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雄

摘要:长期以来，对奥地利经济学派思想的研究深受极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国内普通读者对这一学派的了解大都停留在教科书的科普级别，对其经典文献和著作的解读少之又少。本文出于对奥地利学派经典著作的解读，来介绍作为该学派第三代传人米塞斯的思想, 以期引起国内学者对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的深入思考。全文从五个方面总结其思想：（1）个人主观主义的行为学方法论，（2）货币价值的边际效用解释，（3）商业周期理论，（4）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5）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过程。

关键词:奥地利学派；米塞斯； 方法论； 市场过程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Ａ

长期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严重滞后，很多人文思想受到了极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受到影响最甚的尤其是有关自由主义方面的人文思想，当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研究也毫不例外地在此受到严重影响之列。国内普通读者对奥地利学派的了解基本限于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与边际革命有关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而且其代表人物大都是主观主义或者说是“庸俗经济学家”，他们为资产阶级利息的正当性做出各种不符事实的辩护，哈耶克则是有名的反社会主义的保守自由主义者，仅此而已。这些观点严重阻碍了我国对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的真正了解和研究，一些真正对奥地利学派有了解的学者也深受这种意识形态的禁锢和束缚。尽管台湾学者夏道平先生早在我们文革期间就已经翻译了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 的一系列经典著作，如 《经济科学的最后基础》（1968）、《人的行为》（1976）等，但对于大陆学者，甚至至今也很难求得这些中文译本。(1)因此，相对来说，国内（尤其是大陆）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

针对这样一个局面，进行奥地利经典著作的文献解读、注重吸收国际研究的最新成果、摆脱意识形态的禁锢实为当务之急，本文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初衷对奥地利学派经典著作进行解读，重点介绍作为该学派第三代传人米塞斯的思想, 以期引起国内学者对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的深入思考。本文主要解读米塞斯最重要的代表著作《人的行为》，(2)这本巨著不仅代表了米塞斯本人毕生的学术思想，甚至也是迄今为止奥地利学派思想精华之所在。早在一战前，米塞斯在参加庞巴维克（Eugen von B hm-Bawerk）富有盛名的讨论班时，他就想把门格尔（Carl Menger）开创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拓展到经济学的整个领域，甚至作为整个人类行为学的分析基础。(3)这一构想在孕育了近30年之后，终于得以实现。米塞斯于1940年首次以德文出版了综合性的专著《经济学：行为和交换的理论》，可惜此书淹没于当时希特勒侵略西欧的战争硝烟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到了美国，米塞斯又亲自用英文重写了原来的德文版，而且扩展了相当大的篇幅，这就是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为》。[2]基于笔者对《人的行为》的研读，下面把米塞斯对经济学的突出贡献归纳成五个主要方面来分别论述：（1）个人主观主义的行为学方法论，（2）货币价值的边际效用解释，（3）商业周期理论，（4）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5）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过程。

一、个人主观主义的行为学方法论

关于方法论，在这本千页的鸿篇巨著中，米塞斯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包括交换学或者说经济学的更广阔的人的行为通论。他从个人选择中去分析人的行为，始终认为这一选择是个人主观的价值评价，而且他认为行为都是基于理性的，这是因为行为学对任何价值评价都是中立的，因而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价值标准来宣称行为的非理性。所以行为学只分析其手段，而对目的不做评价。经济学作为行为学的一个分支，当然遵循同样的原则。因此，米塞斯在抨击通货膨胀政策、集权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干涉主义、公平主义时，所有的分析方法都是对其正确与否事先不做评价，而仅仅依据个人理性的主观选择行为，来分析这样一个问题——采取这些政策主张者所支持的手段是否能达到他们所宣称的那些目的？当然，米塞斯一一驳斥了这些观点，因为他们所宣称的美好目标无法通过他们自己主张的手段来实现，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甚至还会加重人类社会的灾难。

米塞斯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表现在他的行为学方法的彻底性和一贯性。他彻底抛弃了前期奥地利学派的心理学基础，仅仅从“行为是有意识的达到某一目的的行为”的这一事实出发，以纯粹演绎推理的方法来阐发一切行为学理论。因此，在米塞斯看来，他的行为学通论就像数学和逻辑一样，是“先验的”科学理论，是不依赖于历史经验材料检验的，他反对一切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另一方面他也反对均衡的数理分析方法，因为这些复杂的方程式几乎没有“时间”这一维度，他们无法阐释行为背后的“原因-发生”机理，但他承认这种静态的均衡方程式也是行为学分析过程中所要凭借的一个假想静态的分析工具。[3]

二、货币价值的边际效用解释

在分析间接交换的货币经济时，米塞斯同样基于个人主观行为来分析宏观的货币问题，提出了货币购买力的“递归定理”（Regression theorem），从而克服了前奥地利学派无法解决的所谓“奥地利学派循环”。 [4]这个循环是这样描述的：基于消费者主观边际效用的分析方法，我们很容易理解所有消费品或者生产品的价值决定问题，因为消费者需要消费品（效用），或者是生产品为消费品的生产贡献了边际生产力，这些最终都可以归因于最终的边际效用。可是对于货币，我们持有它只是为了购买消费品，而非消费货币，我们无法确知它的价值（也即购买力）从何而来，那么如何用边际效用的概念来解释货币购买力问题呢？米塞斯采用递归逆推的方法，他认为我们今天需要货币，是因为它昨天的购买力，昨天的购买力又来自前天，因此一直可以倒推到古代某个时刻，当时，充当交换媒介的实物还不是货币，而仅仅是具有某种用途的交换物品。也就是说，当时人们需要充当货币的商品（如黄金或白银），是因为它本身就具有边际效用。

米塞斯的这一发现，不只是从逻辑上完美地解释了货币的价值问题，而且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自由货币制度（free banking）。它表明，货币只有一个起源，只能是在自由市场上，从该市场上对于某种有用商品的需求中产生。米塞斯极力反对政府任意印刷纸币增加货币供应或者其他通货膨胀政策，这些主张都是这一理论的直接结果。他主张不受政府控制和支配的自由货币制度，这与哈耶克后来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乃是一脉相承的。[5]

三、商业周期理论

正如其货币理论的分析方法一样，米塞斯把个人的主观行为方法论贯穿到他的商业周期理论中，他一再强调，信贷的扩张不会马上导致总体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也不能使得利率一直能降低来刺激投资。因为信贷的扩张所导致的货币量的增加不会在同一时刻平均分配到每个人的手上，新增的货币势必先流到经济系统的信贷领域，之后才逐渐通过信贷进入投资、再进入消费领域，因此，在货币供应增加的初期，企业家受利率降低信贷扩张的利诱，增加他们的投资，尤其是诸如机器设备、工程项目、原材料等“高级资本品”的投资，这些资本品得利行业的投资势必吸纳更多的工人和其它可替代的资源，最后导致工资和消费品价格的普遍上涨，这样更进一步证实了企业家扩大投资的决心，企业家需要更多的信贷投资来满足市场的繁荣膨胀。所以进一步的繁荣必须依赖不断的信用扩张，这种无休止的信用扩张的结局就是“疯狂的繁荣（Crack-up Boom）”。米塞斯为我们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他说，“把全部企业家看作一个建筑师，他把基础打得过大，直到后来，在建造的过程中才发现，他完成这个建筑所必需的材料不够。显然，这位建筑师的错误不是过分投资，而是资源使用不当。”[6]691

只要银行业不会把市场表面的繁荣延续到这种疯狂的境地，信贷业的紧缩势必紧跟其后，因为资本品的投资必须与储蓄相适应才能保证其增长，然而工人及生产者的时间偏好并没有强烈改变，公众并没有储蓄到足够购买高级资本品的投资资金，这时信贷市场的利率趋于上升，于是这些企业陷入崩溃就在所难免，市场的衰退和萧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调整过程，市场通过这个过程来消化原先膨胀时期形成的“不健全投资（malinvestment）”，回归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自由市场生产体系。以至于米塞斯在论述关于商业周期习惯用语的混乱时说：“如果我们把产品的质量改进和数量增加称作经济进步的话，我们应该把市面的忽然兴旺叫做退步，把萧条叫做进步。市面兴旺是经由错误投资而浪费稀少的生产要素，同时也经由过度消费减少了物资的存量，他的所谓利益是以穷困做代价的。相反的，萧条是走回头路，走向所有的生产要素都用在使消费者最迫切的欲望得到最大满足的境界。”[6]707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这是米塞斯于1920年发表在一份学报上的文章名，后来又融合在一本全面批评计划经济的著作《社会主义》（1922）中，最后又再现于其综合性的鸿篇巨著《人的行为》中。这个著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是指：在取消了市场价格机制之后的社会主义体制中，没有可供计划者优化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和货币计算的可能性，缺乏这样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工具，他就无法判断一项稀缺资源是配置到哪个地方更有利，计划者所能做的只能是一个技术工程师所能做的事情，解决的是一个技术效率问题，而非经济问题。

这个重要的经济计算问题终于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视，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补救措施和应对方案。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逐一驳斥了所有这些调整建议的不可行性：（1）“试试改改的办法”，米塞斯认为，该办法只适合于那些很容易辨别其正确与否的事项上，譬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家行为，利润和亏损随时给他以判断投资正确与否的依据，可是计划经济中的计划者没有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盈亏无法计算。尤其是对于一个国家成千上万种消费品和资本品的经济财富，计划者如何能预见哪种资本品的投入会在漫长的生产期后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率呢？他缺乏市场经济调整的信号，没有所能凭以作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他的试试改改的办法“只是一个黑暗中摸索的办法”。（2）社会主义的“准市场”，米塞斯则说，“一个有市场和有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观念，正如同一个‘三角的四方形的观念同样是自相矛盾”。因为在计划者和计划专家的眼里，世界是静止的，他们企图保存过去市场上的价格信号，或者参照某些准市场的价格信号，可是这不过于是小孩子玩耍战争的把戏，他们取消了企业家的一切创造功能，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厂长、经理只是计划者的棋子，而不是面向消费者需求的创造者。（3）凭借数理微分方程式的办法，米塞斯指出，这只是为计划者描述了某种理想的均衡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所有的资源该如何计划和配置，可是计划者就算知道了这些情形也无用处，计划者的任务是在当下的行为。他必须知道的是，如何利用当下可利用的手段以最经济的方法来行动，他还要知道下一个步骤应该做什么，所有这些方程式不能回答他这些。一个人为着数学方法的实际应用，他必须每天重新解答那些方程式的荒唐数字，在这些方程式的创立者看来，现代的人简直是被抛弃的一代，他们唯一的意旨是为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的福利劳碌奔波，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永远是在“黑暗中摸索”的阶段。[6]843-874

五、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过程

米塞斯在阐述市场时照例一贯坚持他的个人主观行为方法论，他认为，每个人的市场行为都是本人理性地主观评价后所做出的选择行动，如果这一行动没有使得他比不行动的状况（主观评值）要更好的话，他一定不会有行动。因此，市场中的买卖行为根本就不存在古典经济学家所宣称的“等价交换”，而正好相反，在个人看来，一切交换只有满足主观上的不等价才会交换。无论是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购买总是在他的主观评价大于价格支付时的买方行为，而出售也一定是其出售所得大于其主观评价的卖方行为，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

这里需要注意的更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主观评价是面向将来的评价，所有的市场行为也是面向未来的行为，因此，各个人各个时期之间对同一事物的评价势必会在不断的改变和调整之中，这些调整都会真实反映在市场价格的波动上，从而对各个市场行为人进一步发出行为调整的信号。成功的企业家正是那些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变动、事先作出调整、为公众谋取最大消费者剩余的发起人和创造者，他们的天职乃是利用稀缺资源最有效率的服务社会、服务公众，以满足他们最紧迫的需要。米塞斯在此严格区分了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与官僚体系中的“经理”，这在上述论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中也有同样的论述。[7]因此，市场过程是企业家的发现过程，通过企业家，市场才能发现最适合公众需要的、最有效率配置稀缺生产要素的手段。这一市场发现过程的见解是新一代奥地利学派格外强调的重要观点，哈耶克、罗斯巴德、柯兹纳和拉赫曼等人都从各个不同侧面阐发了这一竞争性市场发现过程的重要性。(4)

六、启示

米塞斯的经济思想是从根本上阐发了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从研究的出发点和着重点看，他更多关注的是市场过程而非市场均衡状态，他不把经济学仅仅看作研究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学科，而是从人的行为方面来研究价格的形成过程、市场的运行过程和组织制度演进过程的宏大的关于人的行为的学科。因此，其经济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把握市场经济的精髓、防止过左的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复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米塞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的思想可以为当前宏观经济的周期分析提供基础，其企业家精神和市场过程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建立更合理的企业制度，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法制体系，他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论述也为我们政治改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意见。总之，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重新阅读和解析米塞斯的经典论著，对于我们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的。

（1） 另外，米塞斯1912年出版的第一本名著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货币与信用原理》，杨承厚译，1967，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至今在大陆也很难求得中文译本。这里请读者注意一下译者是杨承厚而非夏道平，有些书中对此说明有误。如米塞斯的《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戴忠玉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译者在该书的“翻译说明”中对米塞斯的中译本情况介绍有不当之处。

（2） 《人的行为》英文版（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第一版出版于1949年，1963年的第二版对第一版进行了修订和扩充，1966年的第三版只是纠正了第二版的一些打印文字错误，1996年的第四版增加了Bettin Bien Greaves撰写的索引和前言，1998年还出版了“学术版”，重印了第一版，包括了从未发表的由Crwford（1954）撰写的索引。到2000年为止，已经先后被翻译为意大利文（1959）、西班牙文（1960）、中文（1976）、法文（1985）、葡萄牙文（1990）、日文（1991）、俄文（2000），其中，西班牙文甚至先后出过四版（第四版出版于1986年）。中文版指的是湖北籍台湾著名学者、翻译家夏道平先生（1907-1995）的译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参见拙著“奥地利经济学派：一个文献综述”，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4期。

（3） 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和米塞斯。

（4） 关于新奥地利学派对市场过程理论的新发展，可参考近期翻译出版的卡伦·沃恩教授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书，由朱全红等人翻译，属于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奥地利学派译丛系列，其作者卡伦·沃恩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曾担任美国南部经济学会主席、奥地利学派经济发展协会主席，她的著作和论文成为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必读的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黄雄. 奥地利经济学派：一个文献综述[J]. 社会科学战线,2008,(4): 55-63.

[2] Mises, Ludwig von. Notes and Recollection[M]. Grove City: Libertarian Press, 1978.

[3] 门格尔. 经济学方法论探究[M]. 姚中秋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4] 米塞斯. 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M]. 戴忠玉等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5] 哈耶克. 货币的非国家化[M]. 姚中秋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6] 米塞斯. 人的行为[M]. 夏道平译. 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

[7] 米塞斯. 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M]. 冯克利等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