野叟曝言》是以册页的方式,“别纸印刷,随报附送”的,其目的是方便读者“逐日搜集,装订成册”,与后世习见的报刊连载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这种册页式的小说附送方式,在1900年前后,仍十分流行。1898年的《采风报》附送孙玉声的近作《海上繁华梦》,先送出精美绣像,随后才是小说正文,均是传统册页式,与报纸正文的排版,截然不同;1901年,《寓言报》附送《澹园述异》,虽是短篇笔记,仍然按照惯例印成册页式,方便读者对折装订。如此日送一页或两页,小说自然不可能起迄完整。在报纸的印刷形态已然改观之后,附送的小说仍然延续旧例,其中透露的小说阅读惯性,值得玩味:到底彼时的小说读者是追求内容的新奇曲折,还是欣赏其行文的笔墨意趣?采庵在刊于《月月小说》的《解颐语·叙言》中曾言,“吾国白话小说,向不见重于社会,故载笔者无不刻意求工,欲以笔墨见长”,这一说法,对五四以来我们所熟悉的关于白话小说的“通俗”想象,是一种挑战,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何以被随意割裂的册页式小说,仍然广受欢迎,显然,读者们在情节故事之外,也欣赏其笔墨词章。1909年创刊的《图画日报》,已全面采用石印方式,其中连载的长篇小说《续海上繁华梦》不再是单页附送,然而,编者却别出心裁地在小说文本四周画出了书页,以示区别。这在提醒我们传统的小说阅读方式之不易改变之外,也为小说向其他高级文类的“僭越”设置了樊篱。《时报》之连载小说《中国现在记》,在第1号中便与“发刊辞”、“发刊例”、“报界舆论”同列广告之后的头版,且字号及行距与《发刊辞》例同。小说正式与“政论”、“庄论”同处一版,这才在印刷形式上真正实现了梁启超的将小说当政论读的期待。

当然,与报纸新闻混合编排的小说连载,并不是从《时报》才开始的。吴趼人的长篇小说《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就与1898年的《消闲报》中的新闻故事有着犬牙交错的关系,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也比《中国现在记》更早地在《世界繁华报》中开始刊行。《时报》刊载小说的新形式,可能也受到了这些报纸的影响。然而,虽同是“小说入报”,“报”的内涵却大有不同:如《消闲报》原本就是《字林沪报》的附刊品,它与早年此报附刊的小说《野叟曝言》,在“文类”格局中,实具同等的位置;《消闲报》、《世界繁华报》这类致力于消闲娱乐的报纸被史家称作“小报”,大约在琐屑不足道的意义上,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正有相通的地方。“小说”在“小报”中的刊行,与它在综合性日报中“登堂人室”,其意义自然大不一样。以正文的方式刊登在《时报》中的小说,同时也共享着《时报》所引领的从传统“书籍”到现代“报纸”的阅读方式的变迁。长篇章回小说因为延续着传统的文类成规,其文本中所呈现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模式不易打破,而几乎被近代报纸“召唤”出来的“短篇小说”,从一开始出现就扮演着时事批评的功能。作为“时评”的“短篇小说”,它与报纸共享着同样的阅读制度,——将“小说”

当“报纸”读,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读者对小说功能甚至是形式的想象;而晚清小说从边缘到中心的移动,除了理论家的倡导之外,它在进入综合性报纸之后这种“文类”格局的提升,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刊于《时报》戊申(1908)年三月十五日的“短篇小说”《三月十五日》,几乎彻底挑战了“小说”与“报纸”的文类界限。此年的“三月十五日”乃“江苏复选举人咨议局议员”之日,小说以简单的拟声词描摹了各类人的不同反应之后,抒发了这个伟大的选举之日到来时作者激动不已的瞬间感受:

一秒矣。一分矣。一刻矣。一时矣。又一时矣。三时四时至于十二时。而一日矣。而夜矣。而天又明矣。而此三月十五日去。

此一秒一分一刻一时一日中。始而起。而立。而坐。而饮。而食。而行。而出门。而至投票所。而取票。而取笔取墨。而思…这种切近当下的时间感,无论是在传统小说或是、其他的传统文类中都是少见的。而当日《时报》次版的“时画”与“时评”栏目都对此作出了呼应。小说能与报纸融为一体的方式,大概在此篇《三月十五日》中被发挥到了极致;而从文体形式上来看,它与《时报》中多数“冷隽明利”、“逐句分段”的“时评”已别无二致。实际上,如果单从文体形式上来看,《时报》中以冷血的《马贼》为代表的多数“新体短篇小说”,已经具备了与“时评”相通的形式特征,如逐句分段,搁置文章的转折联结等等。有学者指出,陈冷血即是“用《时评》的笔法写小说”。这固然有同一个作者笔法或文风上的相似性,但或许从文类“功能”对文体“形式”的塑造的角度,更能说明问题,——因为作为二者共同作者的冷血,他以白话体裁所翻译的长篇小说,其语言风格就大不_样。相似的文体背后,蕴涵着共通的读者期待与阅读方式。《时报》中的“短篇小说”与“时评”,它们所共享的这种几乎与时间的快速流逝同步的句式和文体,自然让读者无暇欣赏其笔墨趣味,可以说是“意旨论说之时代”的理想体裁。

《三月十五日》在《时报》中并非创格。《时报》1905年新年号(乙巳正月四日)中刊出的“短篇”小说《拆字先生》,差不多就是一篇新年贺辞,小说中拆字先生抓住“乙巳”二字大做文章,预测本年光景;此后,每年的首刊号中,《时报》都会刊出这样的“贺年短篇小说”,如《千里马》(丙午,1906)、《大吉羊》(丁未,1907)、《财神宴》(戊申,1908)、《鸡谈》(己酉,1909)、(《犬》(庚戌,1910)、《猪八戒》(辛亥,1911)等。这类应景文章,其文体fire当然不大,但就报纸对小说的文类形构以及小说之“文类”格局的提升而言,却是重要的表征。作为新年贺词的小说,与作为报纸附张的小说,其功能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而形式自然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09年,《小说时报》创刊,杂志没有专门的发刊词,开篇即冷血的“短篇新作”《催醒术》。范伯群对此篇小说评价很高,认为是“1909年发表的一篇‘狂人日记”,小说中被持竹梢之人催醒的主人公,在他看来,可排入现代文学的“狂人谱系”之列,《小说时报》以此篇替代“发刊辞”,即标明了刊物的启蒙宗旨。如果稍稍考察冷血同时期在《时报》中发表的“催眠术谈”系列,我们不难追溯出此篇《催醒术》的灵感来源;而笔者更看重的,是作为“发刊辞”的“短篇小说”及其文类意义,——这一创意大概也是来自《时报》,即冷血所亲与的“贺年短篇小说”的传统。

研究晚清报刊的学者Andrew J.Nathan指出,在专业性的杂志出现之前,晚清报刊常常将文学、政论与新闻等熔为一炉,“重要的文学论述与政治讨论常常同时出现在报纸副刊或者杂志中,面对一个非专业的读者公众”。在“文学论述”与“政治讨论”之间有着一个共通的“读者公众”,这是《时报》之“短篇小说”与“时评”形成文类交融与文体互动的秘密所在。《时报》将小说纳人报纸正文以及从双面到单面的印刷形式变迁,使得“小说”与“报纸”的同质性阅读成为可能;近代报纸所召唤的读者公众以及它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的特殊关系,必然影响到共享着这一阅读制度的“小说”。陈平原在讨论报载小说对小说形式的影响时,特别强调“传播方式的转变促使作家认真思考并重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论证了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报刊载体的关系。如果我们从根本上将“文类”视为一种具有制度基础的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共同遵守的某种特定的交流模式,那么,讨论近代报刊对“短篇小说”的文类形构,作者与读者之交流模式的重建,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时报》能将“时事批评”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时评”,除了冷血这样的卓越写手之外,实有赖于其一系列新闻采访、传播体制的完善,如“专电的加多”、“特约通信”的设立等等,——这些在新闻史上都是重要的革新举措。以报纸其他栏目健全充实的新闻报道为依托,将时事概述降到最低,而以简短明快的方式专意于记者之观感与批评的表达,这是《时报》之“时评”获得成功的重要制度性保障;换言之,以简短明快为特色的“时评”文体,在它的作者与读者之间,预约着一种对当下时事了然于心的默契。同样的道理,《时报》中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其意义的传达,也有赖于报纸所营造的舆论环境。在这种“短篇小说”的作者与读者之间,《时报》扮演着构筑对彼此的交流来说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间”的功能;而由此形成的读者与作者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新型“人际”关系,无论对于传统白话章回体小说还是文言笔记体小说而言,显然都是陌生的。

作为新式印刷媒体的《时报》,是这个信息日繁的新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新型“人际”关系——作为现代国民意识之雏形的“同胞想象”的塑造者。从《时报》第1号就开始连载的(《中国现在记》,其第一回开场的“热心旧科举的朱侍郎与殚力新名词的劳副贡”之间的冲突,对这一新型“人际”关系的出现及其与旧时代的决裂,有着全面的象征意义。本是年侄的劳薪在拜见朱侍郎的名帖上却注着“同胞弟”,让这位旧时代的朱老夫子十分不快且百般计较:

我于你忝为父执,又是与你尊翁同年,我们科第世家,最讲究的是年谊,……你今日为何拿了同胞弟名帖,前来拜访?……你不同我认年谊,便是不肯认你尊翁为正途。想你尊翁三年辛苦,好容易中得一个举人,现在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他,他在九原之下,也是难瞑目的……

面对朱侍郎这番喋喋不休的指责,劳副贡也不甘示弱,演出一大段“四万万同胞皆兄弟”的时髦话来与之抗衡,二人竟由此结下芥蒂。李伯元的小说,以略显夸张的方式,传达出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微妙的世道人心,其中,从“同年”到“同胞”的人际关系的变迁,具有全面的象征意义。科举式微,科第年谊即将无从论起,代之而起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同胞想象”;与之相应的是,传统章回小说文本中“说书人一看官”的自足世界,也开始面临挑战,过度强烈的政治情怀,常常使得小说作者“以说书地为议政场”,去“看官听众之旧套”,而代以“同胞!同胞!”之新名词。李伯元在《中国现在记》的“楔子”中所拟设的交流场景,仍然是传统的瓜棚闲话(说书人面对二三村老),然而,刊载小说的《时报》,其拟想读者却已是四海之内处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中的四万万同胞。与延续章回小说体式的《中国现在记》不同,由《时报》所孕育的、没有文类成规束缚的“短篇小说”,无疑是这种以“同胞想象”为基础的新型“人际”关系的产物,其拟想的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是一种双方处于同质的时间中,并共享着足够丰富的语境知识的切近而平等的模式。在这种新型的交流模式中,无疑已蕴涵着“现代文学”诞生的契机。

1908年1月24日,《时报》小说栏中刊出了一则类似新闻报道的“短篇”《盲人都会》。小说的主体部分记述了罗马尼亚的“白发女王”设立“盲人都会”之事:慈善乐施的女王为救济其国内的盲人,在气候温和的“希那约”为盲人设立了一个专门聚居的都会,除服役扶助之人外均为盲人,他们在此安居乐业,知晓了此事的欧美人士也纷纷捐资相助。至此,小说基本上等同于一则普通的新闻记事;然而,篇末的作者点评,却最后扭转了整篇文章的意义:

冷曰:我北京之都会,亦盲矣。宜乎欧美之人多以金借我也。

这几乎是以点铁成金的方式,将新闻报道变成了“短篇小说”。表面看来是由新闻引发的评论,实际上却巧妙地扭转了新闻与评论的主仆地位,、将新闻变成思想表达的材料,目的是进行讽刺性的社会批评。《盲人都会》这样的“短篇小说”在《时报》中并不多见,像是作者的神来之笔。然而,此种笔法后来在鲁迅以“随感录”为代表的杂感中却屡见不鲜。王风在《从“自由书”到“随感录”》一文中指出,鲁迅的“随感录”正是通过扭转新闻与评论的关系而确立了议论的主体性,标志着文学化的现代论体的开端。从这个角度来看,初具“现代文学”特征的“短篇小说”,已在《时报》中呼之欲出,——尽管从文体形式上来看,它所导向的乃是后来被归入议论性散文的杂感。

责任编辑范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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