澧　人

新年前夕，毛佩琦先生在“百家讲坛”评说大明第一谋臣刘伯温，声情并茂，如笋剥壳，把人们对刘伯温的记忆再度激活，并引发各种各样的感慨。

在明代初年，刘伯温与宋濂、高启齐名，都是文章高手。《古文观止》收录了刘伯温的两篇文章，其一《卖柑者言》历久弥新，对人们认识伪劣产品泛滥的根源颇有启迪；另一篇《司马季主论卜》则真实反映了刘伯温的历史观。此公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徘徊于出山和归隐之间，对人世的荣枯盛衰之理体悟深切，知晓承平日久必有磨难，霜雪过后又见阳春，因此“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这话看似平常，但非饱经沧桑者不能道出。

刘伯温精通象纬术数之学，其神机妙算在民间被传得神乎其神，以致获得了“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的美誉。其实他政治思维的核心无非是儒家的德治观，讲求“天道何亲，惟德之亲”。明朝开国后，他反复劝导朱元璋修德省刑，永祈天命，生怕自己所选择的明君步入歧途，毁了自己的补天之功。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天道何亲，惟德之亲”的观念是很有市场的，许多老百姓都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过对此表示怀疑的也代不乏人，比如司马迁就说过，公正发愤而遇灾祸者不可胜数，操行不轨者却往往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中国皇权统治者表面上标榜德治，遇到不利也下“罪己诏”，但实质上则以严法绳下。汉元帝做太子时仁柔好儒，结果被他的老子汉宣帝痛斥一顿，说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朱元璋更不相信这一说，其残忍刻毒在历代帝王中位居前列。

刘伯温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却落得个晚景凄凉，郁郁而终，令人不胜唏嘘。究其原因，在皇权专制主义社会，君臣之间乃是一种买卖关系，君主以官爵收买臣子的智力。但此种买卖关系并非一定是等值的，出卖智力最起劲的人，常常因被君主所猜忌而收获不丰，甚至危机四伏。贾谊向汉文帝上《治安策》，其中“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加起来共有九条；唐朝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比贾谊的多了一条。而刘伯温初见朱元璋，便呈上《时务十八策》，这智力未免卖得太狠了些。凭刘伯温之聪明，他并非不知“鸟尽弓藏”之理，无奈一时君臣相得，亲如一家，自己也把持不住，以致披肝沥胆，不惜其言。

“愁来重回首”时的刘伯温，多半会想起汉朝的张良。张良功成身退，跟随赤松子学所谓神仙之术，等荣利于外物，才避免了与韩信等人同样的命运。因有前车之鉴，刘伯温也屡屡向朱元璋“乞骸骨”，归隐时口不言功，好不容易才得以老死于家。

张良、刘伯温辈好为“帝师”，始则壮怀激烈，终则饮恨吞声，于此足见皇权体制之荒谬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