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军

边区土改保护爱国民主人士，维护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贯性和严肃性

1947年3月，国民党军由于战线拉长，兵力不足，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以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的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担负主要作战任务。此后，习仲勋协同彭德怀组织､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等战役，并取得胜利。7月，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决定，习仲勋离开前线，回西北局主持工作。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公布施行。

习仲勋回到西北局之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组织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边区干部会议。11月1日，会议在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召开，时称义合会议。会议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发了布告。

由于义合会议在制订土改具体方针､划分阶级政策时，没有对老区､半老区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也没有明确禁止使用肉刑､不得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等内容，加上会后参加土改的工作团大多临时组建，本来就不够专业，又没有经过集训，工作上急功近利，导致在应用政策和掌握分寸方面出现偏差和失误。于是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渐渐蔓延开来，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一时气氛极度紧张。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的现象比较普遍。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绅士安文钦也受到冲击。安文钦在边区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开明绅士。他热心公益事业，支持抗战，曾当选为绥德县参议员､绥德警备区副参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三届参议会副参议长。安文钦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也赞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还主动向政府献出300垧(西北地区一垧合三亩或五亩)土地。但土改中，他的土地､房产被没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这无疑严重地违反了边区的土改政策，也与党的统战政策背道而驰。习仲勋在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批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习仲勋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十二月会议上，习仲勋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向毛泽东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一些看法。在十二月会议期间，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义合病逝。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土改中有些地方违反政策，冲击爱国民主人士的问题，随即与林伯渠一起向毛泽东建议，在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时要请党外人士参加，并特别提到要请当时受到批斗的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身份致悼词，以安抚爱国民主人士的情绪，缓和､改善与他们的紧张关系。毛泽东当场表示赞成，指出下面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绅士，要保护他们。后来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习仲勋的过问下，绥德县归还了安文钦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和房产。毛泽东也电示要保护安文钦等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林伯渠和习仲勋代他向安文钦赔礼道歉。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泽东的关怀表示感谢。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7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安排了安文钦致悼词。这事不仅使安文钦深受感动，也使各阶层人士深感满意，认为共产党讲信义，重交情。

习仲勋的努力体现了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对于提高党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威望和信誉，也有很大影响。

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就一些县土改中的问题，把自己的调查研究结果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汇报，对土改中的一些过火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改正建议。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就西北地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中，习仲勋列举了9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同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对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对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

在习仲勋的努力下，此后再也没有发生严重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对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减少了土改的阻力，也增强了他们继续跟党合作的信心。

争取项谦，平息叛乱，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维护民族团结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有汉､回､藏､维吾尔､蒙古等十多个兄弟民族。解放前，由于经济､政治､历史､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西北的形势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特务的煽动､支持下，青海､新疆的大小叛乱很多，土匪横行，严重破坏和扰乱了西北的和平与稳定。习仲勋以敏锐的眼光，最早关注西北问题。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个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路，为开辟稳定西北､开发西北的新局面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便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

昂拉部落是藏族的一支，居住在一个叫尖扎滩的藏民农牧业区，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解放后，藏族群众对共产党和解放军还不了解，加上匪特造谣惑众，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在马步芳残匪和国民党特务的裹胁､挑唆下，公开与人民政府为敌，拒绝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并组织反革命武装，发动叛乱。针对许多同志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争取项谦归顺的工作，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长达两年七个月之久。在此期间，项谦的态度反复无常，曾经几度归顺，但不久又反叛。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多次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习仲勋多次指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习仲勋显然不是单纯考虑项谦个人的问题，而是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解放军进剿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十分尊重该地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严格保护寺院，释放俘获的头目､官员，甚至给项谦卧病在床的母亲治好了病，同时对贫苦百姓进行救济､抚慰，以活生生的事实揭穿了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欺骗。

项谦在中共民族统战政策的感召下，终于在1952年7月11日下午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也没有反叛。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非常欣慰，亲自接见､宴请了这位“末代千户”，并委任他继续担任昂拉千户。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后来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毛泽东非常赞赏，把习仲勋比做诸葛亮。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还不忘开玩笑:“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0年3月，为了破坏新疆的稳定，蒋介石委任新疆巨匪乌斯满为“新疆反共总司令”。乌斯满等武装匪徒到处煽风点火，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残酷屠杀等手段，胁迫牧民2万多人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乌斯满匪帮在新､甘､青三省交界处抢劫杀人，煽动民族对立，破坏民族团结，严重危害西北的社会秩序，对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极大。1950年，乌斯满叛乱集团的另一头目贾尼木汉被捕。7月22日，在接到曾经主政新疆的张治中来信后，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彭德怀和习仲勋联名致电新疆，要求把贾尼木汉与乌斯满区别对待，要注意统战政策的运用，争取并利用贾尼木汉来瓦解乌斯满残部及稳定归顺之部落，真正孤立极端反动的乌斯满集团，同时尽量争取､挽救被诱骗和裹胁的群众。1952年7月，习仲勋奉毛泽东命令亲赴新疆解决民族纠纷。习仲勋严格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稳定了新疆的政治形势。在解决民族纠纷的过程中，习仲勋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的许多意见后来被政务院通过的有关法规政策所吸收，比如《关于保障一切散杂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和《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习仲勋更进一步推动立法，为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巩固民族团结等作出了贡献。

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曾经说过:“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这句话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习仲勋对民族统战工作作出的贡献。

三次批示，避免了统一战线的收缩甚至倒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广大知识分子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纷纷表示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随着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知识分子中非党知识分子又占了多数。因此，非党知识分子成了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

但是，当时许多人心里还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那么非党知识分子自然也就不再是统战对象了。这种认识误区如果任由其发展，势必造成统一战线的收缩，并有可能对非党知识分子造成新的伤害。

1982年，北京某大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短评，明确提出知识分子不再是统战对象。而这与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直接相冲突。在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非党知识分子被明确列为第三类统战对象。党把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统战对象，是为了加强与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更好地调动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更充分地发挥他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北京某报纸的短评一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在非党知识分子中影响尤其不好。许多人打电话或致信中共中央统战部，询问中央执行的统战政策是否有变。中央统战部给主管统战工作的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打报告。在报告中，中央统战部坚持认为非党知识分子仍是党的统战工作对象，并进行相关的说明。习仲勋当即批示，肯定统战部的正确意见，并责成该报改正和澄清。但该报拒不改正，并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统一战线的依靠力量，工人阶级内部不可能有统一战线，而且还说马列主义著作和我们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讲过工人阶级内部有统一战线。这样，争论进一步升级。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1983年中央统战部召开十省市统战理论座谈会，1985年又召开了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议，对党的统战政策进行解释和澄清。随后中央统战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是工人阶级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批发报告，同意此观点。这样，就在原则上解决了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争论问题。

习仲勋的三次批示，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非党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这三个批示及时澄清了误解，消除了思想混乱，从而避免了统一战线的收缩甚至倒退，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统战理论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习仲勋不仅从理论的高度重视非党知识分子统一战线问题，而且在实践中也身体力行。在工作和生活中，习仲勋广交党外朋友，坦诚相待，不少党外知名人士如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等，都是习仲勋非常要好的朋友。习仲勋尊重党外知识分子的人格，关心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开诚布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成为挚友。余心清是冯玉祥将军以前的老部下，是非常有名的党外人士，参与过开国大典的礼仪安排。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曾和习仲勋共事多年。“文革”开始以后，余心清被造反派当成“牛鬼蛇神”无情揪斗，不仅身心受到摧残，人格也受到了莫大的侮辱。1966年，余心清不堪忍受而愤然在自家的后院上吊自杀。事后，习仲勋对余心清的自杀非常惋惜，他曾经对其秘书张志功(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主任)说:“余老是一位跟着党走的高级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为人正派。‘士可杀不可辱，他哪能受得了那种侮辱呢?我那时要是在北京，开导开导他，他兴许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主政广东，提出加强海外统战工作

1978年4月6日，刚被“解放”､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仅仅一个月的习仲勋，接受中央任命，南下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从接到任命的那一刻起，习仲勋就在思考如何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迅速改变广东的落后面貌。

南下广东后，在天气最炎热的七八月份，习仲勋一头扎进基层搞调研，先后走访调查了21个县市。“东三区”之行既让习仲勋看到了“形势很好”，但也发现“困难很多”。广东紧靠大海，又毗邻港澳，在海外的华侨众多，如何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人文优势，迅速改变广东的现状，使广东更快地发展起来，是习仲勋思考最多的问题。

1978年11月8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在这次预备会议上作了《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汇报。在汇报中，习仲勋明确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习仲勋提出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加强海外统战工作，利用广东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优势，争取吸收港澳以及海外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实现广东经济的发展。习仲勋认为，广东应当而且可以先行一步，积极探索，培养人才，积累经验。在此后的几次汇报中，习仲勋多次希望中央放开一点，搞活一点，一再向中央建议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习仲勋的汇报和建议让邓小平联想到当年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做法，并最终同意在广东搞特区，“杀出一条血路”。

有了中央政策这把上方宝剑，接下来就要好好利用。习仲勋和广东的同志紧锣密鼓进行布置和部署，广东的改革开放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习仲勋意识到广东要发展起来，需要资金，需要人才，需要先进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在这方面广东完全有条件充分利用自己独特的人文地理优势。要把资金引进来，要把先进设备､技术引进来，最重要的是把人引过来。港澳同胞大多是广东过去的，海外华侨中有许多人的祖籍也在广东。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吸引下，广大港澳同胞､海外华侨愿意为家乡建设出力。习仲勋非常重视海外统战工作。在主政广东期间，习仲勋多次出访澳大利亚､美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在海外侨胞举行的欢迎宴会和座谈会上，他非常注意宣传和解释“文革”结束后国家的大好形势和改革开放政策。在与各界人士的畅谈中，他描绘祖国繁荣强大的美好前景，深入浅出讲爱祖国､讲大团结及祖国统一的必要性，并真诚邀请海外侨胞回大陆回广东观光访问和投资。1981年，习仲勋在出访瑞典时，适值“台湾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在当地召开“欧洲华侨代表会议”。毛松年是广东番禺人，1951年经香港去台湾，是台湾“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负责华侨社团､世界华文教育工作。习仲勋认为这是做国民党工作的好机会，便让华侨代表给毛松年捎信说:“如果毛松年愿意见我，我乐意见他谈两岸三通，谈和平统一，什么都可以谈，都是中国人嘛!”习仲勋的主动和大度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和平统一祖国的博大胸襟，受到广大华侨的高度赞扬。

历史上，广东人就有漂洋过海闯世界的传统。解放以后，群众偷渡外逃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习仲勋到广东后，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他考虑更多的不是如何打击的问题，而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习仲勋坚持认为，反偷渡外逃问题要标本兼治，治本为主。他认为造成偷渡外逃屡禁不止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与港澳相比我们发展太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只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小两地的差距，至少要让人们看到发展的希望，才能稳定人心，才能有效遏止这股屡禁不止的偷渡外逃风。1979年，习仲勋听取了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在深圳视察的情况反映后，立即召集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明确提出不能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看待和处理。习仲勋认为其中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框架下加以解决。在“左”倾思想还没有完全清除的当时，这一观念的转变的确需要相当的胆量和水平。

由于经济特区的建立，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希望，偷渡外逃的现象开始渐渐减少。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人们惊奇地发现那个让所有人头疼的偷渡外逃现象好像突然消失了，而且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香港的人也开始陆陆续续跑回来了。这个时候，人们不得不佩服习仲勋的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