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剑

一到福建泉州，我就被一个惊人的发现迷住了。向以伊斯兰石刻著称于世的泉州居然一下子冒出了近300方印度石刻。而且，据考古发现和史籍记载，泉州在元代确确实实有过一个印度神庙。这个神庙颇具规模，遗址尚存。这不能不令人心驰神往。

同样激动得难以自持的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高华。我们是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开幕时相遇的。当时，我们都在宗教石刻馆内，置身于印度石刻的包围之中。这里有印度教圣典中三大崇拜神中的两个神祇：湿婆和毗湿奴的浮雕、圆雕，有神庙大量的建筑构件，如柱头、柱顶、龛状石刻、横坊、嵌板石、门框石……最有意思的是，还有错移到开元寺数百年之久的印度教寺的廊柱。“我绝对没有想到泉州居然会有这么多的印度石刻!”俞教授兴奋地说。“目前在国内只有泉州保存有独特的印度教神庙遗址。这么多印度石刻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馆完全可以拿到世界上去。”陈高华也相当激动，并建议我立即去找随考察船前来泉州的印度学者辛格。 在参加博物馆开幕式的数十国学者中，好不容易找到了辛格，他便径直朝两块2尺见方的石碑走去。那两块碑上刻满了圈圈点点的符号，天书一般。“这是南印度的泰米尔文，极有价值，极有价值!”辛格指着这两块碑嚷开了，并肯定地说，光是这两块石碑就足以证明南印度的泰米尔人确实到过泉州。

那么，碑上到底刻的是什么？泰米尔人的足迹到底经过哪些地方呢？ “去找杨钦章，他是权威。”俞教授建议。 杨钦章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十多年来就钻在泉州的宗教石刻堆里。在杨钦章的指点下，我才初步理清了泉州印度石刻的来龙去脉。 原来，印度神庙的传说在泉州至少已流传了半个世纪。20世纪30年代以来，泉州一带的城墙、荒野、池塘、道路和城乡小庙就不断地发现有印度式的石刻。一直到80年代末，城内仍不断地有极富价值的印度石刻出土，即使在今天，泉州不少居民的家中偶尔还会发现神庙的遗存物，有的被用作垫脚石，小块的还用作门栓。

第一个发现者是不能被忘记的，他就是已故收藏家、著有《泉州宗教石刻》这一重要文献的吴文良先生。这位中学生物教师省吃俭用收集了古代侨居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中亚人、欧洲人遗留下来的大量宗教墓碑和寺庙碑碣。断为两截的泰米尔文石碑就是吴先生于1956年在泉州五堡街发现的。然而，直到1981年，这两块石碑经日本大阪大学的专家仔细辨认和翻译，方才确定是中世纪流行于南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泰米尔文。其大意为：1281年4月，泉州港主挹伯鲁马尔，为感谢蒙古大汗御赐商业执照，特建寺庙，庄重地把乌帝耶尔·马鲁迦尼——乌帝耶——那依那尔神灵敬请入座，并祝愿察哈台罕幸福昌盛。从碑文内容可断定，元代，在泉州已经出现了一个实力可观的泰米尔人商团，而且，这里确实建造过一座寺庙。

那么，这座寺庙又在哪里呢？ 在杨钦章带领下，我们有幸对神庙遗址作了一次实地踏勘。 在尘土飞扬的泉州汽车站里，我们在一个垃圾堆中发现了一方刻有“番佛寺”三个大字的石碑，这里就是神庙遗址。 数目繁多的石刻和那座秀美无比的毗湿奴像就是在这里出土的。经考察，并参考有关民间传说，得知这里就是宋元之际担任泉州提举市舶司长官的那位有名的阿拉伯人蒲寿庚花园的故址。 作于元末、重修于明嘉靖年间的《清源金氏族谱》记载：“泉州故多西域人……元君制世，以功封寿庚平章……至是元政衰……其婿西域那兀纳袭作乱……即平·章宅，建番佛寺，备极壮丽。” 所谓“番佛寺”，顾名思义，供的是外来的佛。在明朝以前，“番”多指侨居我国的外国人。佛教是早为泉州人所熟知的，而元代的泉州人对印度教是陌生的，所以在佛寺前冠以“番”字。 尽管如此，毗湿奴像出土后，当地人们把它看成是佛庙遗物，误认为是释迦密宗立像，作为菩萨搬到泉州西北角的大无莲心庵的佛龛内供奉起来。这尊毗湿奴像高1.15米，头戴权力冠，挺然直立，体态修长，仪表高贵，宽胸博肩，长有四臂。他的上两臂左手拿海螺（即法螺），右手执法轮，下臂左手倚神杵，右手伸出作无畏印势，立于半月形的莲座之上。

印度教是在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外来民族的信仰与佛教、耆那教的教义和仪式而形成的，主要信奉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大神各代表了绝对权力的一方面。梵天是创造之神，是被高度哲学化的，即使在印度本土，梵天的形象也是偶露峥嵘。

在泉州，所见较多的是毗湿奴和湿婆的石刻。 在古印度的诗歌中，毗湿奴常常被描绘成天国的支撑者、雅利安武士之王，全身用可畏的武器装束。他手拿的海螺象征繁荣，可用作乐器，吹奏出无所不在的空灵的声音。圆盘是普遍力量的象征，神杵是所向无敌的最有力的兵器。

在开元寺后檐的十六角形廊柱的柱雕中，就有两幅浮雕涉及毗湿奴英勇搏斗的故事。浮雕之一是象鳄互斗，毗湿奴骑金翅鸟现身救象的神话。值得注意的是金翅鸟。据说那是喜玛拉雅山里一种半人半鸟的神秘鸟，象征天力，它从哪里起飞，哪里就成为圣地。此前，我去成都参观三星堆出土文物时，就曾亲眼看到一尊半人半鸟的青铜像，像高1米有余，上为人身，下为鸟爪，十分奇特。三星堆的这个青铜鸟与喜玛拉雅山的神秘鸟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颇有兴味的疑问。

湿婆的龛状石刻呈四方形，整体刻成屋宇状。龛内右边刻一尊四臂神像，两手合于胸前，趺坐在莲座之上，左边竖立一座塔状的“磨盘”，印度称之为林加，即印度人崇拜的生殖器形象。湿婆最基本的化身是林加，塔状磨盘是他潜在能力（性力）的象征。关于林加的起源，印度教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次湿婆行为不检遭众神讥讽，他羞愧得无地自容，便在一个晚上变成林加石柱。湿婆向信徒宣称：“羞愧令我获得新生，这就是林加石柱，它是万物之源，如我一样至尊无上，从今后尔等要视它如我，向他祈祷定能遂心如愿。” 湿婆被称为战胜毁灭之神，同时，他又是自我折磨的苦行之神和极尽享乐的舞蹈之神，他是印度舞蹈的始祖，代表着生与死，变化、衰亡和再生的力量。湿婆实际上是男神，但这些龛状石刻出土以后，即被当地居民误作观世音菩萨顶礼膜拜。

更使人迷惑不解的是泉州临漳门外的那一株石笋。这株石笋高4.5米，系用五段直径不等的雕石缀合而成，石面斑驳，呈锥状，像插地的石杵。据《泉州府志》记载，这株“石笋”于北宋初年就已存在。实际上这不是什么石笋，正是湿婆的化身——林加。临漳门外，依山傍水，山是九日山，水是晋江，这里极可能是当年泰米尔人登陆之地，而这株林加则是泰米尔人留下的遗迹。 我和俞教授等一行数人前往观赏了这株“石笋”。俞教授对这株林加极感兴趣。同行的一位福建省考古队的同志介绍，在漳州，还发现过女性生殖器的石刻。俞教授认为中国在汉朝以前就有过生殖器崇拜时期。杨钦章曾经在“石笋”附近走访过一些八十来岁的老人。经了解，这株“石笋”在解放初被移了七八米，在“石笋”原处，下面有近似磨盘（子宫）的基座。由两块石头叠在一起，其中一块中间凹下，当地人称之为“仙脚印”。现在原处尚可看到圆石的一段露出地表。附近居民说，崇拜这石祖，可使不育的妇女怀孕，使家畜繁衍，五谷丰登。 当我们站在泉州汽车站的车库前发出浩叹时，俞伟超教授相当肯定地表示，这块地方要圈起来，不能再造高大建筑，时机一旦成熟，就要掘地三尺，下面肯定会有所发现。一旦遗址得到确认，那么，这300方印度石刻在学术上的价值就会大大提高。

最后，也许有人会问，印度教神庙中的廊柱怎么会跑到开元寺去呢？据推测，这座神庙建于元初，及至元末已被乱民所毁，明洪武年间重修开元寺，神庙废墟上的廊柱很自然地被当作石料挪进了开元寺。其实，这样的印度教神庙的廊柱，在泉州天后宫还有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