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远斌

内容提要西周开创了古代尚“文”和古代散文“文言”(文饰言辞)之传统。春秋至唐代，奉行的是先秦原始儒学之礼教，强调外在的文饰，故尚“文”的文章观和“文言”一致，于是“文言”因文化环境的需要而盛行，并随时变化，推陈出新。春秋时期的行人辞令仍有“文辞以行礼”的特点，“微婉其辞，隐晦其说”。战国乃“大争之世”，诸子谈辩，选择了“言有象”、辞有比的“文言”方式，其用如“张置网而取兽”。汉代，润色鸿业、娱乐审美为主的汉大赋发展成熟，经学文风兴盛，分别出现了尚丽、尚艰深的“文言”追求。魏晋六朝将文章的体式特征充分自觉为“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流行骈句、丽辞。唐人有“登高壮观天地间”之气魄和与之相应的刚健硬朗之语言审美追求，亦有矫“八代”散文绮靡软俗之积习的不懈努力，诸方面渐进为古文运动中的“硬语”

一

《志》中语句“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和孔子之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是“文言”之经典论述，“文言”的重要性因此而得以理论性强化。先秦的诸多经典话语，均非无端而生，孔子等的“文言”话语也有其背景。《文心雕龙·通变》云：“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语言随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由质而文的演进，而“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研读先秦文献，就会发现周朝文化有尚“文”之特点，孔子等的“文言”话语就源自这尚“文”文化环境中的“文言”风气。

周朝的礼乐教化，形成了本朝尚“文”的文化品格，后人对此多有论及，孔子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司马迁云“周道文”(《史记·梁孝王世家》)、孔颖达云“周极文”(《礼记正义·王制》)等，所言的均是这一点。这里的“文”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指表面的声色之文(《荀子·赋》“五采备而成文”、《礼记·乐记》乐者“节奏以成文”)，也指礼乐之教等所赋予的文明、修养内涵。《志》语“文以足言”和孔子语“言之无文”中的“文”，也用的是这样一个宽泛概念。“文言”是周朝尚“文”文化的组成部分，语言为周礼所规范。

“礼以节人”(《史记·滑稽列传》)，礼之内容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接之道，而敬让是交接之道的核心内容。((礼记·乡饮酒义》云：“尊让、洁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让而不争，洁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辩矣，不斗辩，则无暴乱之祸矣。斯君子所以免于人祸也，故圣人制之以道。”《礼记·聘义》云“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礼记·礼运》云：“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合礼何以治之?”又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可见，以敬让相交接，乃周礼之规定，而且对于何以要敬让，也有明确的解释敬让，可以远“斗辩”，“去争夺”，使免于“暴乱”和“侵陵”之“人祸”，而关乎天下之治乱。所以，周礼强调敬让，而且要求言辞交接也讲究敬让之礼，《礼记·曲礼》就以人与禽兽之别强调这一点：“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为了使人言而有礼，周礼规范了表谦敬礼让的称谓及套语等。

鲁国闵马父所言的“文辞以行礼”(《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一语，反应了周朝“文言”与周礼的关系。

春秋之世虽然礼崩乐坏，但尚能上承西周文化，“文言”余绪犹存。春秋之世没有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著书立说之风未起，但行人辞令却是春秋时最有代表性的口头散文，而且行人辞令在当时最讲究“文言”。刘知几《史通·叙事》云，“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行人辞令，关乎个人的否泰荣辱，更关乎家国之命运，所以，文饰辞令以不辱使命，就成了行人出使的宗旨。《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子产在郑执政(任国相)后，不但对行人“择能而使之”，而且还特别重视行人辞令的推敲；“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从此记载可了解春秋时期对行人辞令的重视。所以行人辞令之“文言”是有典型性的，我们可以通过行人辞令来看“文辞以行礼”的情况。

“文言”以行礼，行人辞令表现出“微婉其辞，隐晦其说”(刘知几《史通·惑经》)的特点。《左传》鲁成公二年齐晋鞍之战，齐国大败，齐侯派宾媚人出使求和，其说辞云：

子以君师辱于敞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宾媚人说辞之委婉显而易见，可以说是极尽委婉之能致。作为战败国，以委婉语求和，是情势使然，而战斗中，韩厥俘虏齐侯(实逢丑父)语却也甚是委婉：

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虽然齐侯为君，韩厥为臣，但毕竟不是一国之君臣关系，而且又是在你死我活的激战中，韩厥却能行礼、委婉其语若此，真乃戏剧性场面。更让人有所不解的是，齐请战和晋应战也用委婉语：

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日：“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

从以上举例，可以概括春秋时行人“微婉其辞，隐晦其说”的“文言”特点，一是频繁使用谦敬礼让语，二是使用间接词句表意。频繁使用谦敬礼让语辞，正是对周礼所规定交接之道的恪守和践行；以间接词句表意，实质上所践行的也是敬让交接之道，尽管间接表意在表现礼治精神上不像谦敬礼让语辞那样明显，但其所呈现的也是“不慢不争”而“远斗辩”的礼治内涵。《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在这一次外交活动中，七人赋诗言志，这使外交活动变成了诵诗、品诗活动，能委婉含蓄外交辞令若此，堪谓世界“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文言”除了行礼，还可以别贤与不肖。为了使贵族子弟近贤而远不肖，周朝特以乐语教之，培养他们的“兴、道、讽、诵、言、语”之语言技能。所以，言语应答，多“比于诗乐”，这既可以“通意旨”，又可以“远鄙倍也”。由于对礼和“远鄙倍”等的过分讲究，春秋时期的“文言”，出现了“华而不实”的极端之举。有识之士对此言矫之。鲁国宁赢云：“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左传·文公五年》)秦穆公云：“华而不实，耻也。”(《国语·晋

语四》)楚国子高云：“华而不实”，“将焉用之”(《国语·楚语下》)。当时甚至还出现了扬质而黜文的言论，如卫国棘子成所言：“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论语·颜渊》)针对两种极端性追求，孔子提倡文质相得：“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文化传承，西周形成的尚“文”文化品格亦成了后来朝代的特点，“文言”随之而成为一种传统。春秋时期的“文言”所承载的主要是尚礼文化精神(其中也不乏审美价值)，但春秋以降，随文章的自觉，“文言”所承载更多的是审美内涵，于是在文学领域“文言”就成了加强语言艺术性的审美追求活动。

二

战国之世，礼崩乐坏，西周所建立的文化信仰近乎彻底崩溃，“邪说诬民充塞仁义”(《孟子·滕文公下》)；“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吕氏春秋·先己》)。因时代之大变革，社会风气也由春秋时期的尚礼让，变为战国之世的尚争、尚气力。韩非总结战国时期为“大争之世”(《韩非子·八说》)，而且“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所以这一历史时期黜王道，尚霸道；仁义礼制废，气力霸权盛，“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西周延续至春秋的“文言”风气受到了巨大冲击，有尚礼内涵的“微婉其辞，隐晦其说”之“文言”，因不适应这个时代而退场了，但“文言”之风在诸子谈辩中继续，只是诸子们为游说立说，选择了“言有象”、辞有比的“文言”方式。

“言有象”、辞有比，语出《鬼谷子·反应》：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其张置网而取兽也，多张其会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也。常持其网驱之，其言无比，乃为之变。“言有象”、辞有比即其总结的谈辩技巧。好谈辩是战国之风气，据《墨子·耕柱》中“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之言，可知谈辩近乎一种职业；据孟子之言“吾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和荀子之言“君子必辩”，可知战国诸子均好谈辩，并非纵横家一家之举。诸子谈辩，无论是言辩，还是笔辩，均以诸子散文的形式保留了下来。钱基博先生云：“盖庄子之学出于老子，而发以纵横家言；犹孟子之学出于孔子而发以纵横家言也。战国策士，纵横抵巇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虽儒者之纯实，道家之清净，吐辞为经，犹不能出纵横策士之囿焉。则甚矣，习俗之移入也!”如钱先生所论，因谈辩之风，纵横家之外的诸家也“发以纵横家言”，也重“言有象”、辞有比。

“言有象”，即取象言理。“取象日比”(陶宗仪《说郛》卷七十九上《用事》)，比喻、寓言乃取象之法，战国诸子散文多比喻、寓言，擅长取象“文言”。象有“天地自然之象”、“人心营构之象”之分(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比喻多取“天地自然之象”，寓言多取“人心营构之象”。《墨子》、《孟子》、《荀子》多比喻，故书中多“天地自然之象《庄子》、《战国策》、《韩非子》多寓言，故书中多“人心营构之象”。辞有比，即“比其辞”。《广韵·质韵》释“比”日“比次”，又《旨韵》释日“并也”。“比其辞”即比并铺排其辞，是战国诸子散文又一频繁使用的“文言”手法。

墨子虽然主张“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墨子·修身》)，但却强调“象”、“比”之用，《墨子·小取》云：“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如《墨子·耕柱》中的比喻取象：

巫马子谓子墨子日：“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掺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巫马子日：“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掺火者之意。”墨子以“奉水”灌燎、“掺火”益燎评价“兼爱天下”、“不爱天下”之不同，谁是谁非，举物明之，言简意赅，形象生动，使人豁然而明朗。《墨子》多比并铺排其辞，“求群言之比”(《墨子·小取》)。《墨子·亲士》先是接连排举锸锥、错刀、甘井、比干、孟贲、西施等十物人，说明“太盛难守”之道理，接着又比辞论述守盛之道。翻阅《墨子》一书，会发现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无不“比其辞”。墨子强调过“先质而后文”(《说苑·反质》引墨子语)，但并没有排斥或否定文饰，而且善于以“象”、“比”“文言”。

孟子在语言上的造诣甚深，如他认为，知“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才可谓知言。《孟子》一书除了“长于譬喻”(赵岐《孟子题辞》)，还长于“比其辞”。如《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段话：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引文以四个比排之句，论述为王之道，不但理盛，而且势亦盛，故能以理服人，以势夺人。这一段话可以代表《孟子》“比其辞”的行文风格。《孟子》一书“长于譬喻”，即长于以“象”“文言”，这一点他人多有论述。

《庄子》一书“寓言十九”。此书不但长于取象，还长于比辞。如《逍遥游》中的“适莽苍者，三湌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等语段，均比辞作论。《庄子》一书，不但“比其辞”，还“比”其“寓言”段落。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从鲲化鹏至列子御风而行，比排多层“寓言”，来烘托渲染逍遥无待的主题；后半部分，也是通过“寓言”的比排来说明“无名”、“无功”等观点。在一篇中寓言多是比排关系，“比”也就成了《庄子》结构篇章之手段。

《苟子》、《韩非子》作为学者之著述，言辞技巧更为缜密，更注重以“象”、“比”“文言”。《荀子》对比喻的充分使用，《韩非子》对寓言的充分使用，把“言有象”的言辞技巧发挥到极致。因苟、韩分析思辨更为深细详备，比辞在两人的著作中更盛，如《荀子·非十二子》，以“俨然，壮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广广然，昭昭然，荡荡然”八词形容父兄之容。以“俭然，侈然，辅然，端然，訾然，洞然，缀缀然，瞀瞀然”八词形容弟子之容，以“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尽尽然，盱盱然”七词形容学者之容，如《韩非子·难言》铺排十二种难以进言之因，《八奸》连

述八种“人臣之所道成奸”之术，《十过》列陈十种君主应该避免的过错，《亡征》繁举四十七种亡国征兆等。像苟、韩这样的大肆比排，在其前的子书中是没有的。

《鬼谷子》把诸子谈辩的取象、比辞比作是“张置网而取兽”，是精辟之见。但二者又有区别，取象如“钓人之网”，重在诱人人其毅中，即“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比辞如“持其网驱之”，重在以势服人，“其言无比，乃为之变”。《战国策·齐策》载有齐人谏阻靖郭君筑城于薛地一事，其中“海大鱼”即齐人取象“钓人”之语，随取象之语的展开，靖郭君入其毅中。《庄子·天下》“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宣扬己说，“寓言”即“钓人之网”。《庄子》的“立象以尽意”(《易传·系辞上》)颇具代表性。“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而换以“钓语”言之，这也是战国其他诸子散文“深于取象”的主要原因。

以“比”“文言”，亦主要是时势使然。在战国黜王道、尚霸道这样的背景下，诸子谈辩显然不能以委婉语立说，于是，比排其辞，铺张扬厉，以求其锋不可犯之势，“比其辞”从而成为战国之时代风气。庄子、纵横家等诸子，为求其锋不可犯之势，比排之外，还夸饰其语，以奇异增其气势，故《鬼谷子·权篇》亦强调“辞贵奇”。

三

汉代去先秦不远，一定程度上接续了先秦文化，“文言”之风在传承中进一步发展。刘向的“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说苑·善说》)观点，即是对先秦“文言”观的继承和发挥。汉代也有反对“文言”者，其有“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之言论，但这遭到了扬雄的反驳：“玉不雕，琦瑶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法言·寡见》)。王充亦反对“华文”、反对“艺增”(即夸张)，但他在《论衡·超奇》中云：“夫华与实俱成者也，无华生实，物希有之”，对言而无文者也予以批评“陆贾之书未奏，徐乐、主父之策未闻，群诸瞽言之徒，言事粗丑，文不美润，不指所谓，文辞淫滑，不被涛沙之谪，幸矣!”(《论衡·超奇》)总之，汉代也像先秦一样尚“文”，追求“文言”，而反对“文言”的言论，仅仅是个别声音。

汉代与先秦相较，在散文上有两点主要的不同，一是以润色鸿业、娱乐审美为主的汉大赋发展成熟，并成为汉代的代表性文体；二是汉代经学兴盛，其对散文影响甚著。这两点不同影响了汉代散文的“文言”，前者形成了尚丽的“文言”追求，后者形成了尚艰深的“文言”追求。

作为宫廷文学的汉大赋，虽然有零星的讽谏词句，但劝百讽一，讽谏作用甚微，其主要是作润色鸿业、娱乐审美之用，因此汉大赋格外追求形式美，“写物图貌”，“铺彩摛文”，“蔚似雕画”，以丽辞“文言”。司马相如、扬雄是汉大赋的代表作家，二人不但有尚丽的言论，而且还有尚丽的创作实践。司马相如在《答盛览问作赋》中明言；“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司马相如认为绮丽美是赋体文的特征，主张应“合綦组”、“列锦绣”为文。扬雄认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司马相如、扬雄均在赋的创作中实践了自己的尚丽理论。司马相如《子虚赋》写云梦泽：

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厉，碝石碔砆。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藭昌蒲，江离糜芜，诸蔗巴且。……赋从中、东、南、西、北五个方位来描绘云梦泽。中部，土石色杂，五彩炫耀；东面，花园延展，花草竞艳；南面，“平原广泽”，众物争胜；西面，“涌泉清池”，芙蓉白沙，清秀艳丽；北面，果树芬芳，香木葱翠。诸描写，“随物赋形”，铺排“众色”。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言：“长卿《子虚))诸赋，本从《高唐》赋物色诸体，而辞胜之。”楚辞有“惊彩绝艳”的特点，作为“辞胜之”的司马相如的赋作，明显带有“文言”以求丽之倾向。扬雄《蜀都赋》写蜀地：

黄甘诸柘，柿桃杏李，枇桤杜樼栗柰，棠黎离支，杂以梃橙，被以樱梅。树以木兰，扶林禽，爚般关，旁支何若，英络其间。春机杨柳，为裹弱蝉杪，扶施连卷。……无论是写果树，还是写“百华投春”，均“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用“丽以淫”形容之再恰当不过了。东汉班固、张衡、王延寿等人的大赋，也自觉以丽辞“文言”。刘勰对此概括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文心雕龙·丽辞》)

汉代楚文化繁荣，对楚歌、楚舞、楚辞的爱好，贯穿了整个汉代。楚辞作为汉大赋产生的一个源头，在语言上影响了汉大赋，尤其是在尚丽上影响甚为明显。班固、王逸均曾指出过这一点：“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班固《离骚赞序》)。“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汉大赋与楚辞相较，有崇尚巨丽之特点。汉代是一个有帝国气象的朝代，版图山川、宫殿仪仗等，皆有巨丽宏丽之特征。而且汉代统治者，还以巨丽崇尊扬威。汉代也重礼治和贵贱之别，而其别贵贱外化为“文采、玄黄之饰”。董仲舒《贤良文学对策》言：“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登基不久，萧何为其建造了未央宫，壮观富丽，刘邦看后大怒日：“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也，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日：“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这些反映到赋作中，就有了巨丽之铺排。汉大赋所尚的丽除了巨宏之特点，还有奇的特点。刘熙载《艺概·赋概》云：“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汉大赋的写作有意求奇，“俶傥瑰玮，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崪，充牣其中，不可胜记”(《子虚赋》)，而且用字诡异瑰怪，故汉大赋又有奇丽之美。

接下来看汉代文尚艰深的“文言”追求。汉代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经学繁盛。因年代久远和语言之变异，《周易》、《尚书》等经文，艰深难读。在征圣宗经之心态下，汉代形成了文尚艰深的审美倾向。关于文尚艰深，王充在《论衡·自纪》中借“或日”之言做了分析：

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案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者，训古乃下。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玉隐石间，珠匿鱼腹，非玉工珠师，莫能采得。宝物以隐闭不见，实语亦宜深沉难测。

关于文尚艰深与“经艺之文”的关系，引文的分析简单、明了，而且分析中有鼓动宣扬之意。扬雄是以艰深“文言”的代表人物，其对文尚艰深也有阐说，《法言·问神》云：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

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

五经之为众说郛。”扬雄也把经文看作是文尚艰深之出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受先秦典籍的启发，文辞艰深在扬雄看来，是言行之以远的“文”。作于东汉的《参同契》，也“为艰深之词，使人难晓”(《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五)，这与王充说的“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的风气一致，应也有艰深其辞、以行于远之追习。桓谭称赞扬雄的文章，认为必传于后世“今诊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可见，桓谭也是认同此风气的。

“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为最。”(韩愈《答刘正夫书》)也可以说，汉文莫不艰深其辞，独扬雄为最。因经学之训诂等原因，汉代文字学颇盛，这是汉文艰深的特有文化条件。刘勰《文心雕龙·练字》对此分析得非常清楚：“至孝武之世，则相如禊《篇》。及宣、成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颂》，总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暨乎后汉，小学转疏，复文隐训，臧否大半。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岂直才悬，抑亦字隐。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因“才悬”“字隐”，“扬、马之作”，“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曹植语，见《文心雕龙·练字》)。

清人范当世《聚学轩丛书序》云：“文不深，则不能历久而长存。”范语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艰深以“文言”的审美追求及其合理性。杜甫对扬雄的好艰深其辞有所师承。，故其诗文有“沉郁顿挫”之风格。清人姚莹在《康輶纪行》中对“沉郁顿挫”做过精彩的分析，他认为“文章能去其浮率平直之病，而有沉郁顿挫之妙，然后可以不朽”。姚莹之言，亦可以用来解释汉代艰深其辞的审美倾向。虽然扬雄等的艰深其辞，多少有苏轼批评的以艰深文浅易(苏轼《答谢民师书》)之弊，但其在中国散文语言的发展史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均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四

“文言”在魏晋六朝取得了更大的发展，无论是在美文佳篇上，还是在“文言”理论上，均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骈文是这一历史时期“文言”追求所催生的美文，其间所产生的“遣言也贵妍”(陆机《文赋》)、“文采所以饰言”(《文心雕龙·情采》)、文章以“雕缛成体”(《文心雕龙·序志》)等观点，均是重要的“文言”理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关于“文言”的论述，不但全面，而且深入。尤其是刘勰从道之为物的角度，论证了“文言”的自然合理：道之为物，“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端，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刘勰的论证，对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文言”理论又做了补充。

六朝散文语言以骈、丽见长。清人李兆洛的《骈体文钞》收录从战国至隋代的骈文6ll篇，其中东汉以后的骈文544篇 ；544篇中公文有163篇，涉及13种公文。这一统计数字可以说明骈体文在魏晋六朝的成熟及繁盛，亦可见骈句文言”之繁盛。对于讲究骈对(即以骈句“文言”)之原因，前人多有探讨，亦不乏明见。如何庄所论“从直接的原因而言，主要是受汉语言文字单音节易于对偶的影响；从深层的文化意识而言无论是汉字的易于对偶，还是二元论思维，均只是提供了追求骈对之可能性，还不能彻底解释为什么以骈句“文言”会在魏晋六朝空前繁盛。要解释这一问题，还应从文学传承、文章自觉和偶对声律之自觉三个方面来看。

语句的骈对在先秦典籍中就存在，而使用骈句最突出的要属《楚辞》。《楚辞》中有大量的对偶工巧之骈句，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览冀州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云中君》)、“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哀郢》)等等。《楚辞》对两汉魏晋六朝朝语言的影响，远盛过《诗经》，刘勰在评论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文心雕龙·宗经》)。《楚辞》之后，先是赋中句子的骈化，接着是骈体文的渐趋成熟，有不少学者将后两者看作是《楚辞》的影响所致。清代孙梅有言：“屈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自赋而下，始专为骈体，其列于赋之前者，将以骚启俪也。”(《四六丛话》卷三)姜书阁亦云：“汉魏六朝的骈文和赋从《楚辞》的骚赋来”。虽然句式的骈化和骈文的出现，并非一个方面的原因，但《楚辞》在其中确有关键性的发端和垂范作用，从该时期骈句结构对《楚辞》中对偶句式的模仿可窥端倪。

魏晋六朝为文学自觉之时代，基本为学术界所公认，但细究起来，不如说魏晋六朝是一个文章自觉的时代。曹丕、挚虞、陆机、刘勰等人的文论，是针对文章而发，虽然曹丕等的文论包括今天所说的文学，但其宗旨并不是针对文学，而是文章。文章作为指文字作品的概念，虽然在汉代已经使用，但文章辨体及辨体之成熟，是在魏晋六朝。这一时期对文章之形体特征的认识是“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陆机《文赋》)。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也有类似的论述：“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日形文，五色是也；二日声文，五音是也；三日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刘勰所言的“形文”、“声文”即文章的形体特征，他也强调文章的视听美感。陆机、刘勰的观点有时代性，可以代表魏晋六朝时期对文章形体特征的认识。先前就已广为使用的骈句，正可以满足这一时代文章观的需要，从而出现了以骈句“文言”的热潮，该时期的美文——骈文——也因此而鼎盛。

魏晋六朝也是声律自觉的时代，声律学的发展也是骈偶句式繁盛的原因。学术界一般将四声的发明归之于南朝齐永明沈约、周颙诸人。，但高华平撰文反对这一观点，而且提出了南朝刘宋末王斌创四声说。然而，早在晋以前就有了以四声区别字义的情况，晋以前经师的注音材料可以为证。沈约曾误认为古人不识声律，并云“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这在当时就遭到了陆厥的批驳，陆言：“观历代众贤，似不都暗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认为，“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蛆崤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故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微，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陆氏之言说明，骈句偶对之声律的自觉，应不会晚于魏晋。偶对声律的自觉，也是骈句“文言”兴盛的原因。

魏晋六朝以丽辞“文言”，为古今学人所公认。“在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两晋乃至整个六朝文学中，文章‘丽化，一以沿之”。。这一历史时期的“丽

化”有阶段性特点，“魏则总两汉之菁英，导六朝之先路，丽而能朗”；两晋“迴翔于汉魏之际而渐定所趋”，“奇丽藻逸，撷两汉之葩”；南朝“缛旨星稠，繁文绮合，丰藻克瞻，风骨不飞”。

以丽辞“文言”，有文学传承的作用，《楚辞》、汉赋之丽彩影响了魏晋六朝文学，而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时代的文章观和文学审美追求。“文徽徽以溢目”是这一历史时期文章自觉生成的观念，这一文章观念保留了“文”、“章”二字初义中的色丽义项。《说文解字》云：“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也有学者据甲骨文认为，“文”字本义指文身之文锣。后来，“文”、“章”指色彩的错杂绚丽，《玉篇·音部》：“章，彩也。”《周礼·考工记》云：“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文徽徽以溢目”的文章界定，与“文”、“章”二字的色丽义项一致，这可以解释“徽徽以溢目”的文字作品之所以用“文章”指称之原因。总观魏晋六朝的文章辨体论，皆强调文章的“溢目”特征，也几乎均将文章的这一特征用丽来概括和强化。《典论·论文》云，“诗赋欲丽”。《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文心雕龙·情采》云：“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萧绎《金楼子·立言》云：文“惟须绮彀纷披”。《诗品序*云，诗须“润之以丹采”。魏晋六朝的文章观强调文章的“溢目”美感，丽辞正与这一文章观相符，而且又可以对文章的“溢目”美感予以具体化和深化，所以，以丽辞“文言”正是该时期文章观念之需要。

再者魏晋六朝还出现了“文贵形似”的审美追求。《文心雕龙·物色》云：“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陆机《文赋》亦言：“虽离方而邂圆，期穷形而尽相。”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实践，如陆机、刘勰所论，追求形似。赋体物求似，不需赘言；诗写景描物而求形似，成为时尚，张协诗“巧构形似之言”，谢灵运诗“尚巧似”，鲍照诗“善制形状写物之词”而“贵尚巧似”，何逊诗“多形似之言”(《颜氏家训·文章》)，书信体散文也“贵形似”，鲍照、吴均、陶弘景等均有此好尚；北朝文风也有这一倾向，如郦道元《水经注》有大量的描物摹状语段。为求形似，就要“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巧言”才能“切状”(《文心雕龙·物色》)，故有“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之雕琢。日月山川，丽天绮地，龙凤虎豹，藻绘炳蔚；云霞草木，雕色贲华，所以，切状形似之文，因描摹对象之丽而多彩。魏晋六朝散文的“巧言切状”，从汉大赋体物发展而来，前后均形成了以丽“文言”的特点，在魏晋六朝“溢目”文章观的作用下，此时期的尚丽与汉代又有所不同，汉大赋所崇尚的是夸耀汉帝国之声威的巨丽，而魏晋六朝散文所崇尚的是“错彩镂金”之缛丽。

五

六朝丽靡的文风为唐代所反对，但六朝在文章形式美上所取得的成就却为唐代文学继承并发扬，所以，始于先秦而在汉魏六朝发扬光大的“文言”之风。在唐代仍在继续。唐代有不少强调“文言”的话语，如“辞不可陋，故错综以润色”(张说((洛州张司马集序》)、“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日，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皎然《诗式·取境》)、“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皇甫湜《答李生第一书》)、“夫文者非他，言之华也，其用在通理而已”(皇甫浞《答李生第二书》)等等，类似言论初唐至中晚唐不绝。当然，也有反对“文言”、反对藻饰的言论，但“反对藻饰的人，自己写文章却不忘藻饰，甚至写反对藻饰的文章。本身也忘不了要藻饰一番。“文言”作为文学创作之规律，唐代仍在践行，而且成就卓越。

缪铖《新散文的兴起——唐代古文》一文言：“唐承六朝之后，公私文翰，并用骈俪，而末流弊滋，浮滥冗缓，叙事论理，不能真切，于是韩愈倡为散行之文，远师先秦西汉，以朴质条鬯之体矫正魏晋以来排偶藻饰之风，柳宗元、李翱、皇甫浞等和之，古文之体遂立。”。缪先生所论客观而公允，韩愈所倡立的古文乃唐代散文之代表，所以，这里主要分析韩愈散文的“文言”。

韩愈曾以“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赞扬孟郊的诗，其实，“横空盘硬语”也是韩愈追求的语言风格，他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亦突出地实践了这一审美理论，“雕锼文字”，“钩章棘句”，表现出以“硬语”“文言”的特点。韩文也有“坦迤爽朗者”，但这不是韩文之突出风格。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云：“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韩文求“自树立、不因循”，更多的是“磔裂章句，隳废声韵”(裴度《寄李翱书》)之“硬语”文章。

韩愈以“硬语”“文言”，首先表现为多使用“奇字拗语”，如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写孟郊吟诗：

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

胃肾，神施鬼设，问见层出。用词狠硬峭拔，读来有入骨透髓之感。再如《曹成王碑》写成王扫平李希烈叛军道：

嘬锋蔡山，踣之，剜蕲之黄梅，大鞣长平，钹广济，掀蕲春，撇蕲水，掇黄冈，筴汉阳，行跳汉川，还大膊蕲水界中，披安三县，拔其州，斩伪刺史，标光之北山，锗随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东北属乡，还开军受降。

连用“嘬”、“踣”、“剜”、“鞣”、“钹”、“掀”、“撇”、“掇”、“筴”等近二十个峭拔动词，又多以二言、三言、四言之硬劲短句出之。清代的方东树云：“好用虚字承递，此宋后时文体，最易软弱。须横空盘硬，中间摆落断剪多少软弱词意，自然高古。”(《昭昧詹言》卷一)韩文即“摆落断剪”“软弱词意”，多用拗语奇字，因此而显出“横空盘硬”的特点。所以，钱基博评价其文曰：“炼语拗舌，而故为迟重生奥”。韩愈还锤词坚凝，炼句精警，《进学解》、《送穷文》两文所使用的诸类语句甚多，如“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补苴罅漏，张皇幽眇”、“跋前踬后，动辄得咎”、“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等，诸语句不但意新，而且用词硬朗，有“妥帖力排界”之美感，读来新警有力。

韩文在起承转合上，有陡直崭峭的特点，在纵横跌宕中显出硬直的风格。洪本健先生在《从韩柳欧苏文看唐宋文的差异》一文中论曰，韩文所代表的唐代古文的硬真，“从全篇的结撰上看得十分清楚。一般地说，唐文纵横排界，直转直接，起落跌宕”。在文章的起承转合上，起结尤为关键，所以，在起句结句上，韩愈用力更深，其“起结都是雄浑重拙的结论性语句，绝去依傍，徒生高亢之势”，

故有突起突结之峭拔。起句，如《送孟东野序》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句发端，此句起得突兀，有“斩关直入之势”，强劲有力。结句，如《祭鳄鱼文》以“必尽杀之，其无悔”结尾，戛然而止，语势异常。韩文起承转合，崭峭硬直，他人读来有力不暇接之感。柳宗元的感受是“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得暇”(《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孙樵亦有同感，自云“如赤手捕长蛇，不施鞍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与王霖秀才书》)。

曾国藩言：“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扬子云又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至于人事之精能，昌黎则造句之工夫居多，子云则选字之工夫居多。”扬雄行文艰深，以艰深“文言”韩愈行文硬朗，以“硬语”“文言”，两人文风有异同，但均得雄奇之势。曾国藩以韩文为第一，不无见地。韩愈造句之工夫，可谓古今一人而矣。钱基博评日：“笔能奔放，如风发云涌，笔力之能雄肆者也”；“语有断制，如刀斩斧截，笔力之能崭峭者也”。

“文如其人”，一个人的语言风格与其个性有一致处，韩愈以“硬语”“文言”与其个陆不无关系。欧阳修《六一诗话》载：“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坐客皆为之笑也。”梅氏之言，虽然出于调侃，但也不无道理。韩愈性格“木强”(《旧唐书·列传一百一十七》)，再加上不媚俗趋世，其言行就有了“拗强”硬直的特点。

虽然，文学有其传承之规律，韩愈以“硬语”“文言”也有师承。韩愈诗曰“昔年因读李白、杜甫，长恨二人不相从”(《醉留东野》)、“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荐士诗》)，从这些诗句可看出韩愈对李杜的极力推崇。韩愈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推崇，而是由推崇转为“心摹力追”。《唐宋诗醇》卷二十七评曰：韩诗“风骨岐嶒，腕力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则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虽然《唐宋诗醇》的议论是针对韩诗而发，其实也适用于韩文，韩文的“风骨岐嶒，腕力矫变”也得李杜文章之神。元结、独孤及乃唐代古文运动之先驱，其文“力扫雕藻绮靡之习，而出之以清刚简质”，这对韩愈也有影响，钱基博认为“韩愈柳宗元之有元结，犹陈涉之开汉高项羽”。再就是孟郊的影响，孟郊年长韩愈十七岁，其“硬语”文风比韩愈形成得早。韩愈推崇孟郊，有“低头拜东野”(《醉留东野》)之言。明人俞弁《遗老堂诗话》卷上评曰：“唐史言退之性倔强，任气傲物，少许可，其推让东野如此!”韩愈在推崇之中，自然会受其影响，而且韩、孟经常唱和创作，这又资其相长。“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戏为六绝句》)，韩愈之师承难以详言”，这里只能粗陈一二。

一个作家的文学风格，既是个人性的文学行为，也是时代性的文学行为，可以说，韩愈以“硬语”“文言”更主要的是时代风气使然，从韩愈的师承多少能看出这一点。宋祁《新唐书·文艺传序》论唐代文风之变迁时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夷始，沿江左余风，制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濡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嚅嚌道真，涵咏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浞等合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据宋祁所论，唐文之变革玄宗朝始，至韩愈等，将其变革推向极致。其实，在唐文的发展演变史上，刚健硬朗是一以贯之的语言审美追求。初唐杨炯、陈子昂等倡导有骨气的刚健文风”，盛唐李白、杜甫等壮大雄浑的审美追求延续发展了初唐所倡的刚健文风，盛唐中唐之际的元结、独孤及又以“清刚简质”倡之，至中唐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浞等，刚健硬朗之文风得以发扬壮大，此时就连批评韩愈“磔裂章句”的裴度也提倡“雄词远志”(《寄李翱书》)，可见此文风影响之广。唐人有“登高壮观天地间”(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之气魄，故刚健硬朗之语言审美追求能一以贯之，故能为矫“八代”散文丽靡软俗之积习而不懈努力。显然，韩文尚“硬语”，“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易传·文言》)；韩愈及其追随者在古文运动中以“硬语”“文言”，乃有唐一代文化所造就。

结束语

先秦至唐代，先秦原始儒学之礼教盛行，礼教属外向型教化，强调外在的文饰，故尚“文”、文章观和“文言”一致，于是“文言”因文化环境的需要而盛行，而且随时变化，推陈出新。至宋代，以道学、理学所代表的新儒学兴起，理教随之而盛，理教属内敛型教化，强调内在的修养，而轻外在的文饰，甚至认为外修是“玩物丧志”(《二程遗书》卷十八)，于是出现了与宋前不同的尚“文”观和文章观。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中的一段话颇能反映宋代所尚“文”的特点“士之处世，……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壮盛，昼夜出游，若恐不暇，灯收花暮，辄怅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则不然，未尝置欣戚于胸中也。”可以看出，宋代所尚的“文”已没有了声色之文这一内涵，而主要指内在的修养。宋代盛行的是“文以载道”的实用文章观，认为“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欧阳修《答祖择之书》)，“华词固无益”(朱熹《答蔡季通》)，“作文害道”(《二程遗书》卷十八)，很显然宋代的文章观中已经没有了“文”、“章”二字初义中的色丽义项。“文言”与宋代的尚“文”观和文章观相冲突，而为大文化环境所排斥，故逐渐淡出，散文语言因此而表现出平易、甚至口语化的特点。通观宋代以前的散文，“文言”提升了宋前散文语言的艺术性和品位，散文成就与“文言”成就近乎成正比。“文言”的淡出，影响了宋代及宋以后散文的成就。北宋政和、宣和之际的词臣无文，这致使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发展断层；南宋此影响更为明显，宋元之际的戴表元“力言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袁桷《戴先生墓志铭》)。清代的姚鼐也总结过当代义理文章之失：“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迷庵文钞序》)“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质胜文，散文不兴，“文质彬彬”，或文胜质，而散文繁盛，“文言”之不可或缺，昭然而明矣。责任编辑：张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