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文澜，亲和、风趣、随意、恬静，

认识他的人几乎都这样形容，斯文的镜框后眯缝着的小眼睛，身材修长遇人却总是躬和谦谨，始终面带微笑让人如沐春风，即使偶尔身座高台，也全没有正襟危坐的局促和威严，这是王文澜的习惯，也是他的游刃有余。

说起王文澜的摄影作品，也与他的人一般平实，安静。一张一张淡淡地为你讲述一个一个平常的道理。幽默、调侃、诙谐、揶揄，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生活，到他眼里就能提炼出包罗万象的普遍哲理。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张，很难在他海量的图片库中找到更多具有视觉冲击的代表作，但是，经久耐看的每一张也都让你不忍放弃。长年累月的积蓄，大城小池地游走，就这样，慢性子的他用漫漫三十年的时光构建了一个足以概括中国1/4世纪的影像王国。

《数码摄影》：在您几乎所有已经面世的摄影作品中，除了“四五”运动和唐山大地震这些新闻报道题材，在摄影界人们对您最熟知的两组纪实作品，也是影响最大的两组，恐怕应该说是《广场漫步》和《自行车王国》了。但是翻开您的摄影作品，还有更多更厚重、更文化、更重大的选题，例如《重修长城》，例如《名人肖像》，您拍摄的邓小平，叶利钦，撒切尔夫人，冰心，季羡林，萧乾，贾平凹等等都是很好的人物肖像，再例如《爱乐》系列，《符号》系列，这些没有成为您广众的代表作，反倒是略显市井和轻松的《广场漫步》与《自行车王国》被摄影人津津乐道。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王文澜：这可能跟我接触摄影的角度有关，我是1967年拿起相机开始照相的，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摄影对于我基本上就是一种娱乐。这期间有个例外，就是1976年发生的几件大事，首先是“四五”运动，紧接着是唐山大地震，然后是粉碎“四人帮”。我拍摄“四五”运动是跟家庭被冲击有关，唐山大地震是随部队抗震救灾，可以说这些是我“必须要拍的”，而不是“我想要去拍的”。除了这些，在1967年到1977年这十年中，我甚至没有记录一张当时时代背景的照片，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进入《中国日报》，接触了很多新的东西，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他们给我启发很大，例如刘香成，他让我懂得了要从“旁观者清”的角度来发挥摄影的记录功用。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明晰了自己的目标——我要记录下一个1/4世纪的中国民生百态。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目标的确立，使得《广场漫步》和《自行车王国》更能显现中国的时代变迁，所以被人们记住。《广场漫步》其实就是我们哥四个（王文泉、王文波、王文澜、王文扬）搞的家庭影展，在国内尚属首次，这种形式更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拍《自行车王国》是因为当年都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逐步觉得自行车很中国，是中国生活方式的象征。但也有人批评说只是停留在一种讲述的层面，没有达到批判现实的深度。这可能是我性格的局限。

《数码摄影》：那么在您对纪实摄影意识上的认知产生转型的时候，创作手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吗？为什么您的作品看起来那么朴实深邃？

王文澜：我也是最近在整理自己照片的时候发现，我的东西平淡的居多，虽然我也曾经受到布列松“决定性瞬间”的影响，也曾被“荷赛”新闻图片的视觉冲击感染，也曾挂着一脖子相机镜头去感受“专业”。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视觉冲击也就停留在了唐山大地震时期，后来即使是中外重大事件的报道，拍摄国内外重要领导人，也是平视的角度，基本没有仰角的夸张，为了能在图片中纳入更多的信息量，我后来主要用广角镜头，很少用长焦了。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用傻瓜照相机拍新闻，跟听古典音乐一样，我不发烧设备，我听的是版本，我要的是得心应手、形影不离。

《数码摄影》：还有很多人将您与贺延光（《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类比，称为中国新闻摄影的双子座，我个人反倒认为你们两位无论从选题内容还是摄影风格都不在一个讨论点上，贺延光老师更多倾向于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而您更像一个杂志的专题摄影师，视角、出发点、心态以及《中国日报》与《中国青年报》两份报纸的报道倾向度都存在差异，请问您给《中国日报》年轻的摄影记者提出的报道理念是什么？

王文澜：延光和我的区别可能是一硬一软、一急一慢、一紧一松、一明一暗。例如非典时他要冲到医院去，要到一线，我则要去拍空空荡荡的天安门广场。他更像是一个新闻记者，而我呢，我比画报记者还慢。

《中国日报》的摄影记者肯定不能都像我，我们也有很出色的新闻记者，像上世纪80年代的郭建设、90年代到现在的徐京星、武治义等，都非常具有新闻敏感性。冯锡良总编辑对《中国日报》的新闻图片提出了“新、真、人、活、大”的要求，“新、真”是报道的标准，“人、活、大”是我们的风格，要关注普通人，图片、版式要活泼，普通人的照片也要放大。《中国日报》是一份国际性报纸，我们要给外国人看到一个真实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国。

《数码摄影》：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场景都容纳了许多的信息量，我看您的作品好像始终是在寻找和组合，把不关联的，乍看起来没有实际联系的信息进行重组，从而产生一个新的，具有超越照片本身的意义，您是否在拍摄中乐此不疲？

王文澜：摄影是偶然得之，我喜欢生活中诙谐和幽默的东西，我的照片里有令人一笑的瞬间，也有一些幽默是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一些生活中的巧合本来毫不相关，但是碰到一起就有了一种无法言状的感觉，可能正是这种欲说还休的拿捏，使得照片有了味道。

《数码摄影》：谈到您，很多人都爱把您对古典音乐的爱好与摄影联系起来，您觉得这两者真的有什么联系吗？看了您的摄影作品我反倒觉得像是音乐里面的民乐，很民生，很亲切，很闲适，我对古典音乐了解不多，它能触发您多少的创作思路？

王文澜：其实各种艺术类别都是相通的，你可以从音乐中寻求灵感，你也可以从绘画，从文学，从舞蹈、戏剧、电影中获得同样的启发。即使是摄影也有太多的门类风格，谁说新闻摄影记者就不能从观念摄影中汲取养分？你看常河（《东方早报》副总编辑，第50届“荷赛”自然组照二等奖）的《中国动物园》，本身就是很具有实验性的观念作品。我有很多台湾的摄影朋友后来去拍电影了，我们所熟悉的很多电影导演以前也都是学摄影出身的。音乐对于我，可能是除了摄影以外的重要精神寄托。从宗教圣咏、巴洛克、浪漫主义、现代音乐的不同层面，也会影响我对摄影的认识与实践。

至于你说我的摄影作品不像古典音乐而像是民乐，可能是因为你我都太熟悉中国了，我拍的国外作品就比较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