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崇才

内容提要宋学相对于汉学，讲义理、重实用，其不同学派的种种思想方法、价值观念，对于北宋词坛的新变以及词坛各因素的动态平衡，有重要意义。在宋学思想及其方法的影响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扩大了词的题材，改变了词的风格，拓展了词的价值功能。宋学的各个派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在矛盾的冲突或妥协中，共同影响着词的创作和接受。北宋词坛动态平衡局面的形成，宋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学术思想是影响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钱穆先生认为，文学的最高成就，来自内心修养、情感锻炼、文化精神三位一体的融凝合一：“故所谓性灵抒写者，虽出于此一作家之内心经历，日常遭遇，而必有一大传统，大体系，所谓可大可久之一境，源泉混混，不择地而出。在其文学作品之文字技巧，与夫题材选择，乃及其作家个人之内心修养与夫情感锻炼，实已与文化精神之大传统，大体系，三位一体，融凝合一，而始成为其文学上之最高成就”。学术思想，即是“文化精神之大传统大体系”的集中体现。北宋词坛的发展与繁荣，亦受到了北宋学术思想特别是经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宋代学术思想精髓的“宋学”，与宋代词坛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关系。

一文化背景的转换：义理与实践精神

“宋学”是对于宋代学术思想主要方面的一个概括。宋学是相对于汉学而言的。宋学“指的是，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与汉学迥然不同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与汉学相比，宋学一是以义理之学取代了章句之学，二是将学术探索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为经世致用之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时代的文化思想面貌及精神实质。

在这一新的文化背景笼罩之下，北宋词坛发生了种种新变。这些新变与宋学的上述两个特点有密切的联系。义理之学的思想方法，使北宋词在流连光景、写景抒情之余，也有了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种种思考，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方法，使北宋词在风花雪月、羁旅行役之外，又增加了边塞、和战、朝政、民生、学问、事功等经世济民的广阔内容。小词不再仅仅局限于一己小我之事，不再仅仅抒写个人情怀遭遇，它开始有了更深沉的思想性。不仅如此，北宋大词人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同时也是政治家、学问家、思想家，其政治实践、学术思想，不但引起小词在题材内容方面的扩大，也引发了其风格的嬗变和价值功能的拓展。有此种种变化，小词的功能，不再仅供花前月下用助娇娆之态，而也可用以言志抒怀、明理载道、习术问学，乃至心灵历炼、人格修养。

北宋是一个学术思想空前繁荣的年代。宋学既有区别于汉学的整体特征，而其不同时期，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不同学者，又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各各不同的宋学分期与学派。一般认为，宋学可分为三期：1，形成期，庆历(1041--1048)前后，以范仲淹为核心；2，发展期，嘉祐占至元祐(1056--1094)年间，有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苏蜀(三苏)、关(张载)洛(二程)四大学派；3，演变期，南宋(1127—1279)，有心学(陆九渊)、理学(朱熹)、浙东(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三大学派。其中北宋中后期的学派尤为众多，学派间的关系尤为复杂。这些众多学派，有着相同或不同的思想、方法，政治主张、文艺观、价值观；那些对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学影响至深的学人们，对于“词”这一有别于一般诗歌的新文体，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态度。他们的学术思想，从不同的层面或角度，或相互促进，形成合力，或相互制约，相反相成；在矛盾的冲突或妥协中，各种因素互为消长，互为依存，共同影响着词的创作和接受。

二词作题材的扩大：边塞、怀古与政治

北宋前期词坛，以柳永、张先、宋祁、晏殊等人为代表，在题材上还没有摆脱花间或李后主创作格局。如果没有新的重大因素的进入或影响，没有新的文化思想的冲击，没有政治的、社会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北宋词坛，也许会像在其之前的晚唐五代宋初这百余年—样，不论是在题材上、风格上还是在功能及内在精神等方面，都不会有大的发展变化，仍然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内，依惯性沿着既有道路走下去。但是，历史在此时此地提供了新机遇。北宋文化，在中唐以来的渐变基础上，相对于唐型文化，终于产生了质的飞跃——从中古走向近世，从唐风走向宋调，从汉学走向宋学。相应地，北宋词坛也在文化学术的影响带动之下，完成了从花间、后主最终到苏轼新变的的飞跃。

中唐以降，社会失序，儒道沉沦，信仰动摇。晚唐五代宋初士人，或失节改志，或流连光景，歌儿舞女，乐享天年，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北宋范仲淹作为学界领袖、朝廷重臣，与其门下贤士诸如“宋初三先生”(胡瑷、孙复、石介)及李觏等人，起而振之，初步形成了以重名节、本仁义为主要标志的初期宋学。作为一种新学术，宋学的思想方法，由于范仲淹崇高的人格力量，以及其诸多门下贤士在教育人才、弘扬学术方面的实绩，对北宋中后期包括词坛在内的文化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首先表现在题材上。范仲淹作为初期宋学的组织领导者，是将宋学的经世致用思想用于小词的第一人。其《渔家傲·秋思》云：“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关于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及过程，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11记载说：“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由此可见，《渔家傲》并非是范仲淹即兴偶然单独之作，而是有意识、有计划的“一组词”，其目的是“述边镇之劳苦”。

在词学史上，这组词对于词作题材的扩大，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范仲淹题解》：“从词史的角度看，范仲淹的《渔家傲》是苏轼、辛弃疾词派的先声。当时在朝的达官贵人，像晏殊。宋祁、欧阳修等也都爱写词，但他们认为词跟诗不同，词要写得柔婉和细致缠绵。他们词作的题材局限在‘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的狭隘的生活圈子里……”

范伸淹在题材方面的开拓，首先得到了欧阻修的响应。上引《东轩笔录》又云：“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由此可见，尽管欧阳修大多数词作的题材确实“局限在‘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的狭隘的生活圈子里”，但欧阳修与其他达官如晏殊、宋祁等人不同的是，他也是初期宋学的建立者之一，他的思想与范仲淹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将小词用于花间尊前的同时，欧阳修也将其用于治国平天下的伟大事业中。

在范仲淹、欧阳修的基础上，王安石、苏轼等人进一步扩大了词作的题材。

王安石是宋学在北宋中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学术为帝王师、为天下先，其“荆公新学”，主导了嘉祐之后整个北宋学术达60年之久。荆公新学的要点，是以对儒

家学说的重新解释，作为改革现实政治的工具。1059年，王安石上仁宗万言书，正式提出他的变法主张。十年后的1068年，王安石进京越次人对，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拉开了影响中国社会历史大变革的序幕。这十年，正是王安石在思想上学术上的准备时期。作于这一时期的《桂枝香》、《南乡子(自古帝王州)》等词，也是王安石学术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范仲淹《剔银灯》(昨夜因看蜀志)等词作的基础上，成功地将伤今怀古、天下兴亡等政治方面的“重大题材”，引入了小词这一领域。“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祗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王安石《浪淘沙令》)伊尹吕尚代替雪儿啭春莺，成为小词的新主角，这正是荆公新学中最主要的内容——“王霸论””的词学版。

比王安石小15岁的苏轼，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词坛新变。据《景定建康志》、《草堂诗馀》等引《古今词话》载：“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馀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日：‘此老乃野狐精也!”苏轼借此指王安石思想深沉，修炼有为，词作老到。作为思想家，他们有着不同的学术，作为政治家，他们有不同的路线，但作为词人，对于利用小词作为修身传道之具，他们却心有灵犀。苏轼正是在王安石的基础上，彻底解放了词在题材方面的一切束缚，使得词之一体，成为与普通诗歌一样“无事不可人”的文学样式。

三词作风格的嬗变：雄壮、疏隽与深婉

与其题材相适应，以柳、张、宋、晏为代表的北宋前期词坛，在风格方面，仍然也笼罩在晚唐五代遗风之下。范仲淹在扩大词作题材的同时，也尝试用一种新的风格来表现这种新题材。如果说，“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苏幕遮》)，还留有晚唐五代的痕迹，那么，“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渔家傲》)之雄壮，“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御街行》)之开阔，“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定风波》)之蕴藉，实际上已经或多或少地摆脱了花间后主词风，而透露出某种新的风格倾向。

如上所述，稍晚于范仲淹的欧阳修既是宋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也是北宋词坛自旧调生发新风的关键。作为兼具政治家、宋学家、文学家三重身份的欧阳修，虽然“修仁义诵六经”是他最主要的大业盛事，但文学创作却正是他用以表达政治意志、人格修养、哲学思考的主要工具——不论是表达政治失意还是政治宏图。为使文学适应“修仁义”的需要，就必须改革文风。南宋朱熹曾批评欧阳修不过是“文人”，思想“浅”，深度不够”。这是站在理学家立场上看问题，夸大了文学与思想的矛盾。实际上，对于欧阳修来说，经学与文学虽然有巨大的差异甚或矛盾，但这两者相互间却也有着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一面。欧阳修并非“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而是把文学作为“自立”的事业来做，他要用包括小词在内的文学来表达他的思想。前引南宋陈傅良《温州淹补学田韶》在论及宋代“士大夫之学”时即以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为“三变”：“欧阳子出，而议论文章，粹然尔雅，轶乎魏晋之上。……学者经术，遂庶几于三代，何其盛哉!”除了上述学习范仲淹的《渔家傲》组词，欧阳修的许多词作，在习见的光景流连和对于时间流逝的叹息中，也有了对于对象世界的初步思考。例如：“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采桑子》组词)、“一觉年华春梦促，往事悠悠，百种寻思足。烟雨满楼山断续，人闲倚遍阑干曲”(《蝶恋花》)，等等。诚如刘扬忠先生所言：“尽管在他的主观意识和实际创作中词还基本上是‘艳科和‘小道，但他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对词风、词体革新的尝试。比起固守传统的晏殊，……(欧阳)有的词篇已转变了单纯应歌和专写艳情闲情的功能，而开始直接抒写士大夫的‘逸怀浩气了。”正因如此，欧阳修的词风便具有了“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的双重性，前者如《朝中错》(平山阑槛倚晴空)，后者如《踏莎行》(候馆梅残)。欧阳修的探索和革新是北宋词风转变的关键之一，因其在文坛具有至高地位，便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苏轼在范仲淹，欧阳修的基础上，将宋学经世致用的现实精神与小词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相融无间地结合起来，从而将一种消费性娱乐性的小词，彻底地改变为一种特殊的言志抒怀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词总的风格倾向。冯蒿庵将“疏隽”属于子瞻，而将“深婉”专属少游，其实只是看到了苏轼词的一个侧面。如果说，苏轼《临江仙·辛未离杭至润别张弼秉道》。我劝髯张归去好，从来自己忘情。尘心消尽道心平。……愿闻吴越报丰登。君王如有问，结袜赖王生”等等，仍然是赋诗言志式的直接诉求，那么，“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水调歌头》)、“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满江红·正月十三日送文安国还朝》)等等，则正是词体的特殊性所在——“深”而“婉”。深，在于其有了思想内容或政治含义；婉，在于其表达方式的委婉曲折。

四价值功能的拓展：外王、内圣与义理

范仲淹《渔家傲》词，不同于前代词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于小词价值功能的拓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体现，是将宋学所发扬光大的孔孟“仁义”之道，首次引入了词坛。

范仲淹作为一代名将，对于西北战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抗敌最前线的战将，战而胜之是他的主要任务，为了胜利，为了政治需要，统帅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士兵和战区百姓的生命。对于战争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范仲淹来说，战争并不是一切，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位对于天下苍生有着深切关怀的仁者。作为“仁者”，范仲淹重视武力而不滥用武力，武力只是具体事功，而仁义道德才是根本。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提及的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当康定用兵时，(张载)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范仲淹之所以是思想家而并非是一般的战将或一般的文学家，即在于他的远见卓识，在于他将这种远见卓识贯穿于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日常政治及社会生活之中。

范仲淹的《渔家傲》原是组词。与偶然之作的“只曲”不同，组词一般都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功利色彩的精心结撰。范仲淹作为防守西北的边帅，创作这组词的目的，显然是想利用小词这一流行的文化形式，通过军伎的表演，“述边镇之劳苦”，慰劳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历经艰辛的广大士卒。作为一种消费性的文体，这组词的出现对于词体的价值功能具有划时期的意义。它的意义在于，小词价值功能的指向，从此不再仅仅是达官贵人或失意文人的眼中泪心中事意中人，不再仅仅是上层社会文化中对于宇宙人生“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也不再仅仅是自首不能回朝的将军，而是包括了社会最底层的“征夫”们在内的全

天下所有的“人”。在范仲淹存世的5首词中，有4首以“白发”、“泪”、“相思”、“愁”为主要意象。这些意象在字面上与晚唐以来的花间、后主词并无二致，但实际上却大有不同。范仲淹词中的这些意象，当然也有感慨个人遭遇的成分，但更重要更多的内容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愁与泪。这正是“气节”，“仁义”在小词中的具体体现——这是对天下所有人，包括对“将军”和“征夫”，当然也包括敌对双方及第三方(如羌人)普通百姓的同情和关怀。

这是词坛也是文坛的一个重大变化。诗言志，诗缘情，但这志这情。以前多半是一己之志之情，而范仲淹则是要用文学为天下苍生请命，具体地说，就是用小词为前线的士兵演唱。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这正是历代经学所传承下来的儒家仁者精神，是《离骚》、汉乐府民歌和杜甫诗歌的光荣传统。范仲淹将其用于词这种消费性文体及娱乐场合，这是词体价值功能的一大转变。

如果说，范仲淹将小词成功地运用于“外王”，那么，王安石则在“外王”之外，又将小词有意识地运用于“内圣”。荆公新学中不但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用世思想，也有管仲商鞅的王霸之道，又融入了佛道两家的思想观念。王安石存词29首，除《谒金门》(舂又老)等极少数的一两首之外，没有儿女情长，没有风花雪月，而几乎全部是这些思想观念的表达。以词说禅，以禅说理，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正是此一时期王安石学术思想及文学观念的主导方面。“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王安石《渔家傲》)，心静并非无尘，只是不到而已，欲尘不到，有外界“春风”自扫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还是“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王安石《望江南》)。这正是披上了佛家外衣的“内圣”工夫。

苏轼在王安石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小词用于外王内圣的各个层面，并大有发展深化。与王安石不同，苏轼在“乌台诗案”后已很少再作政治诗，而是将这一部分内容，移入词体中。另一不同之处在于，苏轼的“外王内圣”词，多用极为隐晦深婉曲折的方式写成，但又示人以端倪，使人心知肚明而又不必或不能坐实。例如本是怀念兄弟兼发牢骚的“明月几时有”一词，神宗读后，却有“苏轼终是爱君”的感叹。，可见其锻炼之功。在人格修养方面，苏轼《定风波》、《归去来引》等作，也可看作是《东坡易传》“推阐理势……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多切人事”的一个生动注脚。

政治隐喻与人格修养，正是苏轼拓展小词价值功能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一拓展并非仅就其客观效果而言，而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能动行为，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将小词纳入“诗教”的范围，作为“经世致用”的工具。苏轼自己对此有清晰的说明。例如，涉及朝廷政治的：“承喻慎静以处忧患。非心爱我之深，何以及此，谨置之座右也。《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七夕》词示录呈。”涉及人格修养锻炼的；“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如何如何!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作词。近作得《归去来引》一首，寄呈，请歌之。”

在这里，学术思想与文学形式，实际上已经成为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宋学所注重的“义理”，也以各种形式，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渗入了小词——范仲淹《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昨夜因看蜀志”词，颇具历史沧桑之感；王安石《渔家傲》馈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已有老庄虚无之义，而其《雨霖铃》“浮名浮利何济，堪留恋处，轮回仓猝”，虽然出自柳永，但已有意识地和世俗拉开距离。至苏轼，则以理入词，以词说理，使宋词自宋诗之后，成为“义理”的一种表达工具。夏承焘先生《《东坡乐府笺>序》云，“杜、韩以议论为诗，宋人推波以及词，若山谷、圣求、坦庵、竹斋诸家之论禅……溯其源实出于坡《如梦令》《无愁可解》……曹公、谢客，好摭经子入诗。在词，则坡之《醉翁操》《西江月》Ⅸ浣溪沙》为其权舆。”吴熊和先生更具体举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等词，认为都是“情理俱胜之作”。五词坛生态的平衡：角色、思想与学派

北宋词坛百花灿烂、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词坛生态中形成了“动态平衡”的格局。所谓动态平衡，是指形成平衡的各个要素，通过矛盾各方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互为消长的变化之中，不断建立一种新平衡的动态过程。这一动态平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词人多重身份所引起的矛盾价值观的平衡；学术思想与文学话语形式的平衡；不同的宋学学派相互对立的文学观及词学观所形成的平衡。

北宋前中期词坛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些对词学历史进程起决定性影响的大词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同时也是大学者、大思想家、大政治家。他们兼有学者、思想家、政治家和词人的多重身份。作为学者、政治家，他们是儒家经学和道统的继承人和革新者、发扬者；作为词学家，他们又充当了填写这种消费性文体并对之进行创造性革新的艺人。多重的身份角色，决定了他们在词学价值观方面的矛盾性。魏泰《东轩笔录》卷5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一矛盾性：“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安石弟安国)日：‘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曰：‘为政必先放郑声，沉自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郑声，不若远佞人也。”初读这段话，似乎王安石是反对为相而作词的。其实不尽然。王安石实际上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他在此前已“下海”作了多首词作，现在自己也作了副相(名为副，但实为主政者)，其时正受皇上托负，肩担改革大任，他之所以在百忙中仍顾及小词，且举前朝宰相之作小词为例，一是有为己之为相而作词辩护的意思，一是用这种自嘲的方式，希望他最为倚重的弟弟和学生，能够对于他的这种矛盾心态给予同情之理解——大家都认为作小词不利于朝政大业，但既然已经作了，如果不学晏殊去写那些儿女情长无可奈何风花雪月，如果能用小词为治国平天下服务，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小词毕竟是一种人人喜闻乐见的流行样式。“内圣”的修养锻炼是一个比较艰苦而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对于日常生活起居颇有些个性甚至怪癖的王荆公，使用别人爱昕爱看，自己也很是喜欢很是擅长的小词来兼作外王(王霸之业)、内圣(心性修养)之具，岂非两全齐美!于是，多重身份所引起的角色冲突，通过对于小词在题材、风格、功能等各方面进行改造而得到了消解，从而达到了矛盾中的动态平衡。

对于王安石来说，其学理层面上的“性情统一论”，是这一动态平衡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如前注中所引，王安石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作出的两大贡献，一是“王霸论”，一

即为“性情统一论”。钱穆先生对此有精辟阐述：“佛家本求出世，尽可弗思弗虑。儒家主张淑世，即思不出其位尚须矫正，应该无所不思。情思相生，却不能说有思无情。故必主张情非恶，始可把人生纽转到积极正面来。在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把人生由灵魂挽转到肉体。同样有似于北宋之初期，如徐积、刘敞诸人，都主张人情非恶，都要驳击苟子。当知如此立论，始可由释转儒。荆公在此方面亦有大贡献。他的性情论，亦在驳斥李翱的性善情恶论。他说‘喜怒哀乐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性情一也。……此处荆公主张性情一体，……人生万不能不发，抑且无时不发，然则如何充善去恶，正当在此未发已发之际下工夫。……荆公主张性情一，情亦可以为善，如此则一般性善情恶的意见已推翻，使人再有勇气热情来面对真实人生，此乃荆公在当时思想界一大贡献。”苏轼《东坡易传》的性情论，亦主张“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也。性之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其《水龙吟》“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有着“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的背景，正是“有勇气热情来面对真实人生”的具体事例。“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忠君忧民。存于心”之理性也；“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个人遭遇而所生情也，性与情，在这首杨花词中达到了矛盾中的平衡。

学术思想与文学话语形式之间的矛盾及平衡，不只表现在“性”与“情”的关系上，词作为文学话语形式。多以“言外之意”表现其蕴涵，这种形式必然地与表达学术思想所要求的明确性、清晰性和逻辑简单性产生矛盾。“怜水静，爱云闲。便忘还”(王安石《诉衷情·和俞秀老鹤词》)，似乎是要终老云水之间了，但“忘还”只是暂时忘记，而不是不还，“还”是迟早的事，“尘自扰，性长闲。更无还”(王安石《诉衷情》)，则似乎真是宣告不还了，但这并非是王安石的真正本意，在内心深处，他其实并不认同“长闲”，而是或多或少地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那个让他羁绊一生的尘世，那里毕竟有他的改革大业·这种闲云野鹤的生活，不过是“内圣。的工具之一，他想通过修身养性而达“内圣”境界，而内圣的最终目的，却是要“还”到外面的尘世，做一番外王的事业。

不同的宋学学派，可能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词学观。范仲淹、王安石将小词视为外王内圣之具，欧阳修则用“侧辞艳曲”来评论温庭筠词，并且自己也多有“旧约前欢”(欧阳修《浪淘沙》)之类的词作。苏轼则将小词看作是不能正常写作诗歌情况下的“备用品”，并且以是诗的“高度”来衡量小词的价值。

对写作小词持激烈批评态度的是二程。二程作为宋学中的“理学”一派，对包括小词在内的文学艺术，都不以为然。《二程遗书》卷18：“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又云：“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欵欵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作文作诗尚且是闲言语害道，何况艳词小曲。故南宋刘克庄总结说：“为洛学者皆崇性理而抑艺文，词尤艺文之下者也。”

二程对于诗词的态度，集中代表了北宋时期的一种社会文化心理倾向。韩缜对晏几道“损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的规劝，世人对柳永、周邦彦的批评，乃至一般舆论对小词的偏见，都是这一文化心理倾向的反映。虽然词作家们对这些批评表面上显得并不在意，但这一社会文化心理倾向对于词坛的长期影响乃至压力却不可小觑。袁文《甕牖闲评》卷5记述：“程伊川一日见秦少游，问：“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是公之词否?”少游意伊川称赏之，拱手逊谢。伊川云：“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少游惭而退。这一故事，朱熹编《二程外书》卷12引周宪(程门一再传弟子)《震泽语录》、王懋《野客丛书》卷20、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06《(题)黄孝迈长短旬》、卷111《(题)汤埜孙长短句及四六》等文献一再提及，可见不大可能是二程一系门生所捏造。蜀洛两党，反唇相讥，原本互不相让，且秦词用李贺诗典故，并没有怠慢侮辱上天的意思，但面对程伊川的质问，秦观却多少有些心虚。因道学家一本正经，说得义正辞严，不能不使人有所忌惮。这种秉承“文化传统”或“政治正统”，诉诸人类良知底线的批评指责，不论是对于王安石、苏轼。还是对秦郎、小晏，都会产生一种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都会形成词坛上的一种制约力量，在影响词坛的各种因素之间形成“必要的张力”，从而维持词坛的生态平衡。二程等人对于文学艺术的指责当然没有什么道理。但也不是没有价值。没有这一压力及制约，词坛可能将只有柳永秦郎小晏，甚至无限制地向淫靡之音倾斜，而有了这一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促使词坛向“复雅”即恢复“诗教”传统的方向努力，或者至少是在口头上和舆论上向这一方向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二程们对于词坛的偏激批评，并不一定对词坛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危害。在北宋，二程理学只是宋学的一个支派，它既不是王学那样的官方意识形态，也不是像后来南宋时候的理学曾经一度处于的垄断地位。在北宋思想文化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作为官方学术。是荆公之学，作为民间学术，则是苏蜀之学。洛学可以说是势力较小的一支，因此他们只能靠穿戴“幅巾大袖”等“行为艺术”来表示与众不同，靠发表迂阔甚至极端言论以引人注目。但没有了他们，北宋词坛也许就没有像现在所看到的那样热闹。

一种学术思想，便是那一时代的人，在那一社会环境中，对社会人生问题的一种新的解说。解说社会人生问题可以有多种形式，学术思想是主要的形式。作为新兴的流行歌曲的小词，也是一种解说形式。学术与小词，解说形式虽然不同，但要解说的社会人生问题却是同一个对象。不同的解说形式之间会有相互影响。宋学对于宋词的影响，正表现在上述几个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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