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对生态美学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建构

2009-01-08赵奎英

文学评论 2009年5期
关键词:结构主义海德格尔后现代

赵奎英

内容提要生态问题与语言问题密切相关,不同的语言观念对于生态美学文化研究会具有不同的意义。以结构一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强调词物分离的话语优先理论,是生态美学文化理论的直接“杀手”,而西方传统的强调“物”的本原地位的自然语言观和词物对应论也不足以为它提供全面支撑。比较而言,海德格尔的后期语言观对于生态美学文化研究来说则具有历史性的建构作用。

一生态美学文化研究与语言问题的提出

生态问题虽早已存在,但生态文化则主要是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中兴起的。如果说西方历史上的现代是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那么后现代则是以高度符号化、语言化的后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这种符号化、语言化一方面表现在后现代作为高科技媒体时代“堪称实实在在的语言时代”(海然热语)的现实状况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关于这一状况的赋予话语理论以优先性的后现代观念、理论上。就像《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一书中所说的:“就赋予话语理论以优先地位这一点而言,后现代理论大体上追随了后结构主义。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发展出了用符号系统及其符码和话语来分析文化和社会的话语理论。”…

人们一般认为,是工业文明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导致了生态问题。但实际上,生态问题既不是在现代才开始的,也不只是工业文明才导致或加剧了它的存在。如果说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损害了自然的“肌体”,使自然受了血淋淋的“外伤”,那么,以高度语言化、符号化为标志的后工业文明,则让自然受了不见血的“内伤”。因为一方面,高度符号化、语言化的后现代状况从现实形态上遮蔽了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另一方面,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强调话语优先性的解构性的后现代理论,则从观念上根本性地取消了自然。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的“自然”不过是一种文化的“建构”、语言的“效果”,它从来都没有真正存在过。符号化、语言化的后现代状况与强调话语优先性的后现代理论相互呼应,共同压抑着、消解着自然的现实和自然的概念,难怪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会认为,在当今西方的后工业社会里,真正的“自然”已不复存在,各种各样的现实就像一个典型的符号系统,在把语言学当作一种方法和把我们今天的文化比作一场有规律的虚妄的恶梦之间存在着非常和谐的对应。

因此我们说,不仅是现代工业文明破坏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只是现代工业文明才是需要批判反思的东西,后现代文化本身也是需要批判反思的。西方社会的符号化的“后现代状况”和话语性的“后现代理论”,也破坏了、疏离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的自然生态甚至精神生态问题进一步加剧。可怕的是,这一现象并不被人所重视,甚至不为人所觉察。如果说,西方现代性有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和工业文明意义上的现代性两种类型,美学现代性已经包含了对工业现代性的反思,西方后现代性也有两种类型,那就是生态的、美学的、建设性的后现代性和话语的、后工业的、解构性的后现代性。而那种生态的、美学的后现代性则不仅是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结果,本身也潜在地包含了对符号的、话语的后现代性的反思。为生态文化提供支持的后现代科学家大卫·雷·格里芬,就曾对这两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进行区分,并对那种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真理观、语言观进行了批判反思。这也表明生态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语言观的问题。

尽管上述所说,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状况与文化观念而言的,但由于目前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说,高度符号化、语言化也是中国当代语境的特点。而我们当前的生态美学文化研究也正是处于这样一种语境之中的。但实际上,思考生态美学文化与语言问题的关系,还不仅是由“语言时代”这一特殊处境决定的,而且也是人类作为“语言存在物”的本质要求。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自然和文化现象,人们很早就开始以语言界定人的本质了。人作为一种语言性存在物,人们的语言观关系着他的存在观,人的言说方式影响着他与世界之间的关联,如果没有生态化的语言观和生态性的言说方式,也就不可能有生态化存在观和人与世界之间的生态关联,生态美学文化研究也是难以从理论上真正奠基的。但目前国内学界尚未充分认识到语言问题对于生态美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不可否认,在中西语言哲学史上都存在着生态美学文化可资利用的语言理论资源,如中国道家的语言观就包含着明显的生态精神,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后现代语言哲学中,海德格尔后期的诗化语言观则可以提供更加直接、更加系统的语言哲学资源。但遗憾的是,海德格尔同德里达,福柯等人一起都被格里芬列为“解构性”的后现代思想家,从而排除在生态论、有机论的“后现代科学”的视野之外。而这些年来国内学者曾繁仁先生的生态美学研究,对海德格尔的生态存在论给予了高度关注,使我们得以从生态学眼光看待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并深刻地感受到海德格尔的后期语言观对于生态美学文化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性的建构作用。要想说明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对西方的哲学语言观进行历时性的比较梳理,说明它们对于生态美学文化研究的不同意义。

二语言的“附魅”、“祛魅”与“复魅”对生态美学文化研究的不同意义

我们知道,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目标,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问题。与这种目标相一致,人们的语言观念对生态观念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如何看待“语言”与(客体)“自然”的关系上,一方面表现在如何看待“语言”与(主体)“人”的关系上。语言与“自然”、“语言”与“人”的关系,表现在语言哲学史上实际上也就是广义的“词与物”的关系问题,具体说来也就是“词与物”(这里的“物”包括观念实在)的联系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问题,它是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如果从最概括的意义上对西方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作一梳理描述的话,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具有阶段性的四种代表模式:古代以“摹本主义”为代表的强调客体性的“自然语言观”和“词物对应论”,近代以浪漫主义为代表的强调主体性的“自然语言观”和“词物对应论”,现代、后现代以结构—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反主体性的“符号任意观”和“词物分离论”;后现代以后期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强调“四元同一”的“大道道说观”和“词物共生论”。

西方传统(古代、近代)的“自然语言观”认为,语词与事物、名称与实在之间存在着自然或天然的联系,传统的“词物对应论”则不管这种联系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坚持事物、观念、声音、字词之间存在着“原子式”的一一对应关系,并且认为“事物”在这一对应配列中具有先在性、本原性的意义,语词不过是事物的“摹本”或“表象”,它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自然语言观”和“词物对应论”是西方传统语言观的主导类型,只不过古代是从客体性、近代是从主体性方面理解语言的自然性、对应性的。而自从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以来,这种传统语言观被认

为是滋生各种“幻觉”与“欺骗”的基地,受到了来自各条路径上的揭批,其中结构一后结构主义的“符号任意观”和“词物分离论”成为这种“反幻觉”语言观的代表性模式。根据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语言符号是任意的、约定的,它既与对象世界的事物不存在对应关系,也是不受主体人的控制的,语言既不是外在自然的摹写,也不是内在自然的表现,它不过是一种任意的、差别的、独立自主而又空洞无物的形式系统。既不存在“自然之书”,也不存在“自然写作”,所谓“自然”,不过是用语言“建构”或“幻化”出来的。如果说那种强调语词与事物、名称与实在之间存在着自然或天然对应的观点,因为被注入了某些神秘观念,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附魅”(enchantment)的语言观的话,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这种反幻觉语言观则去除了语言的神秘面纱,给人们带来了失去了自然和神性魅力的“祛魅”(disenchantment)的语言观。

自从马克斯·韦伯提出“祛魅”的概念以来,世界的“祛魅”与“复魅”的问题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而当前的生态美学文化研究,也正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现代自然科学导致了自然的“祛魅”,为现代自然科学奠基的哲学使整个世界“祛魅”,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则带来了“语言的祛魅”。而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的话语理论,作为对索绪尔语言学的进一步引申,正在当代世界的“祛魅”中发挥着关键而又隐秘的作用。这种“祛魅”的语言观虽在反主体性上与生态文化具有某种相通性,但它总体上则是非生态的。因为它既从根本上取消了自然存在的真实性和语言对自然实在的指称性,也从根本上阻断了人类用语言与自然世界进行交流沟通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能对它进行反思清理的话,生态美学、诗学所追求的生态文化目标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就是在理论上也是不可企及的。

正是因为此,对结构一后结构主义语言观的破坏性作用,无论是为生态学提供支持的后现代科学家格里芬,还是生态批评家都表现出拒斥和警惕。格里芬曾表示:“后现代的有机论反对这种语言观。”但从格里芬对真理、语言问题的整体表述来看,他对解构性语言观的批判明显缺乏力度。因为他为了给生态性的后现代科学奠定基础,一方面试图为传统的词物对应论辩护,反对把语言看成是“与任何广阔的世界毫无联系的语言系统”,认为语言与非语言性实在多少具有相一致、相符合的特征;另一方面又认为“从本质上说,语言是含混不清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其本身都不能与非语言的实在相‘符合”。这种语言观上的摇摆不定,一方面使他的批判苍白无力,另一方面也说明生态性的后现代科学实际上并没有找到一种新的、能够为生态文化提供支持的语言观来作为他们的真理观、世界观的基础。

语言问题不仅困扰着格里芬这样的生态性的后现代科学家,它同样也让生态批评陷入困境之中。生态批评家也像格里芬那样对结构一后结构主义的“词物分离论”和话语优先理论表现出敌视之感,对传统的强调物的本体地位和先在性的“词物对应论”表现出亲近之情,认为生态批评“从某种文学的观点来看,它标志着与写实主义重新修好,与掩藏在‘符号海洋之中的岩石、树木和江河及其真实宇宙的重新修好”(杰·帕里尼)。传统的词物对应论虽然并非没有任何正确合理的东西,生态批评的“写实”主张也正可以从此找到依据,但这种从“物”而非“语言”本身出发的语言理论,“意义”与“真理”没被清楚地区分,它也难以充分界定文学自身的意义与特征。尽管它对于说明“写实”的文学是有效的,但如果严格以此为依据,必然不能进入文学精神的深广领域。因为从内在本性上说,文学“不是一个确定事物的状况,或某个可见物的命题”(福柯),它与真实的自然事物不存在一—对应的关系。如果生态批评非要把文学语言降低到指称真实的自然事物的水平,这无疑会从根本上损害文学的自由精神,并大大限制文学的领域。

由此看来,结构一后结构主义的“符号任意观”与“词物分离论”是生态理论的直接“杀手”,而传统的“自然语言观”和“词物对应论”,也不足以为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的生态批评提供全面的、坚实的理论支撑。但通过梳理比较可以发现,海德格尔的后期语言观则有助于历史性地突破这一窘迫局面。他通过对语词与事物、语言与主体关系的重新思索,在现象学存在论视野中提出了一种具有“复魅”(Re--Enchantment)色彩的“词物共生论”和“大道道说观”。这种“复魅”的语言观彻底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独白话语,重建了语言与自然之间的源始关联,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自然语言观”。

三海德格尔的“词物共生论”对语言与自然关系的重建

海德格尔曾经说:“词与物的关系乃是通过西方思想而达乎语词的最早事情(Das Fru heste)之一,而且是以存在与道说(Sein und Sagen)之关系的形态出现的。这一关系如此不可抗拒地侵袭着思,以至于它以独一无二的词道出自身。这个词就是逻各斯(logos)。”海德格尔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既不同于传统的“词物对应论”,也不同于索绪尔以来的“词物分离论”,而是在其现象学存在论哲学的基础上,对两者进行了批判改造,既认为词与物是不同的,又在新的基础上把它们统一起来,提出了一种可称为“词物共生论”的语言观。

与传统的词物对应论不同,海德格尔对词与物关系的看法与结构主义强调语言对世界的建构作用的语言观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海德格尔的“建构”倾向,仍与索绪尔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为了与传统观念相区别,他用“所指”表示概念,用“能指”表示音响形象,用“符号”(sign)表示人们通常所说的“名称”(name),并突出强调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空洞性。海德格尔虽然与索绪尔一样,也反对传统的“物”决定“词”的词物对应论,但他是明确反对索绪尔把“名称”看成“任意的”、空洞的“符号”观点的。海德格尔曾经说:“名称、词语是一个符号吗?一切全取决于,我们如何来思考‘符号和‘名称这两个词的意思。”又依据格奥尔格的《词语》说:“我们不敢贸然把‘名称理解为单纯的标记”。“诗人对‘名称和‘词语作了不同于单纯符号的更为深刻的思考。”并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指出:“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绝不是任意的道说”,“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Ursprache)。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反过来从诗的本质那里来理解语言的本质”。如果我们可以从诗的本质来理解语言的本质,诗“绝不是任意的道说”,不是空洞的符号,那么语言也不是任意的、空洞无物的符号,它是不能在形式主义视野内加以理解的。海德格尔说:“即便在一条漫长的道路上我们得以看到,语言本质问题决不能在形式主义中获得解决和清算。”由此可以看出他与索绪尔形式主义语言观的不同。

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是与存在问题密切相关的,语

猜你喜欢

结构主义海德格尔后现代
浅谈“海德格尔”存在主义
符号像落叶般飘散
90后现代病症
结构主义语言学视野下的电影“赋比兴”问题综议
凡·高的鞋踩出一个罗生门
《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的结构主义解读
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关于影片《赎罪》的艺术批评
格拉斯及其作品《狗年月》
第九届全国美展雕塑展的后现代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