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接受

2009-02-26王光和

江淮论坛 2009年1期

王光和

摘要:胡适是近百年来提倡“文学改良”和推行“白话文学”的第一人。他以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与实用主义思想为哲学基础，以西方近现代现实主义文学为参照，确立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并以易卜生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典范,进行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胡适；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志码：Ａ

胡适曾明确地说他深受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今夜仔细想来，大概由于我受‘写实主义”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每读这种诗词（艳诗艳词），但觉其不实在……”[1] “我们以为文学是社会的生活的表示，故那些‘与社会无甚关系的人，绝对的没有造作文学的资格。”[2]学界对胡适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很少是从影响和接受的角度去讨论问题。本文尝试从影响的角度探讨胡适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原因及其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具体阐述。

一

长期浸润在西方文化之中，面对不同流派的文学思潮，胡适选择接受现实主义文学思想，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家庭（少年时期家道中落，生活困顿）和个性（崇尚理性和实用）以及晚清黑暗的政治现实等因素外，也与他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经历和所接受的教育有关。

出生在亦商亦学家庭的胡适，无论在家塾学习还是到上海求学，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和感染到了当时的文化氛围和新民思潮,因此,他的思想观念（包括文学观念）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胡适才形成了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改良文学、再造文明的主张。这其中，白话文的提倡和文学改良被胡适当作了两项最急迫的任务加以推动，因为普及教育必须先确立白话文地位，有了白话文写作之后才会有新文学 ——“国语的文学”的建立，而有了“国语的文学”才会有“文学的国语”。在安徽绩溪上庄，胡适就读了梁启超推崇的政治小说《经国美谈》；在上海，胡适阅读了大量的新潮书刊，传抄邹容《革命军》，阅读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了解了“优胜劣汰” 和历史进化的“天道” 以及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和责任。梁启超的《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形势》，提倡改造中国的民族，使胡适“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3]，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3]。胡适在上海期间还发表过《真如岛》（未完搞），讽刺社会的丑恶，揭示病苦的人生，并因此立下志向，不作无关现实的文章。这部作品大概是受到梁启超的“政治小说”论的影响。胡适站在启蒙主义者的立场上，以破除迷信、开通民智为主要目的，在内容上也触及到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画面，因而客观上是不自觉地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作了较为具体的揭露。这些都为胡适之后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做了早期的思想准备。

在美国留学期间，通过对欧洲近现代文学的研读，胡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而他的这种文学思想也因文学革命的进程而得到迅速传播。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主修哲学，副修英美文学、政治、经济等，阅读了大量的英美文学作品。而且胡适最喜欢的一套《哈佛丛书》（也称五尺丛书），里面有大量的欧美文学经典，比如莎士比亚、达尔文、华兹华斯、司各特、萨克雷、培根、大仲马、小仲马、歌德、都德、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霍桑等人的作品，另外还有林肯演讲、美国独立宣言、马太福音以及名人传记等。从文学类别上，属于现实主义作品以及政论性的文章居多。胡适的《留学日记》中也有许多关于如何理解理想派和写实派文学的札记。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都有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具体论述，而《易卜生主义》更是阐述其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胡适认为，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新中国的新文学——来创作活的文学，人的文学。新文学的创作有了一分的成功，即是文学革命有了一分的成功。[4] 胡适还主张翻译西方经典，摹仿西方文学名著并创作中国的国语文学，而他提倡摹仿的西方作品大多数都属于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

二

胡适在美国留学达七年之久。经过西方文学的洗礼，胡适早年的现实主义文学倾向逐渐清晰明朗，因而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认识更加深入和具体。胡适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阐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胡适对文学的认识有一个重要的见解，就是认为“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5]，换句话说，就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6]。胡适认为文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记录,社会生活会随时代变迁,所以文学也应当随着时代而变迁。也就是说，文学不能与时代脱节，要能随着时代的更迭而发展。胡适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坚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历史文学观念,与时俱进的文学观念是胡适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基础。

胡适认为，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生活和现实问题，揭示社会的黑暗和苦难。胡适从“八事”入手进行文学改良:“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7]他认为文学要描写真实的现实社会与现实生活,并具有高远的思想与真挚的情感。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提出要扩大文学写作的题材，要反映下层贫民百姓的疾苦。胡适说：

“……官场妓女与龌龊社会三个区域，决不够采用。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8]

1918年4月胡适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创造新文学的构想,即:“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明确宣示,提倡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胡适所提倡的国语不仅指语言的白话文形式,而且更强调语言所承载的民主、科学、人性等现代精神。他还强调新文学作家应该把整个社会作为文学的描写对象,真实地表现丰富的现实生活,并积极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胡适的这篇文章提出了文学必须面向大众,反映现实人生等问题,并且从收集材料、结构、描写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创造新文学的方法,是当时比较鲜明地表现出现实主义思想的文章。

到了1918年6月发表《易卜生主义》，胡适则更加明确地大张旗鼓地提倡现实主义文学。胡适认为，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胡适认为文学要说真话，要反映现实。文学家要有勇气和良知揭露社会的黑暗，直面人世间的真实现状。胡适说：

“那不带一毫人世罪恶的少女像，是指那盲目的理想派文学。那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写实派的文学。易卜生早年和晚年的著作虽不能全说是写实主义，但我们看他极盛时期的著作，尽可以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9]

《易卜生主义》可以说是胡适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宣言。他赞同并接受易卜生的观点，要求文学要反映时代生活和现实生活，要扩大文学描写的领域，要表现平民生活；要反映社会问题，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样的文学主张与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说谎文学以及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贵族文学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胡适提倡建立的“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就是要提倡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学。胡适自己写的《差不多先生传》，就是一篇揭露和讽刺国民消极懒惰的劣根性的作品。胡适写到：“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传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了一个懒人国了。”[10] 胡适对国民懒惰的劣根性作了无情的鞭挞，可以说是与鲁迅不谋而合。

胡适提倡翻译、模仿和学习的西方作家大都也是现实主义作家，比如陀司妥夫士忌，戈尔忌、伏尔太，福禄贝，莫泊桑，易卜生，契诃夫，萧伯纳，贝里等，这跟他的理论倡导是相一致的。胡适说：

“况且胡先教授又说，陀司妥夫士忌，戈尔忌之小说，死文学也。不以其轰动一时遂得不死不朽也。胡先教授居然很大度的请陀司妥夫士忌和戈尔忌来陪我同死同朽，这更是过誉了，我更不当了。”[11]

“等到中国人文学里有了伏尔太，福禄贝，莫泊桑，易卜生，契诃夫，萧伯纳，贝里……一流的作家，鬼话文学自然就回到坟墓里去了。”[12]

“所以我前几年在上海寄居的时候，曾发愿直接翻译英国和美国的短篇小说。我又因为最喜欢Harte与 O.Henry的小说，所以想多译他们的作品。 [13]

其二，胡适强调文学创作的真实性问题。胡适认为文学作品要讲求真实。创作文学作品可以合理想象，要有经验做底子，不能凭空虚构。他在《留学日记》中说：“诗贵有真，而真必由于体验。若埋头墉下，盗袭前人语句以为高，乌有当耶？……吾诗清顺达而已，文则尤不能工。六七年不作着意文字矣，乌能求工？”[14]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特别强调“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现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关了门虚造出来的，或是间接又间接的得来的，因此我们读这种小说，总觉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痒的，没有一丝精彩。真正文学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个根底。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8]这一点，跟《文学改良刍议》中的“不无病呻吟”的主张前后呼应，即：文学创作要有感而发，要有真情实感。作家要深入生活，要观察生活，要有生活的体验，不能闭门造车，凭空捏造。

胡适敏锐地注意到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真实问题，他对《红楼梦》《三国演义》的考证等，就特别对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真实问题进行了论述。“这种描写法，既不背历史真实，又能寥寥几句话里使两个英雄的神情态度在戏台上活现出来。我们如果真想打破那些红脸黑脸，翻跟斗，金鸡独立，全武行……的历史戏，不应该研究研究这种描写法吗？” [15]这里所说的“既不背历史真实，又能寥寥几句话里使两个英雄的神情态度在戏台上活现出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艺术真实，即：在真切的人生体验基础上，通过艺术的创造力，以虚幻的形式揭示出来的实际生活的本质与真谛。而经过文学艺术家提炼、加工、改造过的真实，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强烈、更鲜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实际上提出了“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样一个美学命题。

其三，胡适也因为其现实主义文学主张而提倡问题剧和问题小说。胡适在倡导“易卜生主义” 时特别提到“问题剧”和“问题小说”。胡适认为，自伊卜生（Ibsen）以来，欧洲戏剧巨子多重社会剧，意在讨论今日社会重要之问题。在近代西方戏剧家中，他最推崇易卜生，萧伯纳和白里而氏等人。[14]胡适也因此对大团圆的中国古典戏曲持决然否定的态度，“有见于佛教僧尼之制之不近人情，故作此剧，以攻击之。 [14]另外，胡适自己还创作了“问题剧”《终身大事》和”问题小说”《一个问题》以及传记《李超传》等，将文学问题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进行改革，借文学问题以解决社会问题。

悲剧观的推崇，也是胡适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一个延伸。胡适的现实主义思想是和对悲剧的推崇以及悲剧精神的提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胡适不仅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和《〈红楼梦〉考证》中作了清楚的阐释，而且还创作了“问题小说”《一个问题》、白话诗《人力车夫》和独幕剧《终身大事》，张扬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个美满的结局。胡适尖锐地指出，“团圆的迷信”是中国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事情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残酷，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那是说谎的文学。胡适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和反省。胡适认为新文学要有悲剧观念，因为悲剧有陶冶人的作用，让人们用适度的激情来面对人生。

三

胡适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形成跟胡适受中国传统文学的熏陶以及作为传统士大夫的身份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胡适少年时期熟读儒家经典，儒家文化那种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对他的理性气质和实用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美国，他早年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并在系统的西方文学理论中找到了更为成熟的表达。胡适曾对他的现实主义文学倾向有过这样的交代，说自己是白居易、杜甫“一派”。胡适说：

“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后来我因为要学时髦，也做了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读杜诗，只读《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咏怀》一类的诗，律诗中五律我极爱读，七律中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16]

这是胡适对他自己早年偏爱写实主义文学和浅白易懂的文字的最直率的表述。1914年8月3日，胡适在日记《读白居易〈与元九书〉》中专门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学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分野，并以西方话语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了诠释：

“文学大率可分为二派：一为理想主义（Idealism），一为实际主义(Realism)。

理想主义者，以理想为主，不为事物之真境所拘域；但随意之所及，心之所感，或逍遥而放言，或感愤而咏叹；论人则托诸往昔人物，言事则设为乌托邦，咏物则驱使故实，假借譬喻：‘楚宫倾国，以喻蔷薇；‘昭君环佩，以状梅花。是理想派之文学也。

实际主义者，以事物之真实境状为主，以为文者，所以写真，纪实，昭信，状物，而不可苟者也。是故其为文也，即物而状之，即事而纪之；不隐恶而扬善，不取美而遗丑；是则是，非则非。举凡是非，美恶疾苦，欢乐之境，一本乎事物之固然，而不以作者心境之去取，渲染影响之。是实际派之文学也。”[14]

胡适讨论的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但他已经是在用西方文学术语和观念来解释中国文学传统，用理想主义（Idealism），也就是现在说的浪漫主义来概括闲适诗，用实际主义(Realism)，即现在所说的现实主义概括讽喻诗。我们可以说，在这里，胡适是在用西方的文学思想去观照和诠释中国传统文学。

当然，胡适之所以倡导现实主义文学，还有着作为士大夫身份的内在制约。作为士大夫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胡适担当着救亡启蒙和再造中华文明的历史道义，因此，他的文学倾向也必然会受到因这种历史道义而产生的内在制约的限制。胡适曾经也阅读过大量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很欣赏华兹华斯、济慈等浪漫派诗歌以及勃朗宁、邓耐生、爱默生等的充满理想、乐观洋溢的文学，但是在新文学运动时期，这些作家却慢慢淡出胡适的视野，被胡适所冷遇。后来，胡适甚至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采取了批判和拒斥的态度，并对茅盾等人提倡并从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胡适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与晚清作家翻译外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有着根本的不同。温儒敏在《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认为，晚清时期的徐念慈和林纾也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但总的来说他们是用传统文学的框架去容纳外国文学的某些题材、技巧，还不能说他们已经接受了外国近代文学思潮的实质性影响，当然更不能说他们已经是五四新文学思潮的先驱。比如徐念慈讲“文学与人生”的联系，只重在以娱乐“深性情之刺激”，摆脱不了封建文学的“消闲”圈子，与五四时期现实主义的“写实的”“为人生”的文学观是截然不同的。林纾也觉察到狄更斯等欧洲作家“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并希望中国学习他们。这说明，林纾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近代现实主义的某些特征，但他毕竟是封建士大夫，他提出“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不是为了社会，只不过是“用告当事”，“俾政府知而改之”，而他的“小说一道，不著以美人，则索然如嚼蜡”的文学观念则更是庸俗。[17]

但胡适是以进化论为历史依据，判定中国在文学发展上要远远落后于欧洲，所以就有意识地倡导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他的“写实的”文学的主导倾向已然接近西方现实主义。他不仅仅是从结构、技巧等细节问题上去借鉴西方文学作品，而且要从文学观念的现代化入手，希望在中国兴起能与世界文学发展趋势相适应的新文学，从而参与并追赶世界的文学进程。周作人后来明确提出了“人的文学”的主张,并进行了深入具体的阐述，但学界多认为，其理论主张并不为其独有，而应看成是与之同道者思想的集成, 里面应有胡适的倡导之功。因此我们可以说，胡适提倡的“写实的文学”已经为“人的文学”理论做了有效的先导，只是后者更加理论化，更加明晰和成熟。

参考文献：

[1] 胡适.读沈尹默的旧诗词[A].胡适文集(2)[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31.

[2] 胡适.答朱经农[A].胡适文集(2)[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1.

[3] 胡适.四十自述[A].胡适文集(1)[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2--73.

[4] 胡适.导言[A].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1.

[5]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A].胡适文集(2)[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16

[6]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A].胡适文集(2)[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

[7]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A].胡适文集(2)[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

[8]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A].胡适文集(2)[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3.

[9] 胡适.易卜生主义[A].胡适文集(2)[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75.

[10] 胡适.差不多先生传[A].胡适文集(11)[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

[11] 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A].胡适文集(9)[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