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防

内容提要相对于启蒙主义主流文化单向度价值设置和决绝的历史态度而言，老舍则表现为结构性双面关注的特点。尤其是面对失落的文明及其业已衍生成的后果，表现出了更为警觉的意识，并对其给予了高度自觉的关注，从而彰显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都极为难得的人文主义的态度与觉悟。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极具特色的重要作家，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热点对象。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愈是特色突出的作家，对其进行准确地阐释就愈困难。因为人们常常习惯于以该作家创作之时的流行性观念和研究者自身所持守的价值立场，先人为主地加以律定，结果非但不能准确地把握其意义所在，反而会对其制造出种种遮蔽。就如在对老舍创作基本倾向的体认上，至今也还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在老舍研究上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在于，在将政治性视角转换为文化视角中还原了老舍实有的文化面目。可是，当其被给予启蒙性文化认同之后，新的问题也便顺势而生：既然同为一脉，为什么又得不到鲁迅、茅盾等启蒙中坚人物的根本认同?而且更令人困惑的是，如何才能解释清楚老舍创作倾向中诸多与主流性启蒙文化观念的显在差异。因此，对其创作倾向作进一步的酌审辨识，就很有必要了。

根据老舍从初登文坛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观念表述和创作实践，可以看出他固然有着跟随国内文化主导潮流的意愿和实际努力，但从一开始却同时又表现出与之不同的观察角度和价值建构。相对于启蒙主义文化“中／西”、“古／今”的单向度价值设置和决绝的历史态度而言，老合则表现为结构性双面关注的特点。尤其是面对失落的文明及其业已衍生成的后果，表现出了更为警醒的意识，并对其给予了高度自觉的关注，从而彰显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都极为难得的人文主义的态度与觉悟。

一

老舍赴英之前虽也曾写过一些短小的作品，但真正登上文坛却是起笔于英国，即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华语期间。在当时的国内，五四启蒙运动虽然已经落潮，但为其张扬的启蒙价值观却仍然在文化语境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而老舍赴英前原本就有着对这一历史情境的独特观察与内在焦虑，到英国后，在被人们认同为现代“理想之境”的异域生存环境中，所得的又是与主流话语完全不同的感受，所以他通过创作所要表达的则是另外一种理解和思考的路向。

老舍是一位十分重视生存体验对创作影响的作家，他本人就常常以自己成长的经历和生存体验的独特与局限来解释其创作。当谈到在英国创作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日》和《二马》时，他不只一次地提起他的穷苦出身和与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隔膜。他说：“我自幼贫穷，做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而且“因为穷，所以做事早，碰的钉子就特别多；不久，就成了中年人的样子”，以至于人还不到三十，但在作品里表现出的却是“中年人的理想”。说到五四运动时他则坦诚地表示：“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有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看戏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戏的，所以《赵子日》之所以为《赵子日》，一半是因为我立意要幽默，一半是因为我是个看戏的。我在‘招待学员的公寓里住过，我也极同情学生们的热情与活动，可是我不能完全把自己当作个学生，于是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老舍这些以自我经历的局限，所作出的对与主流文学倾向形成差异的原因不无幽默的检讨，固然不失其真诚，但也未尝不是对自己创作倾向的与众不同所欲给出的解释。

据此可以看出，老舍在看取和思考文化与社会变革问题时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与主流文化话语不同的底层视角，即是以社会底层民众的现实生存境遇及其感应为基本着眼点的。因此，为其所首先看重的，不是亟欲表达的“理想”有多么高远，而是现实的真实状况是在表现着什么，真正的危机又在哪里。所以，在客观上老合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认知倾向，又势必成为对主流文化认知倾向的一种质疑与矫正。当然，老舍在文化发展的大势上并非对启蒙主义的批判立场不予认同，相反，他对中国文化中落后腐朽的东西也是恨之弥切的，深知不进行自觉的批判，中国则没有希望。事实上，老舍初登文坛时即表现出明显的追趋启蒙主义潮流的意愿，创作中显露出强烈的“国民性”批判意向。《老张的哲学》一开笔就对其“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哲学”展开了演绎，对李静姑母的为维护“孝道”而逼侄女以身抵债之无血杀人行为的展示；《赵子曰》中对赵子日在名列榜末时自勉为“倒着念不是第一吗”的精神胜利法的揶揄；在《二马》中对老马“出窝老儿”的心理特征的刻画，就不仅与启蒙主义的“国民性”的批判如出一辙，而且多少还有些效仿的痕迹。但是人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这些在老舍的作品中并不是最能体现其个性特色的部分，比较而言，真正能够见出其眼光独到且别具价值的，还是对那些变异性的畸形文化现实的揭举与批判。因为老合的笔锋所至，主要来自于对新旧交错时期的底层社会现实的感触，而使其最受触动的自然也就是其中已经严重伤害到人性乃至生命正常生存发展的种种异变行状。这种感性现实的导引，不能不使作者在思考和写作中偏离追趋主流的初衷。比如《老张的哲学》，最初的立意显然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可是一路写下去，呈现给读者的却是大量老张等人恶行的展示。而且更有意味的是，作者一笔并写两面，一方面是作为旧文化(实则是无德无行的市侩观念)代表的随机孳生的社会毒瘤老张，一面则是代表“新时代”即应西化倾向而生的文化怪胎，其流氓手段连老张都自愧不如的蓝小山。再如《赵子日》中所谓“圣之时者”的赵子日，既可成为《小脚集》的作者，也可以迅速顺势变为欣赏西洋裸体美人画片的时尚人物。由对这种进退失据、畸性变异着的现实的凸现，我们可以感受到老舍在文化问题上的内在焦虑和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忧思。

正是在这里，老合与启蒙主义主流观念形成差异。在启蒙主义的价值构成里，西方国家代表的是人类进步的现代文明，而中国文明则是被否定的对象。中国要想获得新生，先得要打破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桎梏，以保障对价值进行异质性置换的可能性实现。“国民性”是其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对象，而批判的目的则在于达至“人”的解放。老舍也关注“国民性”，但他认为中国人“国民性”中最大的问题是“国家观念”的淡漠或缺失。因为他所感受到的形势是列强欺凌，“国家是个‘鼓破万人槌的那个大破鼓”，所以在如此屈辱的背景下，每个人都应该成为有“国家观念”的“国民”，这样才不至于作旧文化的奴隶，也不至于成为媚外的“洋奴”。其实老合早已具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早在1918年五四启蒙运动正处于高涨时期，

他在北京师范学校就读中，写过一篇题为《拟编<乡土志>序》的作文，其中就说过：“夫爱其乡矣，乡何由而保?告知日：必爱尔国以保尔乡。则爱其乡者必爱其国，爱其国者始于爱其乡。……以乡土之资料，编入小学课程，其庶矫今日教育者空谈之实、鹜远忽近之弊欤!使国人而人人怀一(乡土志)也，展册一读，乡土宛然在目，虽重洋万里之外，吾知其怆然泪下，念其祖国，媚外之心决不复存”!一直到建国后他再次谈到“五四”时，所表述的也仍是这种一脉相承的观点：“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作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感情”。

老舍的这种认识在“英国体验”中得到了强化。在英国的四五年中，他在这一被认同为现代“理想之国”里倒是更真切地了解到中国人和中国的形象已被妖魔化到什么地步!他在作品里有这样一段描述：“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中国城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就是因为那里住着中国人，所以他们要瞧一瞧。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的动物!”虽然这一说法不无夸饰，但绝非无中生有，从妖魔化的具体内容到其何以生何以传的强国畸形心态和媒介传播的恶劣作用，都是可以被历史验证的真实。在这里，即在中西关系中的强势的一方，老舍愈加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现实或者说一种道理：“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等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因此，他情不自禁的大声呼吁：“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睛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该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老舍在解释《二马》的创作时明确指出：“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事实的确是如此。写英国人时是“专注意了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写中国人则更是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对比性的表现。比如那个老马，处处摆着所谓中国读书人的架子，但就是“不明白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其实不仅《二马》，包括《赵子曰》在内，涉及到“国民性”问题时，使用最多的一个概念就是“国家观念”。《赵子曰》中的有为青年李景纯，在对赵子日谈到为什么为阻止将天坛卖给外国人的行为而不惜采用暴力和自我牺牲时，说过一段感人肺腑之言，由其足可以见出老舍亟欲唤醒国人的痛切之心：

一个民族总有一种历史的骄傲，这种骄傲便是民心团结的原动力；而伟大的古迹便是这种心的提醒者。我们的人民没有国家观念，所以英法联军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德国人搬走了我们的天文台的仪器，我们毫不在意!这是何等的耻辱!试问这些事搁在外国，他们的人民能不能大睁白眼看着?试问假如中国人把英国的古迹烧毁了，英国人民是不是要拼命?不必英国，大概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第二个能忍受这种耻辱的!所以，现在我们为这件事，哪怕是流血，也得干!引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提起中国人的自尊心，是今日最要紧的事!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着绿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粮食来。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老舍不仅在“国民性”问题上有着更为切要的认识，在创作中予以着重的表现，而且，他对在作品中旗帜鲜明地重新体认中国精神和国家形象，表现出了强烈的愿望。在他离开欧洲决定先要去新加坡时，他说：“为什么我想看看南洋呢?因为我想找写小说的材料，象康拉德的小说中那些材料。不管康拉德有什么民族高下的偏见没有，他的著作中的主角多是白人；东方人是配角，有时候只在那儿作点缀，以便增多一些颜色——景物的斑斓还不够，他还要各色的脸与服装，作成个‘花花世界。我也想写这样的小说，可是以中国人为主角，康拉德有时候把南洋写成白人的毒物——征服不了自然便被自然吞噬，我要写的恰是与此相反，事实在那儿摆着呢：南洋的开发设若没有中国人行么?中国人能忍受最大的苦处，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盘踞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蔬菜。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环境，怎样活着。中国人不悲观，因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气。”“我要写这些真正的中国人，真正有劲的中国人。”只是可惜，由于时间过短，又有与当地语言的隔阂，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成了他长时间的遗憾。

可以说，老舍在“国民性”问题上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精神与国家观念的自觉张扬，对于启蒙主义在“国民性”话语中就这一问题上的相对缺失而言，无疑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补偿和矫正。而他对西方列强对中国形象的严重丑化与误读所作的揭示与反拨，也无疑是一个中国作家在世界关系格局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发言。

二

历史“现代性”展开的过程，将人类生存的悖论更加凸现出来。人类的生存发展，本来就存在着一个自身发展与自我异化同在的问题。人类改善生存的欲望，会随着改变生存条件能力的提高不断得到满足和发展，但不仅欲望的无限膨胀将损及人性生存的健全发展，而且改变世界的能力与实践方式一旦构成了对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恶性影响时，所造成的也就一定是个体生命乃至人类生存的危机。因此，人类同时又以其生命能力和情感智慧孕育与培养着一种人文主义传统，用以制衡与协调生存历史的和谐发展。由于历史“现代性”的展开，主要依靠的是科技主义和现代工业、商业的快速发展，而这些非人文性力量的空前增长对人文主义的消解之力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状况在中国的表现应该说是尤其严重的。因为中国历史“现代性”的发生即现代启蒙运动的开始，是在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特定历史情景中出现的，它起始的标志和价值重构的前提就是对本土人文主义传统的彻底批判与否弃。但也正因为这样，作为历史现代性实现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人文主义的支撑与制衡，就更加显得意义非同一般了。过去，主流文学价值观采取的是与历史现代性相一致的立场，对表现为人文性质疑取向的文学一向是不能相容的。殊不知对于人性与历史、文化的健全发展而言，表现为人文主义立场的这种文学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却是主流文学所常常缺失的。

在这方面，老合同样有其不跟风趋时的独特理解与艺术表现。面对在历史新变中几乎是迅速失落的人文性传统，老舍真实地表达着他由衷的痛惜和深在的隐忧。他并不因此而怀疑社会总要往前走也必须往前走的“必然性”，但却也更加坚信了社会的现代发展绝不能遗落人文性传统的“必要性”。

这一点在其早期作品中即已展露端倪，到了30年代中期则对此进行了较为集中的关注与表现。比如写于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断魂枪》、《老字号》，就是只有从这一角度才可以理解的作品。老舍是很看重短篇小说创作的，因为较之事实复杂人物繁多的长篇来说，短篇“当然显着紧凑精到”。特别是他的短篇，多是由已具构思基础的长篇小说材料中抽绎凝聚而成，意义指涉自然是既相对集中又是经过较长时间思考的，拿来做考察依据，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断魂枪》写的是镳师“神枪沙子龙”“梦破于现代”的悲怆命运，及其从此拒传“五虎断魂枪”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沙子龙的镳局已改成客栈，因为他已遭逢到一个新的时世：“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睛，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失去了国土、自由和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长矛毒弩，花蛇斑斓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镳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名声，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皇帝的头呢!”在这一令人惊悚的“大格局”背景交待中，叙述着意透露出的是两个信息，一是西方世界猝然间的强势介入，作为东方古国的中国，在从古代向现代被动的陡然转身中，包括沙子龙的“五虎断魂枪”这一国术在内的传统文明，“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二是现代科技的威猛之势，确非具有人文性特征的传统文明所能抵御。在现代科技、工商的面前，像沙子龙的枪与枪法顿然就在实用中失去了价值，而且，尤须承担的结果是，连同其智慧、义气、事业及所有人生的内容与氛围都会一起远去，即如他所感觉的，“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走了”。当这一切二而为一地聚焦在他的命运中时，沙子龙从此在白天不再谈论武艺，而且无论在他手下创练起来的少年们如何央求，也无论远道而来的孙老者如何再三求教，他始终回答的只有两个字“不传”。

其实小说最有意味也是让读者最费猜疑的就是这个“不传”。是沙子龙已经改做客栈生意，业已从心里放下了这条枪与枪法?显然不是。冷峻的现实虽然使他不得不在生计中放下了这条枪与枪法，但他与之魂牵梦绕的情感和无法离析的生命价值寄寓，在其内心所生成的只能是深深的无奈与无边的苍凉。那么是他的私心不愿外传，要使这套“五虎断魂枪”成为他沙子龙的独门绝技?也不是。沙子龙不是一个自私的人，枪法之外那班少年来求什么他从不拒绝，孙老者来求教他也是谨守待客之礼，并无半点骄矜之色。答案其实就在老舍所讲述的故事里。小说以大量的篇幅讲述的不是沙子龙的行踪如何，而是为他所不能认同的现实中武术生存的状况，那些在他手下创练起来的少年们，“都有点武艺，可是没地方去用。有的在庙会上去卖艺：踢两趟腿，练套家伙，翻几个跟头，附带着卖点大力丸，混个三吊两吊的。……而且他们还时常去走会：五虎棍，开路，太师、少师……虽然算不了什么——比起走镳来——可是到底有个机会活动活动，露露脸”。他们常去找沙老师讨要的，就是打架和献计的招数。小说还具体描绘了沙子龙的大伙计王三胜拉场子卖艺和与老孙者过招竞技的场面。说穿了，这些均为武术失“魂”的表现。武术作为中国的“国术”，其内在的精灵之气根在传统文化的“魂”与“气”，正如沙子龙所默契与期许的那样，它们的价值已远远超越了实用，表现出极具超拔意义的人文智慧和生命情怀。沙子龙所以不传，其缘由就在于这难避其畸形变异的现实里，不想让“五虎断魂枪”成为“断魂”之枪。

1965年老舍访问日本时讲过的一个故事，和《断魂枪》可以构成一种意义的互证。据日本作家井上靖的记忆，这个故事的大意是：“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富翁，他收藏有很多古董珍品。后来，他在事业上失败了，于是他把收藏的古董一件件变卖，最后，富翁终于落魄成为讨饭的乞丐，然而，即使成了乞丐，有一只壶，他是怎么也不肯割爱的，他带着这只壶到处流浪。当时，另外有一个富翁知道了这件事，他千方百计想要获得这只壶。富翁出了很高的价钱想把壶买到手，虽经几次交涉，乞丐却坚决不脱手。就这样过了好几年，乞丐已经老态龙钟，连走路都十分困难了，富翁便给乞丐房子住，给乞丐饭吃，暗中等着乞丐死去。没多久，乞丐衰老之极，病死了。富翁高兴极了，觉得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可是谁知道，就在乞丐咽气之前，把这只壶掷到院子里，摔得粉身碎骨”。当时日本作家广津和郎对这个故事的意义不解，当场即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成为文化误读的一个有意思的个案，嗣后被井上靖再次提及。岂不知老舍所讲故事的本意是，乞丐把那只壶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它的价值已远在“财富”之外，即使把它毁掉，也不能让它落入那个一身铜臭且极富心机的富翁手中。其中的深意在于，当一种文明面对价值异化的危机时，对其所应持有的维护态度和不可更易的价值立场。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一则寓言，其实《断魂枪》也可以作为寓言来读。

《老字号》表现的是同样的旨意。“三合祥是绸缎行公认的老字号，多少年了永远是那么官样大气，做的是‘君子之风的买卖，从来没有任何不合规矩的胡闹八光。”但现在“年头是变了”，老的经营理念和方式在新的商贸形势里已成为过时之物，绸缎行公认的老手钱掌柜被东家辞掉了。而他的走，又好像是“带走了一些永恒的难以恢复的东西”，随着新掌柜的到来，“许许多多可宝贵的老气度，老规矩”全成了被舍弃的对象。新聘任的周掌柜来了还没两天，就“要把三合祥改成蹦蹦戏的棚子：门前扎起血丝胡拉的一座彩牌，‘大减价每个字都有五尺见方，两盏煤气灯，把人们照得脸上发绿。这还不够，门口一档子洋鼓泽号，从天亮吹到三更；四个徒弟，都戴上红帽子，在门口，在马路上，见人就给传单”。但是在张扬和热情的背后，却是假货当作真货卖，用种种欺瞒的手法算计买主。老合在这篇作品里主要表现的是，传统的文明在新的经营活动中已为悖于时势之物，而“失德”的新的经营方式也显然已经背离正常的经营之道。他在这一故事背后所要告诉人们的，当然还是更深远的思考，即对于失落了传统文明的整个现代变革形势的人文性焦虑。

对于中国传统文明与正在影响着中国现代变革的西方文化，彼此不同的特征和价值到底为何，它们在现代变革中各自的命运难道就非如此不可?对此，其实老合是心里有数的。他对中西两种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