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毅

内容提要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发展三十年，已经形成诸多有学理支持、稳定成熟、成果显著的研究方向。其中，在中外文学关系、译介学、域外汉学与形象学，海外华人文学与流散文学、文学人类学、比较诗学等研究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国学者在国际比较文学思潮的冲击之下，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他们结合当代比较文学的实践，努力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概念、新理论，不断对比较文学本体论进行更新。他们以自己的“实绩”，丰富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为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输入了新的生成激素，并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发展在经历了三十年，进入而立之时，已经形成诸多有学理支撑、稳定成熟、成果显著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领域理论联系实际，有中国特色，不仅在国内拥有众多的研究人员参与其间的工作，而且在国际上也受到业内同行的认同和好评，正如当代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坦陈：“正值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西方面临危机和衰微之际，世界很多地方因民族意识觉醒以及对超越殖民遗存必要性意识的增强，促使了比较文学卓有成效地发展。无论在中国、巴西、印度，还是在非洲很多国家，比较文学使用的这种方法富有建设性意义。在比较文学中运用这种方法来探讨本土传统和外来(强加的)传统，努力解决文学经典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她恰如其分地概括与总结了当代比较文学在西方萎缩之时却在中国旺盛发展的原因，即中国比较文学界当前业已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具有了“建设性意义”，并说明其意义就在于“努力解决文学经典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梳理三十年比较文学发展的脉络，可以说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主要领域始终未离开文学研究及对文学性的关注。

一、中国文学与国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中国当代比较文学三十年来发展最充分、成果最显著的一个研究领域。这不仅因为钱钟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有一定的学理依据。法国学派形成期的领袖人物巴登斯贝格就注重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一些文学相互影响与接受的事实，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倾向。后起之秀梵·第根是第一个全面阐述法国学派理论观点的人。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强调各国文学间的相互“影响”，并系统阐述了它的范围、内容和方法，建立了以影响研究著称的法国学派。而这种影响研究的学风暗合了中国清代学术形成的抉隐钩沉、爬梳考辨的考证传统。历代汉儒治经，多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称其学为汉学，与宋明理学相区别又称朴学。汉学主张根据经书的历史立论，注重实证而轻议论，好整理古籍，往往有突破前人之举。乾嘉学派即以戴震、惠栋、王念孙、段玉裁等为代表的汉学派或古文经学派，他们继承前人的训诂方法，从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韵、典章制度，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考订与辨伪都有较大贡献。但这种考据学风也不无烦琐之嫌。中国现当代学者在这种治学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得心应手，水到渠成，理在其中。尤其是近年来，不少中外文学功底和语言功底深厚的学者，如乐黛云，钱林森等，都在深入进行这种研究。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个别作家、个别作品那种简单的比附，而是遵循钱钟书先生要清理中外文学关系的教导，对中国与外国的文学关系，从微观到宏观进行研究，先后写出不少中外文学关系史、交流史的系列丛书、专著和文章，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坐标中的位置、价值、发展进程都有了更为准确的评价。

重要的是许多学者在切实发掘和梳理文学相互影响与接受的史实时，不仅努力找出其中的规律性和发现新问题，而且研究这种文学关系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原因，做出积极的理论探索，从而有了学理依据，赋予这种研究以更广泛的理论意义。如严绍璗在自己多年研究中日文学关系的基础上，注重原发性的研究。在民族文学的视野里探讨双边或多边文学文化关系与因缘的生成机制，既注重“此时此地”的状态，又注重“还原历史”的真实，在对文学现象原点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文学发生学”的理论。这种确立于“文学变异体”原生态概念之上的理论建构，以“振叶以寻根，观澜以索源”方法，通过历史文献实证和理论分析来还原“文学变异体”所产生的历史场域，努力探索了文学交流现象“唯一正确理解”的可能性。这不仅使人认识到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分析和理解，任何纯粹的民族文学都是不存在的这一事实，而且可以重新认识民族文学在接受外来影响时的“变异”与“排异”功能。它促使神话学、民俗学、文学、史学、哲学等能在文学发生学这一理论架构中互相杂糅，并发现其自身在文学生成过程中的价值。这增强了人们在该领域进行研究时对文学发生的原生态的重视，并且可以遵循该理论所总结出的规律性来发现未曾发现的问题。这种深层次的探讨充分显示出中国学者在中外关系研究领域里不仅有事实的新发现，而且有理论的新贡献。

二、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是中国学者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许多学者都投入了大量精力，使中国的翻译文学事业，从翻译文学史的梳理、翻译理论的探讨，到翻译本质的研究成绩斐然，令中国比较文学界耳目一新。

翻译研究可归属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媒介学范畴。“媒介学”一词虽译自法文，却源于希腊文，是研究媒介者的学科。媒介者是“居间者”和“中介者”的意思。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梵·第根的观点认为要科学地勾画出这种“影响”的经过路线，即“影响”如何被放送者放送出来，再经过传递者的传递，最终到达接受者手中的事实。传递者即媒介者，它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只有它才可能使接受者和传递者之间产生某种事实联系。媒介者有许多种类，其中文字材料是最重要的一种媒介，作用很大。本民族或本地域接受外来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各种译文材料来完成的。于是文学翻译成为比较文学关注的重要领域。近年来由于中国学界对翻译史、翻译理论、翻译家及译本的研究，并在学者的推波助澜之下，以研究中外翻译史和翻译理论为己任的译介学理论在比较文学界已基本形成。

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在翻译文学史和翻译文学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由于中国翻译史源远流长，自汉代印度佛经传人，翻译佛经的工作即已开始。从明清之际到五四运动，直至当今，翻译事实数不胜数，研究者不计其数。翻译理论“直译”和“意译”之争千余年来不绝于耳，使研究者难以平静，先后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进行研讨。近年来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研究的需要，不少知识结构新，中文和外语水平高的中青年学者，对林纾、周氏兄弟、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傅雷等一批中国现代翻译家的研究都有深入的阐述。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出版的国内学者思考翻译理论的“中华翻译研究丛书”；详尽评介近几十年来英美法苏翻译理论的“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以及全面展示翻译家创作风采的《巴别塔文丛》等，都标

志着中国译介学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其中，谢天振对“译介学”的推介及在中国翻译文学事业上的努力，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增添了光彩。

他在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出版之后，又连续出版了《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两部专著和教材《译介学导论》，并且还发表了许多有关译学的论文。在这些著述中，他对译介学的理论问题作了系统和深入的阐述。《译介学》一书中重点探讨了“创造性背叛”、“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等译介学概念，以及“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的编写等问题，给学界以很大启发。在《翻译学研究新视野》一书里，他指出：“比较文学学者对翻译所作的研究(在比较文学中我们称之为译介学研究)与相当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并不一样，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此外，他还提出关于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背叛的问题，不可能有定本的问题，误译是不同文化的误释与误解的问题，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实践与理论问题，以及直言不讳地指出翻译界的三大误区等，都给人以新意。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翻译文学研究由于有了译介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探讨，才使人觉得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对象、日的、方法等方面有不同，从而可以纳入比较文学范畴，并规范了从文学、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的途径。翻译研究被视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特殊对象形成译介学，将翻译的成果即译作视为一个文本加以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中外文学相互影响与接受的方法与传播形式的考察与分析，从而使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表现出创造性背叛的价值，并因此具有了为比较文学研究开疆拓土的意义。

三、域外汉学与形象学研究正在兴起，域外汉学或称国外中国学，也正在中国比较文学界形成热潮。目前世界上有78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249所孔子学院和56个孔子课堂。国外汉语热、中国文化热在不断升温，中国现象或中国形象愈来愈成为西方关注的热点。中国外语类院校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正日益深入。现已出版的大量相关的刊物、专著和论文，丰富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目前学术界对域外汉学尚无统一而明确的界定，但主要指的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的研究，即对中国的精神和物质文明认识的一个概括。域外汉学在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基础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勃兴。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域外汉学”发展迅猛，但目的都是为了了解和研究中国。21世纪前后，情况发生性质上的变化，西方学界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他种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强烈。他们首先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并以之为参照物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希图发现新的视角，得到新的诠释。此外，他们还要自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西方这种将中国作为新的“他者”，并通过反思，从不同视角更新和矫正对自己的认识。这些新的发展就构成了与以往的“汉学”(即中国学)很不相同的“新汉学”。

这是一门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是他们以中国为参照物，从“他者”反观自身的一种实验。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反观自身”最合适的“他者”。中国学者如何看待这门外国入的学问，和站在中国立场上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译介学研究正相反。“从我们来说，通过‘国外汉学，可以了解中国在国外的形象，了解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更好地认识自己。”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的“域外汉学”研究才与形象学搭上了界。当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文明进行研究并形成文字时，囿于教育和文化熏陶的限制，其思维方式，观点方法以及结论都与中国学者不同。中国比较文学对他们的研究进行理论评析和价值判断对其而言是研究的研究，批评的批评。

域外汉学不仅使中国以外的各国认识到从主体本身来认识主体是不够的，必须跳出主体之外，即要置身于一个外在于自身的陌生环境(他者)来反观自己，而且也使中国比较文学界在关注域外汉学研究的同时，认识到自己也不能再孤立地研究其他各国，更不能封闭地研究自己。乐黛云认为：“必须在一种互为参照、互为主观、互为语境的原则下来研究自己的文化和他者的文化。文学正是处于这种文化研究的前沿，因为文学在各种文化中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它涉及人类的感情和心灵，在不同文化中有着较多的共同层面，最容易进行相互参照，也最容易实现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之间人们的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和心灵共鸣。”在这方面，孟华借助于符号学、接受美学等理论和方法使“异国形象”研究系统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最有代表意义。在这种大的学术氛围之中，不仅出版了大量的有关形象学研究的专著，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表现出形象学研究的勃勃生机。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可视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但是它归属于域外汉学研究范畴更准确，即“研究”国外文学作品中所有涉及中国人和事物的形象学内容。正如孟华坦言，这是她“十余年来一直关注且用力最勤的领域。”首先，她大量译介了欧洲大陆学者在当代形象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各种研究成果，这种介绍与引进性的工作是最基础性的工作。其次，她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套话‘洋鬼子进行，其中既有对‘洋鬼子的语义考辨及对形象生成与演变的史的梳理，也有对套话时间性等问题的理论思考，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多个国际会议的论文集中”。这是她在形象学领域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比较文学界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极大丰富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内涵。

域外汉学在国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以往中国的学术界研究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的著述很多，而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的却很少，尤其缺少相关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域外汉学和形象学研究恰恰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是对其研究在中国还是近些年的事，由于对外文化文学交流的需要，对外汉语专业和比较文学专业的专家学者积极在这片沃土上耕耘，使这一历来受冷落被边缘化的研究领域，重新活跃起来。尤其是形象学的引进，它使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成为国人迫切想了解的内容，使中国人能够从“他者”的文学描述中发现另一个自己，颇有参照与借鉴意义。但是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因为要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自身，更深刻地了解自己，需要有国际的视野。由于人们难以脱离自身生存的文化环境及因之而形成的心理结构，所以，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与摄取，必然会伴随着有意的曲解、无意的误读，和视觉盲点以及过度诠释。正因为如此，研究者无不感到这一领域的研究闪耀着悟性的学术之光。

四、海外华人文学与流散文学研究。“流散”一词原意最初是指犹太人被动流散世界的历史事实，但在世界上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现象，如华人、印度人、非洲人、墨西哥人等。虽然他们与犹太人的流散不尽相同，但被动脱离“本地、本族、父系”而流离散居异乡则表现出某些相似性。“流散文学”是伴随着“流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而出现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