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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身边的上海革命史迹

2009-01-23张玉菡

世纪 2009年6期
关键词:上海大学西门会馆

张玉菡

当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当我们游弋于上海的老式里弄之间,经常可以瞥见一些大理石的牌子,上面写着某某旧居、某某旧址,这提示着我们:这里曾是历史留下来的痕迹。在这些旧址旧居内,曾经有过激情澎湃的演讲,曾经有共产党员秘密而紧张的工作,甚至一度发生过激烈的枪战……但是,您是否知道,当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之时,这些旧址旧居是怎样被查找到并勘实的?在上海革命遗址专家陈沛存先生心里,这些旧址旧居还有着怎样的遗感在等待着弥补?据陈沛存老师介绍,较大规模的上海革命遗址遗迹调查工作,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开展的。1958年,筹备处成立了革命史迹调查组、革命史迹复原组,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普查。1960年,这两个组合并成为遗址组。如今挂牌的一大批革命旧址就是在这期间被调查核实的,其中有34处革命史迹在1959年经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60年和1962年又有21处革命史迹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陈沛存老师当年就是革命史迹调查组的一员,不少旧址就是在他的努力下,拨去冗装,还原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不久前,笔者访问陈沛存前辈时,听他讲述了勘实上海革命旧址的一些经历。

红色干部的摇篮旧址今安在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统一战线旗帜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培养革命人才的高等学校。它的前身为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1922年10月改组为上海大学,迎请国民党人于右任为校长。1923年,学校又请共产党人邓安石(即邓中夏,在上海大学使用邓安石名字)出任总务长,后来又聘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邵力子任代理校长,还曾聘请沈雁冰、陈望道、郑振铎、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施存统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上海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上海大学有600多学生,其中党团员有400多人。1950年,陈望道到北京开会,许多“上大”学生来看老师,陈问起从“上大”培养出来的学生现在还有多少人参加革命工作?回答是:从上海大学培养出来的尚有170多人吃小灶。其中,有杨尚昆、王稼祥、杨之华、阳翰笙等人,还有著名作家施蛰存、著名诗人戴望舒等。因此可以说,上海大学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红色干部的摇篮。

上海大学搬了很多次,有好几处校址。创办之初,校址在青云路323号第六十中学地位(原闸北青岛路青云里)。1924年2月,迁到了陕西北路342弄地位(原西摩路132号西式楼房)及马路对面299弄4-12号(原时应里522-526号,为社会学系和中学部课室)。五卅运动时,由于上海大学师生积极参与,校舍被公共租界当局查封。1925年秋天,上大又迁到青云路167号今海运局青云宿舍地位(原闸北青云路师寿坊)设立临时校舍。1927年4月,又迁入江湾镇新建的校舍(原奎照路圣堂路3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被白崇禧用武力封闭。

千万别小看上述这些地址,因为其中每一处地址的确定都花费了调查人员大量的心血。调查的时候,找到了当年学校的职员许德良、姚天羽、程永言等人,请他们回忆学校的地位,甚至画简图,并多次陪同他们分别去原址附近踏勘。毕竟三十余年风云已过,城市建筑历经战乱、焚烧和多次拆建,有的面貌依稀可辨,有的已经沧海桑田、踪迹皆无。来来回回好多次,然后把多次踏勘结果对比起来分析,中间又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寻找采访邮递人员、当年附近一处木工作坊的木匠,还到周围的老居民那里反复询问。就这样,综合这些回忆和踏勘结果,进行反复对比分析,最后才确定这几处旧址。可惜的是,青云里、师寿坊及江湾校舍建筑都已毁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日军炮火,西摩路132号楼房亦于上世纪30年代初拆除改建为新式里弄住宅。惟有时应里房屋建筑尚存,系一排5幢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建筑,建于1924年初。站在斑驳的树荫里,透过百叶窗,我们彷佛看到,那儒雅的瞿秋白,正在这石库门教室里给社会学系学生们讲授着《现代社会学》或是《社会哲学概论》。1960年11月,时应里上海大学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西摩路132号南阳路口的校舍其实是当年上海大学的校本部,更为重要,邓中夏曾经在这里办公。踏勘时,原址已经建立起两排新式里弄房,称为西摩别墅。因此,这里当年没有上报申请文物保护,这是非常遗憾的。但幸运的是,后来从城建局测绘总队的档案中找到了西摩路上海大学校舍的原设计图,现存上海测绘院。从这份图纸的地位与原“上大”照片相核对,证实是原上大校舍图。上海市文管会曾经和静安区政府协商提议,如果有一天西摩别墅改造拆除时,应恢复建筑上海大学校舍。但旧憾未补,新憾继来,时应里旧址在上世纪90年代也被拆掉了,建了恒隆广场。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布命令之处,是也非也

在自忠路361号,墙上挂着一块白色大理石的牌子,上面写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布命令的地方。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当年调查革命史迹的时候,我们到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查到了好多访问老工人的资料。大概1953年,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曾经把参加五卅运动、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好多老工人召集起来开过座谈会,周总理接见过的。后来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就逐个找到这些老工人,请他们回忆。其中有一个铁路工人,名叫江儒田,他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他的访问录中说,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他受到通缉,武装起义铁路方面的领导人孙津川(后来牺牲)安排他到西门路西成里173号一个机关里工作。应该说这是—个总工会的秘密机关,汪寿华曾到这里开过会。1960年,康生有一个回忆录,其中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到西门路西门里一个机关去取武装起义的命令。实际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没有命令的,应该是二次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当时筹备处领导沈以行(原上海工运史料委员会主任),问我们西门路西门里有没有什么机关。我们说西门路西门里没有查勘到什么机关,但是西门路西成里有一个,是总工会的一个机密机关。但沈以行说:名称就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布命令的机关吧,结果就用这个名字报上去了,然后就批下来了,作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后来写《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的时候,我没写这个机关,当时请示了主编,说作为发布第三次武装起义命令的机关,没有根据;要写,作为上海总工会的一个秘密机关,还可以。最后决定不写。后来我们还查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这个地址在报纸上出现过,是《申报》上店员总联合会的—个通告,地址就是西门路西成里173号。我们调查时,徐梅坤陪我们去的,当时这里开了一个和记食品店。徐说应该是这个地方,现在开了店,当时是个石库门。我们去的时候,店员拿出解放前印的食品袋,食品袋上的地址就是西门路西成里173号。这样就肯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机关。上世纪60年代我们调查的时候,这里门牌是自

忠路381号。后来又重新编成了自忠路361号。

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旧址面目全非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起义之前,湖州会馆已为奉鲁军阀军队盘踞。23日,湖州会馆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上海武装工人纠察队在这里同奉鲁军阀军队展开了战斗。当日,武装工人纠察队攻克湖州会馆。24日,上海总工会即以会馆作为会所,公开对外办公。湖州会馆本为湖州旅沪同乡聚会议事及养病、停柩的场所,在闸北区会文路中兴路转角,建造于1908年前后,占地20余亩,为江南民间厅堂建筑和石库门建筑,宏伟华丽。上海总工会人驻后,古朴、典雅的厅堂里,挂满了彩旗和匾额,里面人声鼎沸,人流络绎不绝,兴奋的上海工人在这里庆祝胜利,举行升旗典礼,手握枪械保卫革命成果。上海新闻记者也汇聚到这里,参加记者招待会,听取赵世炎报告起义经过。中共上海区委也在这里主持召开全市活动分子大会,会馆内回旋着陈独秀、罗亦农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一时间,这里成了上海工人的革命大本营。

调查核实湖州会馆,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湖州会馆建筑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被炸掉了,后来在原址上建造了许多棚户。我们调查时,已经面目全非、踪迹皆无。我们采访了很多参加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找到了一个从十几岁起就在会馆附近拉黄包车的老居民,通过多重线索找到了不少当年会馆的照片,还辗转找到了建筑平面图。我们根据老工人、老居民的回忆,对照这些照片进行调查、核实,请民用设计院的工程师专门绘制了建筑复原设计图。1962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35周年展览会时,我们特意请民用设计院设计制造了湖州会馆模型,在展览会上展出。当时上海总工会很感兴趣,我们曾经把这个项目报给他们。“文革”时期,不了了之。解放初期,铁路局在这个地方建造了两幢六层的楼房,作为职工家属宿舍。如今,两座楼房还在那里。

赵世炎被捕住所依然云里雾里

在不少革命题材的影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幕表演:在凌厉的警车声中,巡捕房从一幢房子中推出几名共产党员,押到车上。表演来源于历史中的真实素材,1927年7月5日,《申报》、《时事新报》一则“本埠新闻”就报道了同样的一幕:“共产党夏仁年挟有巨款潜行来沪,匿迹公共租界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内,秘密活动。为警备司令部访悉,由杨啸天司令派侦探队长乔松生于前日午后四时半投北四川路捕房……”共产党夏仁年是谁呢?据赵世炎的夫人夏之栩回忆,他就是刚在1927年春的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赵世炎。1926年春,被调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不久,就参与组织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那么,赵世炎被捕的这个住处究竟在何方呢?

根据《时事新报》、《申报》以及工部局档案记载,赵世炎被捕的地方为当时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志安坊190号。志安坊今天还在,问题是其中只有三十几幢房子,怎么会有190号呢?我们访问了夏之栩、徐行之、杨之华、志安坊附近的老居民等人,请他们回忆。志安坊附近的一位老居民说,志安坊建于1924年前后,他看着建好的,而且他一直住在附近,没听说过有190号。我曾到档案馆查过工部局的一份档案,专门记载着1930-1935年的门牌号码变更情况。这个问题就和中共“二大”会址的门牌号码是一样的,辅德里625号,不是辅德里的门牌号码,而是北成都路的号码。同样,志安坊190号不是志安坊的门牌号码,而是北四川路的号码。1931年版的《上海指南》里面标明志安坊“东通北四川路,西通窦乐安路”。窦乐安路就是今多伦路。我曾经陪同夏之栩到四川北路2023弄踏勘过,夏之栩基本确认是这条弄堂,只是其中的哪一幢还不能确认。后来因为“文革”爆发,工作就停掉了。如今虹口区挂牌挂在多伦路上的一幢房子,有些问题,这个地方值得再查一查。

像这样的革命史迹,在上海还有很多很多,可能就在你行走的路旁,可能就在你住家的附近,有的挂了大理石的牌子,有的没有。就在这些历史遗迹之中,曾经上演着一幕幕或壮烈、或淡然、或紧张、或平静的真实故事。

(作者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员)

责任编辑肖阿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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