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运波

摘 要:除了文学边缘化以及文学在当代文化布景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变迁以外,中国文学研究不断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基于西方文学概念和文学分类法建构的现代文学观。这种严重危害集中地体现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它既不能有效阐释中国已有文学事实的真相,也不能有效应对新的文学形态。观念史研究和范式理论部分地拯救了文学研究的现实困境,但仅仅是权宜之计。后现代主义的推波助澜,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文学人类学在文学研究内部所起的动力性作用是当今文学研究的三个机缘,对于变革传统的文学研究图式,构建多层系的文学范式理论,寻求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文学观念以达成人类文化之真理性认识,具有实验性意义。而综合性、差异性、生态性、建设性和反思性的理论气度与实践品格,也是构建时代文学研究新景观之必须。

关键词:观念史; 范式; 后现代; 数字化时代 ;文学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10-0176-11

历经动荡、变革、阵痛及调整之后,文学和文学研究逐渐恢复常态和理性。追溯文学研究危机的根源,可以澄清对现实的认识。观念史和范式理论孕育着理论的生机,而地下史料的不断发掘,新思想和新思维的点燃,新文学样式的层出不穷,一贯受到忽视的“小文学”(minor literature)的重见天日以及其他艺术门类、学科门类文学因素的滋生,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数字化时代和文学人类学共同构建了丰茂的文学景观和文学理论范式图式为文学研究创造了新契机。

一、 危机:基于西方文学观

文学作为主导甚至唯一文化样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身居全球化时代大潮,五彩斑斓的娱乐和艺术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文学不再是大众的主要精神寄托和文化生活。甚至关于“文学死了”、“作者死了”的“消亡论”曾一度甚嚣尘上。文学生态空间被前所未有的挤压,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也遭到巨大放逐。文学式微尤其是经典性文学的落寞与难产是文学不折不扣的现实命运。然而,文学研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集体性的焦虑意识,同样游荡在文学研究上空,在中国人文学界“几乎所有的概念都是外来的”①。鲁迅早在他的《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中辨识“文学”的古今不同之意时,就说“古代人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做‘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②。自此,“文学”便离开西方文化的母体,独自在东方世界开始了游子生涯。

西文“文学”1iterature(英语或法语)、1etteratura(意大利语)、literatura(西班牙语)、Literatur(德语)一词是14世纪自拉丁语litteratura和litteralis引进的。它们的词根是littera,当时指“高雅的学识”(polite learning),其复数形式指称“书信”(epistle)、“文献”(written document)、“文学”(literature)、“文化”(culture)等。由此可知,“文学”一词指的是由文字书写和记录所构成的文化,在西语中往往是在广义中使用的。西文中“文学”获得现代意义是以F.施莱格尔对传统“文学”概念的反动为标志的。在施莱格尔之前,“文学领域常常扩张到指所有书写的东西”。施莱格尔在他首次引起西方世界注目的著作《古今文学史稿》(獹eschichte der alten undneuen Literatur,1815)中,将人类的知性活动分为艺术、宗教、哲学、文学四个方面,并分别叙述他们各自的历史。其出发点是将文学独立看待,而且讨论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内容。按牛津英语词典,“文学”第一次用于现代意义——甚至在撒缪尔•约翰逊的字典(1755)之后——仍认为“文学”除了包括诗歌、印刷成书的戏剧和小说之外,还包括回忆录、历史书、书信集、学术论文等。但是,由于近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传统的发展和强化,文学的形式特征与审美特性得到固定,文学开始只限于诗歌、戏剧、小说等少数几种体裁,文学的意义逐步固定。中国文学现代意识觉醒始于20世纪初,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近代一系列叩击中国大门的事件迫使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版图之中。中国内部也积极寻求“求新声于异邦”(鲁迅《摩罗诗力说》),以近乎失去理智的狂热尽可能地学习、接受西方一切科学、哲学、艺术、伦理等思想。于是,“中国文学这个学科,便在西方literature(文学)观念输入的背景下,被人为的建构出来了”。学习与接受外来知识同时也意味着舍弃与背离,并要为之付出代价。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演进可以说是脱离了中国传统固有的逻辑轨迹而走向了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当下我们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都已经是西方学术话语的一统天下了。”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是受西方文学观与文学分类法影响的两个重灾区。

中国是文学的国度,文学史的写作尤其繁盛。自东洋古城贞吉和西洋翟理士、顾路柏最早写作中国文学史以来, 100年间中国生产了2000多部文学史。千篇一律的写作模式和人云亦云的言说方式,严重戕害了中国本土感悟性、经验特征的多样文学。仅以文学分类而论,在汉代人们就开始对文体有了初步认识,当时的目录学著作《七略》,《汉书•艺文志》已经按照文章体裁进行分类。南北朝时期的文章辨析之作为曹丕的《典论•论文》,该书将文章体裁分为四科(“雅”、“理”、“实”、“丽”)八类(奏、议、书、论、铭、诔、诗、赋)。陆机在曹丕的基础上又将文体分为十类,并概括了十类文体的美学特征,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是一部专门的文体分类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论述了三十六种文体。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则细分三十九体。唐人编《古文苑》分十九类,宋人《文苑英华》分三十七类,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甚至达一百多类。不同的体式和风格互相争奇斗妍,各放异彩。相比之下,基于西方文学观念和分类标准书写的文学史何以展现中国文体极富差异的特性?就更不用说某些概念的准确与否,以及文学的特殊功能能否得到恰切阐释了。

自从文学概念引入中国学界,从事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人,就一直试图在中国已有的学术传统中替它寻根,一方面给文学事实找一个西式的解释,另一方面在古人言论中探视其苗头,而不顾古今文学的巨大差异。文学史的追溯式写法,带有很大的想象性虚构和主观臆测的先验性,这种带有乌托邦式的想象写法使文学史复制性生产积重难返。文学史写作的畸形膨胀以及文学观念与“中国特性”隔离的弊端不断凸显。文学史是文学生成的历史,文学史的书写则要还原文学的个体性特征和多样性情态。比如说古代隐士文学,就不仅仅全是“官隐”,还有文隐、市隐、心隐、身隐等等不下几十种,如果不区别地舒展“隐”的多样性以及文人心态、文学的认同,就会大大遮蔽隐士文学富有生活趣味的真实性。再现文学的传统形态不是简单地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也不是对亡灵唱赞歌,而是考察它的真实形态以及在生活、制度、文化布局中的功能性问题;不是重弹传承文明、娱乐、审美教育的老调,也不是作教科书似的搪塞。文学史的写作,需要新思维、新方法、新生力量来改变目前重复单调的现状。文学史不是根据作品或者文人亡灵进行规律的总结,而是个性的、情感的、生活味的经验性展现,展现文人、文学、文事的历史情境性;文学史不是后人对历史文学观念性梳理与评价性介绍,而是文学经验性历史,高雅的,民间的,庙堂的,多情的,审美的,把玩的……文学史的打开是墓碑、文书、契约、表谱、算草、器物、民间口传、民俗、宗教等等多种史料,多种思想,多种学科的观念和风俗习惯的纷呈展现。

文学理论重复复制的现象同样十分严重,新时期以来出版的以“文学理论”、“文学原理”、“文学概论”命名的著作也有800种之多。然而,西方理论给该学科造成的最大灾难也许并不限于此。“术语爆炸”引发的“失语症”以及“身份危机”引发的“焦虑症”可能是中国文学理论界面临的最大危机。文艺学学科可谓是人文学科中灾难横生的“施暴地”。开始是苏俄理论的实验场,接着是欧美哲学艺术概念、术语与主义的竞技地,后来,一会是学科领地的扩界与边界的消融,一会是学科合法地位的质疑与身份认同危机的惶恐。至今,梦魇还未消散,焦虑依然笼罩!

曾几何时,各种西方概念、理论、主义在文学中的风光无限,如今行将成为套话。脱离西语人文背景,自断历史根脉的西方理论在东方逐渐灰色化,它既不能在文学现实的磨刀石上磨出利刃,也不能在中国语境下彰显理论威力和话语张力,理论倦怠滋生和话语隔膜化便不可避免。夭折的问题在于:文学理论者缺乏将这些具有内驱力和发动机作用的理论在文学内核处引爆的能力。做文学的人常常埋怨文学理论成了宽泛的文化理论,做理论的人又往往缺乏创新文学问题,生成新思想的能力。理论没有真正的改变文学研究的方式,反而增加了文学的离散力。于是,大行其道的仍然是传统的老一辈学者研究的问题或者研究问题的方式。当然,脱离“本土特性”和“民族根性”又不顾西方理论的语言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内在性,在中国语境言说西方理论其有效性是极其有限的。这往往又连带西方哲学的“无解性”形成叠加的理论漩涡,足以酿成致命性的打击。学术问题如同现实问题一样:跟在西方后面,必须承担解决别人遗留下来的难题。

二、拯救:观念史与范式理论

基于“西方文学观建构的文学思想来观照中国古代文学的不适应性已被充分认识”。积极的实验性写作和回归本土以重塑“中国性”的理论自觉开始不断觉醒。其实,在西方人们也意识到“即使是最彻底的文学批评家也不会轻易接受那种单一的‘文学观念了,或是认为关于文学这个概念只能有一种基本定义,即只存在某种天生的、自我确证的文学‘要素的定义。词条上的定义,已经表明了事实上的确存在许许多多的文学而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文学。并且意识到文学的文学性是过于深入人心,被过度消费了”。“观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研究法和“范式”(paradigm)理论是西方文学自我拯救的两种方法,并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文学研究。

观念史研究法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范式。观念史方法由美国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O.Love joy)在《存在的巨链》(玊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中首倡。而观念史研究的历史则可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其中亚氏对宇宙论的考察被视为观念史的最早起源。最早使用“观念史”概念的是维科,他在《新科学》中就论述过“人类观念史”。“观念史”一名源于法语,后经德国而在英美达到高峰。洛夫乔伊在《存在的巨链》中给观念史如下定义:我所说的观念史,指的是某种比哲学史更具体,但同时又更少受限制的东西。它关注单元观念(unit-ideas)的特征。……它以一种特殊的方法分化各种思想史的材料,将它的各部分组合成新的群集和关系,并从一个特殊目的的立场去看待它。

“单元概念”是剖析观念的方法核心,它也关系到“观念的连续性”。洛夫乔伊强调“单元概念”具有自己的生命史,以透视出人类思想的发展,“人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观念史探讨的根本任务。观念史追求真理、分析错误,它主张跨学科研究以发掘分离学科的内在关联。观念史具有“跨越自身范围而弥漫到其他领域的奇妙功能”。“存在的巨链”的概念,即把宇宙看作一条存在的链条,它由无限众多的环节组成,而这些环节以循序渐进的阶梯方式相互衔接,从那仅仅属于非存在的、最贫乏的存在开始,通过各种可能的等级而上升到尽可能最高的创造物。洛夫乔伊强调对观念史做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完成观念史的研究使命,才能恢复其本来面貌。对于“一个特定的观念、预设或话题,如果要充分了解它们,就需要在它们活动表现于其中的所有精神生活阶段中,或者在所能掌握的资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的,有联系的追溯它们的活动情况”。“文学不是一个绝对的单体,文学的独立是有限度的。”正如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所说:“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

洛夫乔伊说“文学史之所以能激发兴趣主要也是因为它记载了思想观念的发展和演变。……只有首先区分并分析[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要观念,然后把各个观念当作在许多背景中反复出现的单位加以考察,才能把文学的哲学背景最清楚地显示出来”。国内文学史界运用观念史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除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外,还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

像包忠文的《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庄淑芝的《台湾新文学观念的萌芽与实践》、袁进的《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王彬的《中国文学观念研究》、于迎春的《汉代文人与文学观 念的演进》、顾祖钊的《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罗立纲的《史统、道统、文统: 论唐。但是,对观念史研究还存在某些误解,观念史研究深化与拓展的空间与潜能仍然巨大。如果置谨严恰切的文献证据于不顾,又不加甄别、分析轻率的臆测观念在历史场景中的角色以及相互交织、冲突和是否被认同的实际,那么“一种对个体观念的[尽可能]完整的生命史的研究,……它们往往显得单调乏味,互不关联,或多或少是晦涩难解的” ⑨ 。存在之链的三个环节:充裕(plenitude)、连续(continuity)和渐进(gradation)的观念也将被打破,研究对象也会迅速变成实体化的东西。研究者很可能被指责存有“以错误的方式理解着某些人的零星的言论”的嫌疑。加之,“观念史……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研究领域,一个需运用心理与想象力去进行探索的领域”⑨,以及我国学者对于文学之观念向来模糊,观念史方法难免不受到诟病。我们主张:汲取观念史的理论精髓和代表性学者的思想内核,切实地寻求中国文学的结合点,从问题内部进行富有效力的适度阐释与合理引发,使文学的丰富多样性景观情境的呈现,可以部分地带来文学研究的繁荣,深化对文学的认识。

196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玊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提出了“范式”(paradigm)理论,接着便产生了迅速影响并广泛波及到科学哲学以外几乎所有学科。随着库恩范式理论影响增大和流布扩散针对它的批评也日益激烈,库恩本人也意识到“范式”概念的模糊性,之后《必要的张力》、《对批评的答复》、《对范式的再思考》等著作是对批评者的回应也是对“范式”理论的修正。“范式”接近“科学共同体”(Community)概念,“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 ④ ⑤ ,“科学共同体”是产生科学知识的单位,它是一些特定专业的从业者或专门群体。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共同信仰的基本理论和实施这一理论的规则、模型、方法,共同规范和指导思想。范式具有韧性和相对稳定性。“范式”的主要功能和意义是形成学科研究内聚力,促进学科研究常规化、系统化和群体化,通过新旧范式的更替实现科学理论的变革和学科的革命化。范式一门学科成为独立科学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

根据范式理论库恩提出了前科学(前范式)→常规科学(范式)→反常→危机(范式竞争)→科学革命(范式更迭)→新常规科学(新范式)……的科学发展的一般图式。库恩认为“范式一改变,世界观便随之改变”④,反常和危机引起范式的更替,带来科学革命和科学发展。其中科学革命不是范式的累积或更新,而是断裂式、突破性的彻底改变。库恩认为科学的内外部因素是互相引申和衍生的。库恩的范式理论本质上是科学观和方法论,是一种对普遍存在的现象的厘定、把握或解释的总框架,同时也是分析、研究科学问题以及发展的有效方法和工具。库恩认为,范式更替只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缺乏统一的“范式”,所以它不属科学的范畴⑤,因此拒绝将范式理论运用到该领域。另外一些学者提出的某些观点,比如英国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以及科学发展的“合理进步”观,夏皮尔“域”和“背景信息”的概念对范式转换连续性的强调,费耶阿本德的“参与者”、“观察者”以及麦金太尔对文化范式理论的探讨都为“范式”理论的完善和在人学社会科学界的应用做出了贡献,其中还包括一些自觉不自觉地将范式理论引入研究中的诸多学者。

范式理论是一种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基本观点、概念和学科方法。它影响、规定着学科的基本面,为“科学共同体”提供思考、解决问题和言说话语的机制与准则,引导学科发展方向和变革动力。库恩范式理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哲学领域而波及到当今甚至所有的学科门类,各种不同学科的学者争相运用范式理论作为分析学科发展的工具。范式理论具有高度的现实性与普遍性,如今,是一个范式时代,只要作为一名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就总逃不了在理论范式下进行工作。人文学科通过“范式”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范式意在寻求一种普世的评判尺度,所以在带来学科大发展的同时,范式理论也会悬置“个性经验”,悬置“人文情怀”。中国文学是个体性书写,对文学的理解是极富差异的复杂异质观,作文是和做人联系的,文道的背后是人的处事生存之道,文学观念背后是对人本身的思考,而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就追求知识,寻求真理和科学性,所以在西方人类学会作为一种学科,而在东方人就是人本身,自我是合一的,人不会作为一种对象分离出去。今后,人文学科概念、观点以及思维体系都要在范式理论下出场与言说,需要警惕的是:“范式”并非是思想生发的内在驱动力和策源地。

三、 契机:新景观与范式建构

文学研究的契机来自于文学新景观的呈现和理论范式的建构。后现代主义、数字化时代以及文学人类学引发的思维创新、文学样式多样化以及文学的深度估测形成了汹涌的理论激流和实验性的文学实践。

(一)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哲学向度

现代性指涉的是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经由笛卡尔的设计,从启蒙主义一直到孔德、马克思、韦伯等人的社会理论,它推崇理性,并将此视为知识、真理和人类进步的源泉与基础,它根植于一种抽象价值的系统论。后现代产生于对现代性的不满、否定与决裂。后现代主张与尊重差异性、多元主义、他者、异质性、边缘以及不确定性等许多在理性观念下受到压抑和遮蔽的因子。事实上,后现代早已存在,多元性是古罗马时代的一个命题,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距今已有2300多年 ③ 。利奥塔就从亚里士多德关于明智的构想和关于存在十个范畴的观点那里,获得过后现代思维的有效启示。鲍姆加登将美学界定为感性学时已初现后现代端倪。而后现代的始作俑者还是尼采,因为他为福柯甚至几乎所有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提供了超越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因和理念。较为详细和系统的关于后现代时期的观点则出现在英国历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当代历史学导论》(獳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1964)中。“后现代”一词在19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开始运用于绘画领域,后来不断地扩散到建筑、诗歌及理论界。直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该术语一被赋予哲学意味,就迅速引起论争,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瓜塔里、让—博得利亚、詹姆逊、哈维、拉克劳、墨菲、罗蒂、弗兰克斯、弗雷泽、尼克尔森、哈贝马斯等一大批哲人不断就此阐述自己的思想,其影响波及全球。现在,后现代已由一种现象变成一种现实、存在与思维深入到生活和艺术的各个方面。

后现代反元叙事和反基础主义;回避宏大的合法性图式;拥护异质性、多元性和不断的革新,拥护在参与者同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切实可行的局部规则和规范,因而拥护微观政治。“后现代因此意味着发展一种适应新的知识状况和新认识论。”文学艺术上的后现代主义则被描述为与现代主义母体的分娩并存在于批判、决裂之后的各种美学形式和美学实践中。它拒斥现代主义所预设的基础主义、一致性以及因果观念,彰显多样性、多元性、差异性、片段性和不确定性。这样一种“多元的后现代使各种被忽视的观点和潜在的可能性重新起作用。它包含着想象中的各种选择,在最广泛的语境中其作用,……重视不同的意见,使鲜明生动的和引起人们关注和共鸣的要求发挥良好作用”③。西方文学中,它开启了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诸多文学流派。尤其是对主体生存状况的展现;人物自我表白的话语欲望;情节虚构与荒诞性;艺术技巧与艺术形式的随意性、不确定性等一些新鲜奇异的新手法运用给文学吹入新风。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元对立思维为目标的后现代性,转而投向多元性、差异性、他者、边缘以及异质性的怀抱,这深深地吸引了那些被边缘被排斥到中心以外的人。于是一贯被忽视的女性主义文学、网络文学、大众文学、口述文学、民间文学、底层叙事、离散文学、“小文学”(minor literature)等非主流文学获得登场竞技的机会。“后现代文学理论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和批评实践体系,又是关于当代文学的主导方式的理论。”后现代主义不仅给诸多文学样式、文学手法提供了可能性,而且在现代性文学内部也开掘出广阔的空间。比如,后现代主义文学将现代文学经典性的时间叙事置换为空间叙事,就极大地激活了现代性文学的研究思维。

依据利奥塔的看法,知识更新和科学的发展来自歧见和范式更新,而不是来自对共识和普遍真理的赞同。这给予所有声音以说话的权力和空间,尤其是那些在传统观念遮蔽下的边缘性、弱势和零碎性的群体得到激活。与后现代哲学相呼应,后现代文学理论怀疑任何形式的同一性或固定性,却仍然要求某种可供实践的对象。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不是提出、质疑文学的存在及其相关性问题,而是试图通过文学的多样性呈现与认识达成对文学的生态理解。所以,它并不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混乱,不定性或拒绝理性。在进入后现代历史阶段中,“无论是文学本文研究还是读者研究,最终都将回到文化生产方式的所有权或控制权上来,才能逃逸出语言无解或误读之争,而切实地进入文学的意识形态分析中”。正视新的文学实践,汲取后现代养分,提炼富有效力的理论范式,是文学研究繁荣的一个契机。

后现代哲学充满种种洞见,但是它也会带来非主流的自恋与满足并沉浸于自我的书写,这对于亚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往往有阻滞作用,多元性容易伴随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泥沙俱下,有害的异质性同样会乘虚而入,从而消灭东方文化重新崛起的契机,延续人类文化生态的失衡。危机与重建同在,反对激进后现代主义,倡导整体性的后现代、相对主义的后现代、建设性的后现代、过程性的后现代、生态后现代。以崭新思维和“多元的真理”观,实现一种全球伦理,以消除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价值与事实、伦理与实际需要以及真、善、美等本属于有机体的分离状态,让所有个体、不同等级的个体都自由竞技。

(二)数字化:文学研究的现实向度

范式理论也给文学研究带来不良后果,一些经验性、感性、想象性风格的文学出版物被前所未有的挤压和边缘,而代之以生产性、制作性重复性的论文刊物大行其道。比如,《万象》、《读书》、《天涯》以及《收获》、《小说月报》、《十月》等文学刊物被阅读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纸制文学杂志式微,甚至有的杂志放在架上从来不曾被翻看。当然,网络、电子书籍、Ipod、手机、文学博客等数字化虚拟传媒给它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无论是在Google、百度、雅虎,还是在新浪、搜狐,使用输入关键字——网络文学或者网络原创文学——简单搜索方式,每个搜索引擎显示的相关网页或网站数目都在千百万以上,相比几年前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在《我国网络文学现状调查与走势分析》一文中提供的数字已不可同日而语。要想对各大门户网站、官方新闻网站开设的文学频道和读书频道;个人网站;专业机构建立的文学专业网站以及网络文学写手,作出精确统计已不现实。最早具有文学特征的网络文章大约是1991年留美学生张郎郎在全球首家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第三期撰写的《不愿做儿皇帝》,首篇网络小说少君的《奋斗与平等》也于同年在该刊物诞生。王笑飞在1991年创办的海外首个通讯社,大概是中国出现的最早的网络文学刊物,而国内网络文学刊物大概肇始于1994年方舟子等人创办的《新语丝》,以此计算,至今不过十几年光景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数字化已经遍及我们的生活。

数字化巨浪注定将席卷所有媒体。在日本,手机小说成为青少年的阅读新宠。在美国,传统的新闻业在数字化浪潮冲击下也积极向数字媒体和网络媒体转型,力求与新的传播形式融合。2007年全球四大图书馆馆长齐聚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共论“文化积淀与现代阅读”。此刻,全球四大图书馆馆长就共同把关注的重点聚焦在数字化阅读上。2008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发布的“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国人读书率在近5年内首次止跌,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便是数字化图书的普及,数字化拯救了阅读。同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以“数字化出版”为主题的参展商达361家,参展产品中超过30%的展品为数字化产品。而为出版界专业人士举办的400多场活动中,50%以上的活动与迎接图书数字化潮流有关。早在2006年欧洲人就计划建立一个属于欧洲的数字图书馆。据欧盟委员会介绍,在2010年年底前,他们计划将至少600万部图书、文献和其他文化作品保存在欧洲数字图书馆,Google 最早于2004年开始运行这项伟大的工程。2008年4月21日正式上线的由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主持的“世界数字图书馆”(World Digital Library)又给此项事业提供了强大动力。另外,法国发起的“欧洲数字图书馆”也于同年11月正式面世。这三大工程给世人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数字化在线图书馆的时代正在加速来临,全球人类将实现在线阅读。丹尼尔•内尔早就断言:“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问换,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根据保守估计,到2018年全球电子图书的市场份额将超过传统图书。电子出版业的繁荣发展,表明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数字化阅读的新时代。数字化整合了人类精神财富和知识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人类文明,以便捷、生态、及时更新的电子科技在全新的意义上缔造人类未来福祉。

毫无疑问,数字化创作和数字化阅读是当今文学的最大实际。电子时代使文学重新获得人类原初想象力的空间,数字甚至占据了本体论地位。数字化时代场域中文学的特性与后现代主义精神往往不谋而合。对于后现代主义者博得利亚来说,后现代权力意味着电子媒体、信息技术和符号体系瓦解了一种由图像和被操纵的能指构成的抽象环境。科幻小说和网络小说是后现代文学的奇兵,它们终止了读者从传统叙事小说的语言暗示中建立起来的想象空间,而代之以“终端身份”、“交感幻觉”虚拟出欲望身体,从而形成了数字化空间的后现代文学表达。感性文化的核心地位得以复活,人的感觉得到延伸与分离,差异性构成动态网络和游牧式的分布,语言、思维以及人的本能和无意识获得了“块茎”式生成,比任何时代、任何媒介都更为自由的数字化时代,“对别人已经创造出来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也许正是在这些意义上,马歇尔•麦克卢汉说“电子时代实在是开启心智的时代”。网络文学把一些文学的“元问题”推到思维前台,自由、民间、生成、开放和互动再次回到文学本位。

人类传播经历了手势、表情→口传→文字→影视→数字(网络)媒体等几个阶段。传播和承载媒介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对文学的语言与修辞、要素与功能、文本与形式、意义以及生存空间带来动荡与裂变。而以电子媒介为特征的数字时代,也将会给21世纪边缘化文学注入活力,重组文学要素、变革文学接受与阅读方式,拓展文学空间。文学传播和实践的多样性,引起了相应话语手段的多样性。数字化书写空间、图像特质、蒙太奇手法、互文性、魅力技术、戏谑与狂欢、数字审美及评判等等的正面遭际需要人们对此作出智慧性的解答。数字化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带来文学写作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以及文学相关要素的变革。网络媒体数字化、虚拟化、交互性、自由性、开放性等特性的建立,改变了世界文学格局,数字化的技术魅力对传统文学的窠臼的打破,带来新的审美观从文本(text)向超文本(html)过渡。

虽然,“当前的网络文学研究尚缺少内质性和前瞻性思考”,但是数字化文学的出现无疑将更新文学景观和重构文学研究范式,较为彻底的实现文学多元与文学自由。人的文学不是精英文学,也不是经典文学,人类对于文学的精神需求性和表达性并非是少数人的专权,而文学的道统与教化等附加功能也只是有限时代的“地方性”特质,绝非文学本质所固有。剥离非文学因素,回归文学本位,使文学的纯净理解得到完全实现,乃是数字化文学的一大意义。当然,对于网络文学的认识,应该在形式、媒介变革的范围内认识,而不应该提高到无限度的范围内标榜。以数字化时代的现实性作为思考起点和元点的理论或许优于以传统文学观念作为理论资源和标准来看待、认识和评价网络文学。针对网络文学的特征及审美特性的现有概括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和情感因素,且大多怀有一种鄙夷与不屑语气,其中的惶恐心态不是对待新事物的应有态度。数字化艺术具有诸多特点,而不是消费的、后现代的、平面的等等负面评价。当数字技术以网络的形式将人类的精神与文明全球无线传输时,它给人类带来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了,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网络空间给人类思维的激发和生成提供了天然的便利。就文学来说,数字化网络对人类的变革意义胜过人类历史上所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三)人类学:文学研究的实践向度

据利奥塔预测,“科学最终将支配一个具有‘完美信息的世界;到那时,一切知识在原则上将为每个人所利用,从而不可能将新知识的要求置于发现新事实之上”。文学人类学的提出与后现代主义和知识全球化的背景有关。后现代主义是种包容主义,在多元、差异观念的背后存在着元理论的预设与多层系的整体观。面对全球化、数字化的时代兑现,全人类成为一个整体互通的现实指日可待。著名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的“人类学是人的科学”宣言和高尔基的名言“文学是人学”一样深入人心,这种天然联姻和共同的研究对象可较好的实现无缝链接。而比较思维、整体性研究和跨学科性使人类学在起初就打破了一切学科界限,置文学和人类学的现代学科分属于“多余的人为障碍”的窘境。文学和人类学都研究人以及人所生活的世界(社会),现实的人文精神的开放度有多大,它们的包容度就有多大。以人类实践作为奠基石,以惊人的气度和吸纳力将中外古今之一切与文学相关的行为与观念都纳入到自身研究范畴之中。汲取人类书写历史中取之不尽的人类学材料,驰入“文学的过程、展演、沟通这一范畴”,重现他者世界,深描和阐释“每件事物具有的文化上的意义”,充分给予人的在场空间,以全人类共同关怀的具有普世意义的范畴、观念的差异性体系来重组人类未来蓝图,势必给文学研究带来异彩纷呈的新景观。

由于弗雷泽《金枝》和弗莱《批评的解剖》的持续性国际影响以及伊瑟尔、波亚托斯、李亦园、叶舒宪等人的倡导、国内外学者的不懈实践,文学人类学取得了相当的成果。韦勒克认为“文学的人类学批评是当今文学批评中最富生命力的一翼”。文学人类学具有前所未有的跨学科性;现实感很强的价值批判性;深度阐释;反思性、实验性和开放性;整体观等诸多深度和奇异品质。它催逼“我们依据今天的历史情况再次提出关于文学的作用和功能的最基本的问题”。打捞人类为什么需要阅读、为什么迷恋阅读这一根本性问题,直面文学的虚构和想象问题并对神话、民俗、文化、宗教等精神现象做出科学的深描和合理阐释,文学为什么伴随人类存在下来,文学的实在性何在,人类怎么依据文学认识世界的,人类怎样或者在什么意义上需求文学,文学的发生机制,文学创作中人的在场性等等传统文学理论无涉又极为关键的问题重新凸显。对此,文学人类学都将提供实验性研究策略和全新的范式解答。文学是伴随人类而产生的,它从开始就没有离开过人本身。文学难题的根本性解答以及文学意义的实在性的合理阐释,都必须使文学重新回到人类生存或者人类现实性上来,才能得以解决。这是文学人类学的根本途径和优势所在。

文学人类学方法也将为建立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新体系做出实践图式,以拓展文学理论所概括的时空视野,以实证方法弥补逻辑、思辨方法的局限与不足,澄清概念术语上的语意含混和形而上的武断。对诸如文学的暗示性与交际内容,在文本中现实与虚构的互融互通的特性,口传文学与口语文学,神话与原型,文学制度、惯例以及约定俗成性,文学的先验进化、审美无功利、有文字记载的有限性等等问题的认识将得到澄清甚至变更。文学的底层叙述、文学的边界研究,文学在文学制度中的变迁与更替、文化布局中的文学,文学的原始发生、文学的虚构与想象、文学的文化认同,族群文学的差异与共性等在文学人类学中前所未有的受到重视。

文学家以人类学的叙述思维与叙述特征进行写作产生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比如T.S.艾略特、D.H.劳伦斯、叶芝、庞德等,人类学家们的民族志写作本身就避免不了文学性表达,西方许多人类学著作基本都是畅销书是为明证。而且上个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存在的表述危机也使以运用文学、影像手段传达思想和观念的实验性写作得以强化。“人类学者本身依赖于描述的和半文学的表达方式来描写文化”,民族志诗学的一个主要贡献在于它试图打破书面文化的中心地位,重新考察口传文化与书面文化的相互关系,这样以来,原来以书面文化为主的文化由静态特征呈现出更多元化的动态特征。人类学家们在进行“田野作业”时,所遭遇的文化遗存和文化事项,诸如神话、传说、巫术、仪式、鬼狐灵异、地方邪技、习俗信仰、民间传说、宗教祭祀、文化展演、器具与制作、制度与艺术、地方性知识等都具有文学叙述特征或文学性。文字是记载历史的主要手段,后世多是通过文字的书写进行历史的复原、考察与想象。文学的想象与虚构性在人类精神生活的特殊作用使文学呈现出丰富奇异的特征,也是追忆历史,体认文化认同的主要载体。

文学人类学可以对文学的虚构、本质、精神需求等哲学难以解答的问题提供人类学的深层解答,避免在哲学、意识形态上兜圈子,弥合文学与人类精神的疏离。“人类本性和人文价值,是为文学人类学研究之本”,作为文化的文学,文学的价值体系,佛教文化、自然书写 、气化宇宙论,经学与文学,文学集团,文人交往,文学与身份认同、文体跨类、异族想象,时空变迁、人文地理、以及文化流布等多方面的考察。如果缺乏具有见识的文学民族志作为基础,那么文学史的可信度就显得非常有限。在某种程度上,“重写文学史”也部分的起到文学民族志的作用。文学风格的差异基于人种对于事物的差异,感官上的不同制约着品鉴、欣赏世界的差别。“倘若人们将官能心理学这种明显的差异作为一种结构,那么文学就会将这些差异融合于千变万化的组合之中。”拨开人类生活世界的文学记录,再现世界历史的一刻,同时人类可以反观自身。文学上的一切差异都可以从人类学的差异上找到答案。文学理论“模式建构”的目的受到的责难,都要依靠文学现实来证实自身的主张。文学民族志是文学人类学的实验场所、思想利器,也是实现文学完全理解的基本。人类学是人类智力的竞技场,如果具有活力的学者没有热情或者缺乏有见识地文学民族志实践,那么文学人类学只能在言说中被提及,而不能在文学学科内释放其聚合性的能量,理论引爆性作用将沦为空谈。

虽然人类学起源不光彩,但是文学人类学却是没有殖民性和中心主义色彩的政治无意识。文学人类学的比较思维是在全球语境下的所有民族的各个层次的文学形态的文化比较,“把所有的文化都放在同样的层次上面来研究,而不单单是西方文化,也不单单是东方文化,这是人类学的基本立场”。文学研究引入人类学思维与方法,对文学固见的打破,对文学死结问题的深度阐释,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振荡性”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尊重多样性、差异性、民主性之下的后现代主义契合人类学对他者、地方性知识以及经验重视基础上的整体观意向。在世界各个民族文化中寻求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因子,透视人类不同文明阶段与不同文化形态之间深藏着联系性和统一性,重建生态的、过程性的多维意义观念。文学人类学的地震式影响和革命性效应是文学实践和文学理论的第三个契机。

四、 结 语

当前文学必须面对时代意识与时代问题——后现代主义下的数字时代的文学场域以及文化布局来思考问题。文学的现实性实质是人之生存及其关系的现实性。文学的最大实际是文学在日常生活、文化布景、精神舆图中的地位、功能以及使用情境。只有将文学置于存在之网或关系中多层次地考察,才能把握文学的脉搏。文学研究要回归到人本身,在精神需要以及实际生存的维度来考量文学。文学研究的归宿不在于文学学科本身,而在于人存在的现实性以及人的未来朝向性。在人类精神的图谱中,文学是人类的一种需要也是一种通往未来的指向。普遍性价值是一种生态,跨学科是一种未来。“哲学、艺术与社会科学的综合将会避免大而不当的、普遍而空洞的哲学范畴,同时避免各门具体科学单纯的经验型微观分析。”

钱中文:《中外文化与文论》第5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采取整体性的思维策略在通晓背景性知识后重建事物之间的经验关联,以实验性实践、人之在场的过程性思维对事物作多元阐释,从而避免走向绝对相对主义、片面性和独断论。正如科布所言:“人类需要一种综合性的方式来理解他们自身和他们所处的世界。”

欧阳康:《对话与反思:当代英美哲学、文化及其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只有如此,后现代、数字化时代和文学人类学缔造的文学现实情境以及引发的理论范式才能真正给文学研究注入新动力,带来新契机。

(责任编辑:李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