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霞

摘要:身处明清社会的转型时期,受大的社会思潮影响,蒲松龄认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然而在他内心深处仍然认为“儒”是正统。《聊斋志异•黄英》中蒲松龄在传统的菊花意象的文化意义和符号价值的基础上赋予其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在新价值的赋予和消解过程中体现了蒲松龄对儒家文化的遵从。陶弟化菊,黄英不复业菊都表明,虽然商人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最终都要由商回归儒,从中折射出蒲松龄对儒家文化的坚守。在这篇小说中蒲松龄还叙写了黄英与马子才之间理性掺杂其中的一段典型的儒家式的婚姻。作者在抒写爱情和婚姻之际,少了“心学”对个性的张扬,多了儒家固有的理性和温柔敦厚。

关键词:蒲松龄;儒家;《聊斋志异•黄英》;菊花意向;婚姻;理性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6-0138-04

清人冯镇峦言:“柳泉《志异》一书,风行天下,万口传诵”。《聊斋志异》在当时即很流行,何也?从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的言论可找到对这一情况的注解。他云:“《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长一番精神。如福地洞天,别开世界;如太池未央,万户千门;如武陵桃源,自辟村落。不似他手,黄茅白苇,令人一览而尽。”[1]足见《聊斋》之所以风行,是源于作者蒲松龄不是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而是每篇有不同的主旨,每一个人物各具特色,声口各异,各臻其妙。同样是写花妖,《黄英》即与《香玉》、《葛巾》、《荷花三娘子》、《晚霞》等篇大异其趣。《黄英》不仅塑造了黄英、陶弟这样两个很独特的菊花花妖形象,小说中也折射出蒲松龄这位身处社会转型期的儒者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蒲松龄选取体现士人高洁人格的菊花意象来抒写,有着对传统儒家文化的遵从,但他也认同社会价值的流变,对商人地位的提升在作品中给予肯定,与此同时,仍流露出他对儒家文化的坚守。在抒写爱情和婚姻之际,少了“心学”对个性的张扬,多了儒家固有的理性和温柔敦厚。

一、蒲松龄对菊花意象的新解

菊花历来为士人所爱,尊为花中四君子之一。千百年来菊花在传统文化中已成为文化的语码,代表儒家思想中“士志于道”而安贫自守,凌霜不改的清高人格。蒲松龄写菊花精,写菊花种类,将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为菊花,甚至以“黄英”为篇命,表明蒲松龄对这一意象传统意蕴的认同和对儒家思想安贫自守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遵从。

据文献对菊花的记载,言其已有三千年的历史,《礼记》中记之“鸿雁来……,鞠有黄花”、“季秋之月,鞠有黄花”即对菊花的开放季节作了描述。到了屈原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将菊花秉性高洁的品性与中国的士紧密结合起来。菊花成为高洁士人的人格喻象始于陶渊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怡然,“秋菊有佳色,衰露辍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的旷达,都让士人们追慕不已。唐代的元稹在他的《菊花》诗中就表达了他对陶渊明爱菊情愫的赞赏:“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丛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宋朝时苏东坡亦甚爱菊“轻肌弱骨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龄药,百花催时始起花。”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写了不少咏菊花的精美诗篇,其中就有“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和“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等名句。但他们都是赞美人格层面上的喻意,即菊花的传统内涵,而蒲松龄却给这一意象注入了新的因素。

鲁迅先生曾言:“明清之际,是我国经济和思想文化形态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思想解放的高涨、社会风气的变化,对这一时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由此导致了社会行为取向和个人生存方式的变化。”[2]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弃儒就贾”和社会对商人地位的认同方面。沈垚说:“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3]451社会结构的改变,使得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也发生了转变,商人们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那样:“由于商人的社会活动在当时特别引人注目,故晚明小说中往往以商人为故事的主角,不但久已行世的《三言》、《二拍》如此,而且最近重新发现的《型世言》也是如此。”[3]531

蒲松龄自处政治经济形态和思想文化形态转变的关口,敏锐地把握住士人在新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下所受的冲击,在《黄英》中将当时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社会行为取向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本身对利的认识,对治生的思考都作了有力的到位的诠释。菊花在蒲松龄笔下不仅仅是一种只具有文化意义和符号价值的意象,而且是具有了新的内涵的新形象,有了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成了一种经济符号的表征。黄英和陶弟两人既认同陶渊明对菊花意象的文化赋予——安贫乐道而自守高洁,认为固守已有的“君子固穷”的价值观念虽然无可厚非,但靠自身的努力改变贫穷的境况也不应该受到指责。“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贵,然亦不必务求贫也。”说他们二人业菊致富是“聊为我家彭泽解嘲”。“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3]529也为陶氏姐弟的行为提供了现实支撑。菊花在黄英和陶弟这里具有了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菊花不再单纯的是一种文化表征,也具有了商品的性质,是一种可以出售的而且极受人们欢迎的商品。

菊花在马子才和陶氏姐弟初识时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意象,后来发展为具有了双重价值的人格喻象,及至后来,陶弟卧地化为菊,黄英不复业菊,菊花的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又被消解掉了,菊花又恢复了它单纯的文化符号的表征。这一菊花意象价值赋予的流变反映出蒲松龄对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安贫乐道而自守高洁”理念的一种回归。

可以看出,蒲松龄将小说命名为《黄英》,此处的“黄英”是一种文化符号,就象菊花是一种文化符号一样,是一种代指或泛指,并非仅指女主人公黄英本身,而是喻指一种中国古代以来传统的高洁之士,是一种人格符号。因此也暗示了小说的结局是菊花又恢复了它的儒家思想所要求士人遵从的安贫自守和凌霜不改的秉性。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蒲松龄对自己所属文化的坚守。

二、蒲松龄的士、商观

余英时先生说:“明清之际的政治变迁曾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弃儒就贾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这一变迁也大有助于消除传统的四民论的偏见,使士不再毫无分别地对商人抱着鄙视的态度。”[3]462而这一转变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蒲松龄在《黄英》中对这一转变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展现。马子才对陶弟由鄙视再到认同,反映了士乃至社会对商人的接受和认同过程。

尽管这个过程有点艰难,有些曲折,但最终士还是主动走向了商,并与之合谋。小说表面上写马子才对陶弟业菊的不屑,认为“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与此同时亦表明了他对黄英经商的不满。在不屑和不满过后,马子才还是娶了黄英为妻。在娶了黄英后马子才又以用黄英经商得来的钱为耻,与黄英析居而住。马子才想守住他作为一个士的阵线,可没过多久又“隔宿辄就之”,在黄英的“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的嘲讽中,马子才也觉得这种表面的行为并不能改变任何实质,“遂复合居如初”。马子才与黄英的结合是士与商的合谋,士魂与商才的结合在蒲松龄眼里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士商伦理。马子才对黄英的接受过程亦是士对商的接受过程。

蒲松龄虽然看到并认同这种士、商地位的变化,但作为士的一员,他仍然在有意无意间流露出对儒家文化阵线的坚守,表现出他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先从择偶标准来看,马子才是再婚,也并不富有,却轻而易举地娶了“绝世美人”黄英为妻,而这位“绝世美人”还有很强的“治生”能力且当时已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再来看陶弟,陶弟风流雅人,既年轻又富有,马子才和黄英“为之择婚,辞不愿”,后黄英“遣二婢侍其寝处”,却仅仅以马子才家的两个丫鬟为妻。一士一商,其娶妻竟有如此大的差别!正如但明伦所说:“可知是诗符摄得来,骚士究竟占便宜。”就因为马子才是一儒生!后来,黄英和马子才将陶弟的女儿嫁于世家。这些都说明虽然蒲松龄很欣赏陶弟这样的“治生”人才,却还是在有意无意间流露出作为传统儒家一分子的蒲松龄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

马子才对黄英和陶弟起初是救赎和规训,认为“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并鄙之、厌之、耻之,在行动上也与之疏远,“道不同不相与谋”,且在与黄英结合后成功整合了黄英的思想,蒲松龄还在小说中设置了马子才拔菊陶弟亡的情节。在无意识中扼杀陶弟,说明马子才的内心里依然是士,他虽然走到传统的边沿,无意识中仍排斥商人。让黄英在经营菊花生意正好的时候居然“闭门不复业菊”,还有在前面提及的对“黄英”文化含义的赋予,这几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蒲松龄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

哈贝马斯说:“大众的流动性体现在,一个人,当他或她在社会层理中运动时,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文化上不同的效忠从属关系。因为所有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不仅仅有同意谁的意义,还有反对谁的意义。”[4]蒲松龄在《黄英》中之所以诠释了他对儒家文化的效忠从属关系,不仅与他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染有关,也是他的人生和追求的一种折射。

蒲松龄十九岁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进学,受到当时山东学政文学家施润章的奖誉,“名寄籍诸生间”(乾隆《淄川县志》卷六《人物志》)。此后却屡应乡试不中。他在科举道路上挣扎了大半生,直到年逾古稀,方才援例取得了个贡生的科名。不数年也就与世长辞了。虽然“弃儒就贾”很值得称道也很符合当时的潮流,儒的地位虽然受到冲击,可是成为儒生乃至入仕仍是读书人内心深藏的一个情节,一如蒲松龄几乎终其一生都走在科举的路上。在蒲松龄眼里,“弃儒就贾”是一种无法做儒后的无奈选择。蒲松龄仍坚持“右儒左商”的态度,在他的思想中“儒”还是重于“商”。《聊斋》中的那些儒商在商贾致富后,大都回归儒业也是一个明证。[5]亦如龚鹏程先生所说,《聊斋》中所描写的弃文从商的情况虽不尽相同,却都是无可奈何之举。“一种是业儒不成而改行学贾。其次,为无才华,不能文,遂去业贾者。还有,则是已贫穷了,更难学文。此外,另有商人家庭早已看出文事不足恃,早早就教小孩去学商的。学商之原因不一,然其弃文事而业商贾,均为不得已之举。”[6]《黄英》中的陶氏姐弟的起因也是囿于家庭,不愿让别人“不时以升斗馈恤之”,亦是一种无奈之举。在业菊致富后,蒲松龄让黄英不复业菊,将陶弟的女儿嫁于世家,说明蒲松龄仍然把“儒”看成是“正道”。

三、蒲松龄对儒家典型婚姻程式的演绎

《黄英》与《婴宁》、《连城》、《娇娜》,与《聊斋》中很多写书生与鬼、狐、精的爱情婚姻及与此前的《唐传奇》和才子佳人戏剧小说中的爱情婚姻描写不尽相同的一点是,在《黄英》中现实的婚姻替代了浪漫的爱情,平淡的家庭生活改写了激情四溢的一见钟情式的相思和苦恋,更多的理性掺杂进爱情和婚姻中。

马子才在熟识黄英之前认识的也先是这个即将出场的花妖的亲人,一如《娇娜》等中描述的那样。而对黄英相貌的描写也仅仅限于“车中人推帘语,乃二十许绝世美人也。”问话的是陶弟,黄英“顾弟言:‘屋不厌卑,而院宜得广。”“马代诺之,遂与俱归。”在这一系列描述中,并不见黄英和马子才两人感情的碰撞。黄英对马子才初次并未有什么过多的好感,而黄英在马子才心中也仅仅是一个“绝世美人”,能邀其到自己家中也是一桩美事,马子才“代诺之”。这里没有“娇波流慧,细柳生姿”的情感掺入,也没有心灵的震颤,有的只是常人似的审美,看不到两人之间的回应,多了许多理性的成分。更没有像一见钟情男女之间的“是一种生命自我的顿悟和发现,是青春欲求的对象化表露和实现,是情感期待的遽然爆发和融合,是评价和赋予的瞬间回应和完成,是爱欲本能的粲然呈现和即时升华,是审美关照中距离的拆除,理性的悬隔和视觉的融合。”在马子才他是一个已婚的儒生,他的理智尚可以让人理解的话,那么黄英的理智甚或是矜持,是否让人理解为是对马子才的无动于衷。这是作为婚姻主角的两人的初次谋面。

到马家后,仍不见黄英和马子才的正面接触,“陶日与马共食饮”,而黄英却与马妻友善,“马妻吕,亦爱陶秭,不时以升斗馈恤之。陶秭小字黄英,雅善谈,辄过吕所,与共纫绩。”马子才的心思只在气味相投的陶弟身上,而黄英呢,也是善于女红,安于持家,似别无他想。起初四人相安无事,可不久冲突就来了,陶弟劝马子才以卖菊谋生,马子才甚鄙之,两人发生争执,从此有了隔阂。虽然在表面上写的是马子才与陶弟的冲突,其实黄英也是陶弟的支持者和追随者,马子才对黄英的举动自是亦心存不满。

马子才妻子的病卒,拉近了黄英和马子才两个人之间的距离,马子才“意属黄英,微使人风示之。”“黄英微笑,意似允许,惟专候陶归而已。”两人并没有过多主动的举动,也没有过于急切的俯就,都表现得极为理智。他们等了一年多后,等来了陶弟的信,方才成婚。他们两人的结合有媒人,也有家长意志的参与,陶弟替代黄英的父亲的角色让黄英和马子才完了婚。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在社会中,男人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人,他首先被视为生产者,他为群体所做的工作可以证明他生存的必要性。女人在父兄所支配的家庭中,处于奴隶或仆人的地位,她始终是由男性做主而嫁给另外的男性。”[7]这也反映了蒲松龄对儒家典型婚姻程式的认同和遵从。

婚后,马子才“耻以妻富”,先是让家中财产不要互染,黄英也“遵马教,闭门不复业菊”,而安于持家。马子才在对黄英规训成功后仍很不心安,“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豪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这就是西蒙•波伏娃所说“性别归罪”,马子才认为错不在自己,而是黄英这位女子之过。后来又与黄英析居而住,可又“苦念黄英”,“隔宿辄就之”。于是在黄英的“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的嘲讽下和现实面前,不得不认同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引起的价值观念的改变,“遂复合居如初。”

马子才与黄英从相识到结合以及后来的婚姻生活,少了张生与崔莺莺的激情和浪漫,少了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生生死死和执著,少了“彼色来授,我魂往接”的色授魂与和心灵的契合,这里没有私邀艳约后花园的对个性的张扬,这里没有意外相逢的震颤和痛彻肺腑的思念和牵挂,有的只是两人之间理性的有分寸的情感的些许流露,有的只是彼此的磨合和迁就,有的只是“兄弟之命,媒妁之言”按部就班的婚姻程式,有的只是相互忍让和退缩,有的只是平平淡淡的日常琐事和平庸的一个个日子……

蒲松龄用他那如椽大笔为我们叙写了一段典型的儒家式的婚姻,理性取代了激情,浪漫的爱情退守在幕后,平实的婚姻被推到前场。从中折射出蒲松龄的婚姻观和儒家意识。

参考文献:

[1]冯镇峦.读聊斋杂说[M]//陈文新,余来明,周柳燕.明清小说名著导读.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2]鲁迅.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5]朴永钟.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61-62.

[6]龚鹏程.中国小说史论(中国文学研究丛刊)[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3:446.

[7]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李强选,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