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明全

国统区抗战文学也被学界称为大后方抗战文学。因本文涉及的文本多是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称谓，故维持原名。以空间时间及内容来界定，国统区抗战文学乃中国现代文学特殊阶段的主流文学。无可否认，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不乏成就，但深入地思考，其研究之缺欠也毋庸质疑。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的报纸、电视上隆重介绍表彰了一大批抗日英烈，其中包括了许多我们的史书上很少提及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表达了一种全民族韵敬意。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更是在讲话中指出：“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我们的党秉承与时俱进的原则，在对相关历史的评说上，表现了对事实的尊重和非凡的理论勇气。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的讲话，以及主流媒体的旗帜鲜明的态度相比，我们的抗战文学研究者却显得畏首畏尾，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迈不开步子。

研究欠缺之一是对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抗战作用的淡化评价。丘东平小说《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写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连长林青史，率领连队三次主动出击日军，挽救了战场危局，但终被其上司按貌似公正的军纪处以死刑。《友军的营长》写国民党军队一个营突破日军猛烈枪火而生还，结果营长因此而违反了专横暴戾的军纪选择了上司对他的重刑。吴奚如的小说《萧连长》，写了国民党军队萧连长的上司在战斗中与萧失去联系，便猜疑他临阵脱逃。而事实上，萧连长却以少数兵力出奇制胜地夺回了阵地。当萧连长返回旅部时，却因上司猜疑被处死。此外，萧乾的《刘粹刚之死》、荒煤的《支那傻子》、艾芜的《两个伤兵》、罗烽的《横渡》、丘东平的《中校》、雷加的《一支三八式》等作品的研究者都高度评价了国民党军队下层官兵的抗日爱国精神，同时，又指出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在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政策下，国民党下层军人抗日的艰难性。对于国民党军队作战内容的作品，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者均不厌其烦地选择上述作品为研究对象，教条式地重复上述的研究结论，并引导读者走上了一个误区：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下层官兵总体是正面的，他们的上司，即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多是负面的。实际上，作战胜败诚然以军事力量优劣为物质基础，但军队战斗力的充分发挥，则直接取决于各级军官。整体战斗力的发挥，取决于高级将领。战争全局更是操于最高统帅部之手。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主要作战。由于中日军事力量的物质基础存在很大差距。正面战场的作战，国民党军队败多胜少。对之描绘的国统区抗战文学，主要宣染了作战之悲壮及胜利的曙光。这是鼓舞抗战斗志的需要。但是，对这些作品的评价，虽然强调了鼓舞抗战之重要性，可却引导出悲壮作战及胜利主要取决于下层官兵，国民党将领特别是高级将领乃至最高统帅是无能的或不作为的结论。且不说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全盘否定的评价，即使对下层官兵充分肯定而淡化上层将领的积极作用，也是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整体性否定评价。这种研究结论是不符合战争规律及作战实际的。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取得了许多悲壮式的胜利，有的文学作品对之进行了形象描绘。但这类作品的研究者们。均不同程度地淡化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人格力量及军人操守的崇高评价，他们的抗战功绩也未得到充分肯定，这不能不说是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的一个欠缺。

欠缺之二是战时首都重庆形象及重要地位扭曲化。长期以来，宋之的的《雾重庆》被视为国统区抗战文学描写重庆形象的代表作。对之反复的研究，所下的结论几乎千篇一律：陪都重庆不过是国民党达官显贵的花花世界和腐蚀青年心灵消磨抗战意志的罪恶魔窟，因为，流亡到重庆的青年们，或穷途潦倒，或卜卦算命，或当交际花，或开饭馆，或患病死亡等都与“战时首都重庆”有牵连。有研究者还特意点出重庆“浓雾”既是对重庆自然环境之特点，更是吻合抗战时期生存在重庆的人生命运之象征。象征着战时首都重庆被沉寂、闭闷、醉梦、利诱、险恶等似浓雾一样地围裹着。置身其中，必须步步管醒，以防大街小巷无形的众多陷阱。在浓雾中挣扎，更要提防强人打劫。打劫的强人者，自然要联系上重庆的统治者——国民党政府官员。巴金《寒夜》也是国统区抗战文学中以重庆为主要背景之代表作。对其研究结论多是陪都重庆俨然深夜地冻雾浓的“寒夜”：黑暗、阴冷、心寒、胆颤。重庆多雾，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冬天寒夜也冷。为什么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者们喋喋不体地对战时首都重庆如此地大力渲染昵?这不过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政治性引导。战时重庆是黑暗统治，其形象当然是黑暗的，这种政治引导式的文学研究及批评，往往是重庆与延安的形象评价相映衬，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重庆的天是阴沉黑暗的天。延安无愧于光明的象征，重庆则为“浓雾”之借代。研究者怀着这种引导性的审美价值去寻觅国统区抗战文学文本，可以说俯首即拾。但倘若与这种引导性的审美相反，去寻觅描绘抗战时期重庆光明形象的文本，不能否定，那又是汗牛充栋了。问题是作为与美国华盛顿、英国伦敦、苏联莫斯科并列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名城，她是中国抗战文化抗战精神的载体。一味地将重庆形象用政治引导方式特指为阴冷黑暗。如何理解她所载承的值得中华民族发扬光大的抗战文化抗战精神呢?

欠缺之三是反复强调揭示社会黑暗，而忽略中国国民性之弱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揭示中国国民性弱点，鲁迅是首屈一指，但“七七事变”前夕，他不幸病逝。“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展开了全民的抗日战争。抗战文学承担起了鼓励中华儿女积极投入抗战的伟大使命。国统区抗战文学成为了中国特殊阶段的主流文学。动员民众，积极抗战是国统区抗战文学主要特征。针对国统区政局复杂，党派斗争纷纭，战事变幻的状况，揭露社会黑暗一度成为了国统区抗战文学的趋势。然而，揭露社会黑暗之际，国统区抗战文学也亮出了揭示国民性弱点的零星“闪烁点”。作为文学研究与批评，除了分析作品内容形式，启发读者的审美情趣外，更要开掘文学作品殊为珍贵的“闪烁点”，以启迪读者思考社会现实。就此而言，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欠缺明显。沙订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一直被评价为国统区抗战文学之重镇，对其研究评论均反复强调，作品揭露了国民党兵役制度的弊端，揭露了国民党整治地方吏治的虚伪，揭露了国民政府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绝境。不可否认，这种研究结论有其合理性。抗战时期，国民党兵役制度弊端重重，有目共睹。“拉壮丁”及“逃兵风”成为抗

战时期中国军队战斗力较弱的令人不寒而栗的一景，《在其香居茶馆里》及抗战时期流传的剧目《拉壮丁》不过是此景的一个缩影，难免众多研究者不断地如此地阐释。然而，在抗战背景之下，动员能作为壮丁的中国人上前线，为什么这么艰难呢?壮丁为啥要硬“拉”呢?民族存亡之际，中国人普遍存在躲避上战场表现出来的麻木不正是鲁迅所揭示的国民性弱点吗?还有更严重的，抗战时期，中国人充当伪军较反法西斯战争的其它国家尤为突出。文学作品的描写，无非是痛骂之，鄙视之，作品研究亦如此。可研究者忽视了伪军生成如此多如此快的更深层原因。剖析清除中国国民性弱点，国家民族方能存活强大，深刻反思抗战为何如此艰苦卓绝，发扬抗战精神才显得更加重要可贵。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比如对茅盾的《腐蚀》、《清明前后》、郭沫若的《屈原》、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淘金记》等作品，结论都是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社会黑暗，而忽视了对社会黑暗背景下凸现出的国民性弱点之剖析，即使对之剖析也仅为零星的闪点。这不能不说是研究之欠缺。

欠缺之四是有些“禁地”没有深入地研究。例如，土匪抗战、地主抗战、资本家抗战的研究就很肤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大举南侵，中国大片土地沦陷。战争混乱状况之下，各地武装土匪蜂起。土匪武装除投降日军被编为伪军及占据僻地横行乡里者外，有很大部分是不堪忍受日军蹂躏而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他们以各种形式打击日军，与国民党、共产党武装保持若即若离关系。

抗战前，地主具有大量的土地，资本家都有一定的产业。抗战爆发，沦陷区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产业都被日军掠夺。这些地主、资本家对日军有着切骨之恨。他们本能地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日寇侵犯。从这个角度来认同抗日主张，投身抗日活动的地主资本家是很多的。无论是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或是国统区实行的加大增税政策，都是战争的必然要求。这些地区的地主、资本家绝大部分是认同抗日主张投身抗日活动的。

国统区抗战文学反映上述社会现象的比较少(当前，反映这方面的文学创作有了一些突破)，而对之研究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地”。研究者往往强调：土匪形象与伪军形象挂勾，地主形象与汉奸组织联系，反动政权中穿梭着昔日资本家的身影。这三类人物多是卖国者、妥协派、投降派或是消极抗战的缩影。

缺欠之五是意识形态主流高高地压过了审美情趣。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对战国策派陈铨作品的研究了。抗战时期，陈铨写了剧本《野玫瑰》、《金指环》、《蓝蝴蝶》、。《黄鹤楼》、《衣橱》等，出版了长篇小说《狂飙》，其中《野玫瑰》当时获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学术奖。

长期以来，对陈铨上述作品都是从意识形态主流出发给予了内容之否定并附带以审美价值的否定。《野玫瑰》写了国民党间谍夏艳华为国家民族利益，抛弃个人情感与大汉奸斗争的故事；《金指环》刻划了土匪伪军刘志明与国军将领旅长太太尚玉琴曲线救国的情节；《狂飙》写了立群、慧英、国刚、翠心四个青年之间的纠葛，宣传了日寇侵略下必须提倡民族主义。陈铨的其它作品大同小异，以抗日为背景，大力宣扬民族主义民族意识。如果联系到陈铨上述作品闯世之际，国民党当局提倡的以民族主义为主的战时文艺政策，同时联系在抗战相持阶段国共统一战线出现较大的裂痕及军事摩擦等现实，站在新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陈铨作品体现的国民党政治意识方面的某些否定，是有必要的，但若站在全民抗战的高度，对陈铨作品之否定则无不断地加码之必要了。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对作品进行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的评价也是重要之一环。许多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者对陈铨作品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评价很低，冠之以“图解国民党方针”、“图解民族意识”、“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严重”、“缺乏艺术感染力”等等，这种研究结论是植根于意识形态主流高压下的审美情趣的抛弃。如果抛弃这种“高压”进行审美情趣、审美价值的判断，给陈铨上述作品冠之以“情节曲折”、“形象生动”、“重视戏剧结构”、“语言剔透简洁”等等，并非虚伪的溢美之词。以陈铨上述作品研究为例，推而广之，长年以来的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难道不是热衷于意识形态的阐释，疏忽于审美艺术开掘，有意无意地使意识形态主流高高地压过审美情趣了吗?

究其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上述五个欠缺之原因及对策，笔者认为：

首先，研究对象，即抗战文学作品本身存在缺欠。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十分猖獗，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抗战作家们无论在前线或后方，无论是战地生活亲历者，或无战地生活实感者，都纷纷拿起笔投入抗战。变动急剧的战争供给了抗战作家异常丰富的材料，他们没有时间来提炼，往往急就章地对抗战生活进行形象描绘。早期的国统区抗战作品大多是战争生活现实的断片连缀及现实生活的浮光掠影。战争发展到中期相持阶段，在呼吁创造伟大作品声中，国统区抗战文学出现了经过复杂艺术思考后的一些精品。战争后期，国统区抗战文学大多克服了昔日选材狭小、形象单一、重生活表层、轻本质开掘等弊病，出现了刻画战争的一批杰作。然而，这些杰作与世界名著描写战争的相比，特别是在战争背景下深入挖掘文学本质即人性的东西，还存在很大的差距。面对国统区抗战文学这种状况，研究者有“源”“流”不足之感。战争期间，国统区社会问题成堆，文学文献整理研究，难以正常开展。战争结束后很长时间，这方面工作未得重视，一度处于瘫痪。所以，现在研究者要寻到早已失散于民间的抗战文学珍品，希望十分渺茫。然而，即使渺茫也要探寻，更要扩大已有的研究对象范围。国统区抗战文学史料整理研究工作，时不我待，势在必行。

其次，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要克服意识形态主流支配下的格式化、狭窄化现象。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解放战争。1949年底，国民党军队被赶出大陆，盘踞台湾。人民解放军在大陆取得彻底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这种政治格局下，长期以来，大陆与台湾处于敌视和临战状况，表现国民党军队内容的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长期就在大陆与台湾、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意识形态主流支配之下形成一种格式：大陆的国统区抗战文学作品(或作史料丛编，或写人中国现代文学史)要符合大陆的意识形态主流，以这些作品为对象研究的结论也要符合大陆的意识形态主流，这也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性。同样地。长期以来，台湾关于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也受其意识形态主流的支配。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支配，我们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形成了狭窄化现象。国民党抗战高级将领的丑化，战时首都重庆形象扭曲化，中国国民性弱点揭示的淡化，土匪、地主、资本家抗战作用的弱化，审美情趣评价被抛弃或始终处于附属的“第二”位置。意识形态主流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两岸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现在有了很大改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两党关系随之有了很大变化。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和平统一发展已成为中国人之共识。所以，曾达成共识的一致对外的中国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目前就成为了连接两岸和平统一的一个“中介”，这样，反思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欠缺就有了不同意识形态下去寻找共识的大前提，昔日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的格式化、狭窄化完全能够冲破，这不能不说是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之幸事!

克服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之欠缺，还应加大区域文化区域文学研究力度。国统区抗战文学既含时间内容，也含空间地域。虽然，战争进展给双方占据的空间地域带来较大的变化，但有一个总体的相对的稳定性，国统区正如此。抗战文化抗战文学中心是重庆，以重庆辐射桂林、昆明，成都、西安等大城市及周边县村。作为抗战文化抗战文学中心的重庆，其区域特色给国统区抗战文学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带着重庆区域性理念去研究国统区抗战文学当然要围绕抗战下功夫，同时，更要结合重庆的地方特色，重庆的风土人情。重庆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进行研究。这样，其研究成果才具独特性、区域互补性、作品审视的多侧面视角。试想，研究成果具有了这些要素，上述国统区抗战文学诸多欠缺不是多少能得到克服吗?同样地，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如果带着重庆之外的(桂林、昆明，成都、西安等)区域性理念进行研究，本文所探讨的国统区抗战文学欠缺之克服，难道是一种奢望吗?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