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楚

文化昆仑、学界泰斗钱锺书先生(1910—1998)逝世10周年之际，笔者曾专门采访了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浙江文学学会“三国”暨“水浒”专业委员会会长马成生先生。马先生说：“1960年至1963年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与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文学理论研究班学习，亲炙钱锺书先生教诲，学习中国古典文论。此后，政治运动不断，该研究生班不再办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是钱先生的关门弟子啦!”

今年78岁的马先生曾是我上世纪50年代中，求学杭州大学中文系时的文学概论课助教，我们并肩而坐，促膝谈心，亲密无间，所以，后来我与他谈起钱老师时，他敞开心扉，动情地说：“文楚呀，我生有幸，钱师学问涵盖中西、贯通古今，融汇文学之外多种学科，我即使再学一百年，也不一定能学到他的百分之一!但他的奉献精神与他的人格魅力，却是我为人一世永远追求的目标。”

钱锺书成为他的专门指导老师

马成生1955年毕业于原浙江大学文学院(院系调整后改称浙江师范学院)，留校任助教。1958年起，他调任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室秘书。当时市委书记没有专职秘书，而办公室的几位秘书，无疑是他身边人，其中一人后来擢升为副省长。但马成生并不喜欢这份今天人们趋之若鹜的工作，曾多次向领导表示这种意愿。1960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属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文学理论研究班招生，招考中国古典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概论这些专业。马成生跃跃欲试。领导同意他去报考，并准假三个月，让他复习应试。马先生对笔者说：“没有市委领导的‘恩准，我就没有可能师事钱先生，也就没有可能今日从研从教的一生。”

到了北京后，马成生等一行研究生被安置在铁狮子胡同l号，上课、住宿都在此。这个30余人的文学理论研究班，行政上归属中国人民大学，业务上主要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属的文学研究所负责。研究生们上专业课前，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习出版不久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然后下乡丰台，进行劳动锻炼一月有余，而后才分别攻读自己的专业。

马成生告诉笔者，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先生兼任他们的班主任。正因为有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撑门面，他们才得以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里聆听了京华诸多大师级学者的讲课。

“你能想象那样情景?用哪词儿来形容?如坐春风，春风化雨。而向我们撒布甘露的这些大师中，浸润我心灵最深最透的，就是钱锺书先生了!”

马成生无比高兴地说：“我们除了集体听各位名家的讲座外，每个研究生都分配一位专门指导老师，而我，正好是钱锺书老师。这是我一生最为幸福的事!”

听钱锺书讲课，如坐春风

捱过1960年、1961年重重饥饿岁月后，迎来了1962年。3月，从广州(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传来了陈毅元帅给知识分子致“脱帽礼”的声音。紧接着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这些春天的消息当然极快极准确地折射到神经末梢的文学研究所。睿智、机敏的钱锺书则有更深层次的悟省，因为他还是《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定稿小组成员，乔冠华、叶君健是他的同事，袁水拍是他们的组长。

4月4日，一个初显春意的日子，钱锺书从不远的建国门内住处来到铁狮子胡同。钱先生讲课的消息不胫而走。课堂里当然坐实了。文学理论班的30位研究生一个不缺；课桌空隙处都被闻讯而来的人大历史系、档案系的师生占有了；连得室外走廊也全是慕名来听课的人，敏捷的则将窗棂占据，搁上了笔记本。

“这天钱先生的课题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有关问题》。在那个年代，这应该是既充满政治色彩又带有敏感性的话题。你回忆下‘厚今薄古早已是文学评论界的一股‘时代主流；同时，批判胡适，批判《红楼梦》研究方向，反胡风，肃反，以及包括批丁玲、艾青、人性论在内的反有等运动，文艺批评无疑是根高压线了。但是，一直被人们称呼‘痴气的钱锺书先生却直面现实。这就需要正气，再加勇气。”

笔者请马先生回忆回忆讲课内容，即使一鳞半爪、吉光片羽也好。马成生搜索忆海许久，突然拍案叫绝道：“钱先生不愧钱锺书!”

——先生说，我们都在批评“天才论”。对，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我们不妨结合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去看“天才”。熟悉他的人就会立刻联想起他的短篇小说集《人·鬼·兽》中《灵感篇》那句话：“这位作家是天才，所以他难产。”

——“有些人惯做小偷，但偷来偷去，偷到的东西并不多。忽然有一天，他摇身一变做了警察，返身去抓小偷了。”先生说着，一副不置可否的期待的表情面对大家，一时间，课堂里一片茫然，鸦雀无声；沉寂间，突然一位同学哑然失笑；瞬间，笑声此起彼伏；渐渐地，同学们都领悟先生常有的幽默味，是在讽喻学界的“文抄公”，点点滴滴剽窃成“家”后，反转身去围剿他人，变成凌厉的“批评家”了。于是哄堂大笑。

——先生说古代道家的文学批评一直来为人不屑，乃至否定。我们要心平气和地给他们一定的地位，因为事实存在呀。

——讲到文学批评，先生又在使用他带有幽默性的妙语了。“有些人给人治病，不是救命，而是送命。”无疑，这是直指某些极“左”的批评者。

——明清两代盛行的“评点派”嘛，自古有之，先生力主将它纳入古典美学即中国古典文论的范畴中去。当时有些人还以“无体系”、“太琐碎”之类极力抹杀它。

这里马成生先生作了两点说明：一是钱锺书本人是出名的“评点派”，爱在读过的书上作眉批，都是独到的见解，他当清华大学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后转到文学研究所)时，在清华图书馆的藏书中，也布满精彩的“钱批”。这些“钱批”，若是好好整理，应该是钱锺书的文学批评论著，可以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媲美。二，当时钱先生讲“评点”，可能是有所发的，记得此际首都有些颇有权威的杂志，常常打出文学批评战斗性第一的口号，湖北有人肯定金圣叹评点《水浒》的一些理论，竟被指为是“垃圾堆里找精华”，俨然以“主流派”的角度否定了“评点派”。这在“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的当年，钱先生能讲出逆耳之言，需要勇气呀!

“你别误会我把钱锺书先生描绘成金刚之士了，其实他是一位十分亲和的大学者。”马成生接着讲了一个他和钱锺书课余接触的故事。

——我们那个时代、那个圈子，常有一些怪异习俗，比如某些教授，总要带着几分威严，这种威严越足。级别越是高，若要向他提问题，必须在两周前书面提出，那么到时，在课堂上，他就“关于某君的问题”，“关于某同志的咨询”，才会给予答复，并且客气地说上一句“仅供参考”、并请“商榷”。我们要是像现在学生当堂提问，说不定会讨个没趣。但是钱先生不然，他欢迎当堂发问，有问

必答；而且随问随答；进而问一答十。几次之后，我发现钱先生的即兴回答，在某个角度上便是一篇生动活泼的读书札记，或者是一篇自由行文的学术论文。有一次，我向他讨教一个关于明朝哲学家李卓吾(贽)的“童心说”，先生不仅将李氏犀利的哲学观、文学观言简意赅地讲个透彻，还上溯自王阳明、“泰州学派”首领王艮，下及“公安三袁”与李氏的承启，更有左右旁及徐渭、汤显祖诸人，都提纲挈领地讲到了。我顿时感叹，“钱师是立马成章了”。此后我常想这就是大学者的学富五车、恢宏大度，钱锺书先生，诚吾恩师也!

告诫做学问要心甘情愿地坐守冷板凳

“‘要做学问，做真正的学者，你就不要想做官，心甘情愿地坐守冷板凳。这是钱师在他的工作室对我说的。这是钱师真诚的教导。”马成生说，这一观点，钱锺书坦诚布公，清纯如水，他甚至更坦率地说，做官，跟着形势转，这是应当的，如果做学问也跟着形势转，那末他的成家之说也因之随形势而左右，他的学术言论就可能会没有准了。这种学者、专家，当时皇城根不乏其有。马成生说，有一次，某会之后，我去看钱先生，告诉他，谁和谁坐在主席台上。他笑了笑，说：“你不讲，我也猜得到。某些人，当不上官，当当顾问或理事之类，能坐坐主席台也是好的。”自然，钱先生言行如一，他是不肯轻易去担任什么顾问、理事之类，他是不肯随便去坐主席台的。但照样他仍是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文革”之后，拨乱反正，随着《围城》的再版和气氛的飙升，人们似乎发现了他，钱锺书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特邀顾问，那是个行政级别、学界地位很高的职位，但他始终没有去“坐主席台”。

说到“文革”，笔者因之问起钱锺书先生如何捱过那苦难岁月，家中平安否。马成生先生说，那年头大家都在倒霉，自顾不暇。后来，我去北京，从钱师、师母杨绛先生口中(不多)和有关他人那里听到了一些，叹喟苦涩——

钱师(文学所)早师母(外文所)一年，即1969年被发落到河南省濒临淮河的息县中国社科院五七干校去劳动，他终究花甲之龄了，一个文弱书生能干什么呢!还算好，开始看管劳动工具，管得有条有理，没有差错。后来去做“专职”收发员，就是到镇上一家邮政所去取报纸、信件、包裹等，送回干校“连”里分发。他小试铅刀，帮助邮政所辨认难字、寻出偏僻地名，解决不少投递难题。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洪荒时期，具有实用意义的文化人颇得“看重”，因此他每次得到“茶水”(加茶叶的)特殊款待。一年后，师母也被下放到息县干校。但他们俩不能住在一起。师母住在一个窝棚里看管干校的菜地。那块菜地恰恰是先生的邮路必经之地，于是他们夫妇俩天赐良机地有了见面机会，能一起待上片刻，讲几句家常话。杨绛先生曾调侃过此情此景，“远胜于旧小说、戏曲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农场里无意中收留了一条小土狗，师母分出自己口中粟，喂养它，渐渐地十分熟稔了。先生每天邮差，“私会后花园”，总顺便抚抚小土狗，或给点吃的，然后回连。没想到小土狗像滚土球般“粘”住先生脚跟，紧随不舍。几次后，先生就俯下身去，捉住它，抱着，急匆匆地送到师母怀中，要她紧紧按住它，“我怕它跟着我跑累了，跟丢了。”说完就赶紧逃出窝棚。

就这样，他们过了近一年。有一天，师母指着这个极其简陋的窝棚问先生：“若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来，怎么样?”先生认真思忖一阵，回答说：“没有书。”在如此苦境中不忘书，正是他的名字“锺书”的生动写照。据说他婴儿时“抓周”，抓了一本书，命中锺情于书呢。

钱锺书夫妇在淮河边的息县待了两年多时间，又被抽调回北京，参与《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出版工作。这个政治任务比思想改造更紧迫，而且这份难度极大的工作，也只有钱锺书这位学贯中西、古今恒通的大学者才能胜任。当然，他人身自由因此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解放。聪明的钱锺书，就抓住这一不再“没有书”的契机，译校毛诗词的“工余”，在吃住睡兼用的文学所办公室里，完成了一部学术论著《管锥篇》，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年(1979年)出版。至于他另一部论著《谈艺录》，写作于抗战之初上海“孤岛”，早于《围城》，到1984年他作了增补、订正后再版。

马成生告诉笔者，钱锺书先生默默无闻地参与毛选、毛诗的(英)译校工作，基本上占了他“前三十年”的大部分，那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壮年时光，待到他1979年访美(哥伦比亚大学)、1980年访日(早稻田大学)，已届古稀之龄了。

“十年‘文革，我与钱师中断了联系。拨乱反正后，我参与杭州师范学院的筹建工作，创立中文系，任系主任。1983年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水浒》学会研究会议——我是该会常务理事——到文学所打听钱锺书先生情况，知道他健在，并且得到了住处。”

马成生描述了那次师生晤面的情景——

我来到三里河钱师宿舍，轻轻叩门许久。里面有了响应，问“谁”。我回答“钱先生，是你学生”，我怕他一番沧海桑田后已把我的名字忘掉了，所以没有直接报姓名。他把门拉开了一条窄缝，门内那根“保险链”仍紧紧扣住——门外人是无法推进去的，只见门内人露出一半颇为苍老的颜面。一双睿智的眼睛朝我周身打量。

“钱老师，我是六0届古典文论班的马成生呀……”

“噢，对对，你是做市委秘书后考进来的，你就是秘书马君!”

我们在“一别二十年啦”“如在梦中”、“钱老好”“还好，活下来就是好”的犹如隔世感叹中进了屋。钱师的新居都没有什么装修，“原汁原味”到有点寒酸程度。我们来到他的工作室，在南面窗下，钱先生的书桌旁落座，师母杨绛先生是我所熟识的，她端来茶后，点点头会意地出去了。我们相向促膝而坐。我看到钱老师书桌上尺余厚的书信和稿子，正等待他去处理；虽然相见难得，很想和钱老师多相处些，但又不忍心耽误他宝贵的时间，谈话之间，总似有些结巴，语无伦次。可是钱师有如父辈，无限亲切地问这问那，问我的工作、读书、研究、成绩，当他得知我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研究(包括评点)方面发表了一些文章，并表示要继续努力下去，钱师感到欣慰；因为我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早期的评点派，即以李卓吾评点《水浒传》为中心的，是钱师手把手指导撰写的。接着又拍拍我的膝盖，问起我那些年月的生活、工作、家庭、孩子——我的三个孩子，一个又一个地都问遍了。我已经知道他的女婿王得一同志冤死于“五·一六”案(自尽)，不便再去问他的家庭，以触痛处，心中一阵酸楚……

不知不觉与钱师几乎谈到中午。

此后他们师生间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往来。每年清明之后，西湖的龙井新茶上市，马成生总购买些许，邮寄北京三河里他的老师钱锺书那里，以表心意。钱锺书收到后，颇为兴奋，总亲笔付书示谢。

钱锺书病重卧床后，艰于握管，改由夫人杨绛代笔——“承惠赠杭州新茶，谢谢!锺书重病住院将近十个月，我也积劳成疾。西湖草长莺飞，正是晴雨皆宜的好地方，不胜神往，但我们老病，无缘作游春之梦，容待异日吧!”

马成生先生当下向笔者出示了信笺的原件。

“先生归山(1998年12月19日)已届十年了!”马先生说着，眼眶有些湿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综合他八十又八春秋人生，正是不为名、不为利，纯粹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奉献的一生。他信守这一诺言，从不张扬自己。尽管钱师有甚多出人头地的机会，有可能取得厚利的条件，他都视若浮云。这就是钱锺书先生的‘这一个，怎么不令人感心动耳、回肠荡气呢?”就是在钱师这种高风亮节的感召之下，马成生形成自己的人生格言：“奉献，是人生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归宿!”

“呜呼，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作者为《团结报》驻浙江记者站原副站长、主任记者)

责任编辑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