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江

郭嵩焘曾有一段名言:“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这番话一言中的,指出了清朝统治的一大特色。所以有清一代,原来朝代有过的宰相专权、大臣朋党、军阀割据、宗室干政、外戚夺权、宦官横行等现象,都基本没有发生,“与胥吏共天下”也是一个原因。

胥吏(包括幕宾)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雍正的上谕里就曾经说过:“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参谋记室的名称在汉唐就散见于各类文字,主要是帮助各级主管官员做文字工作,有时也能参与机密决策。实际上再往上推,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以及“门客”、“舍人”等,也可算作它的历史渊源。

清代的胥吏、幕宾和以前不同,以前的都算是国家正式官员,都有秩禄,清代则不算官员,不入流品,也没有秩禄。胥吏、幕宾的业务范围大致是一样的。胥吏是“庶人在官者”,和士人属同一阶层,在社会上身份地位比普通百姓高一些,而且有机会考官。但即使考上官职也不高。幕宾则是熟悉刑名钱谷、典章律例的人。清代从督抚到州县,都聘有幕宾。幕宾的身份地位比胥吏要高得多,胥吏是下人,而幕宾是师友,因为幕宾不仅熟悉吏事,而且有较高的文字修养,因为清代是以奏折为上下公文联系的主要方式,这给幕宾舞文弄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如果幕宾再擅长运筹帷幄,就更能得到主官的尊敬,甚至能够实际掌握地方上理事治人的大权。如左宗棠当年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做幕宾就是一个例子,当时左只是一个举人,但当时二品武官见他不请安,他就敢大骂:“王八蛋,滚出去。”可见地位的崇高。

清代的政治运作机制使得各级政府长官离不开胥吏、幕宾,是大清必须“与胥吏共天下”的原因。

清朝各级政府主管人员的来源主要是以下几种:满族亲贵,立有战功者,捐纳得官,当然最多的是凭借科举考试“正途出身”的人。分析一下这四种人,一开始都缺乏从政所需要的实际能力,对于法令条例更是茫然无知,即便科考出身的士子也不例外。因为清代制度规定,除了吏之外,一般人不准读律条,否则算犯罪;生员读书期间也不准过问地方政治,否则就要“黜革治罪”。这是清代各地学堂的规矩,所以士人在做官之前根本不知道政务实际运作的基本规则,不请胥吏、幕宾帮忙,简直连锅都揭不开;而且清代地方官业务繁忙,举凡行政、民刑、钱谷、文件、书启、征比等,还有临时性的上司官员的过境、临时事务的摊派以及水旱灾荒、民变盗寇等等,都得管,但政府在编人员却非常少,即便主官吏事样样精通,也不可能样样过问,这一大摊子没有胥吏、幕宾给撑着就玩不转。中央六部官员也离不开胥吏。因为到任的司员对业务并不熟悉,如果没有胥吏教给他一些东西,他可能连基本业务常识都不懂,所以官员一般只管签字画押,实际的公文写作、业务操办大都是由胥吏完成的。如光绪时的帝师、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翁同■,自己都承认每天上班只是坐着“画诺”而已,所以胡林翼就曾经感叹道:“六部之胥,无疑宰相之柄。”

地方行政如此,中央六部也不例外。当时各部办事的程序是“每办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则此案定矣”。中央政府的六部、地方政府的六房,就是清政府实际办事的六根支柱,这样看在这些部门工作的胥吏、幕宾,虽然不是国家正式官员,但他们是真正在办事的人,而且很多时候是在指挥着官办事。这种“依例办事”的作风与清朝相始终,并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时期,形成所谓的“书办政治”。

高级幕宾,特别是地方行政高级长官的幕友,有时对当时的政治走向都会起到某些作用。他们中间也不乏名人,如赵翼、包世臣、李善兰、汪世铎、华衡芳等人都曾做过幕宾,林则徐在未科考中的之前,也曾经做过西江都督百龄的幕宾。而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后,幕宾的地位更是直线上升,如曾国藩当时的幕府人员多达八九十人,李鸿章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幕宾工作的地方一般叫“馆”,主人对他的礼数是很隆厚的,当时各省官员见面,下级要向上级行跪拜礼或请安,但宾主相见,一揖可矣。

“千里求官只为财”,做胥吏也罢,当幕宾也好,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他们都不在国家的编制,没有薪俸,也没有办公费用,主官用他们当差,是要给他们发薪水的。幕宾的“脩金”还算可以。汪辉祖在《病榻梦痕录》里说,他初做幕宾(乾隆十七年)时,办理刑名的幕宾,“岁脩”为二百六十两白银,办理钱谷的为二百二十白银;而十年之后,渐次增加,到了乾隆五十年,就达到年薪八百两白银了。当然白银的购买力也下降得很厉害,但怎么说待遇也算优厚。这些钱都由主官在自己的薪俸和养廉银子里面支出,有时候会弄得主官入不敷出,只好去贪污受贿,盘剥百姓。

胥吏没有幕宾这样多的“年脩”,从主官那里所得是很少的。但他们都是做实际工作的,钱谷、刑名都要经过他们办理,其中大有油水可捞。例如钱谷,就有平余、折耗(鼠耗、雀耗)、火耗等名目,盘剥下来的,给上司一部分,剩余的就是自己的了;对于送上门来的官司,更是可以大肆敲诈,发一笔财。章学诚在《与执政论时务书》中说:“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吏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官取其十,吏取其百”,最低也是“官取其一,民出其三”。所以清代,官场的贪污腐败超过以往任何朝代,就是这套制度造成的。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方上的胥吏吃老百姓的,中央六部各衙门的胥吏则吃下面大小官员的。地方官员的“炭敬”、“冰敬”之类的贿赂是砸不到他们头上的,他们就向各地方官员索贿。六部书吏各有各的道儿。《清稗类钞》记载,户部索贿最容易,其次是吏部、兵部。户部因为是管报销的,地方的各项开支要报销,必须到户部核准,如果不给当事的书办打点厚礼,有时候跑两三年也报销不了,比如你要报销一百万,起码也要拿出五万到十万来打点、疏通各级胥吏。另外还有发饷、拨款等,都需要打点。即便是像福康安、左宗棠这样的封疆大吏,也都吃过户部书吏的亏,你礼不到,他拖着不给办,看是你急还是他急,反正他们有的是律例方面的借口。当然这笔钱胥吏也不可能独吞,司官、堂官也要分一块去,但捞到大油水的还是胥吏们。所以清代户部的大小官员,胥吏是六部中最肥的,甚至有人称,户部书吏之富,不让王侯。《清稗类钞》中有“东富西贵”之谚,因为户部的胥吏大多居住在正阳门东和崇文门外,是当时京城的高档住宅区,而司官则大多居住在宣武门之外,比自己的下级差了好几个档次呢。

吏部、兵部就吃那些官吏升迁、补缺的,比如外省有一个位置空缺了,在京候补的人知道信息后,必须马上到吏部或兵部打点行贿,书吏看这个空缺位置油水的大小来索贿,真正按照年资来得官的百不及一。工部、礼部、刑部相比就是清水衙门了,他们只好等待像国家有大工程、皇族有大婚、大丧、重大礼仪事件、重大刑事案件时再狠捞一把了。这些都是沿袭已久、积弊难返的事情。传说当年阎敬铭掌管户部时,就想清除这种弊端,但最后被书吏们联手整得很惨,最后灰溜溜地离开了户部。

一般认为师爷大多出自绍兴,这种说法有夸张之处。嘉庆朝的绍兴人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说:“绍兴三流行,皆名过其实”。“绍兴三流行”指的是绍兴师爷、绍兴话、绍兴酒。实际上绍兴之外的各省都有不少学幕的,绍兴的师爷相比较而言多一些倒是真的,于是人们就把师爷概称为“绍兴师爷”了。

胥吏与大清相始终,更与大清共天下,此言不虚。

(摘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