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卫

摘要:白居易受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深远,其文论思想就是对《文心雕龙》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试从白居易对《文心雕龙》情采中以情为本及文以载道思想的师承和发展展开论述。

关键词:以情为本 情与采 文章之用 为事而作 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5-

由白居易的《白氏六帖• 事类集》“豹”“门”“炳”“蔚”一语注解,“文心”:“虎豹以炳蔚凝姿。”语出《文心雕龙•原道》等很多例证,可知白氏熟悉《文心雕龙》;白氏《赋赋》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冰生乎水,初变本于《典》、《坟》;青出于蓝.复增华于《风》、《雅》。而后谐四声,祛八病,信斯义之美者……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亦不出乎诗。四始尽在,六义无遗。是谓艺文之儆策,述作之元龟。观夫义类错综,词采舒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雅音浏亮.必先体物以成章;逸思飘摇,不独登高而能赋。”刘勰《连赋》写道:“《持》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两相对照,在赋的产生和形成、赋与诗的关系以及写作和文体特点上,白刘所言异曲同工,且白氏所列举赋史上的作家作品,也与《途赋》几近交光互影,这正说明白氏此赋源出于《诠赋》。可见白氏非常赞赏《文心雕龙》许多经典性论断。白居易的文论思想与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很多可比之处,因篇幅有限,本文只从情采及诗言志方面展开论述。

一、“根情”、“苗言”

情采语出刘勰《文心雕龙》第31篇《情采》,论述了文学艺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是情理,即文章的思想内容。“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意为情理好比文章的经线,文辞犹如思想的纬线,情理为主,文辞是次,只有经线放正了,纬线才能织好,只有思想明确了文辞才会有的放矢。采是文采,即文章的表现形式。刘勰尤其重视“情”在文学艺术中的地位。认为“情”较“文辞”而言是根本。

“夫铅袋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万趣会文,不离情辞。”“绘事图色,文辞尽情。”

红粉、青黛是用来修饰人容貌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神彩却只能来自人天生的姿容;文章亦如此,文采修饰语言,但文章的出色必须以情性为根本。好比织布,性情是文章的经线,文辞是文章的纬线。只有首先确定了经线,才可织以纬线;只有以性情为本,文辞才光彩焕发。“立文之本源”正是文采运用和文章写作之根本原理。

白居易继承了刘勰“文辞尽情”观点,将“情”视为诗歌的根本。在《与元九书》中,他将诗定义为:“诗者,根情、苗言、华(花)声、实义。”“根情,就是“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而形于歌诗矣。”“苗言”,即“言者志之苗”,意为“诗言志”,是“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言,“声”不只是诗的语言和韵律,指广义上的诗歌艺术形式。“实义”则指“六义”及其社会作用,即以比兴等艺术手法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白氏以树的生根、出苗、开花、结果作比,形象概括了诗歌等文学形式的基本特点。

刘勰的《情采》不只注重“情”的根本作用,也强调情思和文采关系即内容和形式关系。如: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尊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褥同犬羊;犀兑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水本性虚柔,而生涟漪;木质地坚实,而花枝繁茂;以此而论,文采依附于特定的情思。虎豹之皮没了斑纹,便与犬羊之皮无所区别;犀兑之皮异常坚硬,但要美观就需涂以丹漆。特定的情思依赖文采的修饰。这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

“根情、苗言、华声”,即把作品的感情和思想内容比作“根”,把艺术形式比作“苗”和“花”。 他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认为“情”为“根”,起决定作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主张“系于意不系于文”为创作原则,强调“去伪抑淫,荃芜划秽,黔花于枝叶,反实于根源”(《策林•六十八》)。当然他不只重视内容的地位,也看重形式的作用,希望内容与形式融合到一起。没有“苗”和“花”,就谈不上“实”。他提倡作品要达到“莫始乎言,莫切乎声”的社会效果。其诗写道:“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白居易认为自己的作品既“其言直而切”,又“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可见白居易对两者关系的定位。

白居易虽然希望内容与形势完善的融合起来,但分析、评价文学作品时,却习惯置内容于首位。在评价唐朝文学史时,竭力推崇杜甫,赞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此类深刻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诗篇。他高度评价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还用此标准衡量自己的作品:“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一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造者,思澹而词迁,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与元九书》)认为自己的代表作应是“意激而言质”的《秦中吟》、《新乐府》一类讽谕诗。当然白居易也有很多诗歌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如《长恨歌》、《琵琶行》等脍炙人口的诗篇均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

二、“为事而作”

刘勰顺承古代文论的“诗言志”观点提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祥其本源,莫非经典。”(《序志第五十》)意谓只有文章的作用,确是经典的旁枝,五种礼制靠它来完成,六种法典靠它来施行;君臣政绩得以照耀,军国大事得以昭示,都离不了文章。由此,“文以载道”的观念在刘勰文论中得以彰显。

白居易之所以把“情”当作“根”, 因为“情”是客观事物在作家心灵中的反映,发而为文,文乃现实的反映,读者可以透过作品中的“情”认识现实。

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华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知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知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采诗以补察时政》)

要达到诗歌反映、认识现实的作用,作家就必须“为事而作”,抒写现实生活以表情达意。白居易有句名言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为事而作”之“事”,指现实生活。“为事而作”,即要为反映现实生活而作。把写“事”提到创作原理的高度加以倡导,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秦中吟》、《新乐府》的“序”中明确地提出了“为事而作,直歌其事”,“其事核而实”等一系列主张。在《新乐府并序》中白居易点明了写作的动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由此可见他对文章之用的推崇。这是白居易对刘勰的超越与发展。

三、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

白居易的文论思想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他的诗作成就远胜于文论,以“讽喻诗”著称。这得利于他将现实主义精神完美的融入诗歌创作中,使诗歌增添了深厚的思想性、现实性和艺术性。《重赋》中被贪吏们破坏的两税法下农民灾难沉重,“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而贪吏们穷奢极欲,“随月献至尊”的供奉却“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诗人愤怒的呼喊道“夺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

白居易善用对比手法表达对社会现实的爱憎分明之情。如“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高,寒署不能干。……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缭绫》中以“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农妇的艰辛,对照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买花》中,田舍翁感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以此尖锐指责使困苦百姓生活雪上加霜的贪官污吏,深刻揭露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如《轻肥》对骄奢淫逸宦官内臣、大夫、将军的披露。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权势者肉山酒海,平民百姓则天灾人祸竟至“人食人”!《杜陵叟》中长吏明知庄稼为自然灾害所毁,却“急敛暴征求考课”,逼得百姓典桑卖地抵官租,对此白居易怒发上冲冠:“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观刈麦》中“力尽不知热,但希夏日长”的劳苦农夫,“家田输税尽,拾些充饥肠”的贫妇人,《村居苦寒》中“布絮不蔽身”“愁坐夜待晨”的无衣民,《菜地黄者》中“愿易写贱粟”救此苦饥肠‘的百姓,真实地再现了农民饥寒交迫的窘境。诗人深切同情不幸的农民,以此自比深感惭愧:“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白诗还揭漏了边疆战乱导致千万百姓流离失所、无辜丧生的现实,表现了人民对战争的反对及诗人“不赏边功防黩武”的思想。《新丰折臂翁》中宰臣“欲求恩倖倖立边功”,对南诏发起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他乡,一位老人为逃过兵役,“偷将大石捶折臂”, 才留得残命。

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老人命运如此悲惨,却以欣喜口吻暗自侥幸,读来顿感悲哀,油然而生对战争的无限憎恨之情。白诗善于切中时弊,如《红线毯》《歌舞》《缭绫》等无情地揭露了官吏昏庸无能,将帅假公济私和骄横无勇。《后宫词》中“几个春来无泪痕”的三千宫女,《过昭君村》中把脸“烧灼成瘢痕”的村女义正言辞的控诉了腐朽的宫女制度,体现出对妇女卑下地位和不幸遭遇的同情。

白居易针砭时弊,为生民的悲惨遭遇深感痛惜,欲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希望君王听取民众的呼声、体察民情。他将诗歌视为推动君王“裁以法度絮以仁”的良药,“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与元九书》)因此诗要“为君”而作,他曾建议设采诗官: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戒,下流上通上下泰……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雍敞边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采诗官》

将“救疗生民病”的希望寄托于君王,未必能行之有效,但他的启蒙理想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只得称颂。白居易将“文章合为事而做”等现实主义文论思想完美的付诸于讽喻诗的创作,发展了刘勰以文学干预现实的思想,也使刘勰的文论思想,因白氏之鼓吹而发扬光大。

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侧重于理论方面的阐述,而少文学实践,但是其文论并非艰涩难懂,而是句句皆精美之言,给人以“疏瀹五脏,藻雪精神”之感。作为一代文论家兼诗人的白居易也深受其影响,不仅在文论方面有深厚的造诣,而且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作。吾后人对经典含英咀华,才能够真正继承、发展、振兴中国文论。

参考文献:

[1]刘勰,周振甫译.《文心雕龙》译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刘世忠、朱企泰.白居易美学思想分析.美学研究.1981(3).

[3]黄宗谷.白居易的诗论.大理学院学报.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