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长福

内容提要沈从文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边地”与都市的交汇点上谛视生命，将生命的探寻与国家、民族、人类的前途和未来联系在一起，提出了“美在生命”、“为民族为人类而生”才有意义等命题，并将其智性思考进行了创造性的审美转换，致力于理想生命形态的礼赞和庸俗生命形态的批判，从而昭示生命的本质，艰难地救赎民族的堕落。对“生命”的执着使沈从文能够从湘西放眼民族，从边城走向世界，进而向人类远景凝眸。

沈从文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在20世纪上半叶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语境中，这样的声音显然“不合时宜”。信仰“生命”并把探寻生命的庄严作为创作的永恒主题，是沈从文深谙了都市文明的种种人生滋味和现代文学生态环境的云谲波诡后做出的审慎选择，也是他身上那种独特的少数民族的血缘潜质和自幼浸染过的湘西地域文化氛围，使这个“单纯、热情而又正直的爱国主义者”，将探寻的目光超越了当下时代与侨寓其中的都市，而投向了偏远的湘西边地，在那些尚葆有原始古朴民风的文化图景中，发现了鲜活质朴、雄强健壮的生命，找到了抗争民族危机的根本途径。沈从文因而在艺术探索和审美创造中，观察生命的形态，表现生命的形式，把握生命的内涵，思索生命的真谛，始终把探寻生命的庄严作为创作的永恒主题。

一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边地”与都市的交汇点上谛视生命

沈从文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边地”与都市的交汇点上谛视生命。他发现：现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实质上是生命危机；“恶”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既驱动着历史车轮的前进，也吞噬着生命的健康；伴随着“现代文明”发展的是作为“自然人”的生命的萎缩，是雄强健壮的生命力的弱化，导致了民族的老迈龙钟、种群退化，难以抵御外敌的侵入。救亡图存、克服民族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重造生命——“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而民族生命力的激活取决于“做人运动”——“以‘改造与‘做人为目的”，并且认定“‘改造运动必较‘解放运动重要”；只有重视生命，实现民族品德的重造和国家社会的重造，才能使现代中国克服重重危机走向新生。这或许不像“政治革命”和“社会运动”那样省时和速效，但却是能够彻底解决民族积弱、社会动荡的治本之道和长远策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民族的振兴与进步，归根结底在于“人”，在于人的重造、涅桀和新生。因而，探寻生命的本质，理解生命的形态，把握生命的内涵，挖掘生命的价值，剥离生命的病变成分进而重造雄强健康、理想庄严的生命，是沈从文人生图景和审美诉求的核心部分。

沈从文的生命思考不仅是责任感的驱使，还表现为他能站在现代意识的高度，反思历史，审视传统的人生态度、生命形式、生命价值观念，发现其陈腐性和消极性并彻底地加以否定和扬弃。他认为：“‘生命流传，人性不易，佛释逃避，老庄否定，儒者戆愚而自信，独想承之以肩，引为己任，虽若勇气十足，而对人生，惟繁文缛礼，早早的就变成爬虫类中负甲极重的恐龙，僵死在自己完备组织上”；即使有“或书呆子气十足的，不被三个老老的主张所引诱，就可能被三个教派流传下来的神话艺术空气所眩惑，一置身其中，便无由自脱。”正是过于老熟的传统文化对生命本体意义追问责任的逃避，或以种种礼教枷锁对生命的窒息，才使民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和热情，没有了创造的欲望和冲动，变得老迈龙钟，百病缠身，虚弱不堪，最终陷于重重危机之中。

更为可悲的是，在民族追求新生的现代化进程中，经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所谓现代“知识阶级”，其生命并没有获得“重造”。一些人不仅没有自觉承担起匡时济世的责任，却多“知从‘实在上讨生活，或从‘意义、‘名分上讨生活。捕蚊捉虱，玩牌下棋，在小小得失上注意关心，引起哀乐，即可度过一生。生活安适，既已满足。活到末了，倒下完毕。多数人实需要的是‘生活，不必对于‘生命具有何种特殊理解，故亦不必追寻生命如何使用，方觉更有意思。”在这种“唯利唯实”的人生观和生命价值观支配下，大多数人“既缺少一种高尚情感，当然也就缺少用那个隋感去追求一种人类庄严原则的勇气”。没有追求的勇气，没有自信，当然也就缺少生命的雄强与热情，其结果必然变成“雄身而雌声”的“阉寺性”人，必然导致他们“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感情，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现实使沈从文“发现了‘堕落二字真正的意义。……看出那个堕落因子”，深知“这种失去自己可能为民族带来一种什么形式的奴役”的严重后果。这一发现让他痛苦、郁闷、焦灼不安，产生了强烈的急迫感，爆发出“呼喊”的冲动：“这不成!这不成!人虽是个动物，希望活得幸福，但是人究竟和别的动物不同，还需要活得尊贵”，活得有价值和有意义，方才不会辜负生命的庄严；或者说：“一个人不仅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尚必需在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肉体基本的欲望，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向一个更崇高的理想上去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是一种生命的存在，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把握和表现生命，探寻和实现生命的价值。但是，“自觉从生命视角认识和解释人生，以感悟方式执著而痛苦地探寻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在现代中国作家中莫过于沈从文。”早在生命的童年时期，沈从文就极力去挣脱传统教育体制的束缚和几尺见方的私塾空间的窒息，在“读一本小书”的“同时”，更热衷于“读一本大书”：虽然“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本大书”他更多的是“从社会那本大书上好好地学习人生，看看生命有多少形式，生活有多少形式。”童年时代的逃学经历，少年时期的从军生涯，青年岁月的都市学艺生活以及后来的创作、治学、教育活动，使他充分认识了生命存在的普遍性、永恒性和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生命是无处不在的东西。一片化石有一片化石的意义，我们从它上面可以看出那个久经寒暑交替日月升降的草木，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凡是生命就有它在那个小地方的特殊状态，又与别一地方生命还如何有个共同状态。”对生命的体悟和倾心，成为他热爱生命、关注生命、思考生命并将其所思所悟进行审美转换和艺术创造的个性心理特征和最直接的动力源之一：“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使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所以，沈从文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思考，既有着鲜明的理性启蒙主义色彩和强烈的现实功利主义旨趣，又有着形而上的超验认知、抽象概括、归纳演绎的哲学思辨色彩和本体追问意蕴，以及超越世俗的心与

眼而向人类远景凝眸眺望、追寻生命诗意栖息地的审美救赎指向。

二生命的叩问与思考

沈从文的生命思考基本上围绕着这样几个范畴展开：生命本质、生命层次、生命形态、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等。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是一切生命哲学的基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生命本质做了这样的界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质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而这种“自我更新”就是生命“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个自我完成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在本质上首先是一种自然物质现象，其次是一种需要“摄食和排泄”进行物质交换和新陈代谢的运动现象。沈从文理解为“生命随日月交替，而有新陈代谢现象，有变化，有移易”因而，人与其他动物一样，也有着本能的欲望与冲动，以及为满足需求而产生的种种行为：吃喝拉撒、衣食温饱、生殖繁衍、安全舒适等，这是生命的物性或兽性，沈从文谓之“魔性”。他肯定和认同生命的“魔性”一“人为生物之一。……多数生物能饱吃好睡，到性周期时生儿育女不受妨碍，即可得到生存愉快。人类当然需要这种安逸的愉快”满足食与性，“从生物学上说，不能算是件坏事。”生命没有“魔性”，人类就不能繁衍和延续。但是，人毕竟是“万物之灵”，在满足了动物本能欲望后，应有超越生命本能的精神追求，即生命要有“神性”，原因就在于“……人之所以为人，为的是脑子发达已超过了普通动物甚远，它已能单独构思，从食与性两种基本愿望以外玩味人生，理解人生。……或思索生命什么是更深的意义，或追究生命存在是否还可能产生一点意义。”思索生命的意义、追问生存的价值，让生命“尊贵而庄严”，这不仅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而且是人类生命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肯定，是生命的“神性”之所在。生命没有“神性”，人类就不能发展与进步。因为“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晗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魔性”和“神性”的和谐统一，才是生命的本质；只求生命本能的满足，是人类的退化；而把“神性”强调到极端，则是对生命的扭曲和异化。所以沈从文认为：“生命的明悟”，归根结底就是“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人生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尼采认为生命的物性(沈从文谓之魔性)是第一位的，是更为本质的，精神、意识、理性等精神性要素都是从肉体中派生出来的，服务于生命生存和发展的非实体性要素；生命的有机体存在，是精神性要素的实践主体，肉体才是实体性要素。生理性要素和精神性要素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体用不二”的关系。强调生命的精神性，人类“就会因为意识而自我毁灭。换句话说，没有本能，人类早已不存在了。”生命就是冲动，是一种宣泄、释放、满足其本能欲望的盲目过程，精神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无法起到制约作用，所以生命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沈从文重视生命的神性，强调生命的理性才是生命的本质，对尼采的生命本质论进行了修正。

既然生命的本质是魔性和神性的统一，那么，二者关系的失衡和割裂必然会导致生命的存在会有不同的层次。沈从文认为，生命按等序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屈从魔性支配的形而下的“生活”；一是充满神性，并且达到“神性与魔性统一”的形而上的“生命”。生命在“生活”层次上，只求衣食男女等基本欲望的满足，“……倦于思索，怯于惑疑，安于现状的种种”，是“具有一种浓厚动物本性”的“生活”。它“如猪如狗，或虽如猪如狗，惟情感被种种名词所阉割，皆可望从日常生活中感到完美与幸福”，安于这种生活状态的人的“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光无热中慢慢燃烧”。“生活”是生命的低级层次，是有残缺的形而下的生存，为了活着而活着成为最高要义。这是生命在肉欲、物欲、名分等因素的侵蚀下主体意识的消失，独立人格的位移，自由思想的停滞，理性追求的弱化，精神家园的荒弃。相反，“生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是超越了动物性和世俗性的“生活”而具有了“神性”的生存，这是生命的高级层次，是一种超脱了世俗的爱憎哀乐、功名利禄的诱惑、人事关系的纠缠、习惯秩序的束缚而向人类远景凝眸的理想生存状态，是一种为信仰而倾心的“精力弥满，不畏艰难，勇敢诚实”的雄强健康的“生命”。所以，“金钱对‘生活虽好像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不必需。生命所需，惟对现世之光影疯狂而已。删“生命”应当雄强、疯狂、叛逆、尊贵、虔诚、热忱……充满了神性。“生命”最“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大的，精力强的……一个人行为或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计较，不拘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他能挺起脊梁，笔直走他要走的道路，……这种人也许野一点，粗一点，但一切伟大事业伟大作品就只这类人有分。”“生命”贵在热忱而虔诚，贵在“有信仰，需要的是一点宗教情绪……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生命”是“痴汉行为，若与多数人庸俗利害观念相冲突，且成为罪犯，为恶徒，为叛逆。……然一切文学美术以及人类思想组织上巨大成就，常惟痴汉有分，与多数无涉，事情明显而易见。”所以“生命”是一面灵魂和精神的镜子，能使人警醒：“会觉得知识分子把一部分生命交给花骨头和花纸，实在是件可怕和可羞的事情”。“生命”是希望之所在，因为“神在生命本体中。……一切奇迹都出于神……新的奇迹出于人，国家重造社会重造全在乎人的意志”，全在于人类超越了“生活”而提升到“生命”的层次。

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和认同各有侧重，必然会导致生命呈现出高低不同的层次；生命层次的差异，必然会表现为不同的生命形态；在不同的生命形态里，体现着不同的生命内涵；通过对不同的生命层次、生命形态、生命内涵的比照、审视，沈从文探寻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丰富和完善他的生命哲学，从而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生命观。这是一个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内在联系紧密的逻辑体系。它既简单又复杂，既抽象又具体，既凝聚着丰富的感性体验，又有高度的理性概括。这是他以毕生为代价的一次痛苦而深刻的灵魂冒险历程，为“抽象”而“发疯”贯穿了他的一生。“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

沈从文把自己抽象的生命思考，创造性地转换为艺术审美意象，让鲜活具体的人物形象，演绎和展示不同的生命形态，进而寻觅“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在他构筑的艺术世界里，生命的形态多姿多彩、琳琅满目：既有雄强勇猛如豹子的野性生命，也有孱弱猥琐如阉鸡的都市“动物”；既有刚烈的死，也有苟且的生；既有生命的元气十足、酣畅淋漓，也有“生活”的暮气沉沉、如牛粪燃烧般无热无光……

三退化生命形态的剖析和批判

马斯洛认为，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人的需求从性质上可分为两类；基本需求和特殊需求。基本需求是人类共同的需求，是由体质或遗传决定的，具有似本能的性质；特殊需求则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形成的各自不同的需求。人的需求可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而每当一种需求得以满足，另一种需求便会取而代之。因而，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几乎整个一生都是在希望着什么，没有需求，即意味着生命的终止和结束。

沈从文展示的生命的庸俗形态实际上就是只追求生理需求满足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一“生活”。它具体表现为两种范式：一是只追求生理需求——衣食温饱、安全无虞、蝇头小利、本能肉欲一满足的“动物形态”；二是在精神上被去势、在人格上被扭曲的“低于动物”的“阉寺性形态”。

把“愤与痛”隐于心中，“乡下人”的宽厚、善良与不忍使沈从文用了一枝讽刺略带谐谑的笔，勾描出一个个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的“动物形态”的生命：《长夏》中纯粹为满足性欲而整天无所事事的“我”，人生信条是“多亲一次嘴，多搂抱一次，于我生活的意义上究竟添注了一笔积蓄”，周旋于大姐、六姐之间打情骂俏……《诱一拒》中的木君，是“一个大学文科生，因了没有把例课念及格，就在三年级上被学校除了名”，呆在北京卖文为生。傍晚无聊看戏，恰遇一青年单身女子坐在前排，“于是随即在这女人身上作出那荒唐不经的梦……”在性欲冲动下，开始试探和挑逗：先是“头一低，自己的嘴唇便贴在那手腕上了”，再是“脚在下面找到了女人的脚，接触着”；最后，勇敢地跟着那女子“迈进了北京香玉胡同的某某家第一个门限……”《宋代表》中借爱国的幌子四处渔猎女性的宋代表；《绅士的太太》中的少爷、姨太太、绅士太太、绅士……他们俨然是一群只受“利比多”驱使的“欲望动物”，甚至连动物生殖后代繁衍种群的那点庄严都没有。

畏惧风吹草动，只求活得安适平稳，像猪一样吃饱喝足即别无它求，这样的生命同样是只为满足于基本需求的“动物形态”：财政部二等书记岚生先生工余时间要思考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岚生太太的发式问题；乡间XX地方一个官家独生子张大相，用五千块钱运动了一个军中上尉参谋的职位。他唯一的生活乐趣和追求就是搞到“最大最亮”的手电筒，四处炫耀；《大小阮》中很聪明地不“中想作英雄伟人的毒”、用新名词写新诗猎取女学生芳心、“活得很幸福”的大阮；《烟斗》中升职加薪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买了一套精致烟斗和皮烟包——的王世杰；《王谢子弟》中自诩懂得“驾驭婢仆哲学”、却甘心情愿给骗子律师和薄情娼妇送钱的七爷；《黄昏》中只惦记自己房中煨着的红烧肉、怕被公丁偷吃的典狱官……他们“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所以他们的“所思所愿，脑子中转来转去，恐怕总逃不出‘果口腹打算。所愿不多，故易满足。既能满足，即趋懒惰。”

沈从文发现，魔性的低层次的生命庸俗形态表现在知识阶级身上成了另一种范式——生命的“阉寺性形态”。生命无热情，人生无理想，甚至在两性关系上都失去了动物的本能，成为“雄身而雌声的阉宦”。这在“中层分子”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有教养的绅士中，都以装成炉火纯青不问事不做事四平八稳为理想君子，在年青男女中，则作什么都无精神，不兴奋，即在最近切的男女关系事件上，也毫无热情可言。一面表现少年老成，一面即表现生命力不旺盛。许多人活下来生命都同牛粪差不多，俨然被一种不可抗的命定聚成一堆，燃烧时无热又无光。”他们被知识、道德、名分、身份、地位等许多“文明”的东西阉割了精神，扭曲了人性，稀释了血性。像《有学问的人》中的天福先生，《八骏图》中的“八骏”们，《道德与智慧》中的教授们……同样处在“生活”层次上，“阉寺性形态”的生命比“动物形态”的生命还要猥琐、庸俗、空虚和腐烂。表面上这些“知识者”文明、儒雅、彬彬有礼，但实际上连“张大相”那样的“动物”都不如，至少“张大相”没有把自己包裹在厚厚的铠甲里，还有点“动物的单纯”让人觉得可爱，而他们可怜到连动物的那点本能都丧失殆尽了。沈从文认为，生命的这种“阉寺性形态”正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不祥之至”，因为“‘外戚和‘宦官虽已成为历史上名词，事实上我们三千年的历史一面固可夸耀，一面也就不知不觉支配这个民族，困缚了这个民族的命运。”沈从文以他“乡下人”对生命的直觉体验和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生命的“抽象”思考为基础，以他的生命本质观和生命层次论作为谛视角度与理性价值尺度，状摹了一幅沉溺于“魔性”的泥淖中无力自拔而在“生活”层次上辗转滚爬的“生命形态清明上河图”，从而揭示出现代中国种种危机的真正根源，提出了重造“尊贵而庄严”的生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四理想生命形态的刻画和雄强生命力的张扬

超越了“生活”是生命的理想形态。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雄强与孱弱、进取与满足、敏思号隋想、远眺与短视、为公与自私、利人与利己、奉献与索取、敢于担当与畏缩逃避……不同的选择，是“生命”和“生活”的分水岭。在沈从文的生命思索中，凡是受神性支配的高层次上的生命，必是精神的脊梁中钙质充实，冒险的灵魂勇猛无畏，思想的血液汹涌澎湃，独立的人格血气方刚，求索的目光高远深邃，坚韧的意志百折不回，即“生命者，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止”哪；雄强健壮、精力充沛、情操高尚、．正直善良、疾恶如仇必表现为生命的神性形态。相反，人格孱弱、易于满足、不思进取、懒于思考、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必然表现为生命的庸俗形态。沈从文对生命形态的准确把握和情感认同，得益于他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生命阅历。从遥远、蛮荒、半原始状态的“化外之地”湘西，到凝聚着民族历史、传统文化、活化石式的北京，再到霓虹闪烁、十里洋场的现代大都市上海，沈从文在巨大的文化落差中辗转飘泊，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边城意识与中心话语、民间与庙堂的冲突、碰撞、交流中比照和选择，引导和启发着他的生命认知从直觉感性趋向自觉理性，从具体到抽象，从表象深入到本质。他发现，生命的理想形态既存活在远古的历史中，也存活在鲜活的现实中；既现身于偏远的边地，也出现在现代化的都市；既是浪漫的民间话语(神话、风俗)的载体，又是现代意识现代思想(国家重造、民族进步、艺术创造)的实践主体。二者的相得益彰，即自然生命形态与自觉生命形态的融和与互补，将是最具“神性”的生命的理想形态。

作为生命的理想形态之一的自然生命，最显著的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契合”，是杂糅着原始神性与自然人性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在未经现代

商业文明侵蚀和传统中原文化同化的湘西，在“神”还未解体的乡村世界，发现了这种充满了神性的理想的生命自然形态。生命与自然和节谐振，生命的原始活力在自然的环境中自由挥洒燃烧，绽放出美丽的人性之光，是自然生命的第一个特征。《采蕨》中的阿姐与四狗，《雨后》中的阿黑与五明，《旅店》中的女店主黑猫和大鼻子旅客，《夫妇》中的新婚夫妇，《龙朱》中的龙朱与黄牛寨寨主的姑娘……他们的结合如春草吐绿、阳雀闹春一样本能而自然，坦荡而纯洁，没有任何的亵渎成分或世俗功利色彩；他们听从生命的呼唤，不受任何陈腐观念和现存秩序的束缚，他们从不压抑生命，从不扭曲人性，让生命的活力在自然的形态中以自然的方式酣畅淋漓，让生命的圣洁和庄严在爱与欲、灵与肉、魔性与神性的完美统一中凸现。自然生命的第二个特征是雄强野性，敢爱敢恨，自由奔放，自尊自重。《边城》中的翠翠是个可怜的孤雏，应当说命运对她十分残酷：无父无母，无钱无势，唯一的亲人——爷爷也撒手而去，而心中的爱人也因了失去兄长的悲痛离开。但她宁可独自一人呆在渡口，也不愿因了别人的怜悯搬到城中。她的自尊、自重和刚烈，支持着她等下去，不管那个人是永远不回来了，还是“明天”就回来。《长河》中的夭夭，其生命的庄严表现为镇静自信，自重自尊，不畏权势；“新生活”的可怕传闻和保安队长的淫威无耻，都毫不影响天天的快乐和从容。她朴素地认为“好看的都应当长远存在。”演绎佛经故事的作品《弹筝者的爱》，讲述了一个女人敢爱敢恨的“生命神话”；《月下小景》中的傩佑和他相爱的女子，为遵从“自然的神意”，用生命反抗“魔鬼习俗”，捍卫生命的庄严；《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豹子，同样用青春和热血来证实和捍卫生命的圣洁高贵与不容亵渎……这是沈从文对“神”之解体时代，也就是“美”即将毁灭的一种反叛或救赎。他说：“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番赞颂。……即用一枝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这种“浪漫派取予的生命形式”，就是在“精神上回复自然人性和活泼童心的纯净世界”里酣畅淋漓地展示人性的自然生命——理想的生命形态，因为“在这个纯净的世界中，没有欺骗和哄瞒，没有虚伪和狡诈，没有金钱的锈蚀，没有礼教的束缚，没有委顿琐碎的人格，有的是真诚、勇敢、燃烧的感情，雄强的生命力，鲜活的充满淋漓元气的生命。”正如李健吾所言：“他(沈从文)热情崇拜美。在他的艺术制作里，他表现一般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

沈从文绝不只是个浪漫传奇故事的讲述者或乡土田园梦幻的编织者，他也注重从现实中捕捉那些不在“生活”中迷失自我，能够挣脱环境左右，并将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生活在任何困难情形下，总永远不气馁，且在各种方式下，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的生命的理想形态——自觉生命。《薄寒》中的“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学史地教员，对那群“微温，多礼貌，整洁”但“全是与热情远离的”状如阉鸡的男人从心里反感和厌恶，她感到了“生活”的窒息。当她偶遇一个年轻军官时，决然地说：“我就是我”，接受了他卤莽的拥抱。在《如蕤》中，如蕤是一个出身高贵、“品学粹美”、“为上帝特别关切的女孩子”，她渴望爱，但不希望爱她的男子因了她的家庭、学识、美貌而变成驯从的奴隶、摇尾乞怜的“狗”，“她希望的正是永远皆不动摇的大树，在她面前昂然的立定，不至于为她那点美丽所征服。”在《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女角萝既不为“剧艺运动著名的人物”士平导演的大名所折服，也不为男角陈白的美貌而倾心，更不理会琐碎忧郁的周姓学生，连舅父的“理智安排”也不考虑，却爱上了“一个莽汉”……无论是如蕤还是萝，她们都讨厌那种“贪得而自私，有个华美外表，比蝗虫更多一种自足的高贵”的都市知识者。她们渴望生命的雄强，野性，爱的平等和相互的自尊自重，努力冲决“生活”的庸俗和猥琐所编织的罗网，争取一种充满神性的理想的人生形态——“生命”。

自我意识的确立和独立人格的追求，是生命的理想形态；如果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国家、民族、人类的进步结合在一起，则是升华了的更为庄严的生命形态。《大小阮》中的小阮，为了“高尚理想”出生人死；最后，因组织唐山矿工大罢工被捕入狱，死在狱中；《菜园》中的新婚夫妇，因了加入XX党而喋血刑场；《过岭者》中负责交通的通信队员们，英勇无畏，信仰坚定，“倒下的，完事了，听他腐烂得了，活着的，好歹总还得硬朗结实的活下去!”《早上——一堆土一个兵》中那个无名老兵，尽管他普通得像一把黄土，却有着朴素而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毛子来了，占去咱们的土地，……读书人不怕丢丑我怕丢丑。”他不怕死，有自己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因为他知道，把生死交给了国家、民族，即使牺牲了，也有人会说：“老同志不瘪，争一口气，他死了，他硬朗，他值价”。在《知识》中，哲学硕士张六吉，“把所有土地分给了做田人”，和刘家小子离开家乡过那种“挨饿，受寒，叫做土匪也成，叫做疯子也成”的生活去了。《黑夜》中的罗易，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掩护同伴完成任务……他们是一群普通人，却是生活的强者，是民族的脊梁，是未来的希望。他们已经完全超越了“生活”的羁绊，把生命粘附到国家、民族的进步向上事业中，达到了生命的最高境界。

五生命的困惑

通过对沈从文塑造的生命理想形态的粗略扫描，我们可以看出，生命的理想形态不仅仅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更是一种精神文化象征和意义符号，从而证明了沈从文的生命思考不同于马斯洛的生命需求层次论。在马斯洛那里，生命需求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是按部就班依次相连的阶梯，中间不能出现断裂和空白。没有基本需求的满足，生命就不会跨越某一需求层次而向上追求。显然，马斯洛忽略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精神性要素的作用，即沈从文所推许的生命中的“神性”，有把生命机械化、简单化的倾向。沈从文对生命理想形态的塑造，是对马斯洛生命需求层次论的超越实践。

但如何把自然生命的勇猛雄强与自觉生命的知识理性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给自然的生命以知识的启迪和武装，给理性的生命以自然的纯朴与强壮，从而塑造出更理想的生命?沈从文的思考还不那么清晰明朗，甚至自身陷入了一种迷茫杂乱中。这一困惑表现在创作上就是：同样拥有生命的“神性”、同样是生命理想形态的体现者的翠翠和如蕤、傩送和小阮等，他(她)们之间毫无相通之处，显得那么的隔膜和陌生，甚至有些矛盾和对立。自然的生命与自觉的生命能否互融?沈从文也曾做过尝试，在《采蕨》中，他让有知识的阿姐和自然之子四狗以自然的方式结合，但又忍不住让阿姐产生出些许知识的烦恼和惆怅；《三三》中来乡下养病的城里人，让三三心里泛起

了莫名其妙的微小涟漪，但沈从文终于又让那个城里人死掉了；在《长河》中，文本很晦涩地透露出一点信息：不怕“新生活”、鄙夷保安队长的天天的底气来自她那个在外地读书、有可能“将来做洋博士”的未婚夫_一六喜哥。但“他暑假都不回来”，连沈从文都怀疑这能否靠得住?在此我们不能忽视沈从文赋予文本的文化象征意义，或者说沈从文暗藏其中的生命困惑。它既象征着城、乡的隔膜和难以沟通，更暗喻了自然生命与自觉生命互补融和的渺茫和绝少现实性。两性的结合或有可能的婚配，能让自然的雄强野性与文明的知识理性生产出生命理想的“宁馨儿”吗?这点飘忽不定的联系纽带真有那么神奇的作用?沈从文在政治上可能很天真，但在文化建设、意义重构上的思考却很深刻。这种困惑、矛盾的流露，就足以证明他的生命思考达到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虎雏》、《虎雏再遇记》等作品中，沈从文把这些困惑和矛盾表现得更加直接和具体——把“一个野蛮的灵魂，装在一个美丽的盒子里”，究竟能不能办得到呢?沈从文的困惑表面上是在如何重造生命时遇到的具体难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重构意义的文化课题，是人的发展如何与现代化进程同步发展的问题。这是人类永恒的困惑之_，文明进步与人性退化的二律背反，或者说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聚焦点就是生命的范型，就是如何把握生命的向度和塑造什么样的生命形态。

人性有多复杂，生命的形态就有多么丰富。．沈从文是一个忠于生活、忠于自我情感和体验的作家，他说：“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我却只想把自己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因而，他能超越“世俗的心和眼”，不去按“时代”的标准拔高“小阮”们，不去把他的生命理想形态再“理想化”；因而他也没有“非此即彼”的看似辩证、实则线性思维定势的局限，不是认识论的绝对主义者和机械论者；所以他没有将生命形态简单地划分为二元对立的“理想形态”／“庸俗形态”，他更注重介于理想与庸俗之间的“生命中性形态”的观察和审视、刻画和塑造。在《柏子》、《小砦》、《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贵生》、《知识》、《萧萧》，《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水手们》、《滩上挣扎》等作品中，沈从文集中塑造了一批“自然人”的生命形态群像。我将其称之为介于“理想形态”和“庸俗形态”之间的“生命中性形态”。毫无疑问，作为“边城之子”的沈从文对湘西、对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普通生命，有着真挚的赤子感情，“对于农人和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这种“温爱”浓烈如酒，成为沈从文一生剪不断、理还乱的“湘西情结”。“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贵生们的忠厚纯朴、柏子们的野性健壮、吊脚楼上娼妇们的多情重义、水手们赤条条跃进冰冷河水时的勇敢无畏、满河飘荡的浑厚橹歌、乡下人粗野的笑骂、河街码头上的杂乱肮脏，都使沈从文感到熟悉、亲切、可爱；从他们自由自在地挥洒生命欲望、自足自乐地经历日月轮回的单纯生活里，沈从文也确实发现了一份生命纯朴的“美”与“庄严”——，“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甚至他们对死亡的那种豁达、从容或者说麻木，都使沈从文对生命多了一份更深的理解。在《知识》中，农夫刘冬福在劳作时被毒蛇咬死了，做父亲的“竟像看水鸭子打架，事不干己，满不在乎”；死者的母亲、姐姐“听完了这消息时，颜色不变，神气自如”；死者的弟弟竟抱怨死者“打破了”他们的计划；在《山道中》，老人相依为命的妻子死了，却平静地为客人烧水做饭，闲谈聊天。生命来自自然，当然要回到自然中去，生死交给天。对他们这种朴素的生命观的认同，却让沈从文感到惆怅。所以他一方面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一方面又禁不住觉得“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对他们发生特别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但同时我又与他们那么‘佰生，永远无法同他们过日子，真古怪”。

沈从文的“古怪”恰恰是他的矛盾心态和生命困惑的真实写照。“平常形态”的生命不乏善可陈，自有可爱之处，但毕竟与“理想生命”还有一段距离。无论从那个角度看，萧萧、桂圆、柏子、贵生都不是“坏人”，他们既不是只为基本需求满足的“动物”，也不是丧失生命热情的都市“阉鸡”。然而，他们的生命却很难超越“生活”而上升到“生命”的层次。同是湘西儿女的翠翠和萧萧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萧萧是环境的被动适应者，她顺应自然的需求，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极为朦胧的觉醒意识(要和花狗一起私奔)昙花一现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她自足自乐的生命处在精神的麻木懵懂中；翠翠就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自觉自主、自尊自重，自己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承认贵生已有了初步的觉醒，开始从自足走向自为，但他的行动究竟是受报复本能的支配，还是理性自觉的选择呢?《丈夫》的确“觉悟”了，和妻子重回乡下。但回到乡下就能摆脱贫穷而幸福吗?就能过上“人”的日子吗?当然，要求他们像小阮那样“为理想而献身”是不现实的，但柏子、贵生、“丈夫”们却连老兵会明那样的朴素“理想”也没有，难道不值得我们怀疑他们的生命形态是否“理想”呢?我们当然不能戴着“道德”的有色眼睛去看待柏子们与吊脚楼女人的恩爱缠绵，他们雄强健壮搏击自然的生命力也值得赞许，我们更没有资格鄙夷他们简单粗糙的生活，但我们可以说，这只是生命的一部分，绝不是生命的全部，他们应当有更好的“生活”。这正是沈从文为什么“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的原因。

六“神在生命中”

沈从文曾说：“我理会的只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以及一种自然道德的形式，没有冲突，超越得失”；“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他反对批评家们从他的作品找什么“哲学”、“思想”、“意义”，更反感那些浅薄无知者戴了有色眼睛拿了他们自己的标准去要求什么“时代精神”、“当前话语”、“多数人要求”等。他关注的是人，是生命，是各式各样、千姿百态的生命形式；他要从不同的生命形态的比照、审视中，思索生命的本质，观察生命的层次，探寻生命的

庄严、价值和意义，进而向人类的远景凝眸。

40年代，在经历了飘泊和离乱后，在民族的苦难和时局的动荡中，在生活的清贫困苦和精神的寂寞孤独中，沈从文“观看着云南的云”，他的生命思考由具体的诗性的“生命形态”的审美塑造，转为抽象的智性的“生命内涵”的哲学沉思。他陆续写下了几组堪称“心灵的独语”的哲理性散文——《烛虚》、《潜渊》、《长庚》、《生命》、《水云》、《绿魇》、《白魇》、《黑魇》、《青色魇》等，在“抽象的抒隋”中“沉默”，在“沉默”中“发疯”，在“发疯”中“发动灵魂的激烈战争”，展开生命的思索——“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由于外来现象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而“……战争的结果，感觉生命已得到了稳定，生长了一种信心。相信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用文字做工具，去摧毁重建。”这是沈从文经历了激烈而痛苦的“一个人的战争”后，对自己的文学理想重新审视和肯定，是“五四”启蒙意识的理性话语在战争时期特定语境中的空谷回响。

沈从文的生命思考既具有鲜明的现实批判色彩和现实功利追求特征，又有超越现实的意义追问和生命关怀的人文主义倾向。他从抗争民族危机的现实追求出发，着眼于民族乃至人类的未来，探寻生命的内涵、价值和意义。基于自身对生命本质、生命层次的理解，通过对不同形态的生命的观察和描绘，沈从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神在生命中”。这是他在现实刺激下，综合多年思考，从具体的生命形式升华到抽象的生命哲理概括。他认为，正是“神的解体”，使“生命”退化到“生活”的层次：“每个活人都像是有一个生命，生命是什么，居多人是不曾想起的，就是‘生活也不常想起。”许多人陷入“魔性”的泥淖中“同虫蚁一样，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浑身沾满了“身份、地位、名誉、金钱”等庸俗“生活”的污垢，却如同猪狗一般自足自乐，心满意足，“为生而生”，从不追问“生命是什么”，任生命“如牛粪燃烧般无光无热”。他们“样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俨然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隋形中”。那么，“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些人都多一点生存兴趣哭起来笑起来?似乎需要一个‘神，一种‘神话。有个‘明天威胁他，‘引诱他。”这个“神”、“明天”，就是人生的理想、信仰；有了理想和信仰，生命就有了灵魂，精神就有了支柱，生活就有了目标，就会产生追求的冲动，生命的活力，对未来的信心，就会产生超越世俗的爱憎哀乐的勇气，就会获得精神的独立自由和人格的雄强健壮，生命就有了摆脱“魔性”束缚的“神性”庄严。

应用什么来哺育浇灌生命?沈从文在铸造生命本体的意义上将之概括为“爱与美”——“美在生命”；在生命的社会责任承担层面上界定为“为民族为人类而生”；即“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增。这是沈从文的生命价值观。

“五四”新文学肇始时期，“爱”与“美”是两面耀眼的旗帜。新文学的先驱者们要用：“爱”与“美”作为工具来改造人生，洗涤现实的“血”和“泪”。沈从文是新文学启迪下的“爱与美”的信仰者和实践者，他不仅把“爱”与“美”作为改造人生的工具，而且认为爱与美是生命的基本内涵，是一种人生观，“爱是生的一种方式”，生命中有了爱，生命才会美，才能获得庄严和尊贵；对爱与美的追求，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对‘神在生命中的认识”。在沈从文的理解中，生命的爱是一种情感活动，也是一种道德判断，更是一种价值取向。爱的形式有多种多样，爱的内涵也各不相同：两性之爱、亲情伦理之爱、友情之爱……正是因为爱，生命才有所附丽，才会有美的光焰闪耀。湘西的水手和吊脚楼妓女们，生活粗糙而卑贱，两性关系也是一种非常态的方式，却因为有一种真诚的爱——心与心的交换——使他们的行为具有了一种非常态的“美”，他们的生命也因此而获得了超越卑贱生活的庄严；媚金和豹子、阿姐和四狗、阿黑和五明等，他们的生命在爱的浇灌和滋润下，才迸发出了美丽的火花；如蕤、女剧员萝等，也是因为她们勇于追求真爱，生命才有了超越庸俗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升华出‘神性。正所谓：“美丽的身体若无炽热的爱情来消磨，则这美丽也等于累赘。”不惟如此，爱还可以沟通人心，净化社会，提升道德，消除丑恶，塑造美的社会，美的国家，美的人生和生命。沈从文曾说：“人间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所以，人们才会漠视生命，漠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美字笔画并不多，可是似乎很不容易认识它。‘爱字虽人人认识，可是真懂得它的意义的人却很少。”正是基于这样的生命认识和生命价值意义的定位，沈从文呼唤“爱”，寻觅和发现“美”，用爱与美来重造生命：“爱一切抽象造形的美，用这种爱去有所制作，可产生升华作用。”生命的“升华”就在于“爱一切抽象的美”——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健康的人性、纯洁的道德；就在于“爱一切造形的美”—一自然中的百汇万物；并把这种“爱”付诸实践，“去有所制作”，“神”就会降临，就会在“生命本体中”体现。所以，“我们实需要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青一辈做人的热忱，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出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

生命的内涵是无限的，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探寻是永无止境的，“察明人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沈从文把对生命本体意义的追问与国家、民族、人类的前途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并将其思考进行了创造性地审美转换，化作他笔下鲜活的具体的生命形态，进行着生命理想形态的礼赞和生命庸俗形态的批判，从而昭示出生命的本质，为人性的堕落、生命的退化、民族的衰落做着艰难的救赎努力，向人类远景凝眸。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