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修己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中属于文学思潮史一类的著作已经很有一些，有的还有相当的规模。因此新出的同类作品一般都会提供新的因素，力求有所创新。刘增杰、关爱和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史》，在探索文学思潮史编纂的创新上，提供了不少有启发性的经验，留下了他们艰苦跋涉的足印。

这部《思潮史》有十分宏大的构想。它踌越一百多年的时间，描述和评论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文学思潮的演变，寻求现代文学思潮的久远的历史渊源，企图构建中国文学思想从古典走进现代的广阔历史图景。因而上联晚明和清初的人文主义思潮，似有以这种思潮贯通全书的意图，大篇幅地记载和评述鸦片战争到五四的长时间里文学思想嬗变过程，评介五四文学新思潮对民族历史的认同和新的文化方向的选择；勾画以前尚少系统整理过的当代文学思潮演变。书中给这段文学思潮史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如贯串于五四后30多年的古典主义思潮，将京派创作作为古典主义思潮的表现；40年代在抗日烽火中反思民族文化的思潮；初步考察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文学思潮：给予50年代的“人学”思潮一定的地位，等等。为了更完整、充实地显现文学思潮的面貌，又从多方面探寻文学思潮在不同部门，尤其是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从不同的角落挖掘所潜藏的文学思想因素，为文学思潮史开辟广阔的空间。从这里不难看出作者们宏大的学术抱负和追求。

《思潮史》特别注重从文学创作中挖掘其所包含的文学思潮。一般地说，最为直接、鲜明地反映文学思潮的，应当是文学理论这一部门。一个够得上“思潮”的文学潮流，总会有理论上的代表性言论。但思潮又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它可以渗透到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在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中寻求发挥影响、显其身手的机会。作家的创作往往是不同文学思潮通过创作实践所开之花，所结之果，因而是文学思潮的最具体的表现，也是其终极的表现。《思潮史》特别注意从不同流派的创作中，发掘、归纳文学思潮，以拓展思潮史的空间。特别是现当代部分，作者有意突出创作方法，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为五四后文学思潮的三条主线，描述它们如何共同地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主体。然后顺流而下，叙述这三条线索的发展途径，各自在30年代、40年代的消长、沉浮。实践证明了对创作的考察有助于思潮的辨识，如上世纪50年代有没有“人学”思潮，如果只看文论，在那时的具体社会环境里确是很少的。《思潮史》联系当时数量不算少的一批作品，如《小巷深处》、《在悬崖上》、《红豆》、《百合花》、《亲人》、《达吉和她的父亲》、《英雄的乐章》等小说，郭小川的《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等诗歌，还有一批电影作品，则可以相当鲜明地显出“人学”确是在阶级论和武器论这主流的身旁，在它们的缝隙里悄悄滚动着的一股思潮。这是一股上联五四下启“新时期”的不容忽视的思潮。

《思潮史》的创新还突出地表现在恢复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近年来学衡派已经脱去了“封建复古主义”的帽子，被确认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派：《思潮史》也给出了明确的定位：“创办《学衡》杂志的主要目的是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反思和批评，匡正其谬误。”他们的出现是“对文学革命的反拨和修正”(上册第447、446页)。而且不仅叙述他们五四时期的主张，还介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思想及对新文化态度上的发展变化，举出事实证明后来“已彻底放弃了十年前所谓文言、古文体为‘正法的立场，认同了近于口语的白话文学，融入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上册第477页)，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他们的历史。最重要的是，《思潮史》更进而揭示了这一学派在文学上属于古典主义思潮，他们是站在古典主义的立场上批评新文学的。在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人们很少注意西方古典主义的影响，虽然有人写过这方面的长篇论文，好像也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正如《思潮史》所说，现在“起码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存在着古典主义思潮”(上册447页)。五四时期虽然早有人介绍了古典主义，却误将中国的古代文学当作古典主义，这也是把学衡派误为“复古派”的一个原因，又因此简单否定他们而忽略了从学理上对这一派做深入的剖析。在这方面《思潮史》带了个好头，它用三节的篇幅作比较细致的辨析，比较准确地概括介绍了学衡派的古典主义文学主张。人们会感到他们的一些重要论文，如胡先驌的《文学之标准》等，应该作为重要文献在现代文学思潮史上给予一定的地位。

而西方古典主义思潮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并不止于《学衡》。《思潮史》又认定梁实秋“是最为典型的古典主义理论家”(上册第612页)，找到了梁的“贵族性”、“天才论”、“重节制”、“守纪律”等主张与西方古典主义的渊源关系。将新月派和京派的创作与古典主义思潮相联系，指出是这一思潮在文学创作上的重大收获。如将闻一多、徐志摩主张“以理节情”的诗歌，作为新月派古典主义风格的例证。分析了丁西林、余上沅的喜剧与西方古典主义潮流的一致性，从古典主义的角度对他们戏剧风格的解读，比起以往更有深度。对京派作家、理论家如朱光潜、李长之、李健吾、沈从文的主张和创作，也都有详细的评介，让人们看到古典主义影响在30年代的延续。特别是对梁实秋的理论，从本质论、价值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方面的梳理和详解，突显其与古典主义的深刻联系，对正确理解梁实秋理论大有帮助。像这样对重要理论家的集中介绍，好比文学思潮发展路途上的一盏盏明亮路灯，因了它的照耀让人们把这条道路看得更清楚了。

在努力求新的同时，《思潮史》坚持实证的方法，在记述一些事件时颇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对治学很有启示。以20年代文学界很有名的胡梦华批评汪静之《蕙的风》为例，胡批评汪的爱情诗里有“不道德的嫌疑”后，即遭到鲁迅、周作人等的反批评。鲁迅在《补天》里还特意在女娲大腿上描写一个“古衣冠小丈夫”来影射胡。历来认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作家鲁迅、周作人都已经明确地支持汪静之，是非似乎已有定论，所以都把胡梦华当作“封建遗少”，他对汪诗的批评也成了封建复古主义对新文学的反扑。《思潮史》没有止于现成的结论，他们继续往前探求，注意到了胡在受批评后连续发表的三篇答辩文章，又在1928年出版《表现的鉴赏》(与吴淑贞台著)更明晰地阐述他的文学观。经查阅更多的史料，证明胡梦华并没有反对写爱情诗，还表扬了梁实秋的几首情诗“言情缠绵恳挚”。他只是强调文学作品不要表现不道德的和低俗的内容，而新诗在大胆表白男女青年的性爱追求时，确实也出现一些情调低下的诗句。《思潮史》还记述胡梦华的意见在当时得到另一些新文学家的支持。闻一多在与梁实秋谈到汪静之的情诗时说“便是我也要骂他诲淫”(1922—12致梁实秋)：又对闻家驷说胡梦华的批评“讲得有道理”(1923—3致闻家驷)。《思潮史》评论这一事件还联系更大的思想背景，与胡先骟评《尝试集》，反对“不问事物之美恶，尽以

入诗”。又与梁实秋和周作人关于“丑的字句”的辩论相联系。再从梁实秋留学美国师从白壁德，回国后积极宣扬新人文主义诸事实，说明胡梦华批评《蕙的风》是当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主张亦为一家之言，亦有其积极的一面，不可简单地斥为“封建思想”。这是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很好实例，告诉我们不可停留于现成的结论，哪怕是权威的结论，不可满足于单方面的言论、材料，史料的搜求不可浅尝辄止，当力求全面。这样才有可能提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新观点，纠正长期的有失客观的定论，为学术研究作出贡献。遗憾的是《思潮史》自身的观点不统一，在另一个地方记述这场争论时，又说这是“湖畔诗社与封建卫道士的争执”，指胡的批评为“封建卫道者的咒骂和攻击”(第386---387页)。

另外还有一类情况，原先结论的错误主要并非史料的欠缺或片面，而是认识上的失误，如对王实味的评价。要改变那种某个作家被打倒了，便墙倒众人推，把他的主张全部否定，平反后又来个全盘肯定。这时同样要打破沙锅问到底，认真重读平反者的理论，给出恰当的评价。《思潮史》评王实味，就没有一个跟斗从全盘否定翻到全盘肯定，而是抱着一种探问的态度去重新认识王的作品，对其理论价值的评价是有分寸的。既充分肯定王实昧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见解，还有其他解放区作家的同类见解，是“对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初步反思”，也是“对如何反映解放区生活的一次探讨”(下册第74页)：但认为就王的文章本身而论，“并不具备绝大的理论意义”，只是“代表了一个文化人对当时的文学运动的理解”(下册第66页)。这样的评价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在肯定《思潮史》探索、创新的收获时，我们看到就在它的这些力求突破的领域，也还存在不很完美之处，这本是探索过程中自然会有的现象。而且这些问题也是现代文学思潮史编纂中带共同性的。例如把近代和现当代的思潮史合并为一，表明作者认为这是关系密切甚至难以切断、不可分解的。既然如此，就应该突出“关系密切”，如近代与现代思潮的关联等，尤其是那些能使前后时期一线贯通的内容。这是近现代思潮可以编成一书的最重要的历史依据，编写中要特别注意前后的呼应。《思潮史》很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本民族的文化、文学传统的渊源关系，因而回溯明清，点出了晚明文学思潮提倡“自然人性的复苏，自我意识的觉醒，平等观念的推进，主观战斗精神的扩张”(上册第11页)与现代文学思潮的血脉相通。然而这一思想线索显然还未贯通到底。有时也注意到了历史发展的前后关联，如讲到五四的浪漫主义，指出这股思潮不能说是“异军突起”，这之前已经有过两次“前奏”。—是1907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一是稍后苏曼殊的小说(这两次“前奏”的时间属于“晨光微明时分”一编，最好不要放到五四后才来回溯)。从整体上看，这样的前后关照尚待加强，如在近代部分细述王国维、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到了现当代应该有所照应。事实是梁启超的强调文学功利性的主张，把文学看成政治改革或思想启蒙工具的主张，后来是一直延续下去了的。从鲁迅的强调“疗救”作用，到共产党人的“工具论”、“武器论”，都与梁的文学思想一脉相承。而王国维的思想也有承续者，如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就与王国维的“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的观念可以衔接。近代所产生的这两种文学观念，后来有的式微了，有的发展了，这当然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作用，而这也是文学思潮史所应该探讨、记述的。可惜本书在近代部分系统地介绍了梁与王的文学思想后，在后一时期给予的照应是l比较欠缺的。

注重从创作中挖掘文学思潮是《思潮史》一大特色，但也可能产生另一种倾向，由于增加了很多作家、作品的评介，有时偏多、偏细，就使得思潮史越来越接近文学史，有的部分甚至与文学史无大区别了。这种现象在《思潮史》中也是存在的。思潮史与文学史固然都要谈作家创作，谈流派、社团，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某个流派的作品是某种思潮开出之花，思潮史最要讲的不应该是这花有多么漂亮，应该是文学思潮为这些花提供了什么养料，怎样影响了花色的呈现。例如文学史早讲初期象征派诗歌，当然首先而且着重介绍李金发；但李的成就在于创作，理论上的建树不多：反而是创作上影响不及李金发的穆术天、王独清等的理论表述较多。写思潮史就要突破“文学史思路”，并不一定非要按照文学史的地位先来大讲李金发，倒是可以重点来介绍穆、王诸人的理论主张。《思潮史》花了30页的篇幅相当全面地介绍“九叶诗派”，其实更应该突出的还是袁可嘉、唐湜等的理论主张和当时因现代诗所引发的思想冲突，如七月派对他们的批评等。毕竟思潮史里最要紧的还是他们那些现代主义的理论和批评，这是要充分地叙述的，而不一定去细述这一类流派的发展过程和它们的创作成就，那是文学史的任务。再举个小例，描述创造社的名士风流作风，这在社团流派史里可能是很重要的内容，但不一定与文学思潮有必然的联系，主张浪漫主义的人也可以是生活作风很严肃、很古板的。在文学史、流派史里描写一点作家的思想、生活作风，对于显现作家形象的完整性，加深作家思想分析的深度，或者有好处，但如果与文学思潮无大关联，在思潮史里就是可以忽略的。相反地，有些在文学史里可以简缩的，在思潮史却要认真对待。例如40年代延安的文艺整风，现在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都尽量地将其淡化；但在思潮史里就不能淡化，因为这是关系到现代文学思潮变迁的重要转折点，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反而应该细化、详化之。但思潮史虽然也可以谈整风后的解放区创作，只是不必像写文学史那样地求全面、求完整，这方面的内容多了，反而会冲淡思潮史的主体。

梁启超在《请代学术概论》的开头说道：“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台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又说，“凡时代非皆有‘思潮，……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梁启超鉴别思潮的标准是比较严格的，自古以来几千年间的学术也不过四股思潮而己。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但梁的意见仍对我们有启迪，我们已出的现代文学思潮史，五四至今不到一百年，几乎可以编出几十个思潮来。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区别思想和思潮，我们已编的很多“思潮史”其实是“思想史”，作者很希望尽量周全地记载现代作家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见解、主张。但是，一种文学思想好比是一个“点”如果只有一个“点”还是不能成“潮”的：只有许多“点”——相当数量的相同、相近的文学主张，连成了“线”，甚至形成了“面”，例如由这思想的出现形成了一定规模、气势的浪潮、运动，或有了大批的作品，方可够得上是一种思潮。这也是读了刘、关二位主编的《思潮史》后的一点感想，提出来供后继的编纂者们参考。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