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平

内容提要在社会各阶层中，人文知识分子在知识、思想、精神批判等方面自有其长处，但在道德人格方面又常常成了被怀疑、被批判的对象，甚至表现出道德沦丧和人格虚伪。而现代作家之所以把文入写成道德人格卑下，独立人格匮乏，无才而又无德的形象，除了知识分子在道德人格方面确实存在问题以外，恐怕还有作家深层心理与心态上的原因，这就是原罪意识、自卑情结、自我贬抑和文人相轻。

从总体上看，在社会各阶层中，知识分子自然是最拥有知识的。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有更多的知识积累，有更深厚的文化修养，而且又是一个民族专司思考的部分，看问题比一般人要敏锐，因为他们富有思想，具有怀疑和批判精神。这可以说是他们的美德和长处。可是，在另一方面，即在道德人格方面，知识分子又常常成了被怀疑、被批判的对象，道德人格并不高尚，甚至多表现出道德沦丧和人格虚伪。中国素有“文人无行”的说法。这“文人无行”多是指文人缺乏道德自律，缺乏独立人格。英国的保罗·约翰逊在他的轰动一时的《知识分子》一书中，专门探寻知识分子道德人格低下的_面，因此，有人称他是一位“道德侦探”。美国的爱德华·W·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一书中，也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世俗之人”，认为，在健全人格方面，我们很难见到知识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

由此可见，人文知识分子在知识与道德、思想与人格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甚至出现背反的问题。我们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文人形象也可透视出这一问题。

一知识人与道德人

从理论上讲，知识分子可能有两种存在方式，一是作为知性的存在，一是作为德性的存在。作为知性的存在，自然很好理解，知识分子当然是知识的拥有者，而且是靠知性在社会上立足。尽管也有不学无术、招摇撞骗、无才、无能的所谓知识分子，从高尔础到方鸿渐，现代作家并没有放过对这类知识分子的批判。但从总体上说，知识分子作为知性的存在似乎没什么疑义。作为德性的存在，就值得商榷了。在实际生活中，在人们的意识里，知识分子常常扮演着知识的化身，思想的先驱、文化的精英、社会的良心等等的角色，于是乎，知识分子也必然是道德的楷模、人格的表率，．知识人与道德人之间是平衡的。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文学中也都不乏这类平衡之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还有另一个侧面，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即不平衡的一面。因为从理论上说，知识、思想与道德、人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构成因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人与道德人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而平衡只是相对的。既然这样，那么，在人们的观念世界中，又为什么会认为知识分子是德性的存在呢?这种错觉是怎么产生和形成的呢?原因恐怕很复杂，但与下面几点恐怕有直接关系：

一是从历史上看，中国知识分子自始便有重视“修身”的传统。从孔子开始，“修身”即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从外在的修饰，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论语》以外，《老子》中也有“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的说法。荀子专有《修身》篇。可见，当时诸子各家皆言修身。《礼记·大学》中说：“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中，“修身”处于首位，是基础和前提。这种说法形成了一个传统，代代相承。但是，正如余英时所说：“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自始便有重视‘修身的传统，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肯定他们人人都在精神修养上有了真实的造诣。事实上，在战国中晚期‘修身不但已成为‘士的标记，而且世主也以此为取‘士的标准。‘修身既入于利禄之途就必然不免要流为虚伪。”“荀子深斥当时处士‘心无足而佯无欲，‘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足证‘修身早已流于虚伪了。”这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虚伪性格的最初的由来。讲修身未必一定真有品德修养，如没有，只有伪装其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成了伪君子。

二是从知识分子自身来看，他们总是“谈论得太多太多，实践得太少太少。他们习惯于唱道德高调，以此来实践他们的道德理想，以掩盖自身人格上的弱点，虽然这种弱点也许是一般人都具有的。”无论是中国的过去，还是中国的现在，道德问题都是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最被看重的问题，我们有过无数的道德格言就是明证。而这些道德格言又都是出自于知识分子，他们比一般人更喜欢讨论道德的话语，这就给人一种错觉：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的存在、德性的存在。其实，“作为一种良知，一种德性，并不是只有知识分子才具有的。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我们没有任何先验的和经验的理由来证明知识分子必定比其他人，比如工人、农民、白领甚至小痞子等更具有道德的优先性，倒过来反而可以找到一些相反的例子。”在这里，许纪霖的论述是深刻的，这“相反的例子”，实际上就成了许多作家创作的素材与题材，所以，古往今来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往往并不怎么高尚。

三是从道德本身来看，也正如许纪霖所说：“道德首先不是一个话语，而是一种实践。德性不是以一种话语的方式存在，而是以一种实践的人格方式存在的。”“任何一种道德的话语力量都来源于其背后的个体实践。”“道德永远是一种实践伦理，而不是高谈阔论的对象。”在他看来，“知识分子首先不是一个道德人，而是一个知识人，他应该以一种知性的方式而存在。因为道德和良心人人都可以拥有，有时候关于道德底线、伦理底线的一些最简单的原则比如不能剥夺无辜者的生命、讲信用、同情弱者等，它起源于内心最简单的良知，起源于人类交往的最初约定，起源于多少年文化的传统。”这是不是意味着道德与知识没有必然的联系呢?也不尽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也必然受制于经济基础。因此，从总体上说，经济越发达、越进步，人们的道德水准应该越高。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还有另一个层面，即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由于多少年来文化传统的积淀，使得某些落后的地区仍保持着古朴甚至纯洁、高尚的民风，像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富有的人，并不意味着道德水准高，贫穷的人，也并不意味着道德水准低。至今，我们到相对偏远、贫穷、落后的地区，仍然能感受到那里民风的纯朴和人们的善良与热情，感受到那里人们的道德自律。

同理，一个人的知识水准越高，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道德水准也应该越高，因为他在接受知识、接受教育的同时，自然也要受到人类先进文化与文明的熏陶，受到先辈哲人、思想家、艺术家的某些高尚情操与道德的影响。但这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知识与道德也是不平衡的，因为道德主要不是一个知识体系、认识体系，也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主要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它主要看一个人的道德实践而不是道德宣言。德谟克利特在《道德思想》一书中说：“应该热心地致力于照道德行事，而不要空谈道德。”德行的实现是由行为，而不是由文字。于是我

们又看到了一些知识水准、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在言与行、表与里；外在与内在等方面出现了分离和悖反，这恰好构成了讽刺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讽刺形象中，知识分子乃至高层知识分子的讽刺形象不在少数，这很能说明问题。不是作家对他们存有偏见或人为地贬低，而是由于作家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这类人太多、太强烈的缘故。从这一点来说，一个人的知识水准、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并不意味着其道德水准越高，其实际情况很可能恰恰相反。知识与道德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也不是成正比的关系。这一点，我们从中国现代作家所写的知识分子形象身上会深切地感受到。

二思想意识的先进与道德人格的卑下

从历史上看，才与德有时并不能一致。有人说：“这种分裂，至迟在孔子时即已形成了。”龚鹏程在他的《中国文人阶层史论》中，列举了古诺德、唐宁、麦高温等外国人对中国古之文人的恶评，其中英国人麦高温在他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的文人阶层极不欣赏。他批评这些文人所获得的教育，只是背诵儒家经典、作八股文、作五七言诗、作赋。除此之外，天文、地理、数学、几何，什么都不懂。此外，他还指责文人保守且缺乏道德感：“从整体上看，这些文人都是无耻之徒。他们的智能通过学习得到了提高，但与此同时，他们的道德感却好像变得麻木了。”这虽然是西欧中心主义的偏见和恶评，但也看到了智能与道德的不平衡。“在他们眼中，文人阶层，不但是中国最特殊、最值得注意的阶层，而且也是整个国家盛衰治乱之关键。”“但文人居四民之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文弱无用，既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倨傲，又显示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庸懦，也不是没有内在之困境的。”这样的文人是难以产生先进的思想意识的，他们所具有的往往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他们只能依附于统治阶级，而不具备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阶层意识。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难以萌生出新阶级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只有到了近代，国门被西方的炮舰轰开以后，西方的思想意识涌入，一部分知识分子出国接受新知，于是，新思想、新意识、新道德逐渐形成，知识者阶层的形成及其作用日趋明显，知识者成了时代的先驱者、先觉者，并初步具备了现代的思想和现代的文化意识。在西方，一些学人也视知识分子为近代文化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具有先进的思想意识大概没有什么疑义。尤其是在变革的社会，思想往往先行，而知识分子又被称为思想者，因此也就成了社会变革、思想变革的先行者。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知识分子都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他们担负着思想启蒙、政治教化、道德重建的重任。而大众，特别是占其绝大多数的农民，由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的低下，使其一直处于蒙昧、麻木的状态，尽管在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压迫的原动力，但却不能给社会以思想上的引导，这个任务必然要由知识分子来完成。

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思想意识与道德人格的背离却是普遍存在的事实。鲁迅对文人的道德人格多持否定的态度，他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曾说：“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方便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都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当代学者曹文轩曾说：“我一直不相信知识分子的坦诚是超过其他阶层的。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在日常生活中，我宁愿与一个社会底层的人相处，而不愿与一个知识分子相处，原因非常简单，虽然社会底层的人有诸多恶习与所谓不文明的地方，但与他们相处是很容易进入一种坦诚状态的，而这种状态会使你脱下沉重的伪装，将人性底处的东西充分地释放出来。所以，我有时候很疑惑知识到底对一个人的一生所起到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形迹可疑。”这种认为知识分子不见得和商人两样、不见得与社会底层人两样，以及前述的许纪霖所说的不见得比工人、农民、白领甚至小痞子等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性等看法，若不是偏见，则很可能是各自的实际感受，而且都是从道德人格方面而言的，看来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确有可指责之处，确有卑下之处，知识分子缺乏健全人格。

王富仁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一书中说：“在《呐喊》和《彷徨》的实际描写里，作为美好品德和纯朴心灵的体现者，几乎全部是劳动群众的形象，但作为敏感地意识到封建思想观念的反动性并与之进行各种形式的自觉斗争的人物，则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呐喊》和《彷徨》中，鲁迅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也表示了极其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但作为这个阶层的整体，鲁迅的同情是有条件的，有等差的，也是有固定范围的。”“相对于知识分子，鲁迅对劳苦群众的同情几乎是无条件的，这种同情并不以他们自身的觉醒程度分出等差，他们的痛苦命运本身便是鲁迅之所以同情他们的唯一依据。”这里，王富仁对鲁迅小说所描写的两大人物系列一一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作了细致的辨析，极富见地。在此基础上，我们不禁继续发问：鲁迅为什么把美好品德和纯朴心灵几乎全部给了劳动群众?而没有给知识分子?鲁迅既然“是把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当作当时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主要积极力量加以表现的”，那么，是否应具备相应的品格呢?鲁迅为什么对劳苦群众的同情是无条件的，而对知识分子的同情则是有条件的呢?看来，鲁迅除了肯定知识分子的率先觉悟以及具有反封建的思想追求以外，对知识分子还是持保留态度的，这主要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不予认同。

以鲁迅为先驱的中国现代小说家们在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时，不约而同地写到了知识分子缺乏健全人格，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具体体现为如下三种类型：

1道德人格卑下。德行是灵魂的力量，人格是立身之本。狄德罗说：“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密友。你要当作家，当批评家吗?请首先做一个有德行的人。”中国现代作家在注重思想启蒙的同时，也注重道德拯救与重建，善于从道德人格视角展现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理，这种描写有时是和民众的对比来完成的。鲁迅的《一件小事》是这方面最早的作品，鲁迅以一种自省式的道德忏悔表现对劳动者道德人格的强烈认同，知识者在劳动者面前，有一种自愧不如的道德卑下感。“我”——知识者是渺小的，“车夫”——劳动者是高大的，他叫我惭愧，催我自新。由此构成了这样的一种对比关系：知识者，思想意识先进，道德人格卑下；劳动者，思想意识落后，道德人格高尚。这种对比关系在以后的不少小说中不断地演绎着。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一个穷作家与烟厂女工陈二妹进行着自觉的道德对比，通过对比，

使知识分子获得了灵魂的净化和人格的升华，增强了向上的动力。甚至使“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前几秒钟更光明了。”这是对普通劳动者真诚、纯朴人格的赞美。30年代，蹇先艾写的《赶驮马的老人》，在其结尾，几乎完全继承了鲁迅《一件小事》关于车夫背影的描写：

我没有回答一句话。痴呆地立在田塍上，看着那个赶驮马老人的影子在树林里消失以后，才快快地登上往炒米铺的山坡，耳边还听得见那远袅的轻灵的马蹄声。但是他的人格渐渐地被扩大了起来。

这种对劳动者道德美的发现，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解放区。韦君宜的短篇小说《三个朋友》写“我”下乡，在刘家庄有过三个朋友，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绅士，还有一个是农民。“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强烈地感受到只有农民才是真正的良师益友，“和刘金宽在一起，真是胜读十年书!”小说对他背影的一段描写更与鲁迅的《一件小事》中对于车夫背影的描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从后面看着他，他站在铺满阳光的山坡上，土地在他的桨子底下一片片开花，高大的背影衬着碧青的空间，格外显明。好像一根大粗柱子，在青天和大地中间撑着。这一比，比得我多小啊!

如果说上述对比描写还只是突出工农民众形象的高大，从而反衬出知识分子形象的渺小，进而产生一种自愧不如的道德人格的卑下感，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人格还没表现得多么低劣不堪的话，那么，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则是更大范围的对比，即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对比、知识者与劳动者的对比、高贵者与卑微者的对比。在对比中，沈从文把道德人格的高尚留给了乡下人、劳动者、卑微者，把道德人格的卑下推给了城里人、知识者、高贵者。甚至水手与妓女的幽会与偷情，也令人感到是那样的和谐、自然、纯真、朴实，体现了人的自然本性，比起城里知识者在性爱的问题上的虚伪、矫情、做作和呆滞要好得多。《八骏图》所写的那群专家、学者、教授们有知识，有教养，有身份，也很庄严。但就是同自然人性有点冲突，有点不大自然，一个个皆好像有病。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喜欢唱道德高调，实则虚伪、丑恶。人性被现代都市文明的负面的东西所扭曲，甚至被异化了。这是社会文明发达的最沉重的代价，它直接导致了纯朴的自然人性的丧失。“人之初，性本善。”沈从文想用原始的、古朴的、善良的、自然的人性来抵御受过文明洗礼的现代知识者被扭曲、被腐蚀、被异化的人性，因此，他笔下的知识分子都是道德人格卑下的形象。

在非对比性地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中，作家更是大量地写出知识分子道德人格的卑下，而且不留情面，具有道德讽刺和人格批判的力度。

鲁迅也是其先导。《端午节》中的方玄绰是一个兼作官僚的知识分子，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私心极重，一切为了自己。“只要地位还不至于动摇，他决不开一开口，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别有官俸支持，他也决不开一开口。”这是一个明哲保身、坐享其成、丧失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肥皂》中的四铭，表面道统，内心淫邪，满口道德危言，满腹男盗女娼。作品写得冷静、客观，借四铭太太之口，揭露其淫邪之心。《兄弟》入木三分地揭露出知识分子自私自利的心理。张沛君与令弟号称是模范兄弟，但当沛君误以为令弟得了可以致人死命的猩红热时，其自私自利的心理占据了他全部的身心，以至于又做了一场惊梦。作者正是通过主人公的心理呈现和惊梦情节，暴露出人物的极端自私心理，可同事们却颂扬他们“兄弟怡怡”，纷纷推沛君为兄弟们的学习榜样，极具反讽意味。

叶绍钧写于1936年的《英文教授》在揭露知识分子道德人格的卑下，见不得人等方面，似与《高老夫子》、《八骏图》有异曲同工之妙。作品嘲讽英文教授：

他有二些嗜好。抽香烟不用中国货，因为质地太坏，有碍卫生。喝酒却喜欢中国的花雕，兴致好的时候，两斤还不醉。他又常常和一班年龄相仿的朋友上新世界、大世界那些地方去。那时候跳舞场还没有流行，要看女人，那些地方顶方便。他看女人注重在屁股，他说丰满的屁股是女性的象征，那些平塌塌的简直可以说没有屁股，也就没有女性可言。朋友们说他这种说法是“屁股哲学”，大家传为笑柄。

现代作家擅长从两性的心理视角来写体面的知识分子的本能的欲望和心灵的畸变，这种本能的欲望，由于压抑不住，不时地冲出道德的防线外化出来，从而暴露了他们不体面的道德和不体面的人格，让世人看清了他们的本真面目。鲁迅、叶绍钧、沈从文、钱钟书等都擅长这种描写。

老舍《文博士》中的文志强是另一种没有道德人格的知识分子。他心术不正、怀有野心，于是，留学回国之后不择手段地向上爬，为此，他采用“投奔”、“巴结”、“欺骗”、“忍受屈辱”等手段向上钻营。一旦爬上专员这一位置以后，便撕毁协议，踢开帮友、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这是一个卑微、下贱、人格低劣的留学生，是知识分子的负面典型。

2缺乏独立生存能力、缺乏独立人格。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专家许纪霖曾提出过一个核心观点：“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说缺乏独立人格，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缺陷之一。”这一观点曾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普遍的反响。这既符合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也符合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这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不像法国19世纪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以左拉、雨果等人为代表的特立独行、完全不依附任何体制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也许就是缺乏独立生存能力，进而缺乏独立人格。

这也为文学家的重塑知识分子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基础和生活原型。事实上，中国现代作家基本上采用了写实主义的写作姿态来把握知识分子的鲜明形象的。

鲁迅几乎以毕生的精力向中国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奴性、依附性宣战，痛心疾首国人独立生存能力和独立人格的匮乏，沉重地思考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格、健全的人格?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这一点在他的知识分子小说中形象、真切地透视出来。《孔乙己》揭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致命弱点：没有独立生存能力。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自然没有依附上统治阶级，没有走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升官、发财、纳妾的青云之路。同时，他“又不会营生”，没有独立能力，无以维持生计，“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吃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鲁迅在极短的篇幅里就把缺乏生存能力的孔乙己的生活流程勾画出来了。不会营生，丧失了生存能力，只能依附于人，充当奴隶，因此，也就难有独立人格。《白光》中的陈士成在第十六回县考仍是榜上无名之后，只能惨死在万流湖里。他自己反复听到和说着：“这回又完了!”最终是生命的完结。他除了期盼金榜提名以外，没有任何聊以自立的能力。《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也都写

到了知识分子的缺乏独立生存能力。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原本都是有追求、有理想的。但由于缺乏生存能力，缺乏独立人格，缺乏顽强的意志和鏖战的精神，最终都成了失败者。

茅盾似乎不是以写知识分子而著称的作家。与对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独立人格的思考相比较，茅盾更关心现实人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擅长于世态描写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揭示。知识分子、“新儒林”人物多是他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中的必要穿插和陪衬。尽管如此，但也体现出作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及其评价。《子夜》中的经济学家李玉亭、诗人范博文等在吴荪甫、赵伯韬两巨头的“斗法”火拼中投机奔走，典型地体现出御用性和颓废性。茅盾是把他们当作御用文人来写的，运用的是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人物进行分析性的描写，似乎在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也决定了文人的依附性和精神品格。所以在茅盾笔下，李玉亭、范博文等当然是缺乏独立人格的文人，在经济、实力的角逐和“斗法”中，他们只是些点缀而已，无足轻重，毫无用处。

如前所述，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经济发达的一个最沉重的代价就是古朴人性、自然人性的丧失。同时，畸形的社会或某一具体的、不合理的现实处境也可以使人道德沦丧、人性扭曲、人格失范。40年代国统区、沦陷区污浊的社会现实，物价飞涨、知识者生活艰难乃至拮据的客观境遇，使他们经受了炼狱般的考验，其中，固然有像郭沫若、许杰所写的在艰难岁月中“苦撑”下去，不随波逐流，“铸炼”自我的知识者。也有像骆宾基《北望园的春天》中的沉郁、灰暗、看不到希望的知识者；更有像巴金《寒夜》，师陀《结婚》、李劫人《天魔舞》、张恨水《魍魉世界》、王西彦《在沼池里》等中丧失人格、经不起诱惑、甚至投机钻营、不择手段的知识者。在这里，作家一方面通过知识分子的堕落和丧失立场，尖锐地抨击了腐败的社会，不合理的制度。另一方面也批判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和缺乏独立人格。

3无才而又无德。作为知识分子，知识、才学无疑是立足之本，而德行则是立身之命。有才者未必都有德行，有德者也未必都是才子。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德、才兼备。然而，总有那么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不仅无才，而且无德，一无足取，同时，又总想伪装。这类人不学无术，而又招摇撞骗，欺世盗名，于是恰好构成了讽刺的丑角，揶揄的对象。因此，对于这类无才而又无德的文人，在作家笔下，无不是讽刺、批判的目标，而且最凌厉、最无情。他们是知识分子形象谱系中的“负极”，所以也谈不到同情以及同情的条件和等差，作家对这类文人是最鄙视的，视为异己的败类。

鲁迅的《高老夫子》是塑造这类文人的开山之作。高老夫子原本不学无术，将时间用在“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上，只因在《大中日报》上发表了《论中华民国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这一篇所谓的名文，便受聘于贤良女校。而他的真正目的是“看看女学生”。为此，“从早晨到午后，他的工夫全费在照镜，看《中国历史教科书》和查《袁了凡纲鉴》里”。作为历史教员，他只知晓桃园三结义，孔明借箭，三气周瑜之类。因此在课前、课中、课后都丑态百出，狼狈不堪。高老夫子原本叫高干亭，因“骤慕俄国文豪高君尔基之为人，因改字尔础，以示景仰之意”，实则为了欺世盗名。小说写他与万瑶圃见面，双方那虚假的动作，肉麻的吹捧构成小说最精彩的“段子”。作者写高尔础，虽有夸张与“廓大”之处，但这种伪装起来的知识分子在现当代都是不乏其例的。

1933年，许地山发表了短篇《三博士》，1934年，万迪鹤出版了长篇《中国大学生日记》，在此之前，阳翰笙发表了中篇《大学生日记》。三部作品均写博士、教授以及大学生的丑恶行径，他们都是些无才、无德而又无用的知识分子，题材、主题几乎相同。《大学生日记》的主人“我”所感受到的博士教授“慢吞吞的挟着漆亮的大皮包，傲然地走上讲堂。”说话“半中半英”，“我”颇感奇怪：“美国的博士，为什么竟会这样的饭桶!”《中国大学生日记》描绘了中国30年代的一所“野鸡”大学教授和学生的丑态图，反映了内战时期中国教育界的糟糕局面。那里教授不学无术，有只对女学生说无聊话的秃子教授，有照本宣科的麻子教授，有抄袭别人著作的曹先生等。学生们无所事事，根本不读书，考试抄袭，调戏女生，勾引有钱的女人。幻想着升官、发财，终日浑浑噩噩。许地山的《三博士》写了几个洋奴到国外镀金，写什么《油炸脍与烧饼的成分》、《北京松花的成分》之类的论文，骗取博士头衔，是—群投机钻营的无耻之徒。

到了钱钟书的小说，从短篇到长篇可以说是无才而又无德的文人形象的“荟萃”和集大成。如果说；沈从文对都市大学生及大学教授的极尽嘲讽揶揄，除了他们本身确有致命的弱点和令人憎恶之处以外，也有着沈从文作为“乡下人”的视角和隐秘心理的偏见、嫉妒乃至报复。那么，钱钟书写大学教授则与沈从文不同，他是从大学内部视角清理高级知识分子的负面表现，对于那些既无才又无德行的文人，钱钟书是瞧不起、看不上的，而且又最为熟悉、最为了解底细，甚至是耳濡目染，让他深恶痛绝。因此，他对知识分子丑陋一面的抨击就更有力度，更有杀伤力。

三原罪意识、自卑情结与自我贬抑

现代作家为什么把文人写成如前所述的道德人格卑下、独立人格缺乏、以及无才而又无德的形象?在许多作品的实际描写里，作家为什么把美好品德和纯朴心灵几乎全部给了劳动群众，而没有给知识分子?这除了知识分子本身以及作家对知识分子的实际感受以外，恐怕还有作家深层心理与心态的原因，这就是原罪意识、自卑情结、自我贬抑和文人相轻。

原罪意识来自于知识分子的出身、身份以及知识。这种原罪意识不同于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它不是人类个体的生命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原罪，而是一种后天的社会伦理。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就有朴素的、古老的民本思想，有民以食为天，劳动人民是衣食父母的说法。而书生、文人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是百无一用的。后来又受到19世纪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提出的“民粹主义”的影响。这种民粹主义思潮曾经席卷中国知识界。民粹主义把农民大众理想化，同时排斥现代知识及其载体——城市知识分子，贬低文化及文化阶层，也贬低自身，他们的内心带有一种近乎于基督教徒的原罪意识。

民粹派提出“到民间去”、“走向大众，彻底大众化”等主张。他们在宣传提纲中写道：“革命者应当彻底放下自己的贵族架子，永远变成一个农民、一个工厂工人或工场工人，去从事宣传活动。”甚至他们更极端地否定现代文化和现代教育。中国20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虽不像19世纪俄国民粹派那样偏激，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同样有着一种原罪意识。他们在接受了西方平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后，认识到社会的不平等，感受到自己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却在劳动群众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之上享有文化和教育，这是不平等的，于是对劳动

人民负有债务感，对自身负有原罪感。这种原罪感在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正是由于这种原罪意识，衍生出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以及自我改造思想，这几乎成了俄罗斯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阿·托尔斯泰所讲的“在清水里浸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你就能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常被中国学者所引用。中国知识分子也有近似的心路历程和改造过程，从“五四”到“文革”，只不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忏悔热忱没有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强烈。

在重视工农、贬低知识分子、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政治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出身就意味着罪恶，身份即意味着罪恶，知识也意味着罪恶。鲁迅曾有感于报上虚无哲学家所说：智识是罪恶、赃物，而写过一篇杂文《智识即罪恶》(收入《热风》中)。40年代，许杰写的短篇《一个人的铸炼》曾写到了知识分子身份的原罪感，主人公张挺生曾疑惑地感到：“是知识分子的身份，决定了自己的不彻底的路吗?”“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真是不一定要得的东西。”作品描写，“他虽然自己承认参透了真理，彻悟了大道，但他那知识分子的根性，他那封建关系的家庭，以及政治的环境，客观的现实，总是在他脑子里纠缠不清。”知识分子的这种原罪意识，从积极的方面说，促使知识分子对平等的追求，对腐朽社会的憎恶，对自身的忏悔与反省，从而在自我谴责心理的驱动下，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人民，奉献给革命事业。现代不少小说都写到了知识分子的原罪、忏悔之后的革命性的成长历程。从消极的方面说，原罪意识本身虽然是“无罪”的，但它却未必能导向一种强健的道德意识和人格力量，同时又极易被人所利用。此外，这种原罪意识又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使他们性格趋于内向，并强调自我改造和革命认同、人民认同，这也在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知识分子的自卑情结一方面源于阶级地位的边缘和阶层人格的卑下，另一方面也源于自身的软弱无力感。同时也受到外在思潮和政治文化的影响。首先是创作主体——作家的自卑情结，这在郁达夫、沈从文、茅盾、王西彦、许杰等作家身上程度不同地体现出来。在现代作家中，郁达夫是自卑心理最重的作家，同时，他又遵循着“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准则，因此，他作品中的知识者、文人大都是卑微、脆弱、潦倒的小人物。沈从文常以乡下人自称，又以乡下人的视角来描写都市的教授、绅士以及大学生。虽然他后来早已成了城里人，成了大作家、大教授，但他的乡下人的自卑情结始终存在于他的内心深处，并潜在地影响着他对知识分子的书写。这种自卑心理的反弹就是要寻找都市上等人的缺陷，就是要报复知识分子，于是他从人性、从两性道德、从私生活方面发现了知识分子的破绽。《八骏图》不是在学问上攻击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而是在两性道德，在私生活方面攻击了大学教授。《八骏图》发表后，一些教授勃然大怒，甚至有的对号入座声称侮辱了自己。其实，沈从文不是想写哪一个教授，小说中那些教授的名字都是用甲乙丙丁做代号的，他是想攻击全体教授，因为这是压在他头上的文化大山，他要把自己的自卑心理转化为一种超越的力量，将高高在上的教授从精神上压下去。《来客》写大学生的无礼、无知和无能。其实，大学生未必都是这样。沈从文当年没能考上燕京大学。因此，在内心深处对大学生难免耿耿于怀，因此，对大学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看不起，所以在描写中也是要想压住大学生，让他们表现出种种丑态，甚至说大学生“走路昂昂作态，仿佛家养的公鸡”(《虎雏》)。相反，对于湘西的乡民，他却多写人的自然本性，在那里，知识不如天性，读书人不如无知者，作品似乎带有一种反智，回归原始欲望的味道。

其次是作品中人物的自卑情结。这是作家、知识分子自卑心理的一种外化。(《一件小事》鲜明地表现了鲁迅精神世界的另一面，即对知识阶级的反省，以及对劳动阶级的推崇和景仰。知识分子在人格上是如此地渺小，车夫的人格竟是如此的高尚，形象也是如此的高大，鲁迅在道德上竟是如此的自谦，这一切透露出什么呢?一方面它暗含了作者自我反省、自我解剖的力度和不留情面，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主人公“我”的自卑情结和自我贬抑。《倪焕之》中的倪焕之在临死前深感自己的不中用，完全不中用。

许杰在40年代写的《一个人的铸炼》也鲜明地体现了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背景下的自卑情结。作为知识分子的张挺生“觉得自己渺小，觉得自己无能，为什么连小到了自己的切身问题，都被束缚得无法解决”?他“晓得这嘲讽他自己的，原来就是他另外一个自己。他透露出一声苦笑，于是又落到了知识分子的悲哀。”这是知识分子在战争环境下的自卑感，无力感的鲜明体现，它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又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贬抑，人物的心态相当复杂。

巴金笔下的汪文宣更是一个自卑到极点的小人物。在解放区小说中的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形象中，几乎都被作家写成了被改造者的形象，这反映了现实政治诉求与作家内心愿望的一种契合，也反映了作家对知识分子的自我贬抑。

在文化意识和文化态度上，现代小说家塑造了一批一味追求“洋式”的“西崽”形象。他们盲目地崇洋，欣然接受外国的一切，具有洋奴意识，进而产生自卑心理。老舍《牺牲》中的毛博士最具代表性。他总觉得在中国作事，牺牲太多，是一个崇洋、自卑而一事无成的人。作品描写他是“全副武装”的穿着洋服，心中除了美国，只有上海。在哈佛留学几年，自认得了美国精神，而忘记了自己是出生在中国，认为“中国人太脏，街上也没有法走”。他厌恶中国人，想用全力组织个美国式的小家庭。甚至于后悔没娶个美国女人，他梦想要作个美国人。萧红《马伯乐》中的马伯乐是40年代的具有崇洋和自卑心理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自私、怯懦、具有浓厚的洋奴意识的卑琐人物。他的人生哲学是钱命一体，他唯一的行动能力便是逃跑。他具有崇拜一切带“洋”字的文化心理，家里永远吃的是日本酱油，用的是“昧之素”(日货)。他往往是中国外国区别对待，到中国饭馆总是不信任的，椅子“先用手摸一摸”，筷子“举到眼眉上细细地看。“到西餐馆去就不同了，拿过刀叉无容置疑地叉在肉饼上。”撞到外国人，他点头说声“对不起”，撞上中国人，他却瞪眼骂声“真他妈的中国人”!马伯乐的洋奴意识和自卑心理正是来源于对帝国主义的畏惧感和对西洋文化的崇拜心理。

也许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自卑情结才导致对知识分子书写时的自我贬抑。除此之外，政治文化的影响、文人相轻的心理也影响着作家对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从现代作家笔下的文人形象看，人文知识分子尤其应该强调道德自律和人格重建。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