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刚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相信很多中国人都懂得了这一点。现在，很多外国人也开始慢慢地体会到中国改革的艰难了。但是，有些事情可能根本就无法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必须以最大的限度、最快的速度加以压缩。矿难就是一个典型。

频发的矿难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不能重走发达国家当年原始积累的道路，原因不仅仅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更在于我们不再具备当年西方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历史背景和国际条件，也没有更长的时间采取渐近式的方式去解决类似于矿难这样的问题。

的确，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在同一个发展层面，出现类似于矿难这样的工业化初期常见的问题是难免的。很多人期待，随着积累的增加和社会、技术的进步，这些问题会逐步得以解决。这种期待是不现实的。

我看到不少文章都提到了美国早年的矿难数据。如果仅从矿工的死亡率来看，中国目前和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差不多，甚至比上世纪50年代之前的美国还要好。2007年，中国因矿难死亡的人数为3770人，以中国矿工总数700万人计算，差不多平均每10万人的死亡率是54人。而美国的数据表明，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每年有数千人死于煤矿事故，每10万矿工中的死亡率都在百人以上。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每10万人中的死亡率才减少到50余人。1968年，西弗吉尼亚州法明顿发生大矿难，有68人遇难，次年美国颁布了《联邦煤矿健康与安全法》，死亡率由此才开始大幅下降。如果从年均矿难的死亡率来看，美国从1906年到1910年，因爆炸引发的矿难造成的死亡人数年均为477人，而到了1991－1995年，下降到了年均3人。

仅从数据上看，我们的确需要一个过程，才能逐步进化到一个更注重生命和科学的发展阶段。美国的煤矿业就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法律、管理和科技的进步，最终才达到现在这样的“高产量、高质量、低伤亡”的阶段。

但是，在实践上，这样的比较根本就没有多少现实意义，因为我们不可能经历如此漫长的过程，也根本无力承受这个过程所带来的社会冲击。我们在看到这些数据的缓慢变化时，还应当看一看美国当年的社会情况。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另一些数据：

19世纪中期，美国宾夕法尼亚和西弗吉尼亚的一些矿工自发组织起来，成立秘密组织，在从1862年到1877年的10多年间，采取暗杀的方式，将10多个矿主绞死；

1877年爆发铁路工人大罢工，在这次罢工中惨遭屠杀的工人达300名以上，受伤者有1000多人；

1892年，美国宾州的钢铁工人发起了为时达4个月的大罢工。1万多工人武装起来，与公司雇的卫队血战；

1899年4月，爱达荷的矿工炸毁了价值25万美元的工厂，总统派军队将成千上万的工人关进“拘留区”；

1902年，宾夕法尼亚的10万煤矿工人从5月12日起罢工，使煤矿关闭了一整个夏天；

1919年11月1日，美国50万矿工大罢工，催生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个工运高潮。

这样的激烈冲突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这就是当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带来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可以说，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实现安全生产的目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因为这种激烈的冲突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迫使资本家不得不做出改革。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如此惨烈的冲突，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能承受得起了。可以说，任何一次像当年在美国出现的严重冲突，如果发生在今天的中国，都会给企业、社会和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在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今天，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全面实现矿业生产安全。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艰难，不仅在于它要经历更多、更长时间的磨砺，更在于它又是一个压缩的现代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解决像矿难这样的问题。

对此，我们别无选择。▲

（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