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根

晋江在我的生命中，不下于我的故乡。故乡生我养我，晋江养我育我，这里有我的爱，我的欢乐，我的生命印记，我无数的沙地上的脚印。

此刻，根叶绿营庭院，正下着不尽的夏季雨，我在书桌前回忆晋江，犹如回到我湿漉漉的故乡。

沙土地上的印痕

我的故乡江西进贤，那是一片红色土地，每当下雨之时，便是满地泥泞，晋江的沙土地，让我感受到了雨后的清爽。1969年12月24日，我在并不寒冷的冬雨中，从解放牌军用卡车上跳下，落在了晋江的沙土地上，第一感觉便是雨后的清爽。

六七十年代的晋江与今日之晋江，不可同日而语。清爽的沙土地却是贫瘠的，贫瘠到比我的故乡还要艰苦。适宜于沙土地生长的地瓜，是普通百姓的主粮，从新鲜的地瓜到地瓜干到地瓜米，一路吃去，四季循环，我的故乡再贫困，也是一天有三餐米饭可食。福建的部队却又另当别论，白米、面粉与黄豆均为主食，独是没有地瓜，这让“福建兵”很有一些不习惯，有时望着地瓜地，思念着地瓜，这种对地瓜的特殊感情，招致了“地瓜兵”、“老地瓜”之类的绰号。

晋江的沙土地适于种地瓜，却是不宜种树，江西老家的大樟树、柳树甚至苦楝树，这里都看不见，比较容易生长的是相思树、木麻黄与小叶桉，就是这些树，也大都生长在军营的四周，所以，你只要看见哪一处树木丛生，那儿便是军营。那时晋江是前线，军营很多，尤其是山间与海滨，往往驻扎着部队。军营周边的百姓，望着那片绿色的营地，既有一种神秘感，也有几分羡慕之情或嫉妒之心，勇敢一点的“查某”(闽南语，意为女人），则背着箩筐，带上竹耙与铁线，绕过军营的岗哨，进入营区，用竹耙耙着落在沙地上木麻黄的针叶，用铁线穿着小叶桉的宽叶，装满箩筐，悄悄溜走，回到家那可是上等的燃料。如果此时遇上哨兵或者哨兵听见动静而赶来，便会有些麻烦，因为，驻扎在福建前线的军营，敌情观念很强，不允许除军人之外的任何人随便出入，就是驻地的“查某”捡拾树叶也是违规的，驱赶“查某”便成了哨兵的一项任务，有时“查某”从林间树下惶惶而逃，全然顾不得刚刚捡拾入筐，现又抖落在地的树叶了。

“打捕”(闽南语，意为男人)进入军营，则是另外的一种方式。晋江的土地多沙，山上则多石，石是晋江的重要建筑材料。可能因为抗台风的关系吧，那时晋江许多的房屋，包括一些军营都用石头建成，石墙、石窗、石门框、石屋顶。这里所说的石头就是现在称之为花岗岩的石头，那时没有切片机与磨光机，全靠一支钢钎一把铁锤，加上“打捕”的一双手，从山上的巨岩峭壁上开采下来，形成的条石与板石需要运下山去，也没有起重机，全靠一条粗麻绳，一根木撬棍，将其装上板车，板车下山，没有公路，陡峭的山道上，搬运者不是推车，而是用肩扛住顶着板车上的挡木，阻止板车下行的速度，人工的阻止与自然的下滑力在山道上较量、搏斗，给沙石的土地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辙痕。这道深深的车辙之印，若是从军营之中划过，岗哨也得让路，士兵操练场也要允许通过。那运载着沉重石条的木板车，那赤膊弯腰的汗流满面的“打捕”，便是晋江沙土地上的脊梁，令人肃然起敬，不得靠近！

福埔车站

现在晋江的交通真是四通八达，就是村镇之间的公路也是水泥路面四个车道，且有绿化带。2004年我在晋江博物馆举办“冰心生平与创作展览”，站在新建的世纪大道上，望着我曾在那儿服役多年的罗裳山，宽阔的大道从师部门前切过，罗裳山至青阳镇，仿佛一脚油门便可到达，可是在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初，却是很遥远的哟。

驻扎在罗裳山的部队，一般外界称其为“罗山师部”，代号为6735部队，番号则是守备第三师，之前称为八师，之后是十三师。全师守卫的海岸线很长，从惠安的金峰到金井的围头，分布驻扎着这个师的连队。我那时在师政治部宣传科当报道员，经常要到连队去采访。虽然军队许多的事情都是自成一体的，但是交通没有体系，几部北京吉普车，一个小车班，那是专门为师首长服务的，若跟随其后下部队，则可享受北京吉普的待遇，多数的情况下，是自己一个人打了背包下连队。如果是去石狮、永宁、金井的方向还好，如果去惠安方向，那可就麻烦得多了。

无论往哪一个方向，位于罗裳山脚下的福埔车站，是师部人员搭乘公共汽车惟一的通道。所谓福埔车站，就是一间大概只有十来个平方米、处于青阳、石狮与安海交接点上的石砌平房，石门、石扇，里面空落，没有座椅，没有售票窗口，仅有的一名工作人员，身上背了一只装有通往各地车票的帆布包。福埔车站从不发车，只接过路车，天知道哪一班车会在这个小小的车站停下？所以，只有在车到站停稳后，售票人员才站在车门前售票，如果不停，他便退到屋内，安然无事，你着急也没有用。有一回，我有紧急任务赶往惠安崇武，需要搭上去泉州或去青阳的班车，之后，转车惠安或崇武，但无论是从石狮还是安海方向开往泉州或青阳的班车，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却是没有一部停下来的，我急了，只得请求车站人员帮忙，开始他并不理睬，后来见我确实是“军情紧急”，答应帮忙，自己横到路中央，才将一部从安海来的过路车拦了下来，救了急，而我在匆匆上车时候，却是忘了感谢，现在想来，犹有愧意。

晋江当时处在福建前线的重要位置，公路算是高等级的。而所谓高等级公路，就是一条大约三至四个不分左右车道的沙石路面的公路，路边两排密密的木麻黄，也是战备的需要，便于隐蔽部队行动的车辆。从福埔到青阳不到五公里的路段上，木麻黄高大浓密，像是两道穿不透的绿墙。两地的距离虽近，往往却是搭不上车，纵然是青阳，晋江县的县城，一天也发不了几班车，大多是泉州发往石狮、金井或安海的过路车。青阳车站比福埔车站要大一些，但也是路边站，在一个坡地上，汽车进站出站均要上坡与下坡，停车场就像一间大通道，架子顶上盖着灰瓦，但遇风雨尤其是台风季节，停车场照样风雨飘摇，没有多少的安全感，更别想有个候车室，有张靠背椅坐坐。

从福埔至青阳，在搭不上公共汽车的情况下，还有一招可供选用，就是招呼路边的单车(自行车)，这种经过改造的单车，卸去标配的后架，换上铁匠铺加工的宽大而结实的铁架，并且斜插了一柄木棍，如载人，可扶手，如载货，则固物，车手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可人货混用，要么载人要么载物，一般情况下，载人多于载物。好几次上青阳，怎么也拦不下公共汽车，只得坐单车，屁股下倒是不硌，细心的车手会在铁后架铺上一块麻袋片或是半个蒲包，坐上去还是舒适的，但若有汽车从你的身边呼啸而过，则就要吃一些苦头，那飞速而过的汽车卷起的一溜沙尘，立时便会让你睁不眼睛，呛得你透不过气来。就是这样，那单车的速度却是不减半点，想想这也算是当时的一种打拼精神吧。

露天电影场

七十年代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青阳镇上只有一家人民会场，可供放电影或演出，所看的电影也只有“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与《平原游击战》)之类，高甲戏多为传统剧目，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也都封了。当年经常放映的香港片，只能残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位于罗裳山的师部，文化生活相对要丰富一些，电影每周必放，所放之片，与青阳电影院还有所区别，因为罗山师部电影片的配给，属于军队系统，一些进口片，比如朝鲜片《鲜花盛开村庄》、阿尔巴尼亚《桥》等都比青阳要早很多，那时，看朝鲜片与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比今日看美国大片还要热闹。革命样板戏是文革时期精心培育的，但青山、包括罗山师部也是看不到的，只能看毛泽东文艺宣传队演出的，但那比真正的样板戏相差太远。后来，为了普及样板戏，便搬上银幕，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原班人马，原汗原味。这些片也都首先在部队上映，并且是以跑片的速度上映，接连不停地放。记得我第一次看《白毛女》，便是从傍晚一直看到第二天的清晨，一连看了三场，先在罗山师部，之后，跟随电影组的放映车，在灵秀山的团部看第二场，再到宝盖山团部看第三场，当第三场《白毛女》“天亮了”之时，露天放映场也天亮了，一夜的文化饱餐，用现在的话说是“看通宵电影”，全无睡意，兴奋得不得了。

罗山师部也有一个大礼堂，但只要不下雨，每周一次的电影，都安排在露天电影场放映。所谓露天电影场，是以条石依山而建，台阶式，呈半圆形，迎面是一堵白墙，临时架起的座机，将图像投在白墙上。露天电影场放映，师部的军训科会按老规矩留出一些座位给驻地群众，师部则按建制，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师医院、师直等依次列队而坐，等候电影开场时，各个建制单位起劲的拉歌，什么《说打就打》《大刀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看谁唱得好，声音大，只要听到歌声，附近村庄的年轻人便知道今夜“有戏”，匆匆吃过晚饭后，便也陆续坐到留给他们的位置上，如果是新片，比如《卖花姑娘》之类，青阳的年轻人也会骑了单车赶来。

我不知道在这个露天电影场看过多少场电影，师政治部的位置是在放映机的左边，与师医院靠在一起。那时，师部只有师医院有女兵，所以，师医院的列队一出现，全场注目，我那时正与师医院的小周护士悄悄地谈恋爱，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有一次在露天电影场上，记不得看什么电影了，天气冷，大多数人都穿了棉大衣，而师医院的女兵们为了漂亮穿得却单薄，就在大家叫冷的时候，忽然师医院有个“稍知内情”的人提议：“王干事(我当时的职务)，把你的大衣借给周护士穿穿。”虽然我很乐意这样做，但当时却是严肃地拒绝了，如果在众目睽睽之下，政治部的王干事将大衣借给医院的周护士，那不就等于公开了我们的悄悄恋情？那年代公布不成熟的恋情是极其危险的，不腰折才怪呢。我当时果断而无情的决定，保住了我们的爱情。虽然后来成为妻子的周护士常常以此取笑王干事小气，也只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1996年夏天，我携全家重返罗山师部，那时露天电影场尚在，一家三口站在青苔斑斑如罗马斗兽场般的石阶上，感慨万千。如今这个露天电影场在修建世纪大道时切去了大半，不知道还能不能寻得一两级青褐色的台阶？

一个人的海滩

晋江有漫长的海岸线，三面被二湾(泉州湾与深沪湾)与一澳(围头澳)环绕，七八十年代，石狮包括永宁与祥芝都属晋江县，有着丰饶的海岸资源。不过，那个时候不但不能开发，甚至连到海湾的沙滩走走也会受到限制。比如围头最前面的突出部叫乌岗头，与金门就特别地近，我曾有几次站在那群巨大的礁石上，用普通望远镜观察，对岸的地形地貌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连对方守军到阵地上巡逻，也都数得清人头，观察所的哨兵，还给他们编上号，根据规律，都可以排出他们的巡逻时间表。

正因为离国民党的驻军离得近，所以，晋江的海岸线基本都驻扎着部队，海滩成了军事区或准军事区，许多地方都立有这样的牌子：“军事重地，闲人免进。”实际上除军人之外，其他均被视为闲人了。

其实，我当时可算是一个“闲人”，在基层连队写报道，指导员把我当作上级机关的人，可以不出操、不站岗、不参加军事训练、甚至可以不参加政治学习，有兴趣则可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巡游海岸沙滩，因为我是军人，就是在沙滩玩着闭逛，也不被视作闲人。有好几次，晚餐之后，落日余辉之中，我一个人在一大片的沙滩上行走，偌大的一个海滩，竟是我一个人的世界。其如永宁的将军山海滩，我记得非常的平坦辽阔，金黄的沙滩上，一大排挡风沙的木麻黄，我总是一个人出没沙滩，累了便躺在木麻黄的树下，旁边是成片的开着黄花的海芙蓉。有一次，我一个人钻进碉堡中偷偷的看从连部封存的图书室找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看就是一天，竟是忘了吃饭，连队也没有人注意到。现在这里也已经成了旅游区了，碉堡也成了旅游景点，有一次我陪同内地前来旅游的朋友说，当年这片沙滩只属我一人，他们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说那太奢侈了。而对于我，面对人头蹿动的游客，却是全然找不到当年一个人独享沙滩的感觉。

有一个发生在我们同行中间的故事：一天，《解放军报》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一篇通讯，描写某守备部队在风雨之夜抓到了一个从金门方向爬上岸来的特务。通讯刊出后，反响很大，引起了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注意，但一查，有关部门却是没有接到此类的报告。于是便追查下去，质问福州军区抓了特务为何不报告总部？福州军区也纳闷，于是追查这个守备师，师里也觉得奇怪，一个电话打到团里，团里说他们也没有听说，最后把那位写通讯报道的作者找来，作者理直气壮，说，是有这么回事，当时正下暴雨，有一个人却坐在海边的礁石上，那里可是军事禁区，哨兵便将他抓了。原来，他将一个进入“军事禁区”(也就是坐在海湾的礁石上吧)的人，说成了从海里爬上来的特务，可见那时的“敌情”观念。

邓丽君与三用机

晋江由于是著名的侨乡，众多生活在海外的华侨，经常回国省亲，他们带来了外汇与洋货，只要海关稍微放松一点，洋货便乘隙而入。70年代末，有政策规定华侨回国，可以带回一至二件大件的电器，如电视、冰箱、三用机、摩托车之类，这一政策性的松动，使得晋江一夜之间突变，不少的店铺摆上了小件的进口电器，不少的家庭都持有了彩色电视、三用机，待价而沽。尤其是随着三用机的进入，录音磁带也纷纷登陆，而在众多的音带中，邓丽君歌带最受欢迎。华侨家属在出售三用机时，一般需要配带10盘磁带，而邓丽君歌带的比例，往往在销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一段时间，青阳镇的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着邓丽君甜甜的歌声(那时尚被指责为“靡靡之音”)，甚至在西滨、陈埭、金井等乡镇的华侨屋子里，也是邓丽君的歌满天飞：《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月亮代表我的心》、《何日君再来》，等等等等。

我那时已经离开了晋江，在福州军区文化部工作，但我的妻子还在罗山师部医院。两地分居会有很多的麻烦，但也为我回晋江寻找邓丽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曾经一次次地从罗裳山骑了单车到青阳镇，不是在店铺而到华侨的家里，寻访北京、上海等地文艺界的朋友所需要购买的三用机(集录音、收音与播音于一体的机器)，三洋四喇叭4500是最受欢迎的品牌，每一台机最少要搭配邓丽君的音带2盘，还有索尼的六喇叭，价格就要贵多了，搭配的音带更多，尤其是邓丽君的音带必须在5盘以上。我不知道为外地的朋友，代购过多少台三用机，包括总政歌舞团、海军歌舞团、解放军艺术学院、总政文化部等单位的专业人员，他们也都是最先从晋江获得邓丽君的信息与歌声。当时福州军区文化部长曹欣（电影《上甘岭》的作者之一）刚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调来，他的夫人时常把我找去，关着门听邓丽君的歌，也和北京来的朋友一起听过。当时，听着邓丽君甜蜜且带沙哑的歌声，灵魂都为之振动，别说对于唱惯了听惯了“说打就打”这种硬性与血性歌的军人，就是不少专业人员，也没有想到，词可以这样写，歌可以这样唱，声可以这样发。现在看来，这真是一种启蒙，是一种轻音乐、流行歌曲的启蒙，甚至是一种思想的启蒙，而这种启蒙的源头却是在晋江。

邓丽君对我而言，不仅是启蒙还是一种怀想。那些年，邓丽君的歌带，我几乎是收全了，直到现在还保存了几盘经典的盒带。而我最喜爱的是邓丽君唱的《夜来香》，我曾对军人妻子说过，如果我当指导员，我将带领全连的士兵齐声高唱这首歌，你看多好听多有韵味：“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在新婚的日子里，我们已经有了一台两喇叭的索尼三用机，有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音带数盒，有《海韵》深情而浪漫的相伴。当然，晋江让我所接触到的还不仅仅是邓丽君与三用机，我不仅在青阳，还会到陈埭、西滨、安海等地走村串户，墨镜、折叠伞、电子手表、带有防水功能的“西铁城”手表、计算机、丝袜等等，都是从这里得到的。我的妻子曾舍得花30元钱，在青阳的一家店铺买下了松下牌的电动剃须刀，也曾为岳父大人在西滨一个华侨家买了一台日立牌14英寸的彩电，价格为1500元，相当于我三年工资的总和。

那时的晋江，什么都是好的呀，遍地都是“宝”啊。只要一走入青阳的小巷，便会变得神秘而激动。多少年后，我曾下榻青阳一家豪华的酒店里，入夜时分，一人悄悄地隐入夜色之中，可在夜色的灯光里，我完全不认得当年的大街与小巷，好不容易拐到一条小巷，依稀可见当年的景象，红砖墙，石门框，只是物换人非，已经没有了当年寻找三用机与邓丽君的感觉了。

【责任编辑 朱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