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苍 冯 洁

内容提要：当代著名华裔美国作家伍慧明的处女作《骨》，呈现了一个时空倒错、囿闭而又必须认可为“家”的荒诞的唐人街。本文集中讨论在时空错位和荒诞的政治态势中，唐人街对不同代华裔主体建构的意义，目的在于发现空间的意义是如何从时间的二元化衍生而来，即通过分析时空的意义，揭示小说人物在限(陷)入错位时空、在场与缺席等等两极之间之后，如何在唐人街这个“压力源”之中建构自己的主体性。

关键词：《骨》时空倒错唐人街主体性

作者简介：李贵苍，文学博士，博导，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冯洁，汕头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在书写华裔于唐人街时空夹缝中成长经历的传统叙事中，第二代移民的华裔作家伍慧明在其处女作《骨》中，一反以黄玉雪为代表的华裔先驱作家力图展示唐人街异国风貌的笔调和借助写作机会充当文化大使的愿望，真切而又真实地再现了华裔美国(人)的生存现状和主体建构的时空视域，为读者建构了一个时空倒错、荒诞、异质、囿闭而又必须认可为“家”的唐人街。

由于“空间不再是一个无形、抽象的概念，而是能承载各种文化、政治和主体心理现象的实实在在的意象”(Cavallaro 170)，唐人街，用拉康的话说，成了一个“想象”(imaginary)。时空的交错不仅彰显了华裔与唐人街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情绪，更突现了他们主体性形成的特殊性和特异性。本文将基于小说以几乎散漫随意的片段式回忆对唐人街展开的时空建构，集中讨论在时空错位和荒诞的政治态势中，唐人街对不同代华人的意义建构，目的在于发现空间的意义是如何从时间的二元化(binarize)衍生而来，即在时空的范畴内构思主体如何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陷／限于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回忆(历史)与现实、在场与缺席等的两极之间，以及不同人物的徒劳应对。此外，小说离散倒错而走向自然回归的叙事“时间”特色，隐隐透着作者对文化身份和对唐人街作为“家”的概念的反思与和解。

小说叙述者同时也是梁家大女儿的莱拉在开篇就指出：“在这个国家(美国)，旧金山就是我们最老的家，是我们的发源地，我们的新中国”(№4)。然而，这个“家”和“新中国”在留美的华人移民看来，已不再是积极意义上的真正“度过的”空间(1ived space)一即曾为他们躲避种族歧视的庇护所和栖息地。实际上，它已成为承载华人移民长期挥之不去的记忆、空中楼阁般的梦想、幻灭感、以及种种矛盾的思想和情感的杂合体。诚然，由几条街道组合而成的旧金山唐人街，曾经使多少移民初次涉足美国的那一刻燃起了创业辟新的激情，寄托着无限的希望与梦想。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无论他们如何投入毕生的精力建设耕耘，它仍旧是一片了无活性的贫土，大多数的商业活动接连失败，华人在“希望之乡”的生活步履维艰，到头来只能将“等待死亡作为最后的愿望”(Ng 181)。

按理说，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唐人街有其难以比拟的地理优势，本可以敞开胸怀接纳不同文化，在尽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的同时兼容并蓄，从边缘走向中心，然而，小说中的唐人街始终排斥包括主流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的影响。它为了保持社区的稳定与和谐，移植了中国旧有的传统和价值观，因此，它在文化形态上尽管不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延续，但实质上还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祖国特有的家族型社会的翻版。于是，共有的记忆，对故人的怀念、对失败和挫折的不甘、无从告知和确认的历史和家族故事等等，笼罩着唐人街阴沉的老巷，使它显得与时间脱节的同时却又与空间无限纠结。就物理时间的特性而言，时光不可能倒回到遥远的过去，然而所感知的时间在人物生活中似乎静止不动了。换句话说，在几乎所有人物和建筑的身上，时间的流动性被固化了。在人们的现实存在中，这必然带来人们空间感的变化。按照Bachelard在《空间的诗学》中所说的，时间流动性的缺失导致的是空间感的无处不在，而这种令人窒息的“无处不在”的感觉是被“记忆复苏的”(Bachelard 9)。在唐人街这个不容妥协的狭窄的空间里，由于严酷的现在必须与难忘的过去对抗，因此“缺席”与“在场”的纠结便无法打开。生活在唐人街的华人掉入了时间布下的陷阱，每个人的存在问题，特别是华裔的主体分裂和身份危机等问题，都因为这样的纠结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作为表现特定空间内一唐人街一生存考验和体验的典型代表，《骨》中的梁家就是被“卡”(stuck)在了那些未圆的梦想、过去长年累月囚犯般的劳作经历、精神失落、损失、谎言和挫败等悲惨记忆的阴影中。而在这些令人心碎的家族往事里，二女儿安娜的猝死是梁家人悲痛欲绝和不断自省和忏悔的主要原因。安娜谜一般的死使得她在《骨》中充当了“激发历史意识”的媒介(Lee 294)，也就是说，从时间的角度上看，它至少已经产生了将梁家和整个唐人街“被困”的经历，乃至整个华人族裔被压迫排挤的隐性历史串联起来的多米诺效应。对小说的叙述者莱拉来说，妹妹安娜自杀的悲剧成了“追溯一切”的根源(Ng 50)。因此，她提出的首要问题就是“当初该怎样做才能拯救安娜?”解开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不仅是她以倒叙的方式重构唐人街纷繁复杂的现实的动机，也为精神绝望的全家人提供了唯一勉强度日的动力，因为探索安娜的死因实际上也是他们探索自己文化身份和主体形成的一部分，更是建构“唐人街”想象空间所必需的。

安娜的死牵动了整个唐人街，于是，唐人街的文化和种族时空政治得以以倒错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由于空间可以是分析身份政治的一个主要范畴，安娜的死更使受过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道德伦理观熏陶的叙事者莱拉充分意识到：血缘关系和她既是家中长女又是华人的集体性身份的重要性。虽与妹妹们同母异父，莱拉深信“构成家庭的不是血缘，是时间”(Ng 3)，即共同的生活经历是她和其他人的认同渊源。对于妹妹的死，她怀着强烈的负罪感，迫切希望找出问题的答案。她发誓要在全家人决定与安娜和过去诀别、重新回到唐人街的现实空间之前，锲而不舍地翻查过往历史的每一刻，以便释放出他们难以忘却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旧金山的唐人街在小说中被建构成一个通过记忆而强调和延续家族史特殊的具有历史内涵的空间，因为家族史在这里经过整合而成的文化记忆能巩固社群成员的集体性身份，“给他们注入一种集体意识和时空维度的单一感”(Assmann 32)。用丹尼尔·贝尔的话概括，唐人街里生活的华人构成典型的“记忆性社群”，“是共有一种有道德意义的历史的互不相识的人的小团体”(贝尔164)。失根的老一辈们为了维持对远方家乡的印象，也为了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将家族史进行强化记忆，要后辈们勿忘自己身为华人的首要身份。于是，在唐人街长大的莱拉自然而然能深刻意识到家族记忆的重要性：“我们对那个古老国家的事情知之甚少。我们重复着祖先与叔父们的名字，但他们对我们一直像陌生人。家庭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每个成员都有过一段故事，知晓这段故事可以使我们同历史连接到一起”(Ng 36)。

强烈的历史意识驱使她追忆历史来填补自己可能的“过失”。“记忆”在后殖民时代的

移民经验中，不仅能“让现在充满力量”(Ng 89)，以便对抗现实的严酷性，也能“给未来的企盼和梦想增添库存”(Bachelard 6)。所以，尽管她知道“积聚的记忆无法让祖父和安娜复活”，但回忆至少能让他们仍然活在现实生活中，也使他们在将来“不至于对死去的亲人感到陌生”(Ng 89)。如同杰夫·特威切尔一沃斯所说：“叙述中的一些混乱结构旨在扩大记忆中心及其与现在的联系”(2)。正是在搜集和拼凑这些零乱无序的记忆碎片的过程中，莱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叙述并赋予唐人街苍凉的历史维度。为了替父亲找出合法的身份证件来办理退休手续，疲惫不堪的她无意间发现了一只隐藏继父失败的人生经历的旧箱子。那一刻她好似一位时间派来的使者，在唐人街那些“内在故事”几乎灰飞湮灭的时代(№145)，竟然挖掘出了一段丢失了的“历史文本”，在解构和颠覆了由官方书写的貌似合理、实则掩人耳目的“有效历史”的同时，揭露了其文化霸权的种族主义的本质。顿时觉醒的历史意识不仅提醒她把眼光转移到被涂抹篡改的过去，也使她认清自己作为“契纸儿子”的养女这一特殊身份的现实。为了保持良好清晰的记忆，她只能强迫一种“滞留意识”，把延绵不断的过去强留在自己的脑海里：“我所拥有的只有记忆。我要记住这一切”(Ng 61)。然而，正如胡塞尔所说：“我们与现在距离越远，过去的时间物体的混合性和延续性就越大，结果，时间物体就变得越模糊”(Husserl 33)。时间的模糊进一步导致唐人街时空政治在种族政治学语境下的荒诞。利昂的“证据”搜集经历充分说明了这点。为了应对变化无常的美国法律和移民政策，利昂保留了各种官方证件和信件，因为他坚信这些“资料”可以继续帮助他掩盖通过谎言而获得的公民身份的合法性。然而，以“健忘”著称的移民局在准许他人境的五十年之后，却“慷慨”出台了“坦白政策”，以着眼于现在、不追究过去为由，再次拒绝了他的公民申请。“坦白政策”正是赵健秀揭露的虚伪的“种族主义的爱”的核心，它旨在否定抹杀华人整部艰辛、压抑的移民史，用排华“游戏”给华人套上的又一枷锁(赵健秀30)。处身于由谎言、记忆、混乱和遗忘构成的唐人街，莱拉陷入了身份的疑惑和对唐人街时空荒诞的畏惧之中。

透过以莱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批判的眼光，唐人街就是时间错位和历史倒置的荒诞的化身。代表着华人生活的梁家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地牢里患上了幽闭恐惧症。在这块被主流社会孤立的隐秘飞地上，他们和整个华人社群一样，不得不在唐人街画地为牢，既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精神生活。莱拉的父母利昂和杜尔西和许多早期移民一样，结合并不是因为相爱，而是出于结束单身生活、得到公民身份、减轻经济负担、传宗接代等等其他的理由。在荒诞的唐人街上，只有真正的爱情和婚姻更荒诞。小说中的杜尔西携莱拉初到美国本土时，为了改变被前夫抛弃的厄运，在唐人街一家制衣厂当裁缝，但度时艰难，无奈之下决定嫁给唐人街的老单身汉利昂。可是，他们婚后还是入不敷出，夫妻俩满怀希望经营起来的洗衣店因被合作伙伴骗钱而破产，最终只能各操旧业：利昂出海谋生，杜尔西又当起了裁缝，“苦力”成了他们永远的代名词。与继父有着深厚感情的莱拉忆起利昂出海的感受时说道：“他耗的不是时间，而是汗水”(Ng 181)。尽管这些年的劳作使他们在美国“居有定所”，但是“时间似乎没有发生明显的、指向目标的变化”(Cavallaro 181)，美国梦依然离他们很遥远；而如莱拉细心观察到的，在血汗工厂没日没夜地打工倒使母亲老了很多：“每一针一线的前进代表着时间在流逝”(Ng 163)。面对这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怀着对过去的追悔和承诺继续生活，并将它们当作一种精神负担和空间惩戒传授给下一代。

唐人街这个本该属于年轻人的世界几乎被老一辈悠久的、伤痕累累的过去和过时的价值观吞没了，而在努力适应这个不合时宜的荒诞世界的艰难历程中，年轻人总也无法摆脱一种“有家无归”(unhomeIiness)的孤独感和恐惧感(Bhabha 13)，这种不可名状的疑惧使他们成了坐困愁城的“他者”。以莱拉来为例，探究安娜的死因以及事后该如何挽救父母濒临破碎的婚姻几乎占据了她所有的时间，她也因此被卡在了代表过去的家庭和代表未来的未婚夫梅森的两个世界之间，迷失了时间与方向。她是这样记叙自己被时间捉弄的遭遇的：“在我的脑海中，安娜跳楼前后那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都模糊不清了。一切发生得不是太快就是太慢，时间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猛地向前推了一下，又像是突然被拉住了”(Ng 122)。物理时间似乎被修改了，这种改变带来了一种身心上的“疼痛”，使年轻的她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变得困难起来，记忆也变得模糊了。面对眼前棘手的现实，她怨恨时间停滞不前，“急速向前奔流一会儿，然后上涨，又突然间静止下来，不动了”(Ng 135)；每当找到一个可以独处的空间来缓释“疼痛”时，她又害怕能占为已有的时间太短暂。对于时间的掌控她显得无能为力，以至于时常幻想“能拥有全世界所有的时间”来应对现实中的所有问题(Ng 137)。无论她用何种辩证的眼光去分析、妥协，唐人街仍是挥之不去的“过去”的栖息地，即使已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单身汉社会”也没有被时间消解。在莱拉生活的20世纪90年代，“(它)的幽灵也并没有完全从唐人街上空销声匿迹，它在华人后裔中造成的伤痛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薛玉风34)。躲到记忆的庇护伞下仍对治愈现实无济于事，那么，即便她能窥破世事，面对安娜自杀的遗憾以及伴随而来的其他伤心往事还是她最无法承受的十字架。也许是血缘关系带来的共鸣，莱拉和妹妹尼娜都认为安娜的悲剧正是由于囿居唐人街幽闭恐惧症日积月累的结果：“在唐人街，在家里，安娜是中间的女儿，所以她就被挤压在了所有麻烦的中间”(Ng 139)。唐人街被建构成了一个“压力源”。由家庭、鲑鱼巷和整个唐人街因时空错置而形成的苛刻现实构成的巨型压力网摧垮了有着强烈家庭意识的、坚强乐观的安娜。她埋藏于心底的真实感受和愿望成了莱拉面对外人的难言之隐，她也因此成为姐妹们感知唐人街历史和矛盾现状的对象和投射她们“被困”境遇的影像。

随着其空间异质性发展被不断强化，唐人街已陷入了一种绝境，就像利昂在五十年之后再遭移民局拒绝一样，用莱拉的话说，唐人街上的一切都“像在原地打圈圈”(Ng 4)，没有变化只有重复，没有出路和希望，只有沮丧和无奈。莱拉在多次家访唐人街居民学生后感叹道：“每次来到他们这些狭窄的单元房都让我很沮丧。它们时刻提醒我，其实多年以来我们家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居住……每天我总会被提醒着周围一成不变的一切，无论是过日子还是抚养后代，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艰难”(Ng 17)。唐人街是个死胡同，小说中的梁家意识到他们必须寻找突破，而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走出这一暗无天日的洞穴，脱离它，把寻找未来作为目标”(Weil 221)。一如唐人街在现实中不是真正的“洞穴”一样，所谓的“走出”表达的不过是一种与唐人街昔日生活决裂的态度而已。

梁家所有人都在安娜死后寻找回避唐人街现实的“出口”，希望到新的空间里得到不同

的时空体验。经历了事业、家庭和婚姻上的失败之后，利昂白天靠搜集修理废品疗伤度日，夜里做回国的残梦，偶尔借出海排遣心中的苦闷，从在海上经历与风浪的搏斗找回做男人的自信和“完整”(Ng 150)，找回他在唐人街现实中体验不到的成就感。作为家里最叛逆的女儿，尼娜选择了与唐人街最直接的决裂方式：去纽约当空姐和导游，遨游在不同的时区和与陆地几乎隔绝的天上。母亲在尼娜的陪同下回香港探亲，回来后津津乐道亲戚的艰难以得到心理上的平衡。不忍抛弃家庭的莱拉则周末出去与梅森约会，渐渐摆脱唐人街的空间惩戒，为自己的未来寻找出路。虽然在梅森那里得到了身心上的抚慰和自由，但体验的是“睡在别人家临时床铺上”的尴尬(Ng 120)，始终无法从几乎就是“新家”的此时此地建立起对家的认同。她甚至在原以为更适合自己的西餐厅里体验到了瞬时的恐旷症(agoraphobia)，觉得自己因肤色和外表在周围充满西方情调的环境衬托下是个极不协调的“外来人”(Ng29)，一个游离于“陌生人社群”里的“诡异他者”(Ahmed 6)。在来自家庭和未婚夫的多重而持续的压力下，莱拉已经习惯了忧虑，能够理解尼娜周游世界背后的实质是自我流放和“内心深处的孤独”(Ng 113)，即使在母亲从香港回来后全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刻，她也担心“很快，对安娜的死的悲痛会像飞行后的时差调整一样让他们返回到现实中来”(Ng 101)。走不出唐人街的莱拉不一定永远摆脱不了“在家”却“无家”的心理困惑。霍米·巴巴在《文化的位置》里指出的文化他者通常体验的“不像家”的恐惧和不安，但“归家”的愿望永远存在，即便这种愿望存在于想象之中。

莱拉这种恐惧和不安的心理体验恰恰反映出她在潜意识里是心系唐人街，甚至可以说她已接受了唐人街时空政治导致的困局的事实。但是，只要她能认识到唐人街即便是荒诞的、异质的、囿闭的黑洞，它仍然是她最根本意义上的“家”的所在地，她无疑会认同这个“家”。在经历了几番心理斗争之后，她对唐人街作为“原家”(the“real”Home)的认同也逐渐深刻了。根据萨拉·阿哈米德(Sara Ahmed)的说法，“原家”是个人认定为源头的地方，在那里，个人愿意承认自己“在家”，但“原家”却又是让个人必须仰赖他者、悦纳异己的地方(Ahmed 77)。如梁家三姐妹都经历的，在“原家”里主客易位的“他者”感受往往成为移家远走的诱因：安娜以自杀的方式；尼娜选择了远走高飞，但莱拉也许能够通过回忆找到“家”的感觉，因为她不想在唐人街以外的地方发现自己“错置的身体”(Ahmed 39)。回忆使她重构了她“在家”的经验：“这些昔日的声音让我平静了许多，他们使鲑鱼巷又恢复了往日带给人的那种轻松感。这些熟悉的声音像蚕茧一样将我裹住，让我得到安全，使我感到是在温暖的家里。时间停止了，我想起我们姐妹三人曾在一间屋子里嬉笑、哭喊、打闹，然后又和好的情景。周围四面薄薄的墙围起来就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世界”(Ng 129)。

百转千回，“家”还是往日千方百计想逃离的再熟悉不过的唐人街景象。她只有自觉地进行回忆并重构对家的认识，才能于平凡之中见真淳，才能靠近她记忆的中心，建构自己“原家”的“想象”。循着迂回的记忆路标，“失忆”的她在小说接近尾声处找回了那段在唐人街和谐的时空体验，离散的记忆终于得到了回归。她也终于明白，那些饱含艰辛但为了梦想脚踏实地、百折不挠的奋斗岁月才是她最珍贵的时空“瞬间”，永远赋予她信心和力量。这种传承的意义，无论以用游客们纯属猎奇的“远观”态度，还是用尼娜一走了之的态度，都是体会不到的。它需要冒着“近观的危险”(Ng 145)，才能领会到。安娜的自杀、丢失的遗骨、利昂的旧物、“单身汉社会”的阴魂，这些不光彩的“内在故事”既是唐人街存在的事实，又是唐人街时空倒错的历史见证，就像挂在梁家门口上的名不副实的门牌UPDAIRE(厄普戴尔)一样，在莱拉看来已无需纠正，因为“这是(她)的地址，(她)的家，(她)住的地方”(Ng 183)。

莱拉最后明确了有一个自己可以回去的“家”之后决定搬出唐人街，与梅森开始新生活，这不仅是与母亲妥协的结果，更是因为她找出了处理过去、现在、未来的方法之后的结果。作者伍慧明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对安娜的死也许很难做出权威的解释，但她在唐人街自尽的举动可以看作是“告别”(1eave-taking)和“回迁”(immigration)，而她选择跳楼的楼层“十三”和她们家乡方言里的“拾生”(to live)谐音。莱拉正是从这种以回归而“拾生”的象征意义得到了启发，用散乱片段式的叙事预设了唐人街时间断裂的前提，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不同的居间的时空维度。在那里，“过去一现在一未来”这三者历时线性的对立被解构了，她反而不但“有了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穿梭和转换的自由”(陆薇167)，更将这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构想也正好呼应了巴巴倡导的文化的多样性和间际性(cultural multi-plicity and hybridity)的内涵。巴巴认为，认真解读“不同”才有可能创造一个时空同一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就是所谓的“第三度空间”(the third space)，为更深入的对话协商提供了契机。强调不同和殊异才得以使民族主义者相信并接受华裔的文化双重身份，并肯定文化的多样性和间际性存在的事实。也许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提倡美国“大熔炉”式的“四海为家”理想会更适时，但通过对《骨》时空政治的解读，我们认为，作为记载华裔美国生存现状的谱系，唐人街是突现华裔主体性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新的起点，呈现着变化的可能性。正如清代诗人查慎行写到的那样：“一雁下投天尽处，万山浮动雨来初”。唐人街的时空政治将不断延续，生活在其中的华人也将不断建构自己的主体性。

责任编辑：王树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