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晓雷

内容提要阎连科发挥了自己善于把握社会根部地带人性本能的特长，强化了其中面向强势力量容易妥协、屈服乃至自欺欺入的阴影，将其附加到(《风雅颂》的主人公身上做了夸张式演绎，成功地刻画出了清燕大学教师杨科这一大学知识分子心理异化、人格系统溃败的过程，使得批判的矛头不仅限于一般层面，而是深刻触及了当下知识分子集体潜意识的东西。同时，这里还如实地写出了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一批当下知识分子无处归依的灵魂痛苦，并将郁达夫《沉沦》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放纵式书写方式推向一个新高度。

一

《风雅颂》是当代作家阎连科以知识分子生活内容为题材的首部长篇新作。刚接触到这部小说，我心里既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担心。期待的是根据以往的经验，阎连科这样的作家所推出的每一部新作必然会以独特的视角和力度产生巨大冲击力；担心的是一个骨子里渗透了土地情结、以写民间底层生活为特长的作家，突然转向描绘高级知识分子生活这一新领域，又准备如何挖掘和如何表现呢?

我这样的疑虑并非唐突，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一向是小说表现的高难领域。原因无他，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神层面和现实层面连接枢纽的特殊身份，注定了他们身上要汇集着一个时代各种尖锐矛盾。当下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环境尤其复杂。众所周知，上世纪末以来，尽管整个社会改革的努力还在持续，可持续至今的改革已逐渐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远比当初的预想复杂得多的状态：一方面，市场活力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又进入了一个问题频发的时期，融入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伦理多元化问题，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激烈博弈问题等，都由潜在转向公开。在这一社会转变过程中，许多桎梏不仅没有被有效打破，反过来利用自己对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的支配权，假借“市场化”、“世俗化”、“消费时代”甚至“后现代”的名义，竭力营造一种泯灭人精神自由与理性反思空间的物质化意识形态。此间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也愈来愈尴尬，如何对待现实、如何对待自我以及自身的精神传统，都变得难以抉择起来。许多知识分子既无力摆脱现实的桎梏，也无力抗衡环境的重压，从而陷入精神危机。阎连科的这部小说，则旨在对上述生存背景下高校以及高校知识分子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应该说，阎连科这部小说这方面的开拓是多方面的。

小说一开始就相当尖锐地触及了这一时期的畸形社会现实。打开小说，清燕大学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一副高校整体堕落的荒诞图景：里边是非混乱，价值颠倒，完全失去了大学应有的品格，人性也极端麻木、蛮横和虚伪。如在一场横卷京城的沙尘暴事件里，学校各级领导最关心的不是风沙挟裹中的门窗破损的宿舍楼里学生的安危，反而因为学生自发的一场抗击沙尘暴的场景被国际媒体报道而惶惶不安，因为学校这样受到国际媒体关注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的背景连在一起的，这必然要惊动教育部和国家的领导人，进而影响到学校的利益。为了保证学校的既得利益，学校领导们不惜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要求偶然参与进这个事件的一个副教授假装精神病以做替罪羊。把握各种资源的领导还随意妄为，把手里的学术资源完全变成了谋私的工具。在这样学术官僚的统治下学风更不堪入目，被树为教学样板的影视艺术课教师，其擅长的做学术的功夫就是把别人的论文取长补短，其讲课的内容是罗列一些明星生活的小道消息来哗众取宠；真正有学问的人反而处境尴尬。如此的大学，表面是圣洁的学术殿堂，其实全无圣洁可言。大学尚且如此，其他社会单元就更加荒诞了，例如在关于主人公的家乡的描写中，我们看到，改革不但没有彻底改变民间的艰难处境，反而造成了“天堂街”里那样的人欲横流、道德堕落。

不过平心而论，这些尚不足以说服我认同阎连科这部小说的价值：毕竟这也是当前一些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共同表现过的一个表面化主题。文学应该是作者个人化心灵美学的产物，我这里最关心的是：阎连科这部小说到底有没有以他自己的方式写出主题的独特深度。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我发现，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阎连科，固有的底层认知及相关书写经验不但没有成为他书写的包袱，相反地，他利用自己固有的生活经验和书写模式，创造性地开辟了一个将对当下知识分子的他审与自审、再现与表现融合在一起的新境界。

二

《风雅颂》这部分小说的创造性的一个主要方面，体现在他对主人公杨科这一个性带有浓重民间根部生存特征的大学内知识分子人格异化过程的表现上。

经过反复斟酌，我准备用人格系统溃败、心理异化的原欲妄想型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作为对杨科形象的整体概括。人格的英文字是personality，这个字是来自希腊字persona，它的原始意义指的是希腊演员在演出时所戴的面具，后引申为人物角色及其心理特征。这就暗示着所谓的人格，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弗洛伊德提出了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其中“本我”是一种生物本能欲望，由各种生物本能的能量所构成，完全处于无意识水平中，它给人的整个心理过程提供动力；“自我”是人格的意识系统，调节本我与外界之间的冲突，受现实原则支配，是人格的执行者；超我是一种外在价值规范，是文明所赋予的“我”的一种理想境界，它的目的主要是控制和引导本能的冲动，并监督自我对本我的限制。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有过于突出本能核心、对理想性境界价值肯定不足的嫌疑。相比而言，美国哲学家马斯洛则从需要的层次性建立起自己的人格理论，认为需要是人格的核心，人的需要的产生的是从低到高依次递进的，可以依次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互相尊重需要以自我实现需要，其中自我实现需要是人格追求的最高层次。综合起来，我认为：一方面，人格诚如弗洛伊德所说，是系统运行的结果，由本能律、现实律、道德律等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本能之上的、主要属于“超我”范畴的高层次需要的满足更能代表人格系统追求的目标，不过这些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应该建立在其他低层次需要基本满足的基础上，否则就难以维持人格系统的和谐。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的社会文化角色注定了他的高层价值实现方式应该服膺追求真理、追求知识的现代文明价值体系。遗憾的是，在当下许多知识分子那里，成长的畸形环境本来就使他们的高层次人格追求带有动力不足的先天阴影，现实的生活环境更无法为其人格系统提供出在本能需求和高层次需求之间维系平衡的必要土壤。这一切导致了他们的人格内部各层次之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其对高层次人格内容的勉强坚持往往由于缺乏必要的支撑，最终无法抵御本能的反噬，造成系统失衡、人格溃败。阎连科笔下的主人公杨科，则是这类带有浓重先天人格阴影的知识分子，在自我实现的梯级秩序被颠覆后，人格系统

内部各要素因无法协调而走向溃败和分裂的典型。

从作为一个个性意识里带有浓重民间根部特征的大学体制内优秀学者到被学校领导合谋关进精神病院，是杨科形象发展的第一阶段，即人格危机爆发阶段。具体表现为清燕大学环境压力严重割裂了主人公自我实现所需要的前提，遂使主人公的人格系统因无法承受这种压力而发生紊乱。我们看到，从耙耧山区走出的杨科，最初是作为一个思维意识里带有浓重民间根部特征的优秀学者出现的：一方面，社会底层的出身使他的心理逻辑和思维逻辑残留大量的低级生存本能诱因；另一方面，(《诗经》研究方面的杰出才能，又造就了他作为大学内优秀学者的自尊、自负。他表层自尊，内在自卑，小处计算，大处糊涂，缺乏驾御新环境下游戏规则的能力。在这一主人公性格设计中，作者尤其发挥了自己对来自社会根部地带人性本能的把握特长，强化了民间人们面向权力以及其他强势背景时的容易妥协屈服乃至自欺欺人的阴影，把他具有的现实与荒诞、可怜与可笑、庄严与滑稽附加到主人公身上做了淋漓尽致的演绎。这样的性格设计就为他后来的人格极度变异奠定了基础。主人公在先后读完本科、硕士、博士后顺利留校，成了自己的导师赵教授家的女婿，以及最年轻的《诗经》研究界的专家，并全力专注于这方面的研究。这时尽管他从事《诗经》研究的内在动机也非完全纯正，但这种学术追求也毕竟是一种超越性的自我实现追求。最初的现实环境多少还具有支持他这一种人格追求的条件，可是后来“这个国家间的事情猛然间不同了”，与GDP的快速增长相伴的是整个社会趋向功利化，发文章和出版专著需要交钱，校园的学风变得浮躁不堪，不学无术的妻子也评了职称并有了看不起他之意，本来就缺乏安全感的他自尊受到严重威胁。这时他想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方式已不再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企图写一个有学术分量的专著以通过学校的教授职称评定，企图通过追求一种更高的职称身份来维护所谓“尊严”。为了评教授，他用5年的时间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伏案研究，殚精竭虑，完成了极具学术含量的专著《风雅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源探究》，以为大功告成要庆贺，回家却遇到妻子和副校长通奸。貌不惊人的副校长对妻子的吸引力无疑来自权力，妻子毫无愧疚地站在副校长的一边，他这时还幻想在职称评定游戏规则上的相对公正，自己可以凭自己的学术实力来达成目的，因而拒绝了副校长提出的给他评职称、评奖等交换条件，用小说中的原话就是“有了这部专著，我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需要了。有了这部专著，不用你把我的副高晋升为正高，是学术不得不把我的副高晋升为正高”。不过从他“泪流满面”地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义”求他们“下不为例”的表现来看，本能的孱弱也已经充分暴露。小说中有个细节，他在通奸事件已经过去后，反而“脑子里总是幻出茹萍在李广智身上活蹦乱跳、扭动鲜活的身影儿”，其角色身份也完全混乱，竟然不是对这种无耻行为的生气，而是自惭形秽和艳羡，于是情不自禁地反复追问甚至是哀求妻子告诉他，她和副校长偷情的细节和次数。作者设计这样的情节实在太耐人寻味了：哪有一个正常的人会做出如此的反应呢?这里显然不是凸现主人公的变态，而是为了显示其人格防御机制的一种反应过程。试想当遇到一个较大外部刺激时，人格的防御功能不仅限于危机处理，还要从更高层次判断问题出在哪里，有多严重，是不是到了威胁系统整体功能的地步。基于以往夫妻生活的历史经验，基于自己目前已经无法让妻子像最初一样幸福的事实，他要试探着弄明白是这个时代对人性和社会的腐蚀到了无可药救的地步，还是仅仅是性因素导致的身体出轨。从他的这种关于性细节反复探究里，其实也传递了这样一种心理信息，即他还不敢或不愿正视这个社会人性被扭曲的普遍事实，而宁愿它是一种单纯的生理出轨，从而把危机的层次控制在低级层面，尽管这种低级层面的生理出轨也一样给他带来巨大压迫。当然，他遭遇的是妻子的不屑解释和加倍轻视，他只能以进一步践踏自己的社会性人格以求得心理平衡。毕竟这个社会已经世俗到不能认可任何和尊严有关的东西，他表现出不利用这个事件做交换的自尊连他妻子都不相信，一直怀疑他藏起了副校长的一条内裤；他自己出书无计，真正发现这个社会其实谁也不会真心重视学问，他再也无法信任自己。被偶然卷入一场抗击沙尘暴的事件，在发现整个学校上上下下需要的并不是英雄而他自己也决非真正英雄时，他终于彻底放弃了自己的尊严要求，以同意自己被送进精神病院当作精神病号关起来为条件，换学校领导同意为他解决职称、住房等一系列物质待遇。受到学校和医院共谋把他真的当成精神病人关起来以及家里妻子和别人私通如旧的刺激，他不仅自尊尊严一败涂地，连正常的社会交往和安全需要也失去了保证，人格系统再也无法通过正常内部调节维持自我实现的高层目标了。

从逃回耙耧山区到玲珍之死，是主人公性格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人格调节的异化阶段。其特征为基于自己在真实的生活里的感情挫折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挫折，人格内部的自我保护功能不但没使他积极面对现实，反而选择了逃避和自欺的方式，有意把早已离开、后来也没有多少联系的故乡耙耧山区幻想成一个疗伤的避风港，以爱情和事业的妄想来补偿自己在实际生活中遭遇的双重无法自我实现的挫折。小说曾这样描写作者回家乡寻找安慰的心理活动：“你茹萍不爱我，清燕大学不爱我，京城不爱我，甚至连京郊的精神病院也不爱我杨科教授，可玲珍爱我呀，耙耧山脉爱我呀”，就充分说明了面对外部压力，主人公的人格系统逐渐走向谎言化、自欺化的异化方向。首先是爱情妄想。初恋情人玲珍的爱成为他爱情妄想的基础，他不顾自己对玲珍从头到尾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感情；也不顾玲珍对他所谓的爱其实也并非是真正的爱情，而是基于乡下女子对读书人、尤其是一个到京城里的读书人的身份想象所做出的病态付出。其实这一切他心里一向清楚，正因为如此，他为强化自己在玲珍心中的分量和自己所享有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才刻意掩饰自己从精神病院逃出的经历而营造衣锦还乡的感觉。他这时确实已经顾不上爱情的实际内容了，只需要用对方无条件地忠贞完成一种仪式上的拯救，借此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由于人格内部理性调节功能的弱化，他的本能里的虚伪、胆怯、自私、无耻的阴暗也因缺乏制约而越来越膨胀。面对生活打拼得异常辛苦且有病在身的玲珍，他不只在以往的日子里从来没有关心过对方的存在，从来没有想要为对方做些什么，直到后来他仍然没有想过要为对方做些什么。他遇到她时没有同情，没有安慰，计较的是她竟然还和别的男人接触过。对玲珍之死他也没有真实的痛苦，而是施合式的同意把自己的一套衣服和鞋帽放进她的棺材里作陪葬。除了借这种谎言化、自欺化的爱情妄想来满足自己虚荣心，他还借这种谎言化、自欺化方式在家乡演绎他的事业妄想。和对待玲珍一样，他同样在家乡的人面前掩饰了

他事业失败的真面目，甚至假借校长的名义给村人打电话以突出自己作为京城大知识分子、大学者、大教授的无限风光。他一本正经地投入到这个臆想出来的角色中煞有其事地演出着，给他们各种大而无当的许诺，享受着不明真相的村人的尊敬。他还有意在县城里天堂街的坐台小姐面前扮演教化者和帮助者的角色，廉价地享用着她们的感激、信赖和崇拜，甚至在春节时把这些和自己一样无家可归的人们聚在旅馆里给她们讲《诗经》，在自己的妄想中把这些坐台小姐当成了最求知的学生和最热忱的知己。这种人格的自欺化、谎言化都是人格系统内部调节功能畸形化的标志。

玲珍死后到主人公在家乡面目暴露并沦为杀人犯，是主人公个性发展的第三阶段，即人格功能的倒退阶段。具体表现为系统内部的理想层面对本能层面的控制和引导能力彻底丧失，致使主人公的人格行为退化，重新堕落到兽性化、本能化的肆虐阶段。在前一个阶段，尽管主人公人格系统内部调节功能是在一种障碍状态下运行，但在家乡人面前还能维持一个京城回来的大教授、学者的人格面具。玲珍之死之所以成为主人公人格溃败、彻底进入欲望化的转折点，自有其必然性。主人公附加在玲珍身上的“爱情妄想”本来是一种自欺化的自我实现方式，是主人公人格系统里为维护虚假面具制造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其中所蕴涵的真实道德力量是不堪一击的，潜伏的本能随时在等待机会肆意涌出。只要稍有进一步的外在刺激，这种勉强建起的人格面具对本能欲望所起到了最后的一点约束力就会失去。玲珍之死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主人公获得了随时可以卸下这副人格面具的借口。玲珍死后，主人公还主动帮教玲珍女儿小敏补习功课，不过这时已经是受动物性本能驱使，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在意念中占有小敏。小敏拒绝了读书选择要和一个木匠结婚，刺激他的本能欲望直接跳出来撕掉“超我”的道德画皮，打开了动物性肆虐的大门。他“像丢了一样不该丢的东西般”，为了弥补这种空虚，他抛弃了自己矜持的人格面具，到天堂街找陌生小姐肆意发泄，放浪形骸，毫无顾忌，极尽荒淫无耻之能事。事情还没有到此为止，老家的人发现他欺骗和嫖娼的真面目后哄抢了他家，剥去了他在村人们面前的最后尊严，成了压断他角色意识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身上的兽性和无耻完全变得赤裸裸了，不再是教授，不再是专家，而蜕化为欲望的野兽。在小敏和李木匠的新婚之夜，他闯进洞房残忍地掐死了李木匠，沦为一个杀人犯，从人变成兽。

从逃亡过程中的发现“诗经古城”到在里边建设乌托邦式的生活，是主人公个性发展的最后阶段，即人格系统的崩溃阶段。具体表现为持续的刺激导致主人公的人格系统开始整体崩溃，人格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彻底丧失有机联系，主人公的行为陷入医学意义上的分裂性病变。由于之前主人公人格系统的每一次变化，都不是在修复已有的残缺，而是对其正常功能的进一步伤害，这就暗示了一旦所有的伤害累计到一个极限，整个人格系统的运作就会彻底崩溃。杀人行为在这里恰巧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其带来的压力使得他的人格系统拒绝再以一个哪怕畸形的整体来面对真实世界的可能性。人格系统彻底崩溃的结果是主人公丧失了常规的理性认知能力，同时他的行为失去了和真实世界的理性联系，任由分裂的人格碎片凭借臆想主导。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由对生活的现实性书写突然进入了想象性书写，让主人公在逃亡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保留着孔子删节以前的《诗经》诸多作品遗迹的“诗经古城”，实为神来之笔。这个虚拟出来的“诗经古城”实则以夸张的形式给病变后的主人公提供了一个继续演出的舞台。这个舞台以它演员的荒诞、内容的荒诞来充分展示着主人公欲望的荒诞。这个舞台上的演员都是从主流社会溃败的社会零余者的：被主流社会和老家耙耧山区双重遗弃的主人公、一些和主人公有类似不满的知识分子、从收容所逃出的姑娘或者说性工作者，等等；舞台上演的表层内容是主人公在领导他们建设公平美好的世外桃源，并被以“诗经”的名义披上了一层文质彬彬的面纱，实则是一种由力比多驱使的集体淫乱。主人公自己所最津津乐道的领导本领，充其量不过是在教授们之间公平分配小姐的方法。这是不是在暗示着：当下知识分子一旦被剥下冠冕堂皇的人格面具，剩下的只能是力比多主导的欲望化现实了呢?

总之，杨科这一主人公形象的审美内涵是巨大的。正因为兼具有民间根部与知识阶层双重生存特征，这一形象的塑造就不再仅仅限于一般的知识分子的批判，而是深刻地触及了主人公文化基因里集体潜意识的东西。这种文化基因里集体潜意识的东西也都或多或少的潜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阎连科这里对杨科的表现，也是对当下知识分子某种普遍文化心理疾病的揭示。阎连科在表现主人公的人格扭曲过程时，还发展了中国新文学批判国民性的传统，创造性地阐释出精神胜利法在这类知识分子身上的运作形态。精神胜利法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国人精神奥秘的独特发现，其核心即人格扭曲，“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乃至一个人，在现实斗争中失败了，而又找不到摆脱失败的出路，便往往容易到精神中去寻求解脱。或者用自轻自贱来安于失败，或者用自尊自大来掩盖失败”。《风雅颂》中杨科的性格逻辑和行为逻辑，不是对之形象的印证吗?试看他在现实中不断失败，每一次失败后选择的都不是正视现实，而是变本加厉的自欺欺人式逃避，最终发展为在所谓的“诗经古城”享受着国王般领导别人的意淫，正应了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由于属于主观世界的正面表现，《风雅颂》中对杨科的心理逻辑的呈现，无疑有了比《阿Q正传》的外部视角下更直观、更细腻的心理内容。

三

创作不仅是对外在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一种表现作者自身精神世界的语码。《风雅颂》这部分小说的创造性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在于它不只揭示批判当前知识分子的人格异化，同时还如实地写出了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面对当下处境的_种进退失据、无处归依的失根悲鸣和灵魂痛苦。从小说主人公同作者自身若即若离的关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

在该小说中，尽管不能把主人公完全等同于作者自己(例如和主人公各种自私的举动不一样的是，生活中作者充满悲悯之心，曾无私地帮助艾滋病孤儿)，但主人公心理与情感体验的特征又无法与作者的生命体验截然分开，尤其在主人公心理细节的描绘上，很多都属于作者本人的心声。从另一种视角看，这部小说不过是借助对主人公杨科的塑造，把作者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萦绕于心灵深处的荒谬感、幻灭感、无根感放大了而已。书中处处透露出的一些具体感受，诸如“我在这个世界闲余而无趣。像多余在路边的一棵草，多余在春来叶发问的一个虫包儿”之类，显然融合了文本之外作者自己的某种体验。《风雅颂》中的杨科形象尽管荒唐，可又何尝不是一个寄托着作

者自身情感的灵魂寻找者呢?作者特意赋予他研究(《诗经》行为以给当下中国人寻找一种心灵归宿的意义，以及特意营造出“诗经古城”这一反现实的乌托邦，我认为这不过是传达作者对现实否定的一种策略。因为作者以前曾在许多场合采用类似的手法表达过类似的情绪主题。例如他在《日光流年》里，也是基于“一座房子住得太久了，会忘了它的根基到底有多深，埋在哪儿”的迷惘，塑造了一个单纯的民间求生意志抗衡苦难命运的乌托邦，借民间抗衡苦难的本能力量来肯定生命的意义；在《受活》里面对现实世界的荒诞丑陋，塑造了由残疾人组成的“受活庄”这样一个由边缘民间生存在内部持原始自足精神演绎出的另类桃花源，来演绎生存理想。《风雅颂》里，对《诗经》意义的肯定所起到的作用无非类似而已，并非一定是作者内心的真实认可和坚持，作者也无意追求和注意文化理想内在逻辑上的周延和完整，只要能起到反衬人们在现实世界的精神荒谬感、无根感和幻灭感的作用就可以了。

即便如此，这里我们也不能不注意这个现象了：作者所采取的这种表达策略，尽管客观上起到了暴露讽刺效果，但就作者的主观层面而言，却缺乏明确的、由现代理性精神所派生出的话语立场和批判意识。我们知道，20世纪以来，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需要，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经过探索，终于催生出以现代理性精神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它呼唤着知识分子的现代独立人格，要求知识分子本着理性精神承担社会责任，进行自我改造和社会改造。可在该小说中作者为什么只着力表现内在的荒诞与无奈，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从知识分子的现代理性精神里寻找归宿呢?这就不能不引发我们的进一步追问：当下知识分子对现代精神人格的放弃的原因又是什么，是现代理性文化精神到今天已经无法再为知识分子提供一种有效的价值支撑，还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

现代理性文化精神已经面对现实无能为力的说法显然不是事实。现代理性精神所赋予的自我理想和社会目标在我们的生活中并没有完成，杨科这一人物身上的悲剧并不是现代理性文化精神造就的悲剧，恰巧相反，现代理性精神的严重不足则是其人格悲剧重要原因。假如杨科有足够的现代理性精神所派生的独立人格支撑，他又何以斤斤计较于身边的琐事，何以太在意职称评定对他的评价，在并不是多危急的现实压力面前一触即溃呢?那么剩下的一个理由，只能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自身软弱的问题了。这部作品里边其实已经给我们暗示了谜底：“软膝盖”。作品的章节标题里多次涉及到类似的说法，如“硬学问软膝盖”、“膝盖又发软了”等。这不仅是对主人公悲剧原因的概括，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包括阎连科自己在内的当下知识分子痼疾的体认。事实上，正是因为软弱才使得许多当下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步步失守。阎连科自己对这一问题曾有过清晰的认识。他曾明确说过：“我大概不是那种强大的人。当然，像鲁迅，他无所恐惧，毫无疑问，他是个强大的人，想改变社会，改变人，而我则是更多地处于对世界的恐惧之中”、“进一步地思考，你还会发现更多问题，发现由小到大，乃至整个社会随时可以威胁到你的生活和生存。这样一来，你就会很容易地陷入一种厌恶一切、恐惧一切的情绪”。尽管阎连科的这一说法用之于自己未免过于苛刻，他所做出的软弱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策略，却多少也显露了每个当下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常有的一种困惑。主人公杨科在许多场合所做出的怪异反应，诸如对权力近乎本能的恐惧、始终不敢直面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受到伤害后不愤怒反觉得对自己有愧等，也就迎刃而解了。甚至主人公向着欲望化、本能化、动物化的堕落也找到合理的解释了——当人没有现代精神支撑时只能这样退化了。

像阎连科在这部书里所表现的当下知识分子由于自私和软弱而导致的人格危机，并非特例，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在作品里开始表现了。如刘震云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就描写一个大学生小林怎么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家庭、房子、提干而理想逐步磨损的过程。再如，李佩甫的《送你一朵苦楝花》则更形象地展示出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变得“有气无骨”的：里边的哥哥从小是出生在草木灰上，直到22岁才在县城里很脏很臭的澡堂里第一次洗热水澡，读大学也是靠妹妹喂羊转化成钱来供养的，这种卑微的经历养成了他观察现实时的犀利，却也压倒了他坚持理想的勇气，大学毕业走进有着很宽的马路的“海一样深邃的城市”，骨子里虽然还是乡土血液，但为了维护这种表面上的城市身份，他把自己彻底变成了不敢恨也不敢爱、甚至不敢对生活承担起任何认真责任的“面具人”；即使在供养自己读书的乡下小妹陷入绝境向他发出求救信号时，他也为了自己暂时的安宁不敢给她任何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帮助，甚至在心底隐隐约约地宁愿小妹死去。这类知识分子不是没有理智和是非感，只是因为无法背叛现实既得利益，只好靠一套混日子的庸人哲学自欺欺人地活着。终于，到了阎连科的《风雅颂》这里，知识分子由于软弱和自私而造成的人格崩溃被表现到了极致。只是能认识到是一回事，能做到哪一地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许多作家和阎连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在认识到知识分子人格软弱的同时并非自觉皈依现代人格，而是借助文学为自己制造种种逃避式的“主义”或“活法”。我们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许多当下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和他们的现实生命选择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知识并不能理所当然地让知识者产生追求和实践知识真理的行为和勇气；而一旦知识分子由于生命个体的软弱与敢于承担责任的现代独立人格渐行渐远时，他离灵魂的彻底崩溃也就不远了。

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如何才能“魂归来兮”呢?这就再度回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话题上。其实启蒙运动本来包含着知识启蒙和勇气启蒙的双重核心，简而言之，是“知”和“行”的双重品格要求。现代启蒙运动的主将鲁迅在对阿Q、祥林嫂等人物身上的国民性进行批判时，所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同样蕴涵了让其认清其不幸处境的知识疗救以及呼唤其具有抗争意志的勇气疗救两方面内容。就中国启蒙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初期由于现代知识的过于欠缺而过多强调知识层面，但时至今天，许多真理性知识已经经历史的反复检验而成为常识，对知识分子来说更需要的是“行”的勇气。目前在我们所强调的知识分子自身的现代人格改造中，是不是更需要进行一种勇气启蒙呢?这恐怕是阎连科的《风雅颂》这部小说留给我们的又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了。

四

杨科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法也是非常独特，他创造性地继承了郁达夫《沉沦》类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放纵式书写方式，并把它推向一个新高度。

通观已有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知识分子题材的成功之作，具有经典意义的书写类型的无非有三种：一是鲁迅《孤独者》、《在酒楼上》类的灵魂自审式书写，即作者以主观观察者和客观批

判者的双重身份来解释知识分子灵魂深层的矛盾冲突；二是郁达夫《沉沦》类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放纵式书写，作者只保留了主观表现者的身份，他不必同时站在客观立场上对自己的主观世界拷问，其目的只在于忠实地、甚至是不惜略带夸张式地把主观的情感和心理过程表现出来；三是钱钟书《围城》他审类书写，即作者完全站在客观化立场上，以高高在上、全知全能视角来驱使和剖析笔下的人物。就20世纪以来文学史过程来看，钱钟书《围城》式书写方式最为常见，优秀之作也多；鲁迅《孤独者》之类自审式书写虽有，但除了路翎《财主家底儿女们》等很少几部外，优秀的不多；至于郁达夫《沉沦》类的自我暴露和放纵式书写，在郁达夫之后几成绝唱。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人尽管不缺乏观察能力，可大多数情况下这项能力只用来观察别人，自己习惯把自己躲在面具下，自审传统比较缺乏，更不用说不加掩饰对潜意识里的阴暗面自我暴露了。所幸的是，阎连科的《风雅颂》继承了郁达夫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放纵式书写传统。比较阎连科的《风雅颂》和郁达夫的《沉沦》，我们不难发现里边的几多类似：他们都重在表现人物的主观世界，都以主人公自身的情绪以及心理活动为呈现主体，首先提供给读者的，不是一个浓缩的典型世界，而是一颗暴露的心灵；主人公都是带有某种先天心理缺陷的人，带有浓重的自卑阴影，不能有效处理外部刺激；都属于“略带写实的浪漫主义”，始终执着于现实生活中种种杂感琐念的细节描写又不排斥合理想象，“卑微、痛苦、丑陋、自怜等‘病态美却伴着激情得到酣畅淋漓的表现”。不过，阎连科的《风雅颂》并不是郁达夫书写方式的简单复制，而是对它的进一步发展。

阎连科的《风雅颂》对郁达夫书写方式的发展之一，在于它把郁达夫式自我表现里所包含的浪漫主义因素推到了一个超现实的新高度。．郁达夫的自我表现，尽管也属于浪漫主义范畴，不过其浪漫主义因素主要停留在自我的主观表现上，对于作品涉及到的自我世界之外的故事情节，他则很少依赖宏大想象。这和他主要继承的是卢梭《忏悔录》和日本私小说的传统有关。卢梭的《忏悔录》基本是作者的“自叙传”，即便在情感表现的地方有所矫饰，但并不去虚构超现实情节以增加审美效果。日本的私小说又称“自我小说”，是始于大正时代的一种独特的小说形式，倾向从个人、家庭、亲友日常实际生活中提取素材，描写个人身边琐事以及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也很少倾向于情节上的大想象、大虚构。所以这样做，可能有这类小说作家的不得已处：本来已有些玄虚的自我的主观性表现，一旦再依附于虚构和想象的情节框架上，如何还能让读者相信其真实性呢?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当然这还有作家气质上的原因，强调忠实于自我体验的郁达夫，本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分析和把握外部现实世界的各种复杂关系，从而提炼出生活中的某些典型环境的本质，再依托对典型环境的本质的掌握而驰骋想象、编织情节的人。但在阎连科的《风雅颂》这里，上述难题都迎刃而解了：阎连科为主人公所设定的情节背景，则不拘泥于生活真实，而是大胆展开自己的想象。像主人公杨科因为卷入一场抗击沙尘暴事件被学校领导集体开会决定把它关进疯人院，就是明显不符合生活常规的虚构，试想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大学尽管弊端充斥，但毕竟不是完全由某个行政部门说了算的黑社会，至少要讲一些表面的规则，谁能有把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随意处理成精神病的特权呢。再如小说最后出现的“诗经古城”，更是作者想象的产物。且不说现代社会不可能存在着这样世外桃源式的死角，即使有，小说描写的那样的生活方式又如何有物质基础维持呢?阎连科不仅这样写了，而且能使这样的情节设置和自我的主观表现融为一体，相得益彰，这不能不归功于作家阎连科个人素质里的两方面突出能力：一是在20世纪以来中国作家里出类拔萃的主体开拓能力。阎连科一直是一个主体性异常强的作家，从开始创作他走的就是一条“反观其心”的路径，他的作品基本上服从于内在生命面向现实的强烈表现冲动，因为其拥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捍卫自身的强大能力，所以不用担心被外在东西轻易淹没。再是阎连科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典型概括能力。出身于边缘化的社会底层、对中国当代社会结构有深刻洞察的阎连科，还形成了能站在整体高度迅速把握住时代本质的能力，施展大开大阖的想象力创作出富有象征性的典型环境意象。这两方面能力在阎连科身上奇妙地汇合，使得他的主体性开拓有明确的典型环境做支撑，强烈的主体冲动呼唤着不拘一格的典型环境，不拘一格的典型环境又为主题性的表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他在《受活》里所创造的“受活庄”、《日光流年》里所创造的“三姓村”等，都是充满浪漫的、成功地承担了作者特定主体表现内容的典型环境意象。《风雅颂》这部小说里所出现的主人公被单位以集体的名义诱骗进疯人院的情节虽然生活中未必有，但这样不正是建立在作者对当前大学体制弊端的充分把握上并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吗?所设置的“诗经古城”不因为其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荒诞，反过来把作者内心的荒诞体验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阎连科的《风雅颂》对郁达夫书写方式的发展之二，在于它服从于外部反讽和自我抒情双重主题的需要，注意营造出一个复调的叙述结构。以这部分小说的形式安排为例，众所周知，《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风、雅、颂它三部分内容的概括，分别指地方音乐、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祭祀用的宗教音乐。作者这样做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联系到在每一卷的更具体的每一章节里，作者在根据内容标出的标题前，又各选择一个在《诗经》的原始文献安排里和卷名相符的诗名，我们就有所领悟了：作者其实是在这里企图借助《诗经》里“风雅颂”中各诗的本义，建立起一套潜在的意义系统，用《诗经》各诗本有的文化语码，来和作品中描写的内容形成反讽或互文——时而用原诗本意里自然、美好或庄严的基调，来反衬当下知识分子生活中的虚假和丑陋；时而用以抒发主人公甚至是作者自己内心的、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一种理想或忧伤。既是犀利的漫画又是沉痛的抒情诗，既是讽刺喜剧又是严正悲剧，这可谓文本的复调结构给人们造成的审美效果。

最后我也承认，阎连科的这部小说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它也带有作者一贯粗疏和夸张的风格，有时为了强化讽刺效果，在人物形象处理以及情节设置上过于随意化，经不起认真推敲。但无论如何，它有力地敲响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警钟。鲁迅在《<尘影>题辞》一文中曾说过：“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当下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生死蜕变的大时代。即便如此，面对阎连科的这部小说所暴露的知识分子问题，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死的另一面是生，生在死的背面产生。既然问题已经开始被认真关注了，蜕变的希望总会有吧?

责任编辑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