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宛新杨志庆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的一句话，即便今人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在19世纪末的东西文明碰撞时期，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西方传教士在华办报的影响，开始呼吁国人自办报刊，但对报刊这种舶来品，绝大多数国人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清政府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办报，可《大清律例》禁止“妄布邪言”、“煽惑人心”的条文像一把利剑悬在报人的头上。办报被人们视为畏途，一般不敢冒罪开设。

不过，兴办报业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到了1905年，延续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这使得那些抱有“学而优则仕”思想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理念突然不再清晰，一部分怀着悲天悯人情怀的读书人在仕途无望后投身报界，中国人自办的报业从此迎来了第一个发展良机。

然而，正处于起步期的中国报业却遭遇了晚清最大的一次文字狱——“苏报案”，清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扼杀了《苏报》。为此，年轻的邹容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民主人士章太炎付出了三年的自由，名动上海的《苏报》馆主陈范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科举废除为晚清报业发展带来转机

龚令民

“苏报案”：让清廷強权颓然碰壁

王克强

从“苏报案”看晚清报界之言论自由

廉平俊

惊心动魄的晚清报律之争

陈玉申

“文人论政”与晚清媒体的独立精神

牟传珩

《纽约时报》对晚清1908年的解读

尽管清朝统治者在与报界文人的博弈中暂时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苏报案”前后的舆论冲击和法制观念仍使其越来越处于被动的地位。更令他们不堪的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报人没有被“苏报案”吓倒，他们高举起手中的武器——笔和纸，“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坚定不移地投身到争取言论自由、抨击专制统治的事业当中。而清朝统治者似乎也汲取了“苏报案”中的经验教训，先后几次以立法的形式约束报业发展，最终在1908年3月精心炮制出中国第一部新闻法——《大清报律》，企图从制度上钳制报界，禁锢舆论。可此时的社会已不再是专制政权一锤定音的时代，围绕着报律制定和言论自由，双方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那么，在动荡的晚清变局中，与维新、与革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报界文人，究竟作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斗争?其间又发生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报业的少年时代，顺着报业发展的脉络，共同感知那一代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担当意识和“文人论政”的独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