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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新年，还是春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地虽然多灾多难，但人们过春节时仍有一些美好瞬间。我们将这些美好瞬间回收，不是回避或忘记我们曾经的苦难和艰辛，而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人事站

中国使用电话第一人

1877年10月16日，清朝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受到伦敦电气厂厂主毕谛的邀请，并访问了毕谛在伦敦附近的电气厂办公地。毕谛特意请郭嵩焘参观贝尔1876年刚发明的电话，请郭嵩焘试打电话。

电话安装在相隔数十丈的上下楼内。郭嵩焘让自己的随从张德彝到楼下去接听，自己在楼上与其通话。郭嵩焘问张德彝：“你听闻乎?”张德彝答：“听闻。”郭嵩焘再问张德彝道：“你知觉乎?”张德彝答：“知觉。”

随后，郭嵩焘又叫张德彝：“请数数目字。”张德彝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当时电话传声应该不很清晰，效果不是太好，郭嵩焘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数者分明。”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电话，郭嵩焘也便成为中国使用电话的第一人。

八国联军中的“中国军团”

1898年11月，英国陆军部派员到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然后到威海卫招募士兵，组建中国雇佣军团。

1899年，一支由300多中国流民组成的雇佣军在威海卫正式成立了。由于这支部队是在中国组建的，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把这支部队称为“中国军团”；又因这支部队的士兵全是华人，又称“华勇营”。该军团的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的正规部队调任，士兵则在中国招募。在军团内部，除了乐队、译员、卫生队之外，还设置了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

1900年6月中旬，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兼八国联军统帅西摩尔中将率八国联军进军北京，途中遭到了云集在天津的义和团和爱国清军的奋力抗击。西摩尔为了补充军源，及早消灭义和团，便调中国军团增兵天津。6月21日，刚赐镇压完威海卫抗英民众的400多名军团士兵乘英舰离开威海卫前往天津。到达天津后以编号为“英军第一军团”的名义编入到英军作战部队序列，并立即参加了攻城战斗。6月27日攻占了北洋军火库，7月9日攻占了海关署军火库，7月13日和14日占领了天津城。在与清军和义和团早期作战中，中国军团是八国联军中唯一一支代表英军的参战部队。

“中国军团”里的中国士兵是民族败类。

有趣的名人自传

诺贝尔自传：几乎把毕生精力都献于科学事业的诺贝尔，写过一篇短而精的自传，全文不到80个字：

阿·诺贝尔，呱呱坠地之时，小生命差点断送在仁慈的医生手中。

主要美德：保持指甲干净，从不累及他人。主要过失：终身不娶，脾气不佳，消化力差。唯一愿望：不要被人活埋。最大罪恶：不敬鬼神。重要事迹：无。

老舍自传：解放前，老舍先生在40岁时曾写过自传：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40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等于寒贱也。27岁发奋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34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过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启功自传：启功在他69岁时曾为自己撰写过一个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不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有。而微网，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生平，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麻连飞荐)

脸皮最厚的状元——裴恩谦

唐文宗时，宦官仇士良掌权，朝臣的生杀予夺，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裴思谦当时只是一个秀才，但他巴结权贵的功夫十分了得，很快便与仇士良打得火热。这一年，裴思谦心血来潮，想当个进士，便向仇讨了个帖子，去找当年的主考官高锴。高锴为官清正，将他轰了出去裴思谦气愤之际，声称明年非状元不要。第二年，裴思谦又拿着仇士良的帖子来找主号官高锴，对他说：“仇大人有信，荐裴思谦为状元。”高锴早把裴思谦忘掉了，对他说：“状元已经有人了，状元以外的可以按仇大人的意思办。”裴思谦厚着脸皮说：“裴秀才非状元不放!”高锴知道这次再得罪仇士良不会有好果子吃，就说：“既然如此，我要见裴秀才。”裴说：“卑吏便是。”不得已，只好让他当了状元。自己去要功名，而且非要个状元，此君脸皮之厚，状元中无人可比。

食色站

宋朝皇宫不吃猪肉吃羊肉

两宋皇宫“御厨止用羊肉”，原则上“不登彘(猪)肉”。据记载，宋太祖宴请吴越国君主钱俶的第一道菜是“旋鮓”，即用羊肉制成；而仁宗禁止宫廷为半夜饥饿人等上“烧羊”，所以羊肉是宋代的宫廷食材用量上的至尊。当时陕西冯翊县出产的羊肉，时称“膏嫩第一”。宋真宗时，“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就是买于陕西。而随着王朝的传续，宋代宫廷这种嗜吃羊肉为主要肉类的习俗，有增无减。大致在宋仁宗、英宗时，朝廷从“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数万”。而神宗时代御厨账本上记录一年中“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这里尽管记载着有少量的猪肉支出，但绝大部分的猪肉是上了“看碟”和配菜之列。

北宋皇宫这一饮食习惯甚至立都杭州的南宋都得以传承，宋高宗都傲气地表示宫中主用羊肉，不用猪肉乃祖宗习俗。即使到南宋：孝宗时，皇后“中宫内膳，日供一羊”。纵是因为地处南方，产羊不多，剩下的食料也是用南方特长的鱼虾水产来替补，而绝非猪肉。

唐朝妇女离婚比较自由

在三从四德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男人“休妻”的权利，没有女人离婚的自由。但唐朝是个例外，《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

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二、促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礼记》曾为出妻规定了七条理由：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唐律》也大致袭用这些规定，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不必经官判断，只要作成文书，由男方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但同时，《唐律》义承袭古代对妇女“三不去”的定则，即曾为舅姑服丧三年者不去，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不得去，现在无家可归者不得去。有“三不去”中任何一条，虽犯“七出”，丈夫也不能提出离婚。

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

“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杀罪和谋害罪。经官府判断，认为一方犯了义绝，法律即强制离婚，并处罚不肯离异者。对于“违律为婚而妄冒已成者”，也强制离婚。

《唐律》中的这些明文规定，就本质来说还是为了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巩固家长制度之下的夫权。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了积极和开放的一面，能够以法律形式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异。其对妻无“七出”和“义绝”之状，或虽有“七出”而属“三不去”者，不准其夫擅自提出离婚，否则处一年有期徒刑，无疑对夫权是一个限制，对妇女利益是一种保护。此外，唐朝也不鼓励妇女守寡，《唐律》中对于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

财经站

邓世昌的工资单：月薪40到60万人民币

邓世昌生前任北洋水师两大主力舰之一的致远号巡洋舰管带(舰长)。按北洋水师相关资料记载，邓世吕的武官阶级是总兵。在清代，武官的副都统和总兵为正二品大员(相当于中将)，故邓世昌的官衔是非常高的。他的月薪是官俸1584两，船俸2376两，合计3960两。按光绪年间推算，当时大米每斤价格15文，折银0.015两；食盐每斤35文，折银0.035两；猪肉每斤40文，折银0.04两。以此估算：光绪年间一两银子在今天的购买力约合人民币100-150元。故邓的月薪折合人民币40-60万元，待遇是相当高的。致远舰上待遇最低的是夫役，月俸6两，折合人民币600-900元。一等水手月俸10两，折合人民币1000-1500元。这说明北洋水师在当时不仅是晚清军队中的骄子，舰上官兵的待遇也是无可比拟的。

甲午海战失利，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折合人民币1000-1500万元)以示抚恤。这说明，邓世昌死后，清政府给予其的褒奖和待遇也是非常高的。

以上说明清政府在海防上是下了血本的。但国家政治的腐败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即使花了那么大的本钱，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

古代典当业

中国古代的一种信用行业。以收取粮食、衣物等动产或不动产作为抵押，对押当人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当铺在历史上有诸多称谓，如质库、质铺、质肆、解库、解铺、解典库、解当铺、典库、典铺、典当铺、长生库等，最早的典当为南朝时寺庙所经营的当铺。典当规模大小参差，分大当和小当，也有的称为“巨典”和“短押”。“巨典”资力较厚，当期较长，接收金额较大；“短押”资力较薄，当期较短，以零星小件的收当为主。当铺进行业务，先查验押当物品真伪，质量优劣，当面评价，有意低估，值十当五，或按值八扣，再打对折，作为当价。一般收当价格为押当物品价值的40％至50％左右。受押物品成交后，付以收据，称为“当票”，载明所当物品及抵押价款，交押款人收执。质押期限自六个月到十八个月不等，过期不赎，典当铺即没收其质押品。康熙三年，按当铺税推算，全国约有当铺二万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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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人发型的含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头发代表一种礼仪，是礼貌、文明的象征。在刑法刚刚设立的时候，髡(kun)州是最严厉的刑法之一，就是剃光犯人的头发。很多比较情绪化的人在自我惩罚时，都采取剃头方式，如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就采取了剃光头和文身等极端行为来惩罚自己。那么，到了清朝，为什么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呢?原来这是有所讲究的。

清朝男人的发型，是把脑袋四周的头发都剃光，只留中间部分，然后梳一根大辫子。这其实是代表着清朝人的一种志向，叫做“削平四夷，定鼎中原”。(龙圻成荐)

秦朝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中国最古老的军衔制

秦朝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从低到高”：1公士，2上造，3簪袅，4不更，5大夫，6官大夫，7公大夫，8公乘，9五大夫，10左庶长，11右庶长，12左更，13中更，14右更，15少上造，16大上造，17驷车，18大庶长，19关内候，20彻候。秦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是在商鞅变法中，商鞅设立的。目的在于提高秦军战斗力。

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敌军的军官)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公士”、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证据是敌人的人头(首级)。就是说在战后，把敌人的人头砍下来，带回军营、作用证据。

古代高级流放地：房县

房县，古称房陵、房州，处川陕豫鄂四省交界之地，其境内山林四塞，地势险峻，加上其高湿和高温的气候，导致居住其中的人易感冒生病，所以成为中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久的流放地之一。仅史书上记载的流放到这里的帝王就有14位。

房县首次大规模的流放活动始于秦代。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十七年，嫪毐乱宫，被秦始皇所杀，余党4000余家皆徙迁于此。接着是吕不韦被免职并在蜀郡忧惧自杀后，其眷属和党羽及门下食客、家僮等一万多户(数万人)被流放到房县。秦灭代国后，将代王也流放房县。可见秦朝强盛时期，房县已为朝廷命犯的流放地。由于流放人口的增多，为加强治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置房陵县，属汉中郡所辖。

第二次是西汉时期，刘邦的女婿张敖、济川王刘明与济东王刘彭离两兄弟、清河王刘年和河间王刘元等被流放到房县。

第三次是唐朝，有梁王李忠、广武王李承宏，还有广为人知的庐陵王李显等，都被贬谪到房县。

第四次是五代两宋时期，后梁刺史惠王朱友能、南宋周恭帝等帝王被贬谪房县。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流放的帝王将相并非都是朝廷欲将其置于死地的人，若将这些人放在都城，会有麻烦，朝廷就只好将他们流放到离国都并不很远的地方。于是房县就成为最理想的流放地。

唐朝的庐陵王李显被贬房县长达14年之久，他在这里筑城建宫，以图东山再起。历史上被贬谪在这里的帝王将相修宫建殿者，远不止庐陵王一人，于是房县就有了“陪都”的性质，这种“陪都文化”是房县文化中最具独特价值的。(安长军荐)

奇趣站

唐朝对无故不上班官员的处罚

古代官箴以“清、慎、勤”为基本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历代典章制度中，多有规定。如《唐律疏议·职制五》有一条“官人无故不上班”的法令说，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五天处杖打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供职的“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同书《职制四》中，还有一条点名考勤的法令和解释，大意是：内外官吏应点名检查实到人数的，有时一天几次，频频点名，点名时未到的，每缺一次点名笞打二十小板。倘每次点名不到，完全不来上班，就计算天数，按无故不上班的罪名议处。

这种处罚如果放到现在，恐怕很多官员的屁股早就被打烂了。

武则天的乾陵让盗墓贼无可奈何

武则天的乾陵位于陕西省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距古城西安76公里，修建于公元684年，历经23年时间，工程才基本完工。

第一个光顾乾陵的是唐末造反大军领袖黄巢，他派40万士兵，跑到梁山西侧挖掘。不久，就把半座梁山铲平了，以此留下了40米深的“黄巢沟”，但无功而返。

向乾陵伸出罪恶之手的第二个人是五代的耀州节度使温韬，此人似乎生下来就是给李唐王朝的皇帝陵墓找麻烦的。在乾陵之前已经挖掘了17座唐皇陵，只剩下乾陵。和黄巢一样，他也兴数万人马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不料三次上山均遭风雨大作，人马一撤，天气立即转晴，温韬实在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还是没有再继续挖下去，遂此绝了念头。

最危险的是第三次，主谋就是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将军孙连仲。他带领一个师，学着孙殿英炸慈禧和乾隆墓的样子，在梁山上埋锅造饭安下营寨，用军事演习作幌子企图炸开乾陵，但也以失败而告终。

新中国建国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几个农民发现了乾陵的墓道。1960年，陕西省成立了乾陵发掘委员会，并于4月3日开始发掘乾陵地宫墓道。发掘显示：乾陵地寓墓道在梁山主峰东南半山腰部，由堑壕和石洞两部分组成。堑壕深17米，全部用长1.25米，宽0.4至0.6米的石条填塞。墓道呈斜坡形，全长63.1米，南宽北窄，平均宽3.9米。石条由南往北顺坡层叠扣砌，共39层，平面裸露410块，39层约用石条8000块。石条之间用燕尾形细腰铁栓板拉固，上下之间凿洞用铁棍贯穿，以熔化锡铁汁灌注，与石条熔为一体。另外，考古工作者在陵山周围也没有找到盗洞和被扰乱的痕迹，从而证明乾陵是目前唯一未被盗掘的唐代帝王陵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