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之

邓拓(1912～1966年)，福建福州人，出身于晚清文人家庭。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早在1944年5月，邓拓就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建国后，受命主持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一对期，邓拓很受信任。他曾被提名为八大的中央委员，因为以《人民日报》重要地位，总编辑是应该有这个位置的。但是他表示谦让，说这个位置应当留给别人。有一个时期，还传说邓拓要去给毛泽东当秘书，也被他谢绝了。但中央还是决定邓拓出席政治局会议，以便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

初遭厄运

可惜好景不长，当1957年初，当后来被誉为“阳谋”的鸣放运动起来后，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阻止报纸一些人卷入鸣故的浪潮，还发表了不赞同鸣放的文章。毛泽东大发雷霆，1957年4月10日，在中南海召见了《人民日报》的编委，邓拓汇报时，毛泽东多次插话批评，口气很重：“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同中央唱对台戏。”毛泽东当面批评《人民日报》的几个副总编辑为什么不起来造邓拓的反。甚至有意让当时只有30岁的王若水当总编辑。毛泽东甚至劈头盖脸痛骂邓拓：“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邓拓提出辞职，表示早有此意，完全诚心诚意。毛泽东打断他的话：“我就不相信你那么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态度之严峻，措辞之凌厉，确是闻所未闻，也是《人民日报》创刊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大事。而实际情况只是他对当时所谓“引蛇出洞”的阴谋不甚理解或者不无反感，因而行动上有所踌躇，不料竟遭到如此严厉的训斥。一时报社大楼里人心惶惶，仿佛春天里刮来一阵寒风。为了顾全大局，邓拓只得忍气吞声，再三作违心的检讨，并且请求辞职。但未被批准，仅由代表中央主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来报社在一次小型会议上顺便宣布“《人民日报》由邓拓同志担任社长，吴冷西同志担任总编辑”。

1958年8月邓拓告别工作多年的《人民日报》，去了北京市委。1959年2月，在报社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当场吟诵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戊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文革中，《红旗》杂志的林杰在一篇文章里引了这首诗。据说毛泽东看到后很震惊。1957年他批评《人民日报》编委会不起来造邓拓的反，想不到报社这么多的人居然还和邓拓‘风雨同舟!

撰文《燕山夜话》

邓拓学识渊博，是位历史学家，对明清以后的历史更有专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说过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希望报社编辑记者都应该研究历史，更应该以史为鉴。三年困难时期，写了一篇《从借书谈起》，借清初学者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一文中说到贫寒文士读书之难，皇家和富贵之家藏书无数，“然天子读书者有几?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从而引出一个真理：占有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为了优越的条件而自满，而骄傲，结果只能引导到失败。胜利是永远属于那些在困难中不但不低头、反而发愤图强的人们。”

1961年1月上旬，中共北京市委开了一次常委会。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同志，在常委会上就宣传工作谈了这样的意见：现在是困难时期，有人反映下班后连书也看不下去，因此报纸要提倡读书，才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就不会斤斤计较。现在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怎样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

市委常委会的精神很快传达到《北京晚报》。当时报社负责人顾行多次与邓拓“磨”，希望他给报纸写写稿。后来，报社给邓拓打电话，催问栏目和稿件的事，他回答：“我已经考虑好了，你们晚上到我家里来吧!”那天晚上顾行等人到他家的时候，他一见大家进去，先开了一句玩笑：逼债的来了。随即从桌上拿起两张已写好的纸片递给顾行，一张写的是(燕山夜话)，另一张写的是‘马南邨(本来是村字)。他说：“栏目我想就叫《燕山夜话》。燕山，是北京的一条重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的意思。马南邨是笔名。马蓝村原是我们过去办的《晋察翼日报》所在一个小村子，我对它一直很怀念。”就这样，1961年3月19日，《燕山夜话》开宗明义的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见报了。从此，一篇篇字迹潇洒有力的文稿源源不断地来到晚报编辑部，一周和读者见面两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燕山夜话》在晚报刊出后，首先在报社内部引起了惊叹。每次小样一出来，大家先睹为快，边看边议论；一个人怎么读那么多的书?能记住那么多的材料?

邓拓写《燕山夜话》的时候，虽然则则四十八岁，却已积累了近三十年学术研究和新闻工作的经验，早已驰骋于政论、历史学、文艺评论、诗和散文等领域，他正是把他拥有的广阔的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高度的理论修养和精湛的写作艺术全部熔铸在这一篇篇一千多字的小文章里、厚积薄发，举重若轻，纵横恣肆，开创了杂文写作的一条新路一知识性杂文，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珍贵的精神食粮。文革遇难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匆忙看过，就给范瑾打电话，让她第二天转载。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范瑾打电话，范瑾说：“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彭真当时不在北京。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表上。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即1965年11月10日到1966年1月5日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通共只有55天，时间虽然短暂，但邓拓的所作所为，都是起到力图阻止十年动乱的序幕关口，不希望朝着疯狂的、无原则的政治批判方向发展。在这段时间，他发表过演说，组织过写作组写学术批判文章，亲自出马写了“向阳生”的文章。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被人把矛盾推向激化，都被当作加罪于邓拓、彭真的口实。

1966年5月8日、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诬陷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且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地声称：“邓拓是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邓拓当然知道这种诬陷是欲把他置于死地，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才这样说的。邓拓当然也知道，姚文元、戚本禹等这股恶势力在当时是无法抗拒的。邓拓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以死来作最后的抗争。

历史学家傅国涌在评价邓拓时说：1936年，年仅24岁的邓拓就完成了第一部《中国救荒史》，被列入商务印书馆著名的“中国文化史丛”之中。他曾二度入狱，在国民党的黑牢里磨砺人生。他在26岁那年就当上《晋察冀日报》总编辑，转战抗日根据地，开始“毛锥十载写纵横”的书生办报生涯。他37岁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在笔走龙蛇二十年中，成为中共党报史上最出色、最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之一。

责任编辑：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