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

我从美国回来之后，与一位滞留国外的友人通电话聊起什么是理想的生活，我对她说：“钱、权和闲这三样东西，我想要闲。”她听了不以为然，她理解我不追求钱和权，但不大理解我对“闲”的向往。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罗兰·巴特关于理想生活的一段话，心中不免窃喜，这不是英雄所见略同吗？

当记者问罗兰·巴特所希望过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时，他说：“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也不要太大；但要有大量的闲暇。”他打算用闲暇来做什么呢？“读书，写作，和朋友们交往，喝酒（当然是葡萄酒），听音乐，旅行等等。”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写了一篇感想，他说，中国人的生活简单而快乐。我想他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中国等级相差不大，所以人们生活中的压力不大，人们的欲望比较淡，倒显出一副悠然自得享受生活的样子。而在美国，挣钱的压力要大一些。说到底，每个人都拼命去挣那些花不了的钱又有何用？

一位美国著名作家说：“在美国，玄想以及过内心生活很不容易。如果真这么做了，别人会以为你是个怪物。”这就是我不喜欢美国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美国的生活方式在我心目中就是：挣一笔钱，然后把它花掉。人人都忙着这一件事，仅仅是这一件事。我要玄想，于是我干脆回国。

一位哲人说：“凡是最深远的事物都永远跟生意无关。”我最不喜欢和经济有关的一切。无论是有关经济的学问，还是有关经济的实践。我庆幸自己选择了可以衣食无忧的生活方式。在美国，我要精打细算，在每项消费前都要算计；回国后，我不必再那样精打细算，可以随心而为。我庆幸的是，挣钱在我的生活中可以变得不重要，同样值得庆幸的是，花钱在我的生活中也可以变得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有双重含义：第一重是，我不必为了省钱而算计；第二重是，我没有高档消费的压力，可以做到按自己喜欢的标准随心所欲，怎么舒适怎么来。这第二点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在每个社会都能做到的。在美国，如果你不努力使自己进入比较高档的生活层次，自己心里就会过意不去。而在中国，高档的生活方式对我的誘惑力不大，压力也就不大。我还是那个想法：一个人消费的欲望再高，他能睡的只能是一个人的床位，吃的只能是一个人的饭量。

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这是卢梭的名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们的不自由就来自社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人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想象，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可是在社会中与他人打交道，就不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当萨特说“他人是我的地狱”时，他心里想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在我看来，人的不自由至少有两种主要来源，一种来自生存的需要；另一种来自被人内化的社会行为规范。当人要为起码的生存条件而劳作时，他没有自由；当人已经达到了不必为生存而挣扎时，他就得到了一种自由的可能性，可是观念中的枷锁还是在束缚着他。只有当他真正决定要摆脱一切束缚他自由的规范时，他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敬佩那些愿意给自己自由的人；我崇拜已经达到自由境界的人。我心目中这样的人并不多，福柯就是其中之一。有一种最富颠覆性的思想，它从叔本华、尼采开始，到福柯和后现代思想家，他们思想的核心在我看来就是一种追求人的真正的彻底的自由精神。他们的东西总是对我有一种极大的吸引力。我说不清原因，只是感觉到他们的吸引力。那吸引力的力度之大，使我心神不宁，跃跃欲试。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多差异，也不很直观，但我总能隐隐地从中感到一种极其自由奔放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吸引着我的灵魂。