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锋明

摘要：从现代性心理的视角探讨了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指出现代性心理对当代中国农村产生了深刻影响，造成了社会风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旨在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和化解农村现代化风险的战略，必须重视现代性心理并解决其负面影响。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现代性心理；社会风险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1－0028－04

恰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落实深化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战略任务。可见，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展开，农村和农业建设已经愈来愈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这一看法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正如《决定》中所说的，“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我党在新形势下为了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应对之策。众所周知，现代化是近代以来的一个社会转型现象，这一转型是全面的、系统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社会所有方面。这一特性就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然也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建设工程，不仅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也包括个人心理、感受等微观层面，因此它不仅仅需要我们建设农村经济、改善基层政治，更需要我们贴近农民的内心，了解现代化变迁给农民带来的心理冲击以及这些冲击给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影响，探索新农村建设中的心理现代化机制。

一

在研究现代化的学者看来，心理变迁亦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一般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个人所处的社会模式发生急剧的变化，由此也会导致个人内心的感受和心理发生异变，这一异变的结果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性心理。

现代性心理首先表现为现代社会中个人心里日益孤独和寂寞。在舍勒(M.Seheler)看来，在现代之前的传统社会具有一种团契秩序，在这一团契秩序社会中每个人通过感情纽带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感到并懂得自己处于群体这一整体内部，都感到自己的血液循环于这一群体的血液之中，自己的价值是群体精神的价值的组成部分。”但随着现代个人主义的兴起，原有的这一道德共同体被分解，联结人与人之间的内部道德关系被摧毁，仅剩下外在的串联形式，社会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原子式个人集合的“细胞王国”。无论是在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现代的兴起必然伴随着社会组织模式从“共同体”向“原子化”的转变。在西方，无论是在古希腊罗马还是中世纪，对于个人而言，都存在一个归属母体和一个身份秩序。在古希腊罗马，城邦是每个人情感和精神归属所在。城邦为其所属的每一阶层的人都规定了不同的角色和行为责任。这样，在希腊罗马人看来，这个社会是有秩序的，每个人都从属于城邦这一主体。同样，在中世纪时，这一情感和精神归属就变为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通过儒家伦理体系联结在一起。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一切都改变了。原先传统的秩序被打破，个人成为独立的个人并被认为是最高的存在，不再依附、从属于社会。这样一种个人主义固然打破了旧有秩序对人的精神桎梏，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人在失去了道德归属之后所带来心灵的孤寂化、无意义和不安。正如弗洛姆(E.Fromm)所言，现代人“脱离了以前给予他安全感及相与感的那些关系……其结果是……人与他人的关系变成敌对的和疏远的；他自由了，但这也就表示，他是孤独的、隔离的……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际而危险的世界。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这样一种人的心灵的孤寂感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在钢筋水泥大厦的都市丛林，还是在人烟日见稀少的农村，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联系也越来越少。这是蕴涵着个人主义的现代性对现代社会人的心理带来的必然后果。

其次，现代性心理表现为攀比观念的常态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妒忌和怨恨情绪在社会中充斥。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存在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等级体系，因此，人与人之间的攀比比较少。每个人的位置被认为是天命所安排好的，每个人只须在自己的位置上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也由此产生他的自我价值和精神归属。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个人主义的兴起，人的等级被打破，个人的位置不再是固定好的，人的价值不再是通过天命的固定等级中体现，而需要在流动的竞争性等级体现。亦即由于失去了超越于个人的确定个人位置和衡量个人价值的外在坐标，每个人的位置和每个人的价值只有在与其他人相互对比中才能得到确定。因此，竞争制度成为现代社会的灵魂，在竞争中的攀比成为现代人必然的心理冲动，而在攀比中产生的心理变化就成为现代人普遍的心态。舍勒认为，攀比产生的心理变化必然是一种“怨恨”情绪，而此种“怨恨”情绪是现代性内在的心理品质。在舍勒看来，“怨恨是一种有明确方向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怨恨导致的结果是不满乃至报复冲动。怨恨心态既滋生于个体性因素，如资质、天赋等比较上，也滋生于社会层面，如社会角色、身份、地位等的比较。舍勒指出，不仅“怨恨的根源都与一种特殊的、把自身与别人进行价值攀比的方式有关”而且现代所推崇的社会平等的思想文化亦在推动着怨恨心态的发展。总之，在舍勒看来，现代性的内在品质必然会使怨恨情绪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心理。在舍勒之后，又有学者提出“相对剥夺感”理论，相对剥夺感产生于个人或群体与另一个人或群体的相互比较中。当个人或群体认为在同一社会中，另一个人或群体获得比自己更多的利益则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会推动人的不满情绪滋生，仇视社会。

二

毫无疑问，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现代性心理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现代性所造成的个体的原子化和心灵的孤寂化在当代中国农村愈来愈蔓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旧有的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社会关联被逐步摧毁，而代之以一种自上而下、深入基层的行政关联。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样一种行政关联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组织成一个个严密的小单位，每一个小单位里人与人之间联系紧密。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这样一种行政关联逐渐被削弱，再伴随着前几年税费改革使得基层政府财政枯竭从而导致治理能力弱化，这样一种行政关联也在近几年降到了最低点。实际上，从西方国家的发展来看，现代化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行政关联逐步弱化，通过民间组织联结成的社会关联逐步强化的过程。从市场经济的本身来说，通过社会或民间组织来组织农民比通过行政来组织农民更适合市场经济的内在特性；而从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增强社会组织力量比全能主义政府要更有利于政治文明的发

展。但中国农村的现状是：在“官退民进”的口号下，政府力量退出了，但民间组织力量却没有跟上，这使得农村和农民处于一盘散沙之境。农民个体的原子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缺乏，心灵处于一种孤单、空虚、无意义之状。而长期以来，农村“文化荒漠”的现象更加加剧了这一状态。诚如一位学者所言，“今天中国农村最让人震撼的不是它在物质上的贫困，而是它在文化精神上的赤贫状态。”这样一种原子化和空虚化对农村的社会生活产生消极影响，从而使社会规范严重失范。

其次，由竞争和相互攀比造成的怨恨和相对剥夺感也在农村逐渐产生。现代性个人主义造成竟争，竞争推动攀比，攀比引起怨恨，舍勒对此已经有了详细的论述。而攀比和怨恨又极易引起相对剥夺感。很多学者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剥夺感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普遍、特别突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阶层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必然使得有些阶层产生失落感和不公平感，由此引起社会冲突。而中国在解放后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政策，使得城市和农村无论在经济发展和福利保障上均存在着较大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城乡相对封闭，城市和农村之间流动不多，农民对城乡之间的差距常常体现在一种心理和记忆的“无事件境”上，缺乏具体比较、切身感受的“事件感”因此，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并不强烈，城市对于农民来说是另一个世界。随着改革开放，城乡之间的禁锢被打破，城市与农村连接在了一起，以往遥远的城市世界被直接推到农村民众面前，一个个具体的个人、事件便直面于农民面前，在这样一种“事件感”冲击下，城乡之间的心理比较便迅速体现出来。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策原因，农民首先获利，因此这梓一种比较的后果尚不严重。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相对于农村和农民来说，其他群体所获得的利益迅速增加，与其他群体相比较，农民的被剥夺感就迅速滋生。这样一种相对剥夺感产生了不满意，使得农村中的反社会情绪加剧，极容易激起群体性事件。

三

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U.Beck)看来，全球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期，而风险正是由现代性带来的。贝克认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吉登斯(A.Giddens)也说，人类社会“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可见，当代社会的风险与现代化是密不可分的。而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的，具有“时空压缩”的复杂特性：一方面，传统、现代、后现代这三个不同时段被压缩到当下中国时空中，在三个时段不同制度、文化和心理的碰撞下，风险更是显得复杂多变；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下，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风险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而由于中国的现代化结构尚未达到完全的合理均衡，这些外来的风险就极容易在中国现代化结构的断裂和制度空白之处凝聚起来。因此，在当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控制风险和消弭风险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只有正视风险、应对风险、化解风险，现代化才能不断前进；否则，风险一旦失去控制，就极有可能冲击社会，造成现代化前功尽弃。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七届三中全会针对当前中国农村的现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应该说，这样一个战略是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推动着中国现代化向纵深方向发展。这样一个战略在现阶段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农村和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来探讨中国农村和农业现代化之路。其二，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时期，而农村作为市场与传统冲突比较激烈的地方，而且长期在现代化建设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成为社会风险的一个高爆发区。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通过各种办法来稳定农村，使“农村和9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所以，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主要有二：一是发展农村，走现代化之路；二是化解社会风险，保持农村稳定。这两个目标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农村来说，只有保持稳定才能继续农村乃至全国的现代化；而只有农村不断发展现代化，才能平抚农民因城乡差距而造成的失落情绪，消弭社会风险，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通过走农村现代化道路来保持农村稳定，又在农村稳定的环境下不断推进现代化。这就是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宗旨所在。

在当今农村，我们可以看到，由现代性心理所引起的农村中的空虚和不满情绪对农村的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威胁，成为社会风险的催化剂，妨碍了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影响了新农村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不能忽视现代性心理所带来的社会风险，要采取多种现代化措施来化解这一风险。这就需要我们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加强符合农村现代化的文化建设。现代性心理所引起的农村精神空虚和社会规范失范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有的传统文化破碎，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体系缺位，造成农村文化荒芜现象严重，农民缺乏精神寄托。因此，要大力加强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农村文化建设，走文化扶贫之路。一方面要发展形式多样、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引导农民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能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建立现代社会主义农村文化价值体系，为农民提供人为什么活着的根本性说法，引导农民在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中体现自己生活的意义。第二，要加强农村福利保障制度建设。福利保障制度亦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是在尽可能公平的基础上保障每一个人的生存权益。从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城乡之间存在贫富差距，而城乡的福利保障制度也存在着一定差距。这样一种双重累积就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农民的相对剥夺感，而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差距在短期之内尚无法完全消除。因此，政府一方面要控制城乡差距，在财富再分配上适当向农村倾斜。另一方面要建立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农村福利保障制度，广覆盖、保基本，将广大农民都包含在内，为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解决农民后顾之忧，降低农民生活风险。斯科特(James Scott)曾说过，由于农村生活的独特性，农民更看重的是一种“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而建立普遍性的福利保障制度能满足农民的这一最高期望，极大提高了农民的满意度，抵消因城乡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第三，要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培育农村社会组织。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社会自治能力的增加也是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几年，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弱化，而农村自治组织又没有及时成长起来，这就使得农村和农民原子化，缺乏归属感，在社会现代化转变中形成的彷徨、失落、无意义等心理感受得不到倾诉和解决，容易转变为反社会情绪。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快基层治理改革，强化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基层政府要把目光从GDP上转移出来，花更多的精力来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引导解决农民的生活困难和心理困难。二是要加强建设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的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治功能。培养和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从公共生活中获得归属感和生活意义。

只有通过文化、福利和组织三个方面的现代化措施来提高农民生活的满意度，让农民获得生活的价值，加强农民的文化生活，改善农村的人际关系，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让农民生活得有意义、有保障、有体面、有尊严，才能化解农村的消极情绪和不满情绪，消弭社会风险，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责任编辑卫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