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江

写过检查就可以“解放”分配工作，但他和军代表吵翻了

1971年12月，胡耀邦从河南省潢川的干校回到北京，处于“待分配工作”状态，无须劳动改造，也没有人要他出门开会了。这时，毛泽东传下话来，要4个人(胡耀邦､林乎加､苏振华和周荣鑫)写检讨。这在当时是一个好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写了检讨递上去，一般都能通过，通过了就可以“解放”分配工作，算是重新出山了。

据胡克实回忆，他们回到北京不久，中央组织部军代表找他们谈话，表示说打算分配胡耀邦去担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分配胡克实担任贵州省铝业联合公司的革委会副主任，但前提就是写好检查。

为这件事，国务院原秘书长周荣鑫来找过胡耀邦，一起商量怎么写这份检查。

对这份检查，胡耀邦心中抵触，不肯承认自己犯了“走资派”错误。

团中央军代表也为这事来找胡耀邦，催促他写检查，然后军代表好给他作鉴定。

胡耀邦很严肃地对军代表说，作为党的干部，分配到哪里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我作了那么久的审查，在分配工作之前，必须给我一个正式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必须是中央认可的。

军代表要胡耀邦承认自己有错误。

胡耀邦说，我有错误，但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走资派”。

胡耀邦写了一份检查，交给了军代表。

军代表又来找胡耀邦，说他的检查写得不够深刻，主要问题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性质。

看来，军代表很可能将这个看法写到鉴定中去了，而且拿来给胡耀邦过目。

胡耀邦不同意军代表对检查书的意见，而且写了《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其中说道:“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

军代表又来找胡耀邦，结果谈得不合拍，两人吵了起来。

军代表来的时候，正好有一位年轻人在胡耀邦家，他就是团中央原书记罗毅的儿子罗川。他后来回忆说:

我正和胡耀邦在家里谈话，团中央两位军代表来了。这两位在战争年代只担任营､团职务的军代表，颐指气使地教训起曾担任军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本来军队里是最讲究上下级关系的，然而“文化大革命”一来全都乱了套。军代表要求胡耀邦在他们搞的审查结论上签字。胡耀邦看了审查结论后不签字。我坐在里屋，门开着，相隔不过几米。我看着胡耀邦同军代表激烈地争论，声音越来越大。最后，胡耀邦一生气说:“我不同意你们写的审查结论，我不签字。请你们将我写的申诉连同你们搞的审查结论一并上报党中央､毛主席。”

军代表走后，我看见胡耀邦脸上仍留着气愤的神情。他对我说:“他们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没过多久，团中央军代表宣布，原团中央书记处成员，除了胡耀邦以外全部“解放”。被毛泽东点名要求写检查的4个人中，只有胡耀邦一个人的检查没有被认可，其他3位都“解放”出来了，胡耀邦继续在家中赋闲。

借历史的苍凉打发心中的苍凉

处于一生中最空闲的时刻，胡耀邦正好将此时光用来读书。不仅如此，他还提起毛笔练开了书法。和以前一样，他练字照例不临碑帖，只按自己的意愿追求去写。

1972年1月下旬农闲时分，还在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干校的高勇去大同探望父母，途经北京来看胡耀邦，正好看到胡耀邦在过期的《参考消息》报上练字。取来一看，却是“天下第一长联”——清代学者孙髯(字髯翁)的云南昆明大观楼长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这副长联有180字，尽管是写在旧报纸上，胡耀邦却写得分外认真。为他人题字的时候，胡耀邦通常将字写得很大，自己练字时则保持在一两寸大小。这次写大观楼长联即是如此。在家中练字时比较从容，更着意于追求书法的结体和笔力。这一次，胡耀邦不仅完整写下了大观楼长联，还于卷首书写了“昆明大观楼长联”字样，末尾写有“作者孙髯”四字。整个手书长联，首尾贯通，一气呵成，当属胡耀邦书作中的上品。

高勇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对大观楼长联相当熟悉。清朝道光以降，联长超过180字者不在少数，成就却难出其右。大观楼长联立意高远，意境深邃，结构严谨，文辞精美，确属千古一联。

高勇问了一句:“为什么写这个?”

胡耀邦回答，最近毛主席提起过这个长联。毛泽东说大观楼长联:“从古未有，别具一格。”

高勇当时的感觉，恐怕还是孙髯大观楼长联中那种历史的苍凉感打动了胡耀邦。告辞的时候，他向胡耀邦索要刚写下不久的大观楼长联。胡耀邦一口答应。高勇还随手多抽取了几张，打开一看，长联主要是写在1972年12月16日(星期六)的《参考消息》上。此外，胡耀邦将1972年12月3日的《参考消息》裁成数片，用毛笔写下了辛弃疾词《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这是一首吊古伤今之作。南宋乾道四年或五年(公元1168年或1169年)，辛弃疾在南京登上赏心亭，写下这首词，送给友人史致道。词中充盈吊古情怀，满目兴亡，愁绪如云。结句“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本意指登赏心亭远望，江上风大浪险，有桅摧墙倾屋倒之势。暗喻国势危急，是全词点睛之笔。

除了孙髯大观楼长联和辛弃疾词，胡耀邦还书写了一首《哀筝曲》，由高勇同时收集，其词曰: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

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

合读这3个作品，兴叹千古兴亡，斯人长逝，朝政反复，难以逆料，于君于臣，均非易事。如此情怀，当是此时此刻胡耀邦的心境写照。

在那段时间里，胡耀邦书写了相当多的古典诗词，可惜都没有保留下来。

初回北京，对这座生活了多年的城市觉得已经变得陌生了

刚刚回到北京，胡耀邦很愿意到市区热闹的地方走走看看。一天，胡耀邦走出家门，来到相距不远的百货大楼，想买一瓶酒。“文革”中的北京，商品匮乏到极点，买白酒凭本限量供应。到“文革”后期，更是逢年过节按本每人或每户只供应一两瓶还说得过去的白酒。这点胡耀邦倒是知道的，他上街前就把李昭的本子带在身边，在买酒的时候亮了出来。

售货员一看，说，这个本子不是你的。

胡耀邦一愣，心想这个售货员真有本事，凭本子就能知道主人是谁。他只好实说:“我是胡耀邦，我刚刚从干校回来，没有本，本子是我爱人的。”

售货员听后，说，原来你是胡耀邦呀，买吧，要买哪一种?

胡耀邦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还这么管用，颇有些受宠若惊，赶紧掏钱，这酒居然就买成了。

初回北京，对这座生活了多年的城市，胡耀邦觉得已经变得陌生了。他这时才发现，新中国成立后进城工作，凡事公车接送，眼下出门居然不会坐公共汽车了。有一回他外出，转了一圈，真的不知道该坐什么车回家了。他找到警察问路，大概是脱口而出，说自己其实已经在北京居住多年。警察问他，既然在北京多年，怎么不认识路呢?他笑了，坦直地说，我是胡耀邦，过去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呀。

警察也笑了，说，原来是胡耀邦同志呀，好，我来告诉你回家怎么坐车吧。

为张际春之子点燃希望之火

一天，有两个晚辈登门拜访。原来是老上级､战友张际春的儿子张筠嘉和张晓刚。20世纪50年代初，张际春调离西南，进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文革”爆发后，张际春受到抄家和残酷批斗。1968年9月12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也在此后去世。张际春夫妇病逝后，他们的子女星散四方。小儿子张晓刚去了新疆，在呼图壁县境内的芳草湖农场插队。张际春夫妇全无积蓄，“文革”又将薄薄的家产荡尽，张晓刚插队日久，生计艰难。他回北京后听说胡耀邦已从干校返京，就由哥哥领着来看胡耀邦，希望得到照应。

走进屋子的时候，张晓刚看到胡耀邦正在读《辛弃疾传》，他记得自己的家中也曾有这本书，一模一样，但是经过红卫兵抄家，早已不知去向。

看到两个落魄的老战友之子，不知胡耀邦是怎样的心情。

胡耀邦对张筠嘉､张晓刚说，你们的父亲就是心太重，放不开，这就跟不上趟了。“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挨过斗，还相互鼓励过。胡耀邦十分怀念这位老上级。

当时杨勇已去新疆军区当司令员。胡耀邦问，杨勇去看过你们没有?张晓刚回答说，没有。

胡耀邦自语道，他是军队上的人，也帮不上你们。接着他又提起了一个老熟人，很快又否定道，他也帮不上你们什么。

至于我呢，胡耀邦对张晓刚说:我现在还没有分配工作，连工作也没有，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呀。那怎么办呢?这样吧，你就找点东西自己学习吧。打日本打了八年最后不是打赢了吗?你要是自学的话，自学八年就能学习到不少东西了。

胡耀邦说了一些勉励青年人的话。

两兄弟向胡耀邦告辞。

胡耀邦的话在张晓刚心里点燃了希望之火。从此他开始自学英语，通过刻苦学习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苦读数年之后，“文革”结束，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北京创刊，张晓刚通过考试进入《中国日报》，后来担任该报评论部主任。他和胡耀邦并没有密切的接触，但是在“文革”窘境中的这一次接触，最终改变了张晓刚的命运，使他对胡耀邦永存感激之情。

门前冷落车马稀，但还是感受到了浓浓的战友之情

在赋闲家中的日子里，身居高位的来访者很少了，门前冷落车马稀。若有当年老战友来访，胡耀邦是特别高兴的。令胡耀邦感慨的，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原先他在晋察冀第四纵队的老搭档——司令员陈正湘中将多次前来探望。

陈正湘一生戎马，战功显赫，加之长期养病，在“文革”中未受到冲击。听到胡耀邦从干校回家了，他驱车而来，使胡耀邦感到很宽慰。这也是他们两位老战友晚年交往最为密集的时期。几年后胡耀邦摆脱“文革”磨难复出，后升任总书记，陈正湘觉得此时的胡耀邦太忙了，不能以聊天打搅。如果有事，陈正湘就写信相告，胡耀邦得信必复。陈正湘确信，胡耀邦是自己的知己。1989年胡耀邦病逝，陈正湘怅然若失。1993年12月，陈正湘将军病逝于北京。

陈正湘的来访，使胡耀邦感受到浓浓的战友之情。没有想到，从延安跟随他到华北战场的老警卫员张成海也在此时和他续上联系，登门看望。

原来，张成海已于1969年10月由一个坦克团的政委升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几年来收拾“文革”混乱局面，往往左右为难，心中不畅快。闻知胡耀邦从干校回来了，即前去看望，向他慨叹:工作太困难了!

胡耀邦､李昭见张成海来了，自然高兴，倾听老警卫员大叹苦经。一番话听下来，胡耀邦大声说道:“不困难还要你去干吗?你打仗都不怕死，还怕困难吗?有困难就去干，去克服嘛!”

其实，张成海就要听这几句话，他的苦经叹过，心里也舒坦了。胡耀邦一激励，他的工作劲头也就回来了。

话说到这时，李瑞环也来看望胡耀邦，他和张成海也认识，胡耀邦将客人一起留下吃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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