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其目的应该是促进所有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学校的目标却发生了异化——追求考试成绩的最大化。导致学校“实然”目标与“应然”目标相偏离的根源是当前的高考制度。高考制度需要改革,但是对待高考的改革一定要审慎,否则带给教育的,可能不是促进而是伤害。

【关键词】学校目标;应然;实然;高考

1.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方法

“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对于学者而言,了解事物的“应然”状态很重要,但是了解事物的“实然”状态可能更重要。关于这个问题,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说,社会科学的宗旨在于发掘出社会深藏不露的隐秘。[1]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也说,社会科学的分析就是要力图按照事物的本原作为分析的基础,而不是按照学者在心灵上认为其“应该如此”或“需要如此”来观察事物。[2]为什么要通过观察来发掘社会运作的隐秘进而获得社会运作的“实然”状态呢?吴思先生通过 “潜规则”这个概念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认为,有些事情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说得冠冕堂皇,但在实际中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运行方式。[3]如果我们对社会的“实然”状态知之不多,而一味地按照我们所想象的“应该如此”来代替“实际如此”,必定就会对社会的理解发生巨大的偏差。

根据笔者的观察,教育领域也存在着很多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却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些“应然”与“实然”相偏离的问题中,学校目标最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学校教育目标十分重要,它规定着学校发展的方向,如果学校的教育目标发生偏差,那么对于教育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从理论上或者从“应然”的角度看,其目标应该是促进所有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审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关于这一点,应该说是显而易见、无可置疑的。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学校的目标,或者说,学校的主要的目标并不是如此。为了对学校教育目标的“应然”和“实然”有深入的了解,笔者对某乡村小学进行了调查。

此次调查研究,笔者借鉴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质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方法”是许多具体研究策略的总称,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就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4]文化人类学要求研究者深入到包含所研究问题的社会情境中,采用观察、访谈等资料收集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为了理解学校“实然”的目标,笔者在调查中,与学生、家长、老师、校长和教育行政官员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

2.“实然”的学校目标

判断学校“实然”的目标是否偏离了“应然”的目标,就是要看学校是否真正把“应然”的目标落到了实处。我们首先来看看德育的情况,在谈论教育内容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德智体美”,把道德放在首位,说明了道德在教育内容中的重要地位。如有所乡村小学,在墙上也贴有“先做人,后成才”的标语。这说明了在“应然”角度上,道德的重要性是为人们所熟知的。

但在实际上,道德从来没有成为学校的主要目标。我在调查中发现了这样一个个案。一个四年级的学生有盗窃的习惯,曾经打开多个老师办公室的门盗窃老师的财物,也曾经打开学校商店的门偷窃东西。对于这个在道德上存在重大缺陷的学生,老师们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怀和指导,否则这样的学生到了社会以后问题可能会更严重。但是,对于这个学生,学校领导和老师并没有采取特别有效的措施来挽救这个孩子。学校中负责学生德育工作的虽然有副校长、教导主任和班主任等人,而且也建立了相关的德育工作制度,但他们的工作多是从外在的强制约束、压制入手来使学生不违纪违规,而很少从学生品德发展的内在需要和规律入手,真正使学生实现品德矛盾的转化。学校采取的很多措施,仅仅都是预防的和警告性的,而并不是在内心上会对这个学生有所感化的措施。对于道德存在重大缺陷的学生,就像那些在学习上掉队的学生一样,并没有引起老师特别关照。

学校对关于德育的淡漠,还表现在学校的品德课上。这所学校1-3年级的品德课由学校校长兼代,校长事务比较繁忙,一个学期往往上不了几节课。4-6年级的品德课由各个班级的班主任兼代,班主任经常把品德课变成自习课。即使在次数有限的品德课上,老师们也没有按照品德课所要求的那样,采用多种方式影响学生的心灵、改变学生的道德行为。大部分老师照本宣科,把教材上的内容讲解一边,然后让学生把品德课本上的思考题目和答案写在作业本上,以应付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

我们再来看看同样是重要教育内容的音乐和美术。经典的教育理论认为,音乐和美术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的发展十分重要。但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音乐和美术处于什么地位呢?

首先来看一看美术课。这个学校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专任美术老师,美术课由各个班级的语文或数学老师兼代。按照课程表上的要求,每个班级有2节美术课,但是兼代美术的语文或数学老师都会把其中的一节变成语文或数学课,实际每周只上1节课美术课。几乎每个班级都是这样,这成了一个公认的“潜规则”。美术与语文、数学相比,专业性很强,不是每个老师都能教美术,因此大部分老师只能让学生照着美术课本自己画画。

再来看看音乐课。2004年9月之前,一个中师毕业的年轻女老师负责全校的音乐课。那时候,音乐课还是比较正规的。后来,学校领导发现这个老师讲课水平不错,“高水平的老师不讲正课挺可惜的”。所以从2004年秋季起学校领导决定让这个老师教“正课”,全校音乐课由各个班级的语文或数学老师兼代,音乐课也像美术课一样由两节变成了一节。有的老师不懂乐理,就教学生唱几首流行歌曲,还有的老师自己不会唱,就让文艺委员教学生唱。

以前我们在谈论农村学校的音乐课和美术课时,大都说农村学校由于缺少音乐和美术教师,所以音乐和美术上得很不正规。当然这是一个原因,例如这所学校没有专门的美术老师,所以在近十年来美术课从来没有正规地上过。但是学校对这些所谓的“副科”不重视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本来有专门的音乐老师,但是却被学校安排去教“正课”,说明了在学校看来,这些课程是可有可无的。

上文中笔者花了很大的功夫,来说明学校并没有把德育放到其应该具有的高度,也不重视以音乐和美术为代表的审美教育,更不重视地方性课程。笔者的论述除非是要证明这样一个问题:学校实际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我们认为学校应该具有的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那么,当前学校的目标是什么呢?

围绕着学校的目标,笔者与学校的多名老师进行了访谈。学校教务主任说:

学校的目标,还是要围绕人才培养这个方向。对于小学阶段,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语文和数学这两门成绩抓上去。这两门功课学好了,就可以为以后的成才打下好的基础。

关于什么是成才,教务主任说:

农村孩子,还是要考大学啊。不考大学是没有出路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学校有非常好的传统。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中,现在有大学教授,有房地产老总,还有刚刚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家长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的老师对教学的积极性。在小学阶段打下牢固的基础,是这些学生成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教务主任虽然没有为“什么样的人算是人才”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但是从他所列举的所谓人才中,我们并不难理解他所说的“人才”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和特征。对他所列举的 “某某大学教授”、“地产老总”、“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等进行一个简单的概括就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人才”就是具有较高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的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者。

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研究中,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正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反映。[5]也就是说,在农村学校的老师看来,学校的目标便在于培养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才”。教务主任特意强调了“考大学”与“成才”的关系:“农村孩子,还是要考大学啊。不考大学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只有考上大学,农村孩子才会有更大的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那么,为了学生能够“成才”,为了学生能够考上大学,学校该如何努力呢?在当前的教育评价和教育激励体制下,学校只有将主要精力放在文化课的学习上。借用经济学对企业目标的界定,学校的目标就是取得“考试成绩的最大化”。而为了考试成绩的最大化,学校的德育、音乐和美术都受到了忽视。

这样,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就与“应然”的教育目标发生了背离,也就是说,学校教育的目标发生了异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首先异化成了对考试成绩最大化的追求,然后又异化成了对部分学科成绩最大化的追求,最后又异化成了对部分学生、部分学科成绩最大化的追求。

3.对教育目标异化原因的考察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看法,经济解释是经济政策的基础,只有对社会现象做出了准确、科学的解释,才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对策。张五常在其著作中引用马歇尔的话说,“在用理性来考察和解释事实以前,是不可能从事实中学到任何有用东西的”。[6]因此,如果我们要对学校教育目标异化的现象进行改革,就必须首先对导致学校教育目标异化的原因进行解释。

高考不是我国中小学的教学大纲,但高考所起到的作用,却远远重要于教学大纲。高考是我国中小学教学的实际指挥棒:高考不考察一个人的品德,学校就放松对学生品德的要求;高考不考音乐、美术和地方性课程,这些课程对于学校来说就可有可无。因为对于学校来说,抓好文化课的学习就是应付高考的最好准备,因此,学校认为学好文化课的学生最容易“成才”,教育行政部门也将文化课的成绩作为对学校和老师考核的最重要指标。而高考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小学教学的指挥棒,是因为高考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流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有很多学者作了充分的论证,在此不再赘述。

在此,笔者准备着力探讨下面这个问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和基础教育教育领域内推行的课程改革,能否改变高考的实际地位,进而,能否改变学校“实然”教育目标与“应然”教育目标相偏离——教育目标异化的现象?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大学收费远远超过了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低收入群体的正常负担水平,而且大学生就业困难、就业的不确定性在提高。在这种背景下,有学者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具有吸引了,这种观点在教育界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根据笔者的调查,事实并不是如此,至少在我调查的情况,事实并不如此。

笔者对家长们提出一个开放性问题:你对孩子最大的期望是什么?家长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希望孩子能够好好读书,争取考大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家长都希望老师能够对孩子“严格”一些。笔者询问家长是否知道大学的学费很高,一位家长们如此说:“我们知道现在读大学要花很多钱。但是为了孩子读书,我们可以节省一些。如果孩子学习好,是读大学的料,我们宁肯不盖房子,也要把孩子送到大学。”

一位考上某一大学的学生家长的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只要我和他爸还有一口气在,就要把孩子送到大学”。

关于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困难,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逻辑:如果连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那么,没有读大学的人不是更没有机会了吗?不管怎样,读了大学肯定比没有读大学要好。读了大学,掌握了一定技能,就不用像我们一样做苦力了。读大学关键还要自己的努力,只要在大学学到了真本事,不会找不到工作的。

让子女通过高考和大学,以流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是家长最大的心愿,也是家长对学校的最大期望。虽然大学学费远远高于农民收入、大学生就业困难,但农村家长对大学、对高考的激情是没有变化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不会影响到学校“实然”的目标。那么,对于目前所推行的课程改革的情况又怎样呢?

笔者对课程改革没有很深的研究,但从目前学术界针对课程改革所进行的讨论来看,课程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针对“一切为考试而教,一切为考试而学”的教育现象。[7]那么,课程改革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是否扭转了学校教育目标异化的现象呢?

根据笔者的观察,单纯的课程改革而没有相应的高考制度的改革,是不能改变教育目标异化这一现象的。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是很多的,笔者将用几个事例进行证明。用例子说话的方式,不仅仅是对观念加以解释的一种方式,而且一个精心寻找的实例往往提供了比任何一种理论模型都丰富得多的内容。

这个例子是笔者在2004年秋季在某县的田野调查中获得的。从2002年起,某县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实行素质教育改革。素质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减少学生在校时间,来减轻学生的负担,从而使学生的课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是,2004年某县的高考成绩出现大幅度滑坡,成为近十几年以来较差的一年。某县人民和县政府把高考失利的原因归为教育部门施行的素质教育,认为素质教育的推行导致了高考的失利。面临着如此巨大的社会压力,某县教育行政部门被迫取消了从2002年开始实施的素质教育措施,周末补课、考试排名次等古老的方式又开始在中小学盛行。

这个例子决不是特例。2004年笔者在调查中,同样发现了教育系统由于高考失利而由“素质教育向应试教育转轨”的现象。笔者在调查时,一位老师提问我的问题至今令我难忘。他说:“我们按照政策要求实施了素质教育,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反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呢?”2004年曾经引起教育界广泛关注的南京市媒体对素质教育的讨论,更是一个能够证明笔者观点的极好个案。[8]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没有高考制度的相应改革,企图通过课程改革来改变教育目标异化这一现象,是不可能的。南京市由素质教育向应试教育的“倒退”,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教育改革决不仅仅是教育领域内部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教育行政部门是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而存在的,因此它既要努力按照教育规律来指导工作,同时也要对“人民的呼声”做出反应。在全社会都极端重视高考结果的情况下,如果教育行政部门无视社会的普遍要求,实施不利于“应试”的素质教育,必然会遭遇巨大的社会压力。

在家长和教育行政部门都强调高考成绩的时候,学校不把考试成绩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是不可能的。或许有个别学校不把考试成绩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目标,但是这样的学校一定会得到淘汰。高考制度是一面筛子,留下的是升学率高的学校,淘汰的是升学率低的学校。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在社会大背景下,各个学校只能将考试成绩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目标了。

4.对改革的一点思考

“实然”教育目标偏离“应然”教育目标,影响了我国教育的健康发展,而高考正是导致教育目标异化的最主要原因。高考作为一种选拔人才和评价教学质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高考的存在却又使得“学校为了高考而教,学生为了高考而学”,从而导致学校教育目标的异化。这种现象,笔者将之成为“高考悖论”,如何解决这个悖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正因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才导致关于高考的存废和如何改革这一问题,引起了学术界持久地、广泛地争论。

对高考改革这个复杂问题,且不可简单地对待。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现在的学校不重视德、美、体,那么在选拔人才和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时候加上这些因素不就行了吗?这个问题,说来简单做起来复杂。以道德为例,道德虽然很重要,但是,道德可以衡量和评价吗?如果可以评价,会不会导致学生为了在道德评价中得高分而出现“假积极”现象?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再比如体育,很多地区在计算中考成绩时,体育成绩也核算在内,由于体育考试更容易产生腐败,所以在很多地区,体育成绩的高低变成了幕后交易的对象。再比如音乐和美术课,如果全部纳入到高考总成绩之中,将会导致我国城乡教育的更大差距,因为在我国农村基本上没有合格的音乐和美术老师。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尽管高考制度需要改革,但高考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审慎地对待。任何轻率的对待高考改革的措施,带给我们教育的,可能不是促进,而是伤害。

参考文献

[1]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M].鹭江出版社,2000.5.

[2]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M].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74.

[3]吴思著.血酬定律•潜规则[M].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353.

[4]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5.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

[6]张五常.经济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8.

[7]钟启泉,有宝华.发霉的奶酪——《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读后感[J].全球教育展望,2004,(10):3.

[8]吴非.“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反思南京教育界的一场讨论[J].教育发展研究,2004,(10):76.

作者简介:方文彬(1973—),男,浙江衢州人,公共管理硕士,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教务办主任,主要从事高校教学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