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风

1988年的炎热异乎寻常，从头笼罩到脚，尽管所有的窗户都洞开了，让风畅通无阻，但我借居的老屋依然热得像一条老狗，趴在地下苟延残喘。自然，我也一样在劫难逃。

炎热使我变得十分惧怕运动，就像一个肥胖症患者，除了吃喝拉撒，终日躺在一张钢丝折叠床上。那折叠床放在屋外的一棵杏树下。在躺之前，我总要拿桶接上自来水，先把折叠床浇得水淋淋的，然后再把桶反扣到头上，把自己浇得水淋淋的。但是仍然不能抵挡炎热，躺在折叠床上的我很快就被蒸得热气腾腾，黝黑的皮肤变得发红。

每至黄昏，镇上的大喇叭就像忠于职守的公鸡，先打一声啼鸣，然后哇啦哇啦大叫起来：

“据县气象站最新预报，明天依然是晴天，白天最高气温38℃，晚上最低气温22℃。”

一听到大喇叭这样的叫唤，我的耳朵就沮丧地耷拉下来，因为那哇啦哇啦的声音，无疑等于宣判了次日死刑。就在我的期待被焦灼得形容枯槁的时候，一场大雨终于电闪雷鸣地到来，将铺天盖地的炎热冲刷得一干二净。

雨后的小镇，尽管残余的炎热还藕断丝连，但是追逐浓云远去的大雨，已给了小镇足够的凉爽与清新。每一片树叶都在闪闪发亮，每一个屋檐都在滴滴答答。被炎热围困已久的人们和我一样疯了，光着膀子聚集在街上，像一群哇哇乱叫的鸭子。一个叫老红头的老头，竟站在一家店铺的门前，一手咚咚地捣着拐杖，一手捋着胡须上的雨水，大骂老天爷：

“你他妈旱呀，往死里旱呀!”

他的大骂持续了很久，最后又像小儿一样痛哭流涕起来：

“再不下，我这把老骨头就当柴烧了。”

那天下午，我穿着条纹短裤在街上游来荡去。我响亮地踏着积水，无论碰到谁都点头哈腰：

“好雨，好雨!”

在长不足两里的大街上，我不知往返了几个来回，将多日的溽闷与无聊抛售出去，然后钻进临街的一家小酒馆。酒馆里还不到热闹的时候，三五张桌子就陪着我一个人。我选择一张挨窗的桌子坐下后，要了一碟花生米和一瓶啤酒。我一边往嘴里抛着花生米，一边喝着泡沫拥挤的啤酒。喝罢一瓶还不尽兴，我就又要了两瓶，并且叫来老板一块儿喝。老板叫牛三。

我欣赏着街上的景致，对牛三说：“好雨。”

牛三很会附和，也说：“好雨。”

为了进一步证明他的回答，牛三指着屋外的树说，你瞧街上的那些树多鲜活，被风哗啦啦地一吹，就像风流的寡妇。牛三的话令我耳目一新，那些被大雨梳洗过的树，的确像风流的寡妇。就在我为牛三的话赞叹不已的时候，大街上悠扬起几声冰棍的叫卖声。牛三便放下手里的啤酒，看着随后从窗前经过的卖冰棍的女人，对我说：

“这个女人就是寡妇，你瞧那头发一飘一飘，那腰一颤一颤的，不像是街上的一棵树吗?，

牛三的目光充满了一厢情愿的迷恋，一直目送那女人在窗外远去，然后收回来说：

“这女人可挣钱了，每天至少要卖三两箱冰棍，可比你们当教师的强。你们咬文嚼字行，卖冰棍行吗?”

说女人就说女人，没想到牛三会扯上我们当教师的，心里不禁恨道，你以为当教师的就会咬文嚼字，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于是，看着牛三那张做饭馆小老板做久了，完完全全老于世故的脸，我把啤酒瓶往桌子上一放，说：

“牛老板，我要是能卖了呢?”

牛三晃荡着的头停了下来，满脸臭烘烘的不屑迅速转化成嘻嘻一笑，纠集了脸上所有的皮肉说：

“好好好，你要是敢放下教师架子去卖冰棍，这顿酒钱我做东!而且，等你暑假开学了我再请你一顿。”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经过一场大雨的沐浴，第二天阳光更加锋芒毕露。那大雨带来的凉爽很快就退避三舍，只在墙头上和院子里留下一层浮浅的湿润。在这样的天气去卖冰棍，等待我的无疑是狼狈，我后悔不该同牛三打赌，可是既然已经开赌，我就绝不能食言。

那天我一早起来就骑着车子进城了。因为我栖居的小镇并不生产冰棍，要卖冰棍就必须到城里去贩。城里的冰棍作坊有好几家，我去的这家是牛三舅舅开的。昨天喝罢酒，牛三给我开了一张二指宽的纸条：

“老舅，这是我的一个朋友，请照顾。”

牛三这样做我很清楚，表面上是热心帮忙，实际上是想监督我。牛三的老舅非常热情，不仅冰棍箱子让我白用，而且冰棍贩多贩少都不用掏现钱，每天卖完了再回来结算。然后他把我带进作坊，打开几个冰柜说：

“这是冰棍，你三分钱一根贩上，出去可以卖七分钱。这是雪糕，你七分钱一根贩上，出去可以卖一毛二，或者一毛五。”

那些五颜六色的冰棍和雪糕，我后来才知道并无多大区别，所谓冰棍纯粹是由冷水、糖精和色素冻的，而雪糕只不过是冷水换成了开水，又多加了点牛奶而已。那雪糕吃起来多少还有点酥脆，而冰棍简直就像是玻璃，嚓嚓的一咬满嘴冰碴。

从那天起，我每天一早进城贩上冰棍，然后从离城最近的村子开始，一个村挨一个村地叫卖。好的时候一天卖三箱两箱，差的时候一天卖一箱半箱。

我的叫卖声起初无比僵硬，尤其在烈日当空的时候，还带有一种气势汹汹的沙哑：

“买冰棍来!”

尽管我叫得十分卖力，出来买冰棍的人却寥寥无几。一次我骑着车子进村后，远远看到一个小男孩站在巷口，从那瞭望我的样子，我断定他是想买的。可是，等我把车子在离巷口不远的一棵树旁停下，喊了一声，那小男孩竟吓得把头一缩从巷口消失了，过了一会儿才由一个老太太牵着又出来。老太太出来的时候，我还在喊叫，老太太于是眯起眼打量着我，说：

“小伙子，你这不是卖冰棍，你这是嚎嗓子。你干么要那么叫呢?瞧你脖子里的青筋都绷出来了。”

老太太又说她也卖过冰棍，只因上了年纪才不卖了。她说卖冰棍得把嗓子放柔和了，就像跟人热情打招呼似的。说着，老太太就给我做起了示范：

“哎，买冰棍来!”

为了说明声音的柔和性，她又把一只胳膊伸展了，一柔一柔地展示给我看。老太太尽管上了年纪，喊出的声音未免嘶哑，但是听了仍叫人感觉舒服，有一种温柔的亲近，让我想起了小镇上那个卖冰棍的女人。

老太太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就把手一扬谦虚起来：

“老了老了，跟你这么说叫人笑话呢，不过也就得那么喊，做生意嘛!而且，你们男人喊出来的声音，还应该有一点磁性。”

老太太的话让我十分惊异，我没想到老太太还会说出“磁性”这个很时尚的词来。为了表示对她的谢意，我取出一根雪糕给那小男孩：

“别买了，这根雪糕送你。”

老太太立刻激动得嘴里漏水，要那小男孩谢了又谢，然后一边拉着孩子往回走，一边告诉我她就住在那条巷里，以后再来遇到什么不方便，可以找她。

说着，老太太又哈哈笑了：

“大兄弟别见外，我这是人老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自从接受了老太太的指教，我就改变了叫卖方式，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婉转悠扬起来，像温柔的纱巾飘过乡村的大街小巷。并且按照老太太说的，充满一种磁性的诱惑。后来又见过一次老太太，她对我改善了的叫卖声非常满意，随即又进

行了热情的指教。她说卖冰棍也是在做生意，像识字一样一定要有悟性，她看出我有这方面的悟性，所以我的冰棍会越卖越好。

老太太接着告诉我，她祖父就是从沿街叫卖起的家，直到后来做掌柜坐过京城。

尽管老太太并没有告诉我，她祖父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但是从她自豪的语气中，我听出了她祖父当年的富有。老太太说曾听她祖父讲，在老北京沿街叫卖不叫“喊”叫“唱”，春天卖风筝叫唱风筝，夏天卖西瓜叫唱西瓜，秋天卖菱角叫唱菱角，冬天卖糖葫芦叫唱糖葫芦。在她祖父的那个遥远年代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每天都能听到唱的声音，而且胡同越深唱得越动听。

比如卖琉璃咯嘣的。老太太鼓起缺牙漏气的嘴，先扑扑地给我模仿两声琉璃咯嘣声，然后把一只手遮到嘴边，唱道：

“买琉璃咯嘣哎——买琉璃咯嘣哎!”

在老太太的两次指教之下，我的叫卖声大有长进，每天早晨只要我带着冰棍一进村，迎着朝阳吆喝一声：

“买冰棍哎!”

就会有孩子奔跑出来，咚咚咚地穿越巷子，有时屁股后头还跟着一条小狗。其中有一个叫贵贵的小男孩最使我难忘。他穿着一件破旧的背心，从巷子里跑出来的时候，眼角常常糊满眼屎，一副刚从被窝爬出来的样子。然后站在巷口的大街上，两手交替着揉搓眼窝，证实我的吆喝并不虚假后，又迎着我咚咚咚地跑来。

我问他：

“要冰棍，还是要雪糕?”

望着我手里五颜六色的冰棍雪糕，贵贵一开始并不说话，而是拿眼睛不停地选择着，那眼睛已变得葡萄一样明亮。经过一番选择之后，贵贵的目光落在了一根粉红色的冰棍上，他说：

“我就要那根。”

可是，当我把那根冰棍递给他的时候，贵贵又犹豫不决起来，改变了主意，指着我手里的一根黄颜色的雪糕，说：

“我不想吃冰棍了，想吃雪糕。”

贵贵递上的钱又黑又脏，好像在手里攥了很久，带着一种汗的潮湿。他像剥香蕉一样剥去雪糕上的纸，第一口先是小心翼翼地品尝，接着大口大口地抿了起来。我看到他的喉咙近乎夸张地蠕动，看到他的鼻涕进进出出，每一次无声无息钻出来，每一次又被响亮地吸了回去。

早晨的乡村十分平静，一抹轻描淡写的炊烟，春困似的盘绕在上空。因为大人们趁着凉爽下地去了，家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尽管我的叫卖声穿越空旷的大街，给乡村带来了嘹亮的气息，但是出来买冰棍的人并没有几个。直到将近中午的时候，大人们陆陆续续从地里回来，街上变得热闹起来，买冰棍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

他们买上冰棍以后，吃的表情丰富而生动。如果是个大男人，他咔嚓咬上一口，还没来得及吃出个味道，就开始表示不满：

“这他妈还解渴?冰疙瘩一个。”

如果是妇人就先抿上一口，把两片嘴唇咂得啪啪的，随即又抿上两口，然后举起胳膊来吆喝孩子：

“毛毛你快点出来，这人卖的冰棍挺甜呀。”

而姑娘和小媳妇吃的时候，总是把脸背过去，怕冰棍汁滴到衣服上，又把身体前倾了，先伸出舌尖切上一点，接着咬下一块儿来。她们吃着，就一手捂住腮帮子，惊讶地叫道：

“这冰棍咋这么浸牙，还不如不买呢!”

最有意思的是老太太，摸摸索索地从兜里掏出钱来，经过一番挑挑拣拣之后，便拿上冰棍反复看，然后把脸的两侧凹进去，意味深长地吸溜上一口。也许是冰棍太凉了，老太太马上就聚集起满脸皱纹，把牙齿残缺的嘴大张开，发出一声叹息：

“啊哟哟，这贵巴巴的，快拿回去给娃们吃吧!”

说着，老太太就摇摇摆摆地离开了，两只小脚拧得非常急促。如果迎面碰上有谁来买，老太太就赶忙阻止：

“快别买，快别买，那东西还有个吃头!”

在一个村子卖得差不多了，我就又去另一个村子。烈日下的田野热气腾腾，寂静得没有一点喧哗声。这正是卖冰棍的好时候，我必须赶往另一个村子。我骑车行走在乡间的黄土路上，有时从路旁的地里会突然冒出一声：

“卖冰棍的，等一等!”

那吆喝声望眼欲穿，好像等待了好久。我停下车子，开始并看不见一个人影，慢慢才发现庄稼沉静的波涛之上，漂浮着几顶闪烁的草帽，游移的脊背像水牛一样。有一顶草帽挺立起来，一只手臂在向我挥舞。草帽过来，齐腰深的庄稼发出水似的声响。阳光下，赤裸的肩膀油亮油亮，像涂了一层古铜色的油彩。

从地里出来之后，那草帽下的一张脸已挥汗如雨，但是依然掩盖不住兴致勃勃，他把买的十几根冰棍放到草帽里端着，然后吆喝地里的人：

“别锄了，吃冰棍来!”

那还在劳作的几个人，就把锄头栽在地里，把草帽戴在锄杆上，齐聚到路边来。他们拿起冰棍放进嘴里，就像吃黄瓜萝卜。那吃的声音，像他们的肌肉一样紧张有力，嚓嚓地吃完一根又吃一根，直到把草帽里的冰棍吃完为止。每当他们歇息的时候，如果我还继续待在一旁，就会遭遇一种尴尬——

“嗨呀，这后生哪像个卖冰棍的，衣服穿得笔挺笔挺!”

在他们印象中，事实上在我的印象中也是，那些卖冰棍的人大多形容不整，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吱吱咯咯地奔走在乡村，一副为生计所迫的模样。而我，不仅衣着齐整，还戴着白色的太阳帽，他们自然就十分奇怪了。于是围绕着我，他们开始了嘻嘻哈哈的盘问，最后一致得出的结论是：

“这后生是个懒虫，不想在地里受苦，才出来卖冰棍了。”

1988年，在他们标本式的农民眼里，卖冰棍一向是游手好闲的事情，不务正业的事情。遭遇几次尴尬以后，我再一听到地里有人吆喝就心跳，要么连车子也不敢停，要么把冰棍卖给他们就走，但是仍免不了背后的笑声。

我的信心因此倍受打击，有几天几乎卖不下去了。

但渐渐地，卖冰棍也给我带来了乐趣，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回报。1988年的教师还满脸菜色，当教授的不如卖茶蛋的，远不敢像现在形容的，加入到“粉笔头大盖帽”的行列。那时我和妻子两个人教书，每月工资加起来不足300块钱，而每天卖冰棍至少能赚十几元钱，让我羞涩的钱囊倍感骄傲。当时十几元钱，割猪肉能割5斤，买豆腐能买70斤，拉煤能拉800斤。

每当下午，我风尘仆仆地回来，把满兜零零碎碎的钱掏到桌子上，妻子的欣喜就溢于言表，把一枚枚硬币集中到罐头瓶里，把一张张毛票用手抚展了，然后拿系辫子的皮筋扎好，认真的程度让我不胜其烦。妻子激动地告诉我：

“今天又挣了十四块八毛六分钱。”

或者发出一声惊讶：

“哎呀，今天挣了二十多块钱呢!”

妻子的惊讶十分可爱，像孩子意外获得糖块一样。当初我卖冰棍的时候妻子十分赞成，但也仅仅是赞成而已，根本没想到会挣钱。我后来想，她当初之所以赞成，大概是见我每天无所事事。但是不管怎样，当时妻子的态度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她说想卖就去卖吧，怕什么?

“不过，卖冰棍的时候，还是别说你是老师。”

妻子总还是有所顾忌的。这顾忌一听就多余，真要碰上相识的人，还用我自作多情地遮掩吗?可是妻子的顾忌也不无体谅，我一旦碰上熟人，他们就像那地里的农民一样，视我如异类，目

光中包含了许多复杂的东西。开始的时候我还回避，然而发现这个世界太小了，愈是回避反倒愈容易碰上，到后来随着卖冰棍时间的增长，我的脸皮也愈来愈厚了。

每天十几二十几块钱的收入，使我卖冰棍的初衷脆不可击，渐渐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跟牛三打赌，或者体验一种生活的乐趣，而是实实在在地为了挣钱。可以说，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贩。

那些属于小贩的东西便像老人斑一样，开始在我身上潜滋暗长出来，为卖好每一根冰棍而挖空心思。因为买冰棍的大多是孩子，我就想办法在他们身上做文章。比如，他们最喜欢什么颜色的冰棍，最喜欢在什么时候来买，还有家里不给钱的时候，如何蛊惑他们去要。许多家长最害怕孩子哭闹，我就教他们，一哭闹家长就得出来，把买下的冰棍狠狠地塞给孩子：

“吃吃吃，吃死你就算了!”

有时，看着家长生气之极的样子，我觉得自己有点缺德，就像一个教唆犯。可是稍后，看着孩子香甜的样子，甚至朝我做个小鬼脸，表示我们配合成功，我就又释然起来。不就是一根冰棍吗?我挣了几分钱，孩子得到了小小的享受，何乐而不为呢!

暑假期间，不少学校依然在补课，乡村少了许多热闹，也使我的冰棍生意清淡了许多。所以每到一村，我就打问学校补不补课，要是补课，我就赶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把车子停在校门口的不远处，或者学校围墙的一个豁口处。但决不能吆喝，当教师的我深知老师们最讨厌小商小贩，如果我吆喝被听到了，会借训斥学生把我骂个狗血喷头。

像守株待兔一样，我必须耐心等待。下课的铃声一响，我就把一根鲜艳的冰棍插到冰棍箱子或车把上。从教室里蜂拥而出的学生，目光很快就被那鲜艳的冰棍捕获了，他们先是一个站在那里看，然后就几个挤作一堆看，像走进糖果店一样。

在冰棍鲜艳的诱惑下，他们很快有了行动，先只一个孩子走过来，他小心翼翼，就像一只偷油吃的耗子。他的目光仍不忘背后的同学，还有教室里的老师，直到临近校门或豁口处，才一下子奔跑起来，把早已准备好的钱迅速地掏给我，拿上冰棍再迅速奔跑回去。这时，我童年的一幕便在那孩子身上再现。他跑回去却不再扎堆儿，而是待在一个远离教室视线的角落。

还在原地站着的那些同学，目光一直追随着他，一个个既羡慕又担心，随后你推我攘地凑过去。在虎视眈眈之下，那孩子吃冰棍的样子显得无比优越，同时也不无紧张，害怕有人抢夺他的冰棍，也害怕他们去告老师。于是，像我曾经历的童年一样，他无奈地举着冰棍，让周围的同学每人轮流抿上一口。见有的同学抿了还想抿，他就尖叫起来：

“你不能自己买去，尽抿我的。”

他的不满和那一口冰棍的香甜，显然刺激了围着他的同学，立刻就有人离开他，像他一样行动迅速地向我跑来。见一个同学跑过去，其他的同学也便跟着跑，像成群结队的蜜蜂，一下子把我闹哄哄地围住。有的看有的买，十几根冰棍转眼就卖出去了。

那闹哄哄的情形，无疑会惊动教室里的老师，我必须适可而止，于是大喊一声：

“快走，你们老师出来了!”

在我的一声断喝之下，他们一哄而散。买了的把冰棍藏到身后，没买的就赶紧准备好了话，如果真碰上老师出来，他就慌忙上前表白自己，同时出卖同学：

“老师我没买，他买来。”

如果发现老师并未出来，他们就重新变得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

在几十天的暑假中，我跑了许多村子，但大体上是固定的，所以一到那些村子，有眼尖的孩子老远看到了，就会吆喝：

“快看，那个戴白帽子卖冰棍的又来了!”

渐渐地，我同那些村里的孩子建立起了一种信任，其他卖冰棍的人虽然也去，可是他们总等着我去了才买，要是哪一天我没有按时出现，他们就会问：

“你怎么才来?”

我的生意因此始终保持不错。尽管，我为卖好每一根冰棍挖空心思，有时也会为每一分钱计较，但也不乏慷慨的时候。尤其是碰上半路下雨，或者天气热得实在无法忍受，我就会把冰棍三八折二地卖出去，甚至白送人。一遇到这个时候，孩子们就蜂拥而至，原本跟前只有一两个孩子，也没有谁去叫，一下子竟冒出许多来。

争抢下的乐不可支，没争抢下的就垂头丧气。看着人家吃得香甜，免不了就有孩子去抢夺，于是要么打了起来，要么被抢夺的孩子一蹦跳远了，把冰棍像鸭子食鱼一样，三口两口吞到肚子里。他笑嘻嘻地揩抹着嘴，挑逗那失意的孩子：

“有本事抢来呀?”

临近暑假开学的前两天，我结束了几十天卖冰棍的奔走。那天下午我收工后，像平时一样到牛三舅舅家结算了当天的账，又把冰棍箱子退掉，然后骑着车子直奔回家。

我的脸因饱受太阳之吻，变得黝黑发亮，而我的牙齿却洁白如初，仿佛一个非洲哥儿们行进在马路上。我的内心充满了踏实、轻松和愉快，就像刚参加完一场艰苦卓绝的考试，或者一场旷日持久的恋爱谈判。在阳光与树荫交替的马路上，我时而把身子伏到车把上飙车，时而挺起身子来如蛇游走，惊得来往车辆喇叭乱叫。

家里出来后，我带着专门留下的几根冰棍去见牛三。牛三一见我就惊慌起来，光是跷起大拇指说先生你行了，却闭口不谈打赌的事情。我知道牛三想耍赖，就打断他说，别光是行了行了的，你输下的那顿酒呢?

牛三立刻变得笑比哭还难看：

“喝、喝，说好了的喝，怎能不喝呢?”

说着就烂了脸，把脖子长了问我：

“我倒不在乎一顿酒，可先生你还真喝呀?”

此后我再没卖过冰棍，本来还想去卖，然而终究没有卖成。在我已经历的人生里，和即将经历的人生里，那一段卖冰棍的日子，可以说短得只能用分秒计算，但它却留给了我漫长的记忆。有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岛屿一般的乡村，也有我烈日下奔走的身影和叫卖声，还有那些可爱的孩子和朴实的村民，直到现在依旧美好如初。那美好是粉红色的，是一种冰棍的颜色，也是那个夏天的颜色。

它是高楼林立，被人与车拥挤不堪的城市无法想象的。

责任编辑/白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