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　罗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她们或是支付宝贵的青春，或是抛弃原本幸福的家庭，将自己投资给一个前途不明的政客。

在最近十年，这个群体开始集中曝光于公众视野，她们尽管年已不惑，仍风韵犹存。但于公众而言。她们是千夫所指。辱骂原委，或为贪图享乐，或为利益共沾，或是肌体蛀虫。莫衷一是。

她们，就是省部级高官的情妇。

2008年10月15日，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情妇王建瑞，站上了河北省衡水市中级法院的被告席。

两年前的那个夏天，两人曾因一盘举报至中央的性爱录像双双被查。隐藏十几年的风流韵事亦渐次公之于众。而根据调查结果，刘志华近700万元贿赂约八成通过王之手而得。

是次，上至奥运工程的寻租，下至“道德败坏”的私密。以“部级情妇”王建瑞为中心的一场讨论，再一次席卷全国。讨论并不止于单一个案，而是直指高官腐败的监督难题。

本文截取了2000年以来开庭受审和新近案发的41名省部级高官样本。考虑到2000年庭审案件的侦查延展期，样本的实际涵盖期应是1998年至2008年。长达十年之久。

被调查者，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军队等。同时亦考虑了中央地方、中西部不同发达地区的差别，按一定比例截取不同的样本。

样本的来源有两种渠道，一是已审判的司法机关公开的信息，二是记者近年来亲自采访当事人辩护律师、家属及办案机关所得。其中后者占到样本的31％。

报告显示，41名省部级高官中，有36名被曝拥有情妇，占87.80％；高官平均案发年龄为62.58岁，其妻子平均年龄约60岁，而情妇则降至51.42岁。样本中，高官与结发妻子年龄相仿，均为困难年代相识。风雨中走过数十载。而与情妇平均年龄相差11岁多，最大差距为30余岁。

就学历与履历而言，41名省部级高官中，有6人有高干子弟背景，享受着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利；有12人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正规本科学历；其余多数为“泥腿子”，从最基层发迹，奇迹般一路攀升。

抽检的样本显示，“问题高官”早在而立之末和不惑之初，熟识并与情妇们建立长期关系。他们多位居厅局级要津职务，极速的晋升使他们与结发妻子产生多重不和。

对照41名省部级高官的近40名情妇(含一名多个)，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

——享乐型。如双方因情感出轨，最后一起同流合污；亦有部分为情感型，如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与其记者情妇，即为情感型。

——互利型。性欲其次，金钱关系才是主要。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与李平。

——利益集团代言型。即与高官共谋，为某个利益集团寻求保护、谋取最大化利益。“公共情妇”李薇则为经典案例。

在上述约40名“部级情妇”中。仅14人在对应高官的起诉书或判决书中体现；被诉诸法律者仅8人，其中仅5人被另案处理，分别为成克杰—李平，王怀忠—张爱云，李宝金—王小毛，刘志华—王建瑞，“公共情人”李薇。由此可见，作为部级高官的情妇，其所付出风险并不大。

但是，拥有特权袒护的她们，所获回报却是不可估量的。

本文例证。有3名部级情妇已将触角伸到了举世瞩目的奥运工程上，她们来自北京、天津、青岛，分别为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情妇王建瑞、原天津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情妇王小毛、“公共情妇”李薇。

值得一提的是，王小毛依托于李宝金，已成长为津门著名的企业家。其名下的浩天集团更是资产突破30亿元，涉足房地产、高速公路、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为著名的“企业家情妇”。

百端待举之时，有两件事再次摆在决策者面前：

一是坚决实施“阳光法案”，即以法律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化。使公众有充分的监督机会；

二是出台约束领导干部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的规章制度。

另案公诉的部级情妇

在落座被告席之前，身着黄色囚服的王建瑞扫了一眼旁听席——那里看不到自己的亲人。

2008年10月15日，位于河北省东南部的衡水市，太阳始终未能撕开空中的阴霾。喜庆的礼炮声从早上7时起未曾消停，但在城区胜利西路589号的衡水市中级法院，此时却已高度戒备——几十名警察待岗于法院大门内外，荷枪实弹的武警把持两道关卡。

上午8时30分，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的情妇王建瑞案在此开庭。两名执勤的警察按捺不住好奇，擅自离开岗位溜进了旁听席，目睹这位部级“情妇”的风采。

照片中的王建瑞，盘着长发，脸庞清瘦，打着睫毛膏的双眼一大一小。但法庭上，这位年届50的妇人头发花白，精神却相当地好，肤色亦白皙干净，“看上去就是个30多岁的少妇”。

法官念起诉书时，王建瑞摸了摸被告席护栏，深深地吸了口气。

此前一天，就在同一被告席，她的情人刘志华，北京市原排名第四、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曾权倾一时的北京奥运工程总指挥，在此一审被指控涉嫌受贿696.59万元，其中八成假手王建瑞获得。同是两鬓斑白的刘志华，当着妻子张淑兰的面承认其与王“是情人关系”。他在法庭最后陈述中，曾三度禁不住落泪，并当庭请求妻子张淑兰、儿子张伟原谅。

这一幕，王建瑞没能看到，也不可能看到。2006年6月9日立案调查，到此次两人一审开庭，她已与刘志华隔离28个月之久。在最初200天的调查中，刘志华的结发妻子张淑兰“零口供”，但情妇王建瑞提供了极不利于刘志华的供词。

现年59岁的刘志华，祖籍辽宁盘锦，自幼在北京长大。他的父亲是傅作义部队的一名上校，这位“投诚”军官曾将儿子送入北航附中就读。“文革”期间，刘家屡次被抄，刘志华1968年离校进京西煤矿当起煤矿工人。在那里，他与同在煤矿办公室工作的张淑兰认识并结婚。因早年多次遭遇矿难受伤，中年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刘志华、张淑兰膝下有一子，随母姓，叫张伟，现年30岁。按家属的说法，刘志华喜好抽烟，但酒与诸如高尔夫球等从不沾染。由于张氏夫妻生活冷淡，且对张伟教育出现分歧，两人一度关系不和。

1993年，刘志华在劳动部担任计划工资司司长，一次在风景秀丽的宜居城市珠海出差时，巧遇王建瑞。王1958年10月25日生，小刘整整8岁。但王向调查人员称，“两人一见钟情，并长期同居。”

王建瑞曾是一位建筑工程师，效力于国有企业北京天创公司。她为人和善，交际广泛，但行事精干，“是个厉害人物”。她的前夫在北京某设计院当工程师。1999年刘与王正式同居，2001年王为其离婚。

对于这位情妇，刘志华出手大方，两次以审批大权要挟，向国企索要住房。起诉书说，刘志华与王建瑞为方便姘居，多次向北京天创公司索要住房，于2004年11月获得复兴门北大街11-808号房间，价值52.1万元。

一年后，刘志华又借为北京房产大鳄刘晓光审批项目之机，向其索要了一套价值99.61万元的房子，也就是位于北京东北方向“梵谷水郡”的D2-2-901室。

人印象颇好：长脸，大眼睛，中等个头，身材匀称。”

依其相貌来看，李薇并非绝色女子，但“在众人中，她还是比较显的”。更为关键的是，李薇“谈吐举止有度，话语和缓”，这具备一个温柔女性的所有品质；但若遇大事决策，亦可“拍案定调，雷厉风行”。

相识者称，难能可贵的是，李薇为人极其低调，不主动惹事，且从不过分依赖于某个高官，对后者所作所为言听计从。如此性格及言行，确为“高官情妇”中罕见。

跟王建瑞、王小毛不同，李薇身上已具备了“影子地产寡头”的雏形。她在境外注册离岸公司NC国际有限公司，自任法定代表人。另派表妹李云梅作为NC国际有限公司的财务经理，负责其在内地的项目运作；又以其妹妹李娴作为台面人物在深圳注册公司，并最终与李云梅共同控股境内的公司及财务，以此达成双保险。

2008年2月5日，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案在厦门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宣判，杜因受贿罪获刑无期。他被认定的626万余元贿款，大多牵涉两个女人：帮其收钱者梁巧云和行贿者李薇。

此时李薇的身份颇为微妙，因为以行贿者而非情妇的身份认定李薇的涉案性质，实际直接影响到杜世成的量刑轻重。但办案人员称，李薇对杜世成案发后供出原中国石化董事长陈同海颇有微词，她在案发后亦拒绝承认其与杜世成的特殊关系。

但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在青岛地产市场游刃自如的李薇，若无杜世成援手，恐难轻易染指大炼油项目生活基地、奥运帆船赛事基地等重点工程的商业开发。

根据已查证的事实，李薇的NC国际有限公司进退泰山地产公司，即通过陈同海低卖、杜世成高收，净赚1亿余元。其后，李薇又获得了杜世成提供的青岛奥帆基地的垄断性商业开发权力。

杜世成送给李薇的第二份大礼，是为2008奥帆赛重点配套项目——李村河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这个青岛“十一五”重点工程总投资1.83亿元，股权几经转让，最后落入李薇之手。

不过，李薇的生存空间远比王建瑞、王小毛之流更残酷，她不仅要迎合高官们的意向，还要仔细平衡他们其他情妇的私欲。跟李薇判若两人，杜世成的另一情妇梁巧云却私毫没有经商之念。她代杜世成收受来自黄岛电厂的250万元现金贿款，以及青岛永盛集团董事长张永赠送的一套价值198万元的高档住宅。

比李薇小5岁的梁巧云是福建厦门人，她自称《人民日报》华南记者站记者，实际仅为受聘的编外经营人员。2002年她以记者身份专访过时任青岛市委书记的杜，从此形影不离。

一位知情者说，李薇与梁巧云曾多次照面，相对于后者的跋扈专行，李薇则显得内秀许多。如今，梁巧云并未被追究，李薇则因行贿罪、受贿罪和偷税漏税罪，等待着山东检方的起诉。

又一支反腐生力军

一位调查人士说，倘若没有情妇王建瑞，刘志华的案件查办要更艰难些。

他仔细分析了刘志华被控受贿的696.59万元，其中有592.61万元是王建瑞代收的，扣除儿子张伟所收的礼金，真正由刘志华个人收受的贿赂并不多了。

据悉，刘志华、王建瑞的性爱录像，是安装在王建瑞家中的针孔摄像头所拍。这一铁证亦是中央直接拿下刘志华的导火索。

“情妇现在成了反腐阵营的生力军与突破口。”这位调查人员说。

在刚刚终审宣判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案中，情妇反腐已成了一个绝佳的个案。

65岁的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在临近退休两年时突然出事。他是建国以来被查办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之一。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称，中止王守业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当日新华社的英文电讯报道，王守业因“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情妇揭发。报道称，一个未婚女性早前向当局告发王守业，承认她与王有“长期的不正常关系”。

“道德败坏”由来，是身为将军的王守业与文工团情妇蒋雯(音)长达8年的私情。1996年王守业担任解放军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俗称军中“建设部长”，与南京军区某文工团演员蒋雯同居。不久，30多岁的蒋为其生下一子。

2001年，王守业晋升为海军副司令员，在与蒋协议分手并索要孩子监护权时出现分歧。蒋在协商几年未果后，从2005年起走上了状告王守业的道路。

根据相熟者介绍，导致蒋雯上告的原因，一是其索赔500万元未果，二是王蒋之子已至入学年龄，名分之求告吹。蒋氏最偏激的做法是，联络他人在海军大院门口散发传单，此事最终引起中央军委的重视。此后，中央军委免除王守业海军副司令员职务，海军当届军人代表大会决定接受其辞去人大代表职务请求。

记者曾于2006年造访王守业河南老家，并获得其家人接待。在河南省叶县邓李乡庙李村，王守业双亲均健在。王家小院隐蔽于一个破旧的小村落，外观不及周边邻户，但院内干净整洁，家具一应俱全。在父亲王顺谦的客厅挂有王守业家的一张全家福——在一栋别墅旁的草地上，前排端坐王顺谦夫妇，后排王守业夫妇居中，其已成年的一子两女分居两侧。据家人介绍，王守业的妻子自开公司，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其两个女儿均年逾30，现已移居海外。

王守业虽出身贫寒，但少小学习成绩甚好，1964年以河南省高考总分第六名的成绩被天津大学录取，就读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后应征入伍。其后40年间，工科出身的王守业演绎了从一名普通工兵到将军的故事。

家属介绍，情妇蒋氏终身未嫁，王未直接为她谋利，她提出的赔偿王也无法承受。

蒋氏身上表现出的勇气，已非个案。情妇举报一时已成为反腐生力军。

2008年6月28日，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因“受贿”和“玩忽职守”获刑20年。“道德败坏，与有夫之妇私通，性质恶劣”，这是官方通报中关于庞家钰作风问题的只言片语。而真正的事实，则是情妇联合告状扳倒庞家钰。

最极端的案例，则是原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谋杀情妇案。段义和与其情妇柳海平相差整30岁，柳海平出生于河北馆陶县，长相漂亮，身材苗条。段义和在聊城挂职时与柳海平相识，“二人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起诉书称，2007年2月以后，段义和因不满柳海平对其提出的各种要求，与其侄女婿、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三大队副队长陈志多次密谋，于2007年7月9日以爆炸方式将其杀死。

同年8月9日，段义和案一审在淄博市中级法院宣判，段义和因索贿、受贿折合人民币169万余元，还有11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且因故意杀人等三项罪名，被判处死刑。

该案的处理速度，开创了中国司法史的先河。自7月9日下午爆炸案发生，至8月9日一审宣判，历时仅一个月。其中，警方刑事侦查总计11天；检方审查起诉5天；法院从接到起诉书立案、开庭审理至作出一审宣判仅用15天。

段义和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第六位被判死刑的省部级官员。此前，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原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先后被判极刑。

上述官员中，除郑筱萸外，其他都涉及情妇门事件。其中段义和更是集经济犯罪、社会犯罪于一身，堪称“空前”。

“阳光法案”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奉献着的女人，而一个腐败男人的背后也常常伴随着一个贪婪的女人。正如山东省供销社主任矫智仁在法庭上的那句名言：“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

不过，记者接触过多位腐败高官家属，他们的妻子则直言了自己的痛楚。

来自中西部的一位高官妻子，虽年已50，但一副江南女性温婉柔和的形象，身材不高，略有一点发福，白皙的脸上只有少许皱纹，常有的微笑让她颇显气质。她说自己所在的政府大院，如同一个寡妇村，平日几乎没有男人在家。

“夫人们在一起议论，发现最长的一个官员已长达8个月未回家睡觉。”她说。

上海社保案揭盅之时，一个“夫人俱乐部”映入公众眼帘。这个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夫人为主要中心的夫人集团，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圈子，并与腐败力量利益共沾。

而官方针对陈良宇的通报称，“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曾与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有一人曾3次堕胎。”

与高官不归家相对应的，是一些高官亲属的移居海外，亦即“裸官”现象。

庞家钰获刑时，民众才发现她的妻儿已在2002年移居国外。这个全新的高官腐败样本。先因骄奢淫逸的生活被口诛笔伐，落马后又因“裸官”意外成了网络红人。庞家钰引发的“裸体做官”现象的讨论，更值得人们深思。

对照41名样本高官，他们的妻子年龄相仿，但从事的工作多为辅助性的文秘、离退办等清水单位的闲散职务。对应于高官们的学历与出身，这些妇人多数为他们“落难”时相识，还有农家妇女，一起走过数十年，已无分家可能。

另一位高官夫人告诉记者，她为人活络圆通。在年轻时拥有男人一般的刚强性格。在那些并不太愉快的年代里，她在丈夫身后始终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在丈夫勾心斗角于官场的日子里，更是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用独有的智慧和魅力出谋划策、冲锋陷阵，甚至博得了“外交夫人”的美誉。但针对丈夫的情妇，她既不能举报，又无法离婚，移居国外成了最合适的选择。

在缺乏社会监督的环境下，个别官员手中的权力仿佛有了磁性，沾亲带故者都能受到权力磁场的磁化，分享特权的实惠。而“阳光法案”的实施，已显得迫在眉睫。

三令五申司空见惯，但收效甚微。如1995年中办、国办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6月中组部、中纪委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这些制度仅限于规章，而且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执行力度上，都与国际通行的“阳光法案”差之甚远，实效也微乎其微。

在中国转型期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权力寻租极易通过裙带路径扩张，制度疏漏还相当严重。纵观41名高官的“情妇门”现象，即是明证。这些官员一路扶摇升迁，尾随其至少10年的情妇们亦雨露均沾，足见申报规章在此形同虚设。

“阳光法案”是世界各国采用的最广泛的反腐手段之一。已在90多个国家实施。中国业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公约》，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以此观之。中国尽快实施“阳光法案”，不仅是自身法治建设之急务，也是不容推卸的国际义务。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